宛程：被摩萨德盯上，马来西亚不再是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宛程】

“由于我们发出的声音和我们持有的立场，马来西亚已经成为毒品走私、武器贩运和摩萨德特工渗透的目标。在我们情报机构的最新简报中，人们对国家安全感到真正的担忧。”

7月22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马来西亚议会表示，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渗透目标，他承诺将采取更多安全措施。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视频截图

安瓦尔所说的“由于我们发出的声音和我们持有的立场”，指的正是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的声援和对以色列的抨击。

事实上，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及其人民福祉是马来西亚的长期对外政策，始自马来西亚国家独立之初。

在1969年10月2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马来西亚首任总理东姑·阿都拉曼就明确提出阿克萨清真寺和圣城耶路撒冷归属巴勒斯坦的问题，由此也成为第一位致力于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穆斯林领导人，东姑·阿都拉曼政府还为法塔赫在吉隆坡开设了第一个亚洲办事处。

之后，马来西亚继续利用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平台积极为巴勒斯坦发声。在1970年3月23日至25日于沙特吉达召开的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东姑·阿都拉曼的继任者阿卜杜·拉扎克强烈谴责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并承诺马来西亚会鉴定支持巴勒斯坦争取国家土地和人民福祉的事业。

马来西亚第四任总理、被誉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执政后，将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其1981年执政马来西亚后，“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成为马来西亚每年都要庆祝的节日。之后，他不仅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外交地位，还邀请亚希尔·阿拉法特访问马来西亚，并促成此行。

此外，马哈蒂尔不仅在多个国际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会议上为巴勒斯坦发声，还谴责大国尤其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错误行径。2011年，纳吉布执政时期，马来西亚成立了巴勒斯坦文化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提高马来西亚民众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认知，事实上也充当哈马斯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并承担接待哈马斯领导人与马来西亚政商要人会务的职能。

2013年，时任总理纳吉布在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陪同下访问袈裟地带，并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军事侵略”。这一举动也让纳吉布成为继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之后第二位在哈马斯掌权后访问加沙地带的国家领导人。

与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相辅相成的是，马来西亚从独立之初就一直未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并未与其建交。翻开马来西亚的护照，就会看到用英文和马来文同时标注的声明：除以色列外，本护照对各国有效。因此，以色列公民也无法合法入境马来西亚。2023年9月6日，一架从迪拜飞往新加坡的阿联酋航空公司航班因天气原因迫降马来西亚机场，但机上12名以色列公民却无法下飞机，并在机上滞留5小时。

除公开对以色列进行谴责和批评外，马来西亚甚至会在文化活动中剔除一切跟犹太文化有关的元素。1984年，马哈蒂尔曾禁止纽约爱乐乐团前来吉隆坡演出，原因竟然是该乐团拒绝将《希伯来大提琴与管弦乐队狂想曲》从演出单中剔除。

2023年巴以冲突发生后，马来西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是“种族隔离政府”，使巴勒斯坦人“遭受长期的非法占领、封锁和痛苦”。10月16日，马来西亚教育部宣称因组织者采取亲以色列立场，而退出法兰克福书展。

2024年9月5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辛在出席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时，再次对巴以问题发表评论。他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强烈反对美以，以及赞扬中俄立场的发言引发了会场内外的热议。

泛伊斯兰团结因素，是马来西亚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主要原因。至15世纪，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包括今日马来西亚领土的马来半岛和加里曼丹岛北部的主流信仰。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中，更多的马来人选择信仰伊斯兰教。

但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急剧升温始自20世纪70年代，并迅速在政治领域产生影响。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爆发，为日后马来西亚的国家伊斯兰化政策埋下了伏笔。之后，伊斯兰复兴思潮在马来西亚兴起，并在此背景下诞生了影响日后马来西亚政治社会生活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青年运动。该组织即是以现任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为领袖，以建立伊斯兰国家或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为奋斗目标，被誉为培养马来西亚政治领袖的摇篮。

