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的今天：7月15日

岁月无声，历史有痕。八十载光阴流转，抗战的烽火岁月依然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观察者网特别推出“抗战史上的今天”栏目，每日与您共同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1931年7月15日

长春日驻军第3旅团司令部宣布，自是日起废除过去在铁道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华方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日本军队一切军事演习自由实施，无论昼夜。

日本驻华代公使重光葵向外交部长王正廷面交日本政府复文，谓朝鲜排华事件，日本政府深为遗憾，惟朝鲜总督府对镇压暴行，救护华侨确尽全力，但认为此次事件是由华地方官压迫，造成万宝山案所致。并谓在韩华侨被害情况传闻失实，据鲜督府之公报华侨死者仅百名，伤者120名。日本政府决以国法严惩韩人暴徒。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朝鲜排华事件交涉经过，谓朝鲜暴力排华与万宝山事件两案性质不同，应分别向日本政府交涉。

中央侨务委员会以快邮代电致海外各地党部及华侨团体，略称日本侵略满蒙，处心已久，万宝山案显系日人暗助，韩人排华更系预谋，在此严重时刻，务望海外侨胞一致奋起，作政府后盾。

驻沈阳日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府主席张作相提出解决万宝山案要求四项：一、保留万宝山水田契约效力，准韩人来年耕种，所有沟、坝工事，华方不得损坏；二、赔偿万案中韩人损失；三、华方准许韩人在东北自由居住；四、保障万宝山韩人生命财产；华方承诺上述条件，日方军警方能从万宝山撤出。同日，万宝山马家哨口韩人挖渠放水，两岸民田被淹数百垧。日军警在该地搭帐棚20余座，附近三里内不许华人进入。

上海反日援侨大会发出警告，谓自本月14日后仍私自再进日货者，一经查明，当严厉制裁。并通告市商会及各同业公会自即日起停止进办日货，厉行对日经济绝交。

石友三电广州“国民政府”称，已遵令组成第5集团军。同日，石部开始由顺德北进。16日，石部米文和师从彰德北进，是夜炸断漳河铁桥。18日抵高邑，19日至元氏，20日抵石家庄，五日内长驱直入300余里。东北军为缩短防线，主动放弃石家庄，撤至滹沱河一带布防。石友三抵石家庄后，与孙殿英、刘桂堂、张学成、孙光前、米文和、沈克等27人联名通电广州“国民政府”及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等，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张学良。

蒋介石下令，凡活捉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来降者，各赏银五万元，割取首级来降者，各赏银二万元。

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在南京开场。参加者共2100人。其中或为大学毕业生，或为委任官三年以上，为取得资格，以图进身者均去投考。

河南省府主席刘峙及全体委员通电报告该省水灾奇重，“旬余以来，信阳、罗山、固始、西平、正阳、淅川、叶县、邓县、郾城、襄城、商水、临颍等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来仅见”，恳请各省市、各慈善团体助赈。

《申报》报道：广东水灾严重，北江源潭、清远两属崩决基围数千丈，塌屋逾千，农作物全被淹没。英德、源潭、琶江等处房屋冲毁过半，不下万余家，难民无家可归者达三万余人。粤韶路损失不下100万元，民间损失不可胜数。西江灾情不亚北江，佛山城内街道被水淹者60余处，广三列车停开。东江各县，河源城至观音阁一带，一片汪洋。韩江上游，淹死人畜很多。20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款10万元救济广东三江地区水灾。

1932年7月15日

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偕秘书哈斯离日来华。17日顾维钧过津赴青岛迎候。19日，国联调查团抵青岛，次日抵北平。

沈阳邮局被伪满劫夺，邮务长巴立地被迫办理交代，副邮务长刘耀庭脱险到北平。20日，邮政总局负责人对远东社记者称：东北邮政乃东北交通经济之主要命脉，决不能任人劫夺，必要时决将东北邮政全部封锁，亦所不惜。

