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尼科尔斯：美国人民放心把核密码交给特朗普吗？

【文/ 汤姆·尼科尔斯】

1974年夏天，理查德·尼克松压力巨大，酗酒过度。在白宫与两名国会议员会面时，他辩称，仅仅因为民主党竞选总部发生的“小小盗窃案”就弹劾总统简直荒谬。据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查尔斯·罗斯回忆，尼克松当时说道：“我走进办公室，拿起电话，25分钟内，数百万人就会丧命。”

这位第37任总统很可能是在试图表达总统职位承担的巨大责任，而不是发出直接威胁，但他已经将明显的非理性——他的“疯人理论”——融入美国外交政策。尼克松曾下令在北极部署携带核弹的B-52轰炸机，以威慑苏联。他曾敦促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搞点大的”，考虑在越南设立核攻击目标。随着总统任期的瓦解，尼克松陷入了愤怒的偏执之中。然而，直到他辞职的那一刻，核武库的“指挥与控制”——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系统，允许总统发射足以摧毁城市、杀死数十亿人的武器——仍然掌握在尼克松这个不安分的人手中，就像他二战后的四位前任一样，也将永远掌握在他的继任者手中。

八十年来，美国总统始终拥有下令使用美国核武器的唯一权力。如果这位总司令想要发动突然的、无端的打击，或升级常规冲突，或以全面核战争报复一次核侵略，那么选择权完全在他手中。这项命令不得被美国政府或军队中的任何人撤销。他的权力如此绝对，以至于几十年来，核武器在国防界一直被称为“总统的武器”。

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会经历情绪不稳定、判断力受损的时刻，无论这种时刻多么短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因心脏病发作入院，引发了一场关于他是否适合担任公职和竞选连任的全国性辩论。约翰·F·肯尼迪曾秘密服用强效药物治疗阿狄森氏病，这种疾病的症状包括极度疲劳和情绪不稳定。罗纳德·里根和乔·拜登在晚年与高龄带来的虚弱作斗争。而此时此刻，一张写有绝密密码的小塑料卡——总统开启美国核武库的私人钥匙——正放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口袋里，他正专注于展现统治力，对敌人（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怒不可遏，并让错误信息左右决策——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一触即发。

冷战结束后近30年里，人们对核战争的担忧似乎有所消退。随后，美俄关系冻结，特朗普步入政坛。选民们把核密码交给了他——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尽管他曾宣称要对另一个有核国家发动“烈焰与怒火”。据报道，他曾质问一位顾问，如果美国无法使用核武器，为什么还要拥有核武器？如今他却呼吁将美国的核武库存增加近十倍。

1957年，美国军方在内华达州进行了名为“普伦伯行动”（Operation Plumbbob）的系列核试验 图自：美国能源部

俄罗斯曾多次扬言要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而乌克兰位于四个北约盟国的边境上。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核大国，今年5月，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再次爆发暴力冲突。朝鲜计划改进和扩大其核力量，这将威胁到美国城市并进一步激怒韩国，韩国一些领导人正在讨论是否应自行研制核弹。今年6月，在以色列宣布决心一劳永逸地消除伊朗对其生存构成的潜在核威胁后，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袭击。

当任何一场冲突爆发时，采取核打击的选项都取决于指挥和控制系统，而这又取决于总统的权威——以及人性。自二战结束以来，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如今，它仍然有效吗？

世界末日可能就是这样开始的。无论总统是下令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是回应针对美国或其盟友的袭击，流程都一样：他首先会与高级的文职和军事顾问商议。如果他下决心使用核武器，总统会调取一个皮革包裹的、名为“足球”的铝制箱子，重约45磅。它由一名军官助手随身携带，无论总司令走到哪里，他都紧随其后；在许多总统出行的照片中，你都能看到助手在背景中拿着这个手提箱。

这个箱子里没有核“按钮”，总统也没有任何其他方式来亲自发射武器。它是一种通讯设备，旨在快速可靠地将总司令与五角大楼联系起来。它还包含攻击目标的选项，这些选项都列在层压塑料片上（据见过的人说，这些塑料片看起来像丹尼餐厅的菜单）。这些选项大致根据打击规模划分。目标组是保密的，但从事核武器工作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开玩笑说，它们可以分为“半熟”、“中等熟”和“全熟”三个等级。