马来西亚水上清真寺

从国际环境上来看，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近一步刺激了马来西亚穆斯林的神经；石油美元的崛起则密切了马来西亚同海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萨拉菲主义思潮对马来西亚产生更大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则加剧了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国际主义意识，也让马来西亚对全球伊斯兰事务更具道德感和责任感。

马哈蒂尔执政后，在司法、经济和社会领域全方位地推动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化。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马哈蒂尔执政时期，巫统成功收编伊斯兰青年运动。在加入巫统后，安瓦尔被马哈蒂尔委以重任，负责制定制定国家伊斯兰化的具体政策并监督执行。很快，伊斯兰就成为大多数马来人的价值规范和道德标准。

正是在这种伊斯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愈发突出的背景下，马来西亚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形成了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和声。在政府行为之外，2009年后，包括马来西亚辛塔加沙、阿曼巴勒斯坦、马来西亚人道主义关怀和全球和平使命在内的四个马来西亚本土非政府组织，常年以雇佣当地志愿者的方式向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23年10月7日后，上述四个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联通其他非政府组织向加沙提供了包括食品、发电机燃料在内的基本生活物资。

此外，笔者于今年1月至2月赴马来西亚调研期间，发现无论是在马来西亚的政府单位建筑外，在学校、公交地铁摆渡船等公共生活空间，还是在居民住宅的外部，都可以看到悬挂声援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国旗。在电视台的新闻播报和涉及巴以冲突的电视评论中，也都可以看到打着巴勒斯坦国旗样式领结，或披着巴勒斯坦国旗样式披肩的播报员和评论员。

马来西亚民众集会声援巴勒斯坦。 图自马来西亚媒体

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改变着马来西亚的自身定位。马来西亚还是一个世人长期以来都认为的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吗？尽管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还抱持这一观点，但在马来西亚人看来，这种观点早已过时了。

自马哈蒂尔执政以来，伊斯兰迅速地政治化和制度化。马哈蒂尔之后的政治家，无论是巴达维还是纳吉布，他们相继提出的“现代文明伊斯兰”观和“中庸伊斯兰”理念，虽然在对外宣传上强调执政党政策的包容和多元，但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伊斯兰的底色。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马来西亚致力于将国家打造成为“两圣地”之外的新中心——全球伊斯兰金融中心、清真食品认证和生产加工中心、伊斯兰旅游中心等。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马来西亚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伊斯兰世界的道德中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也体现在后来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波黑冲突中。

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马来西亚政府迅速做出反应，积极支持和声援阿富汗。至1982年马哈蒂尔执政时，马来西亚已向阿富汗难民特别基金捐赠40万令吉，并将每年3月21日定为声援阿富汗人民的“阿富汗日”。

与阿富汗问题相比，马来西亚在波黑冲突中走得更远。政府派出10500名士兵前往冲突地区进行维和行动。甚至在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撤出某些冲突地区后，马来西亚士兵依然留在这些地区。在此期间，马来西亚政府承担了所有的维和费用。

积极参与全球伊斯兰事务，为马来西亚积累了大量的声誉资本。此后，马来西亚领导人尤其是马哈蒂尔在各公开领域彰显马来西亚对伊斯兰世界的贡献，并批评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的错误认知和行为。

但积极推动伊斯兰的制度化，以及将自身定为伊斯兰世界多个领域“新中心”的认同方向，为马来西亚积累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

无论是在2001年马哈蒂尔宣布马来西亚已经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还是在2024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真主袜”风波事件，以及当前安瓦尔欲安排伊斯兰发展局监督指导政府各部门工作的政策安排，都造成了马来西亚社会内部认同感的撕裂，和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不仅如此，马来西亚积极为巴勒斯坦事业贡献的举动，也招致以色列的现实报复，正如本文开头安瓦尔所说的，摩萨德组织已在马来西亚本土进行过多次暗杀活动。

然后，由于选举政治的需要，以及国际形势的波诡云谲，马来西亚推动国家伊斯兰化并在全球积极参与伊斯兰事务的脚步会走得更远。长期来看，马来西亚依然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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