宋子文、何应钦、刘瑞恒等飞赴汉口，与蒋介石商洽“剿匪”经费，并报告“剿匪”计划。

左路军司令何成濬、副司令徐源泉率部十余万人向鄂洪湖根据地红三军贺龙部发动总攻。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表《告前线红军战士书》，号召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提出红一方面军要“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国民党南京市执委会决议，请国民党中央函国民政府转令司法机关，对牛兰夫妇“应依法办理，不得瞻徇”。

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决再为牛兰夫妇作保，并要求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将牛兰夫妇移沪高等法院分院受理。保状由陈瑛、斐斯两律师夜车赴南京呈递。

牛兰夫妇绝食消息传至欧洲后，欧洲各界异常愤怒。是日，巴黎劳动界、文化界向中国公使馆示威，柏林大学教授联名质问南京国民政府，英国独立劳动党领袖舍克司登亦向南京提严重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

外交、财政两部决封锁东北海关，由各关代征东北入口税。

全国高等教育问题讨论会在沪举行，到各地代表67人，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报告筹备经过，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致欢迎词。大会连开三日，通过增进高等教育效能、大学教学问题、普及体育、提高专任教员薪额等提案24件。17日会议闭幕。

上海国际电台致电交通部，以该部与美国马凯公司密订无线电报务等合同，“实足危害我国甫经自主之国际通讯事业”，请立予撤销合同。

浙江嘉兴、桐乡交界之濮院镇贫苦农民结队向米行抢米；同日，镇海人民因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一倍多，举行抗捐运动。

1933年7月15日

蒋介石电何应钦，指示对察事于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由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派人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察政，离去张垣，另谋安置”。

李烈钧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院，指出冯玉祥“一举而复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应为有功”；要求对冯“明令授权，示以方针，共扶危局”。

红军叶剑英部在赣南筠门岭进攻粤军第7师黄延桢、第8师黄质文部，将粤军欧阳新团击溃。18日，红军向会昌撤退。陈济棠命驻韶关之飞机第二队增援。

故宫博物院在南京召开理事会议，汪精卫、褚民谊、于右任、张继等人与会，通过准易培基辞院长职，李石曾辞理事长职；举马衡代院长，张静江任理事长；补孙科、朱家骅等19人为理事。

闽西善后委员会改组，定名闽西善后处，直接归闽绥署管辖，蔡廷锴自兼处长，邓世增任副处长。连城、永定、龙岩、上杭、漳平各分会同时改为善后分处。

1934年7月15日

据中央社天津电：伪满组设“大陆研究院”，研究物理、化学、地质、农林、水利。经费400万元，定期三年为一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发表宣言，表示：“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与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五项主张。

川军第五路彭诚孚师奉命由通江县简家山右移，由第四路军派周绍轩旅接替。徐向前红四方面军一部乘机攻占简家山，向通江挺进。其后周绍轩旅在彭部等协同下夺回简家山。

北平《文学评论》月刊创刊，编辑人吴组缃、林庚、郑振铎等。

南京《中国社会》季刊创刊，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主编，编辑人罗敦伟。

1935年7月15日

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伪满外交部大臣张燕卿签订《关于设置日满经济联合委员会的协定》。该委员会设伪满新京（长春），得对日、“满”经济联系的重大事项向日、“满”政府提出建议并备咨询。

何应钦自京电莫干山黄郛，邀入京共商应付北方紧急局势。

第一纵队吴奇伟部奉命开赴平武、青川、江油一带接胡宗南部防务。是日，第90师欧震部到达绵阳，第99师第295旅周化南部到达罗江，第92师梁华盛部到达广汉。

张学良派工兵一团炸毁平汉路汉口谌家矶一段，宣泄汉水入江。

国民政府公布《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凡七条，规定意图营利，销毁银币或中央造币厂厂条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0元以下罚金；意图营利，私运银币、中央造币厂厂条或银类出口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币额或价额五倍以下罚金。