一旦总统做出选择，“足球”就会将他连接到五角大楼的一名官员，该官员会立即使用军用语音字母发出挑战代码，例如“Tango Delta”。为了验证命令，总统必须从口袋里的塑料卡（绰号“饼干”）上读取相应的代码。他不需要获得其他许可；但是，房间里的另一位官员，可能是国防部长，必须确认使用该代码的人确实是总统。

五角大楼指挥中心随后将在两分钟内向空军和海军的核部队发出具体的任务命令。无论是在北美大平原地下深处的发射中心，还是在北达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跑道上的轰炸机驾驶舱，或是潜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深处的核潜艇上，所有人员都将收到目标组、代码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如果敌方导弹来袭，这一过程将被压缩到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从大西洋的俄罗斯潜艇发射的核武器，在被探测到发射后仅需七八分钟就能击中白宫。确认发射的过程可能需要五到七分钟，官员们还要排除技术错误。

美国和俄罗斯均多次发生过失误。据爱德华·卢斯新出版的布热津斯基传记所述，1980年6月，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半夜接到了军事助理的电话。助理告诉布热津斯基，数百枚——不，是数千枚——苏联导弹正在袭来，他应该准备叫醒总统。在等待军方确认袭击消息期间，布热津斯基决定不叫醒妻子，因为他觉得与其让她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如让她在睡梦中死去。

助手回报，是虚惊一场。有人意外地将训练模拟信息输入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计算机。

在真正的袭击中，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深思熟虑。只有时间能让总统对系统充满信心，并对全世界的命运做出当机立断的决定。

广岛的毁灭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战争或许仍会使用常规炸弹和火炮，但现在，核武器可能瞬间摧毁整个国家。世界各国领导人凭直觉意识到，核武器不仅仅是军事指挥官手中的另一种工具。正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对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所说：“火药是什么？微不足道。电是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是愤怒的二次降临。”

哈里·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他从未怀疑过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性，但他迅速采取行动，从军方手中夺取了这些武器的控制权。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杜鲁门宣布，未经他的直接命令，不得使用任何其他核弹——正如曼哈顿计划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后来所描述的那样，这与杜鲁门此前对原子能问题的宽容“不干涉”政策截然不同。当第三颗原子弹准备好投向日本时，杜鲁门建立了对核武库的个人全权控制。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在1945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不喜欢杀死“所有那些孩子”的想法，并补充说，总统认为“再消灭10万人太可怕了”，不值得考虑。

1945年9月2日，旧日本帝国外务大臣重光葵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协议 资料图

1946年，杜鲁门签署了《原子能法》，将核武器的研发和制造牢牢置于文职部门的控制之下。两年后，一份当时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明确规定了谁是负责人：“战争期间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权应由总统定夺。”

美国军方急于使用核武器并非无稽之谈。1949年，苏联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一些军方官员敦促杜鲁门先发制人，摧毁苏联的核计划。“该死，我们正在打仗！”奥维尔·安德森少将说道。“只要我下令，一周之内就能摧毁苏联的五个原子弹基地！等我去见上帝后，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释为什么我想趁现在——趁为时未晚——就这么做。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释，我拯救了文明！”

美国空军很快解除了安德森的职务，但这位将军并非孤身一人。美国政界、知识界和军界的高层人士都支持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但只有总统的意见才管用。

杜鲁门掌权是为了限制核弹的使用。但随着指挥和控制体系的不断演变（以适应更先进的武器和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总统需要能够下令对各种目标实施不同程度的核打击。而且，他在下令发动任何核打击之前，甚至无需礼节性地告知国会（更不用说等待国会宣战）。如果他愿意，总统实际上可以凭借自己的武器亲自对外国宣战。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定了一项旨在遏制苏联的原始核战略。美国及其盟友无法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但他们可以让克里姆林宫为世界上几乎任何类型的破坏行为付出终极代价，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核攻击。这一想法被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话来说，这意味着美国承诺“以我们选择的手段和地点，立即进行报复的强大能力”。

1957年10月，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时，艾森豪威尔的支持率已连续数月下降。尽管他对核武器的效用深感怀疑，但他还是批准了大规模军备扩张，允许发射更多目标。“你不能打这种仗，”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一个月后，他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说道。“根本没有足够的推土机把街上的尸体清理干净。”

