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之王科兴生物派发巨额分红，七年内斗迎来终局？

7月9日，停牌逾六年的科兴生物（NASDAQ：SVA）上演了一场控制权争夺的终极对决。股东投票通过赛富基金提案，罢免由李嘉强主导的现任董事会，并选举以创始人尹卫东阵营为核心的新十人董事会。然而会议刚落幕，李嘉强即向媒体回应该决议“不合法”，双方围绕董事会合法性的死结仍未解开。

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源于科兴生物于7月初抛出的“清仓式分红”计划——总额最高75亿美元（约538亿元人民币），每股分红上限达124美元，相当于停牌前股价6.47美元的19倍。首期每股55美元的股息已于股东大会前支付，股息率高达850%，逾33亿美元现金涌入股东账户。

如此天价派现，实为新冠疫情期间天量利润的集中释放：2021年其疫苗收入飙升至193.75亿美元，净利润暴增7572%至84.67亿美元，但2023年迅速跌入亏损，非新冠业务收入始终未突破2亿美元/年。分红后，公司现金储备消耗超七成，仅剩约20亿美元维持运营，几乎掏空疫情积累。

这场分红本质是两大资本阵营的终极博弈，控制权争夺始于2016年，李嘉强在2018年通过积累股份参与了对董事会的争夺，并在2025年1月英国枢密院推翻“毒丸计划”后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公司中的地位。

停牌2000余天的股东虽获现金补偿，但科兴新冠疫苗已停产，研发投入连续萎缩，叠加审计机构辞职、年报难产，退市风险高悬，科兴的未来仍深陷资本与法律博弈的迷雾中。

850%股息率，疫情红利耗尽后的“清仓式”分红

7月9日，科兴生物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股东投票通过了赛富基金（SAIF）提出的两项提案：罢免现任董事会成员，并选举SAIF提名的十位资深董事候选人进入董事会，尹卫东阵营占据绝大多数席位。

此次董事会洗牌前，科兴生物抛出总额最高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38.51亿元）的“清仓式”分红方案，被市场视为争夺股东支持的策略，也可能意在掏空现金以削弱对手未来控制权。

科兴生物的特别股息方案堪称资本市场罕见案例，每股55美元分红对应停牌前6.47美元股价，收益率高达850%；若叠加后续拟派发的每股19美元及20-50美元股息，总分红上限将达每股124美元，相当于股东每持1美元股票可获得19美元现金返还。

截图来自科兴生物公告

如此规模的派现并非凭空而来，其源头直指新冠疫情期的业绩爆发——2021年，凭借主力产品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在全球60余国获批使用，实现营收193.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80.33亿元，归母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1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59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3694%和7572%。这一数字超过公司2015-2020年六年利润总和的60倍，日均盈利超2300万美元。

然而巨额收益未能转化为可持续增长。随着全球免疫屏障建立，疫苗需求断崖式下跌。2022年，科兴生物营收骤降至15亿美元，2023年甚至亏损7900万美元。

现金流方面，子公司科兴中维通过“专利费用”渠道将资金转移至开曼母公司，截至2025年中账面积压103亿美元现金。此次分红实质是疫情红利的集中释放——33亿美元首期派现已消耗积压现金的三分之一，后续若按上限派发，基本清空储备。

更深层矛盾在于产品结构失衡。尽管科兴拥有四款WHO认证疫苗（甲肝疫苗孩尔来福®、脊灰sIPV疫苗、水痘疫苗及新冠疫苗），形成抗病毒、肿瘤免疫等领域的10余种产品矩阵，但非新冠产品收入始终未突破2亿美元/年。

2024年财报显示，公司海外拓展虽使外销收入增长84.33%，但总营收仍同比下降1.97%。当管理层选择将现金全数分配而非投入研发时，无异于承认转型失败——分红后科兴将仅剩年收入不足2亿美元的非新冠业务，几乎沦为壳公司。

七年股权拉锯战落幕？科兴生物控制权争夺迎来关键节点

这场复杂的商业纠纷始于2016年，当时公司的两位核心人物——创始人尹卫东和大股东潘爱华在如何让公司从美国退市并回到中国上市的问题上产生了根本性分歧。由于无法达成一致，双方各自组建了收购团队展开竞争：尹卫东联合了赛富基金和维梧资本组成“A买团”，潘爱华则引入了强新资本的李嘉强团队形成“B买团”。

这场拉锯战在2018年迎来剧变。在当年的股东大会上，原本属于潘爱华阵营的李嘉强，利用其通过二级市场悄悄买入积累的32%股权突然倒戈，联手推翻了尹卫东掌控的董事会，仅保留了独立董事卢毓琳一人。面对控制权的丧失，尹卫东团队迅速启动了被称为“毒丸计划”的反收购策略，向除李嘉强阵营外的其他股东增发了大量新股，成功将李嘉强阵营的持股比例稀释。

与此同时，双方在全球多个法庭展开了激烈的法律攻防。2018年，安提瓜法院曾判决李嘉强阵营当初的“秘密夺权”行为无效。然而，这场法律战的走向在2025年1月发生了重大逆转。作为终审机构的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推翻了安提瓜法院的判决，其理由是当初股东大会的某些程序存在历史性瑕疵。这个裁决不仅承认了李嘉强提名的四名董事的合法性，也同时宣告了尹卫东团队实施的“毒丸计划”失效。

凭借这一关键判决，李嘉强在2025年2月成功出任科兴生物新一届董事会主席。上任后，他立即宣布了三大举措：向股东派发每股55美元的特别现金股息、推动公司股票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恢复交易、以及探索在香港上市的可能性。

控制权的正式易主引爆了最终的决战。以赛富基金和维梧资本为代表的尹卫东原盟友，迅速在美国纽约、中国香港以及美国马萨诸塞州三地的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55美元特别股息的派发。然而，他们的请求在这三个法院均被驳回。法律途径受阻后，他们转而召集了一次特别股东大会，利用集中获得的股东投票授权（即“金色委托书”），投票罢免了李嘉强领导的整个董事会，并推选了一个包含尹卫东在内的十人新董事会。

但李嘉强阵营随即反击，指责这次特别股东大会本身违反了安提瓜法院的相关裁决（该裁决基于英国枢密院的判决），并强调他们将继续执行分红和复牌计划。

更为关键的是，分红的支付流程在7月9日之前已经进入不可逆阶段：7月7日确定了有权获得股息的股东名册（股权登记日），代理机构DFKing于7月9日开始通过FedEx快递向记录在案的股东寄送支票，同时超过1亿美元的大额股息款项也已通过电汇方式完成支付。

这场天价分红虽然补偿了股东们长达六年的等待，但也几乎耗尽了公司的现金储备。如果计划中的三次派息全部完成，总计高达534亿人民币的现金流出，相当于掏空了科兴生物在新冠疫苗业务中积累的全部利润。

这场被视作中国疫苗行业历时最久的控制权内战，最终以一种近乎“清盘式”的分红方式按下了暂停键。而对于停牌已超过六年的科兴生物来说，其股票能否恢复交易、何时能够恢复交易，仍然是笼罩在资本市场上空一个巨大的、尚未落地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