汪精卫自上海飞青岛养病。　

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前以沪市工商业受美国白银政策及外货倾销影响，相继倒闭，迭请政府救济。历时四月，财政部拨付作为救济工商业放款第二担保品之国库凭证2000万元，是日始交上海工商业贷款审查委员会具领。

1936年7月15日

日军在伪满柳河县白家堡子屠杀居民三百六七十人，烧毁房屋五六十户。

冀察政委会令经济委员会委员钮传善在王克敏就职前暂行代理经委会主席职。

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会议，议决：一、以西南政委会、执行部名义否认二中全会各议决案，通电拒绝中央撤销两机关令，宣布将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特别会议。二、组织抗日救国军1、4集团军联军，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总、副司令。

陈济棠令第2军张达部向余汉谋军猛攻，并调坦克10余辆出发北江，同时下令炸毁粤汉路南段田头水及九峰两座铁桥，粤北韶关一带战事激烈。晚，张达部由韶关南撤，主力集中英德、军田与余汉谋部对峙。次日，余部莫希德、叶肇两师抵韶。

粤军第9师师长邓龙光电劝陈济棠“入辅中枢”。同日，何应钦、程潜等再电促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入京“共抒救国大计”。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名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阐述对联合救亡的立场及对当局和民众的六点希望：一、希望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共纾国难；二、希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三、希望宋哲元不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不逮捕殴打抗日民众；四、希望国民党联合各党各派，主要是与共产党重新携手，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五、希望中共实行《八一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六、希望民众督促政府出兵抗日，并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

江海关奉财政部命令，撤销对意经济制裁。

苏（州）嘉（兴）铁路建成通车。

宋棐卿在天津英租界修建之东亚毛纺厂新厂全部竣工，生产驼绒及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

1937年7月15日

是日至17日，日本参谋本部作《形势判断》，制订《对华作战纲要》与《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扬言“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的中央政权。

日本华北驻屯军制定作战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部的第37师，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根据情况对在南苑的第38师一并攻击之。在此期间，可由第20师团作好准备，随时将第132师击溃。会战前，先以航空主力集中轰炸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南苑。第二期作战，预期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在增加兵力以后进入石家庄—德县一线，同中央军决战。

日军在平、津地区已逾二万，有飞机百架。天津东局子惠通机场，共停日机40架。

日军部下令派遣七个野战高射炮队及大量通讯兵、运输兵、兵工、医疗等部队至华北，作为华北驻屯军直辖部队及兵站部队。

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称，“鉴于华北情势严重，决定从日本内地派遣一部分部队前往华北”。是日晚，日陆军省决定自日本国内派遣五个师团约10万人至华北，预定先占领永定河以东的平、津地区，然后推进到保定、任丘一线，最后与我军决战于石家庄、德州之间。

日军强占北宁路天津总站及东车站、车厂、货场，并构筑防御工事。

日本政府召集地方长官会议，首相、外相、藏相致训词，要求地方长官了解出兵华北之意义，“使帝国之立场贯彻于国民间，官民协力，努力收真正举国一致之实”。

日本政府近扣留商轮31艘，装运大批军队、军火前来中国；已奉令开拔者有第5、6、10、12、16共五个师团，约10万人。其中除两个师团已指定开至平、津外，其余三个师团暂开朝鲜待命。

日本台湾总督小林济造强迫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禁止台湾民众进行政治活动。

晚9时，军政部举行卢沟桥事件第五次会报会，何应钦主持会议，除第四次会报出席人员外，有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宪兵司令谷正伦、航空学校教育长黄镇球与张治中。会议讨论防空计划，各地防空处及监视所，应速令成立；首都防空司令部秘密成立，谷正伦兼任防空司令；阎锡山同意在太原设航空根据地。

国民政府驳斥日陆军省为卢沟桥事件所发之谰言称：“日本陆军当局所谓国府假日军之手，以淘汰中央军直系以外之军队，尤为毫无根据，挑拨离间之词，不值识者一笑。”