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同样对核选项心存疑虑，即便美国军方依赖其投资意愿。而且，这个系统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随着核武库威力的增强，出现误解和误判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1959年，导弹时代取代了轰炸机时代，这同样使制定核决策变得复杂。以数倍音速环游世界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潜行于北极的苏联轰炸机更令人恐惧。突然之间，总统做出重大决策的时间窗口从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使得更广泛的审议变得不可能，也更加凸显了核决策权必须由一人掌握的必要性。

大约在同一时期，苏联包围了驻柏林的美、法、英三国军队，东西方阵营的军队直接对峙——这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也加剧了总统的压力。如果西方国家拒绝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任何局部冲突中退缩，苏联就可能进军西德，押注这样做会导致北约崩溃，迫使华盛顿屈服。而美国人则押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阻止（或威慑）这种入侵。

但如果任何一方在欧洲战场跨过核门槛，游戏很快就会归结为：哪个超级大国将率先、何时对敌方本土发动全面攻击？

在这种核边缘政策下，总统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引发灾难。如果留在华盛顿，他将面临被杀害的危险；如果他撤离白宫，苏联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美国人准备发动袭击的信号——这反过来又会激起苏联方面的恐惧，促使他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这种狂热之中，数十亿人的生命和文明的未来将取决于美国总统及其在克里姆林宫对手们的认知和情绪。

总统做决定，但参谋人员负责规划，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寻找轰炸目标。1960年底，就在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军方制定了第一套在核战争爆发时协调所有核力量的方案。它被称为“全面核战争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OP），但它算不上什么真正的计划。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同柯蒂斯·李梅（右二）等美军高级将领交谈

1961年的“全面核战争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OP）设想将美国所有核武库中的武器不仅倾泻到苏联，也倾泻到中国，即便中国并未卷入与美国的战争。这与其说是一个选项，不如说是一个无论战争如何开始都要杀死至少4亿人的命令。肯尼迪的军事顾问直截了当地（而且正确地）告诉他，即使在遭受如此规模的打击后，苏联核武库中肯定有一部分武器会幸存下来——并对北美造成可怕的破坏。这很快就会被称作“相互确保摧毁”。据国防部官员约翰·鲁贝尔回忆，在托马斯·鲍尔将军主持的SIOP简报会上，一个理性的声音响起，“如果这不是中国的战争呢？”那个声音问道。“如果这只是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呢？你能改变计划吗？”

“嗯，是的，”鲍尔将军无奈地说，“我们可以，但我希望没人会想到这一点，因为这会彻底搞砸整个计划。”“我只希望你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亲戚。”鲍尔补充说，因为该计划还包括用核武器轰炸这个小国的一处苏联设施。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舒普将军也是对该计划感到厌恶的人之一，他表示这“不是美国的行事方式”。鲁贝尔后来写道，那种感觉就像亲眼目睹纳粹官员在协调大规模灭绝计划一样。

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对自己手握的核打击选项感到震惊。就连尼克松也对最新的SIOP计划预计的伤亡规模感到不可思议。1974年，他命令五角大楼制定“有限的”核武器使用方案。当基辛格要求制定一项阻止苏联入侵伊朗的计划时，美国军方建议在苏伊边境投放近200枚核弹。“你们疯了吗？”基辛格在一次会议上叫道。“这是一个有限的选择？”

1983年末，罗纳德·里根听取了关于最新SIOP计划的简报，并在回忆录中写道：“五角大楼里仍有一些人声称核战争‘可以打赢’。我觉得他们疯了。”里根的顾问保罗·尼采在去世前不久告诉一位大使：“你知道，我建议里根永远不要使用核武器。事实上，我告诉他，核武器甚至不应该被使用，尤其是在报复性打击中。”

冷战结束时，尽管这套系统仍由总统指挥，却已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局面：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灾难发生器，旨在将难以想象的选项转化为毁灭性的行动。每位总统都受到限制：基本上只有一个指挥部，几乎没有任何控制权。1991年，老布什开始削减这套臃肿不堪的系统，他主持了大幅削减美国核武器和核目标数量的工作。然而，总统换届，战争策划者却依然存在：在老布什卸任后的几年里，美国军方将目标清单的数量增加了20%。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包括就大幅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库存进行谈判，并制定更多防范技术故障的保障措施。例如，在90年代，美国的弹道导弹瞄准的是公海，以防意外发射。然而，如果爆发核危机，总统仍然会面临并非他本人设计，甚至并非他所期望的计划和方案。

