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做制衣厂老板，赚的是辛苦钱

在广州服装制造重镇康鹭片区，制衣厂老板老颜的25年打拼，是无数产业工人奋斗的缩影。如今，经济下行与片区拆迁转型双重夹击之下，老颜的工厂深陷困局：订单骤减、成本攀升，而“康鹭毛货”的标签更让昔日优势瓦解。他的挣扎，映照着广州众多中小服装企业在转型浪潮中的真实处境。

【文/李婷】

像坐牢一样

远华服饰老颜，是康鹭的一位制衣厂老板。他1985年出生于湖北松滋，在制衣业已经做了25个年头。

从广州康鹭村拍摄的广州夜景。图：作者提供

15岁那年，他跟着亲戚到石家庄的一个制衣厂里，开始学习做大烫，这一干就是8年。用老颜的话说，那段日子“和坐牢差不多”：一两百号人吃住在一个工厂里，大部分时间大门紧锁，每天只有中午一个小时能出去“放风”。赶工的时候，为了避免工人们不按时回来，老板连那一个小时的门都不给开。那时工资是按年结的，每个月只给一点零花钱。能够申请到多少零花钱，还要看个人表现。老颜勤快能干，却很少申请零花钱。刚开始工作时，兜里揣着一百块，几个月都没花出去。

做大烫是个体力活，消耗也很大。天气热的时候尤其难熬，因为风扇几乎不起作用，体力消耗更是大幅增加。但工厂的伙食并不好，不仅没有肉，甚至菜里都不见油星。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饿得快，是常有的事，但即便如此，老颜也很少开口要零花钱，因为年底能多拿点工资，贴补家用——这是他最开心的事。刚去那会儿，月薪虽然只有四百多元，但老颜第一年就带了3800元回家。除了给自己买了几件新衣服、给父母家人买了点礼品外，他几乎没花什么钱——最根本的原因，是家里太穷了。

老颜家属于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住的是土坯房，父母挣不到什么钱，父亲还爱打牌，好不容易挣点钱，有时也会输掉。他还有一个在读书的弟弟。小时候，老颜也挨过不少饿。因为家里的土地又少又零碎，还经常被水淹，种出来的粮食经常不够吃。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里连着吃了三个月的疙瘩汤，这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再碰这道菜。老颜两兄弟基本上没穿过新衣服，夏天就靠两条大裤衩凑合穿，就这还是用父亲帮人杀猪时别人送的红布做的。

打工时，老颜大多数同事的处境都差不多，赚钱是他们的唯一目标，要么是供孩子、弟弟妹妹上学，要么是攒钱盖房子、娶媳妇。大家几乎都在为此埋头苦干。那时候的工人也是四处找活，希望找到更加赚钱的工作。因为听老乡说深圳更赚钱，而且伙食更好，老颜曾在2006年去深圳龙华干过一个月，但后来老板跑路了，他只好又回到了石家庄。幸运的是，在深圳的制衣厂里，他找到了女朋友，后来更成为了他的老婆。她是湖南人，做衣服是一把好手。

在康鹭，拼命挣钱

2009年两人结婚了。婚后老婆怀孕，留在老家养胎。老颜自己一个人辗转郑州、广州、湖南等地，做过服装、保安和泥水工等，赚的钱不多，仅仅够贴补家用。直到孩子一岁多，将孩子交给母亲后，两人才开始一起在广州康鹭片区的城中村做车位。（在制衣业中，“车位”指的是缝制车间的工人，负责把裁片用平车缝合起来制成成衣。作者注）

一开始，他们在朋友表哥、表嫂的工厂做。康鹭大部分制衣厂都是计件制，夫妻两人以合伙做整件为主。妻子在广东这边做衣服的时间长，经验丰富，就做难度较大的上流水；老颜因为长期做的是男装，以大烫为主，做女装（康鹭以女装为主）和车位还不熟练，因此做比较简单的下流水，边做边学。用老颜的话说，就是“在老婆手下当徒弟”。做的多了，他也学会了大部分的工艺，而且做的越来越好，夫妻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好。为了挣钱，两人每天拼命干活，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两三点。连上厕所都算着时间。为了节省打水的时间，他们专门买了一个超大的水壶，打一壶就够两人喝一整天。

那时工厂不缺订单，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每件衣服的工价也高，两个人第一个月就挣了2.2万元。一个月能够存下2万元。因为厂里包吃包住，每天忙于干活，也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手里那没存的2000元都花不完。

辛苦自不用说。每天工作压力很大，整个工厂环境也不好，气氛十分压抑。夫妻俩每天一起做衣服，遇到不好做的工序或是哪道工序没做好，再偶尔聊起家庭琐事，你一句我一句，就很容易吵起来。有一次，“因为妻子话多了些”，两人吵得厉害，最后甚至还动了手。老颜实在受不了，就拎包跑到网吧待了两天。后来，因为网吧的椅子不好睡，再加上担心耽误了出货，他就回来了。之后两人谁也没道歉，也没有专门谈这事，只是像往常一样继续一起干活——要么递件衣服，要么让对方帮忙拿个东西——两人又自然而然地和好了。