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指斥日方违反事实之来文，意在力图免除其一切应负之责任；同时还提出日军强扣北宁铁路车辆运兵输械，“显系有意扩大事态，分割中国主权，兹特一并严重抗议”。

何应钦密电宋哲元称，日本重开谈判，实为等待增援完竣，然后发动，以驱第29军于河北省境外。“查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我29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切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次日，宋哲元复电何应钦称：“电示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派戈定远抵南京，转赴庐山晋谒蒋介石，代宋哲元报告华北情况，并请示机宜。

秦德纯、冯治安电复第29军驻南京代表李世军称：“我方提出此后日方不得夜间演习。经商定后，双方即从事撤退。但迄今我方已将部队撤退原地，而彼尚未撤退。天津方面先后开到兵车15列，今日由天津沿平津大道有日步、炮兵约2000余名西来，又平郊不时有其小部队出发，以上是最近情形。至京、沪所传种种，不足置信。”

齐燮元、张自忠、陈觉生、张允荣仍在天津与日军进行谈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晤宋哲元。

驻日大使馆杨竹云代办访日本外务省，希望川越至南京谈判。

驻日大使许世英返任。

国民政府颁布《陆军兵役惩罚条例》，凡八条，《违反兵役法治罪条例》，凡11条。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凡八条。立法院修正通过，修正要点：一、凡私运或私毁铜币出口者，分别情节，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并科罚金；二、凡伪造币券者，分别情节，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并科罚金。

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与全国大团结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为表示实现国共合作的诚意，中共中央再次郑重向全国宣布：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切实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对国民党每一抗战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对各界中的纠纷，共产党员应以调停人之资格出任和解。

毛泽东致函阎锡山称：“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

周恩来就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事，致函蒋介石称：“此与来（周恩来）上次在庐（庐山）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参加庐山谈话会之王云五、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劢、曾琦等32人，电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秦德纯等称：“报载公训将士‘华北即吾军坟墓’，壮哉此言，闻者激奋。燕赵几千里河山，旧都七百年文物，平津四百万人民，共亡共存，千钧一发，夙钦大勇，宁建奇功，凡我同仁，愿为后盾。”

宋哲元电复全国各报馆、各界同胞、海外侨胞称，卢沟桥事件后，“各方盛意，虽甚殷感，而捐款概不敢受，倘将来国际大战发生，全国动员，牺牲巨大之时，再由国家统筹，同胞捐助，未为晚也”。

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称，希其“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失寸土，勿求苟安，为民族求正气，为我公保令名”。

平、津各高等院校校长对外间谣传有所疑虑，特询问宋哲元；宋氏答称：“绝未与日方签订任何协定。”

暑假留南京各校学生通电全国称：“我们忍辱负重已经六年了，现在不能再失去寸土寸地，我们要做政府坚强后盾。”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发出《紧急动员通告》，号召全体会员：“紧急的动员起来，为保卫平津、华北，驱逐日寇而流最后的一滴血！”又通电全国青年，呼吁“立即实现全国抗日青年的救国大联合”。

北平各大学教授李书华等赴天津谒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探询时局真相。宋哲元称：“和平谈判尚在进行，但绝不丧权辱国，本人不久即返北平。”

汉口市商会致电全国各省、市商会，表示“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愿“作弦高之犒劳，效卜式之输财，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

英驻华大使许阁森抵南京，邀请日本临时代理大使（代办）日高，询问中日两军在华北冲突原因及其后情形，以探询日方意见，英国准备进行调停。同日，许阁森晤王宠惠，询问华北近况。

驻法大使顾维钧拜会法国外长，寻求解决中日冲突门径。法国外长答以希由英、法、美联合向中、日劝告，以援引《九国公约》与美国一致进行为宜；至于诉诸国联，法国外长以为不易见效。