2003年，SIOP被“战略威慑与军力部署计划”（OPLAN）取代，该计划表面上赋予了美国总统除灭绝全人类之外更多的选择，包括推迟做出反击而非立即报复。但据报道，最初的OPLAN也包含了摧毁小型无核国家的选项。尽管细节保密，但过去20年的军事演习和非机密文件表明，这份现代核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从上个世纪照搬的。

总统权力的集中、决策时间的压缩以及军事规划人员系统性的目标设定，所有这些因素在80多年的时间里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承载着巨大且不必要风险的体制——并且总统仍然有权以任何他认为合适的理由下令发动核打击。然而，有一些方法可以在不损害核威慑基本战略的情况下降低这种风险。

为了限制总统的鲁莽行事，并降低发生世界末日的可能性，美国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今年早些时候，一项禁止未经国会批准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法案在众议院再次提出，尽管该法案不太可能获得通过。如果得不到国会的批准，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通过签署行政命令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可能会在危机期间创造喘息的空间（前提是对手信任这位总统）。

每位总统都应坚持，面对即将到来的打击，可用的选项包括更有限的报复性打击，以及规模更小的全面回应。换句话说：从“丹尼餐厅的菜单”中删除我们不需要的菜品，并减少现有的份量。美国可能只需要部署几百枚战略弹头——而不是目前的1500枚左右——就能维持威慑力。即使部署数量如此之少，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足够的火力，能够通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彻底摧毁美国的所有二次核反击能力。如果一位总统下令减少部署弹头的数量，同时仍然保持对关键目标的威胁，就能重新夺回对核系统的部分控制权，就像一个正常运作的国会可以通过立法限制总统的核选项一样。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安全。

当然，所有这些都无法解决核困境的根本问题：人类的生存依赖于一个运转完美的不完善系统。指挥和控制体系依赖于必须始终运转的技术和必须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一些国防分析人士怀疑，人工智能——它对信息的反应比人类更快、更冷静——能否减轻核决策环节上的部分负担。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想法。人工智能或许有助于快速整理数据，并区分真正的攻击和误判，但它并非万无一失。总统不需要算法的即时决策。

美国总统身边负责保管“核手提箱”的军官

在阻止大规模袭击方面，赋予总统大权独揽的权力或许是最佳选择。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群体思维可能与个人的疯狂判断同样危险，报复性命令必须由总统决定——超越任何官僚机构，并与军方及其军事演习区分开来。然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决定应该成为一场政治辩论。总统不应该拥有独自发动核战争的选择权。

但是，如果一位判断力差、道德沦丧的总统入主白宫，或者总统在任期间作风败坏，会发生什么？如今，唯一能直接制约鲁莽总统的，是指挥链中的相关人员，他们不得不选择放弃职责，才能拖延或阻挠他们认为应受谴责或疯狂的命令。然而，军人被训练成服从和执行的工具；发动兵变也并非万无一失。总统可以解雇或撤换任何阻碍这一进程的人。美国军人永远不应被赋予阻止违背理性的命令的权力；玩弄这种局面会腐蚀国家安全和美国民主本身。

当我问一位前空军导弹中队指挥官，高级军官是否可以拒绝发射核武器的命令时，他说：“我们被告知可以拒绝非法和不道德的命令。” 他顿了顿。“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不道德是什么意思。”

归根结底，美国选民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保障。他们决定谁将掌控指挥和控制系统的顶层。当他们走进投票站时，他们当然应该考虑医疗保健、鸡蛋价格以及加满一箱油要花多少钱。但他们也必须记住，他们实际上是把核密码放在了一个人的口袋里。选民必须选出能够在危机中清晰思考、并能广泛规划长期战略的总统。他们必须选拔具有良好判断力和坚强品格的领导人。

作为美国核武库的唯一管家，总统最重要的职责是防止核战争。而选民最重要的职责是选出合适的人选来承担这一责任。

（原文发布在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网站，原标题：“总统的武器：为什么发射核武器的权力掌握在一个美国人手中？”译文转自“邸报”微信公众号，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