办厂了，更加辛苦

夫妻俩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挣钱开厂。两个人最开心的就是存钱的时候。那时，发工资都是现金，他们要每个月拿着几万元钞票去银行的ATM机里存钱。对他们夫妻而言，钱在机器里“哒哒哒”的声音，是最悦耳、最舒心的，日子也过得让人觉得特别有奔头。三年时间里，除去家庭开支，他们一共赚了36万元，加上结婚时收到的2万元茶钱，手头上一共攒下了38万。

2015年，他们决定和一对朋友夫妻合伙办厂。由每家拿出21万元，分别带上各自的亲戚和朋友，一共30人，他们把朋友表哥、表嫂家两个厂子中的一个盘了下来。从此，老颜也成了制衣厂的老板。

康鹭村内的寻找客户的广告。图：作者提供

在朋友表哥、表嫂的支持下，四个人开始了分工合作：老颜和那位朋友负责跑客户，内外兼顾；两位妻子则主要负责车间管理。整体上，进展还算顺利，但确实也比以前更辛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稳定的客户，订单波动大——因为订单不稳定，就养不起车位等固定工人；因为没有固定工人，客户也不愿意长期下单——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一开始，为了稳住车位工，保证他们每月能挣到1万元左右，老颜他们只能尽量提高单价，甚至不惜亏本接单。其他方面的降本压力也非常大，还有很多事情不熟悉，临时出现的问题也不少，不少工作还得他们亲力亲为，哪里缺人就得补哪里。

最难以忍受的是睡不好觉。为了尽快出货，工厂下半夜要裁片，因此上半夜要督促工人赶尾部工序；在缺工人的情况下，工厂还要临时招人。因此，老颜他们基本上不能离开工厂，只能睡在办公室里。由于厂里不允许住人，老颜就只能睡在沙发上，一年来从没睡过一个整觉。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了一年，夫妻俩挣了22万多，和当时做车位的收入差不了多少。

两家人合伙，还免不了遇到矛盾，最核心的就是办厂理念不同。在合作过程中，两家人难免争执，时间一长，彼此之间就产生了隔阂。合伙了2年9个月后，朋友带着最初投入的22万元，到番禺另起炉灶，老颜夫妻便开始独立办厂。虽然没有了决策上反复争论的矛盾，但也少了两家人分担管理压力的好处。

最直接的影响是——他们晚上更加睡不好了。原来，两家人还能轮流守夜，如今只能靠老颜一个人。晚上，他要在一楼守布料，还得防止裁床工裁错款式，因此只能睡在布料上，经常睡不到两三个小时就被叫醒。不仅如此，为了稳住更多工人，老颜不仅要继续支付高工价，还主动改善工人的宿舍条件，导致资金上的压力更大。最困难的时候，他得靠微信和支付宝的贷款来周转资金。

好在，通过老颜夫妇的努力，工厂接单数量不断增多，能够养的起30个固定工人，也具备了承接“十三行”订单的能力。再加上当时整个服装行业仍处于上行期，老颜夫妇的付出很快就有了回报。高峰期，一个厂一年就做到了700万元的产值，年收入有五六十万元。疫情那几年，老颜的订单几乎没有减少。虽然依旧辛苦，但也确实赚了不少钱。日子逐渐好起来了。

随着订单量的不断增长，需求已超出了单厂的产能负荷，于是老颜夫妇便萌生了扩厂的想法。但他们一直苦于在附近找不到合适的厂房。直到2022年，楼上的一家工厂不做了，老颜便立刻盘了下来。两个厂加起来总面积约七八百平方米，高峰期工人超过100人，固定车位工就有50个左右，在康鹭也算是中等偏上的规模了。

等到两个厂都基本理顺、运营步入正轨后，工厂的生产定位也逐渐清晰了：一个主要做“十三行”订单，另一个则专注于日益扩张的网单，比如拼多多等平台。

但就在这时，他们又开始遭遇经济下行的冲击，客单价越来越低。2024年，他们辛辛苦苦做了1200万元的产值，收入却还不如当初一个厂做700万元时赚得多。

而成本却是刚性的，压都压不下去：工人是一定要养的，不然接单能力就会下降；基本盘至少要保住，两个厂得维持60个长期工；光是车位工资，一个月就要支出80万元，还不包括裁床等其他固定开支；仅工人的生活费，每月就要花去3万多元；房租方面更是只涨不降，除了管理费、卫生费、碎布费、水电费，每个月还得给房东支付10到12万元租金，而且每年递增10%，去年甚至涨了两次。

更棘手的问题是订单骤减，很多客户不再下单。上个月产值还有160万元，这个月可能只剩80万，提前进入淡季。工厂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老颜甚至不得不将之前买的车处理掉。

为了寻找更多订单，他开始运营抖音账号，并和周边的朋友们成立了服装自媒体联盟，希望通过抱团取暖，共同渡过难关。

老颜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账号。图：作者提供

让他更加忧心的是，康鹭正在拆迁。他身处康鹭，主打的是“十三行”路线的质量货，而现在的康鹭却已经被贴上了“做毛货”的标签。

谈及未来，他坦言自己没法畅想，眼下只能咬牙坚持，挣扎向前。

2025年6月，康鹭片区旧改补偿方案正式获批，康鹭旧改进入快车道。图：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