驻苏大使蒋廷黻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探询苏联在中日冲突中所持态度。李维诺夫称，中国“对鲍格罗莫夫建议淡然处之，已铸成大错；使中、苏关系密切，则日本将有所顾忌”。

中、英商订无线电通话合同，每日通话展为三小时。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电世界教育会议会长孟禄博士称，以本届世界教育会议已允准伪满洲国代表参加，“我国决不参加本届会议”。

1938年7月15日

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决定：为在中国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权，必须尽快使“临时”及“维新”两政权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并使内蒙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逐渐吸收各种势力，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央政府。新中央政府建立的时机，要依据占领武汉后蒋政权的情况而定，如国民政府改组或蒋介石下野，就不建立，否则就建立；如国民政府分裂或改组，就把它作为组成新中央政府的一个成员。

上海伪“大民会”在四川路新亚酒楼成立，每月由日本特务机关拨经费二万元。该会前身为“兴亚会”，由日人北原雄龙主持，当腋少佐及大西为顾问，三浦为指导。南京伪维新政府立法委员高朔、张韬，实业部司长叶鼎新及其他一些重要官员均为该会之成员，其势力遍及江、浙沦陷区。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卸任，遗缺由中村孝太郎大将继任。

第九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自瑞昌抵九江视察，同第29军团军团长李汉魂、第70军军长李觉、第8军军长李玉堂筹商九江防务。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闭幕。选举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董必武、王明、博古等25人为驻会委员。通过宣言，略称：参政会一致决议，“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施政方针”，“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呼吁世界各国“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孤立日本”。郑重声明：中国是“独立自由之国家”，南北傀儡组织“乃敌阀之俘囚”，“在国际法上且远逊于丧失独立后之被保护国之地位”。并指出：“中国今日全国一致，各党各派在抗战建国纲领基本方针之下，共同奋斗”，“以统一与团结为一切行动准绳”，“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厉行节约运动”，“集中一切智力、资财，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务期巩固金融，开发资源，以求军需之自给，并为民生之保障”，“尽一切努力，忍一切牺牲，以求贯彻抗战之唯一目的。”

军事委员会任命许绍宗为第29集团军副总司令。

《中美白银协定》再次延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华盛顿对记者宣布：《中美白银协定》原定本月15日为有效之终止期，现双方同意继续延长。按：该协定为1937年7月8日签订，为期半年，上年12月已延长一次，此为第二次延长。

1939年7月15日

日军陷山西阳城。

日机18架空袭柳州，投弹20余枚。

第120师359旅718团于灵丘县老爷庙、东长城、冉庄附近抗击日军进犯。战至18日，将敌击退，共歼敌300余人。

周恩来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悉镇原、宁县两县纠纷已得初步解决，至为欣慰。一切仍乞鼎力维护，使得公平解决，以便团结，是为至幸。”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就天津英租界案在东京开始谈判。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罗文幹、陶孟和、张奚若、傅斯年、罗隆基、钱端升等通电讨汪。

国民政府任命梁龙为驻罗马尼亚特命全权公使。

重庆《国民公报》报道：重庆市实业家集资创办中国兴业公司，资本总额1200万元。孔祥熙任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

西班牙国际义勇军中国战团于法国南部之集中地，致函重庆《新华日报》，附寄致蒋介石及朱德信件一封，呼吁援助。

1940年7月15日

日军2700余人向晋西北根据地“扫荡”，八路军第120师张宗逊旅予以抗击，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战马120余匹。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9支队，在黑龙江克山县杜保董村击溃日伪军200余人，击毙日军参事官以下20余人。

汪精卫下令驱逐寓居上海公共租界之美国记者高尔德等六人出境。17日，高尔德等发表联合声明，称：“同人俱属美侨，受美国法律之保护。同人等过去并未触犯美国法律，以后亦然，故傀儡组织之出境令，仅属纸上文章而已。”

《大美晚报》总编辑高尔德（Randall Gould）夫妇 《LIFE》杂志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和《恩赦诏书》，拟在长春建立“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塔”；公布特别减刑者15.1万人，一般减刑者11万余人，复权者14万余人。

山西省新绛县县长李凯明迭次亲率警队艰苦抗战，卒能击溃强敌，屡战奏功，国民政府是日明令褒奖，并予晋级，以资鼓励。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月刊（1941年2月15日改为半月刊）创刊，彭德怀于创刊号发表《建设我们的军队》（代发刊词）一文，指出建设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建设铁的党军的环境、原因、特点、标志和途径。

左权于《前线》创刊号发表《袭击战术》一文，指出游击战术的基本内容是各种不同方式的袭击。对运动之敌主要应用埋伏；对驻止之敌主要应用袭击与急袭。

陆定一于《前线》创刊号发表《在敌占区行动部队的政治工作》一文，论述了敌占区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提出了在敌占区政权工作、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经济政策等。

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中国、世界和你》一文，赞扬国外朋友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援助，指出：从抗战开始到现在，各国支援中国的机构，给予全国范围的医药、孤儿和工业等方面的救济工作，证明了外国朋友对中国作了自我牺牲的努力。

国民党三民主义教学研究会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陈立夫兼会长，甘乃光、方治为副会长。

1941年7月15日

日新任华北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到达北平华北军司令部接任视事。16日，原任日军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多田骏离北平返日。

日伪因宁沪沿线中国游击队活跃，到处撤毁路轨，埋设地雷，以致炸车事件屡有发生，决定自今起在该路两旁从昆山至南京之间，架设大批铁丝网架，通以电流，借以防止破坏。

军令部以李宗仁与陈诚互争鄂东游击队指挥权，呈报何应钦处理。19日，何批示：“本案内情复杂，尚待研究处理办法，第一步分电双方各饬所属避免冲突，静候中央处理。”直至12月6日经蒋介石着最高幕僚会议核议提出调解办法，并以蒋介石名义分电李、陈方得解决。

行政院例会修正通过《改善公务员生活细则》；批准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罗家伦辞职，遗缺由顾孟馀继任。

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出任驻法大使，特派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代理行政院秘书长。

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座谈会，座谈“苏德战争与中国外交”问题，到会300余人，并有数位苏联友人列席。会上认为苏德战争为世界性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及弱小民族联合反法西斯之战争，我国应趁日寇举棋未定之时，加紧反攻，使之侵略阵线最弱之一环崩溃。

1942年7月15日

日军3000余附汽车300辆向冀南进犯，图谋消灭馆陶、丘县公路两侧之八路军，经激战，八路军毙日军千余，败敌溃退德州。

进入印度的一部中国远征军改称中国驻印军。

彭德怀发表《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某同志的答复》一文，指出平原地区敌我斗争已经进入一个空前紧张、尖锐的时期，我平原抗日根据地在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成为游击区，大块根据地被敌人逐渐分割成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要正视现实，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发展，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针，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平原根据地会继续存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仍是主要的。

中共中央华中局作出对苏中伪军策略的决定，强调除应有充分反“扫荡”的准备外，争取与李长江、杨仲华两部的调解，是坚持苏北抗战的重要条件。

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建军报告的第一部分《论军事建设》，是日在华中局出版的《真理》第八期上发表。文章指出：我军的指挥员应学会善于指挥正规战，学会善于指挥游击战。两者要能正确地分别掌握，综合运用，这是我军战法的上乘。

新四军第5师政治部发出《关于当前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提出新的规定：旅（分区）政委、主任应审核宣传科各种印刷品，应随时宣传干部各种情况，并给以具体指示。

汪伪财政部宣布：禁止以法币买卖物品、处理资产、缴付旅费、车费、租金及其他费用、兑换其他通货、充作担保品、成立债权、或偿还债务、借贷、劳动报酬等。

三青团中央团部决定主办夏令营，全国共分四区。四川区由张治中主持，西北区由胡宗南主持，西南区由康泽主持，东南区由蒋经国主持，邀集高中以上学生一万人参加。拨经费700万元，8月1日开营。

中国工矿银行成立，是日开始营业。该行系国内热心工矿事业的人士与华侨投资组建，以扶植工矿事业为营业方针。总经理翟温桥。

中国银行在西康省西昌县建立办事处，开始营业。

1943年7月15日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一部在河北喜峰口南，击溃日伪军200余名。

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山东分局并华北局发出指示，指出对付国民党各派军队的原则是：对于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于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于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但一切摩擦仗均须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告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

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二万军民举行反内战示威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讲话，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支援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中共太行分局代表李大章等10余人讲话，号召太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

新四军领导人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告华中根据地同胞书》，号召军民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而奋斗。

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各界举行万人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内战，誓死保卫边区。

王克敏赴南京出席汪伪中央政府召开的政治会议，16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华北政务委员会系属国府统治下之机构，今后一切庶政措施，自当秉承中枢意旨办理。”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举办户政法令宣传大会，重庆市市长贺耀组到会讲话，称：本市户政已经办理事项有：编练保甲、户口调查、举办身份证登记、身份证总检查等。

1944年7月15日

湖南战场日军从湘潭、衡山调来大量生力军，对衡阳守军第3师、预10师施行步、炮兵压制性射击，其步兵侵入江西会馆、外新街等地。经第3师、预10师联合夹击，一度收复。终因兵力薄弱，无法持久，乃将第3师左翼与预10师右翼衔接。

缅北中国驻印军各部攻取密支那郊外各据点，日军残敌退入市区顽抗固守。将城区分为城北、城中左、城中右、城中南四个守备区。16日晚，中、美军攻击部队开始迫向市区，并形成三面包围之态势。

军政部将广西学生军2000余人编为教导第8团，以武装全省学生，保卫国土。

孔祥熙奉蒋介石指示建议罗斯福：中国军队情况复杂，须依个人情感为维系，统率人选之威望、资格与人事关系极为重要，不是由一个外国将领发号施令即可收效的。中美合作重在政治，恐怕史迪威难孚此重望。

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在重庆召开，到会有吴铁城、陈立夫、莫德惠、王家桢、高惜冰等10余人。会议就准备收复东北，以及反攻期间军队之挺进、警察人员之储备、后方青年之救济等问题进行了商讨。

国民党中央派沈鸿烈为中央设计局东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定8月1日起施行。

国民政府特任原驻巴西大使陈介为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大使，原驻墨西哥公使程天固为驻巴西特命全权大使。

1945年7月15日

胡宗南将河南前线、韩城与朝邑河防线及西安、华阴等地驻军九个师兵力，开至陕甘宁边区南线附近的同官、耀县、三原、淳化等处，准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

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由莫斯科飞返重庆。次日，宋子文晋谒蒋介石，报告对苏交涉经过。

蒋介石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邀宴全体参政员，参政会主席团张伯苓、王世杰、莫德惠、江庸、王云五，以及参政员孔庚、达浦生、褚辅成、冷遹、傅斯年、黄炎培、左舜生等200余人出席，各院、部首长于右任、翁文灏、吴铁城、蒋梦麟等作陪。蒋介石致词，对参政会备致称许与期望，略谓：“参政会成立以来，对国家贡献甚大”；“今日吾人最切要之任务，愿为不顾一切困难，实施宪政，制颁宪法，使全国有共同之轨道可循，而后吾人抗战之胜利，始能造成人民真正之幸福。”

国民党中央决定，宣传部改隶行政院，所有新闻、图书等审查机关隶辖该部，以收事权统一之效。

中国妇女联谊会在重庆成立，李德全为理事会主席，史良、罗叔章、刘清扬等26人为理事会成员。该会先后在昆明、成都、重庆、桂林、南京、上海、北平、港九等地建立分会。

（综合、修订自《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中华民族抗日编年》《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八路军大事记》《新四军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抗战直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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