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夫·库普坎：欢迎来到“G零”时代，未来将是中美俄三大强权相争

全球秩序正走向“G零世界”（G-Zero World），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或集团能够主导全球议程与秩序，国际体系将趋于碎片化与区域集团化，但缺乏有力的领导核心。

6月28日，美国著名学者、欧亚集团主席克里夫·库普坎（Cliff Kupchan）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全球名家”第四场活动中，发表题为“地缘格局转型：大国博弈、美国国内政治与全球风险”的公开演讲。他深入剖析了当前全球地缘格局的转型趋势，指出中美俄三国作为全球主要力量，在大国博弈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同时，库普坎先生还探讨了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可能形态，以及这将对全球格局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观察者网已获授权发布，供读者参考。

库普坎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全球名家”第四场活动发表演讲

克里夫·库普坎（Cliff Kupchan）：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

当前是一个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观察国际政治风险的关键阶段。我从事相关工作已有二十年，这份工作既有趣又充满挑战，目前正处于一个令人担忧的阶段。

今晚我想传达的核心观点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际不确定性时期”。

一、国际关系

国际体系正面临动摇，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各种冲突和体系内部的高度紧张局势。此外，美国因素的加入使局势更加紧张。我将讨论大国竞争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国内政治因素，这两者密不可分。

我是现实主义者。我不确定中国是否使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这本《国际政治理论》当教材，但我希望如此。当年我读研究生时曾深入研读这本书，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也一直沿用其观点。华尔兹撰写的这本关于国际体系运作的经典著作，至今依然适用。我认为我们可以用他的理论解释当前的大国竞争，比如美中之间的竞争。

对我而言，大国竞争如同“重力”，尽管许多人不喜欢这种状态，不喜欢多极格局，但这并非可选择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发生。美中、美俄之间的竞争亦是如此。问题在于，构建现有国际体系的国家正受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策的影响。他不信任盟友，也不支持自由贸易，这反映了他真实的信念体系。

因此，当前局面既有大国竞争，也有国内政治因素的深度介入。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相互交织，这一点正是长期以来非现实主义学者所强调的。过去四十年，现实主义反对者的观点未能带来显著帮助，但如今他们的观点反而更具参考价值。

历史上，国内政治多次影响国际关系，这并非首次。例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是重大事件；又如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深刻改变了国际格局。国内政治的变化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变动。

当前全球局势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不仅在国内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其国际关系也引发了多重政治风险。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显著增加了全球局势的不稳定性，并对全球市场造成冲击。

二、全球局势

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当前全球体系及美国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全球局势。

首先，关于大国博弈，尤其是中美关系，非常具有复杂性。中美关系主要涵盖四个方面：贸易战、科技冷战、台湾问题及相关出口限制措施。以贸易战为例，2018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征税清单，针对价值约5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其中部分税率由10%提升至25%。中国随后对等反制，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涉及农产品、汽车等多个领域。此外，科技领域的限制和出口管控措施持续升级，导致双方沟通受阻，贸易摩擦加剧。

在台湾问题上，近期美国调整对台政策，删除“不支持台独”表述，引发中国政府强烈反应。显然，美方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及言论增加了区域紧张局势。

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特别是在疫情后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明显恶化。美国商务部及相关部门对中国采取鹰派立场，限制中国公民签证发放，严重影响中国留学生赴美。自2020年特朗普签署第10043号总统公告以来，已有超过5000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被拒签或遣返，签证审查趋严，入境障碍显著增加。

中美双方缺乏结构性信任。中国领导层更关注国内经济稳定，导致两国未能形成全球领导力。特朗普政府则试图通过贸易和外交施压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但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

关于俄乌冲突，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尽管美国两届政府在对俄政策上存在差异，乌克兰局势未见根本改善。

中东局势方面，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根源在于核项目争议及历史矛盾。以色列认为自己在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后具备战略优势，伊朗核武器发展引发地区紧张。伊朗高浓缩铀（约400公斤，含60%浓缩度）“消失”事件加剧了核扩散风险。而中国对伊朗的公开支持有限，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复杂。

三、美国国内政治与贸易政策

特朗普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核心在于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推动美国采取收缩战略，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削弱多边贸易体系。美国总统选举中，民粹派力量上升，政治分裂加剧。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州数量有限，导致政治策略高度集中于少数关键州。

总体而言，美国当前面临内外挑战，全球对美国的信任度下降，美元虽短期走强，但长期全球化趋势和国际合作面临压力。重塑国际信任和多边合作体系是未来全球治理的关键。

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政府行政体系尚未能够有效落实政策。例如，美国所谓“对等关税”政策是在2025年4月2日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期间于白宫玫瑰园确定的，结果表现为较为简单粗暴的措施，未来面临的核心挑战是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

通胀数据预计将回升，关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特朗普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宣布多项紧急状态以实施关税，但相关措施已被两家地方法院裁定不符合法律依据，最高法院预计将在2025年夏季审理此案。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判定这些关税措施无效，特朗普推行的关税政策将需重新设计。

截至目前，美国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有效关税税率约为16%，这一水平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高。根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数据，2025年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在实施关税前后分别达到28%和18%，为自19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到2025年底，平均有效税率将维持在15%左右；若最高法院推翻相关法律依据，税率可能降至12%左右，但长期来看，美国的有效关税税率将保持在10%至15%之间。这标志着国际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税结构时代。

针对中国的关税情况，目前有效关税率约为20%至40%。预计美中双方最终将达成协议，税率将回落至较低水平；日本、韩国和印度被视为最有可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东盟国家因存在转口中国商品的问题及其自身较高的关税水平，可能面临更高关税，且不会获得豁免。与欧盟的谈判主要集中在汽车领域，进展艰难。

拜登政府强调多边主义，而关税则是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中最常用的工具。但我发现，特朗普对经济冲击的容忍度比我预想得低，且感受到冲击的时间点也更早。他曾经把部分高额报复性关税降低至10%，现在也在消减一部分，因为他必须尽快与中国达成协议。他对债券市场反应非常敏感，如你们所见，融资成本已呈现结构性上升。无论是债市还是股市，他都非常关注通胀问题。问题在于他的顾问团队不断更换。

目前，由斯科特·贝森特负责对华及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预计2025年内可能达成部分协议。特朗普最信任的另外两个人是彼得·纳瓦罗和斯蒂芬·米勒，他们都是超级鹰派，纳瓦罗还是政府里最强硬的关税支持者，但好消息是，目前由贝森特主导局势。

关税上升预计将导致美国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下降约1个百分点，并推高通胀水平，我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风险很高。

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竞选时以移民问题为核心议题，这也是其获胜的关键因素。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被普遍认为未能有效控制南部边境，导致蓝领工人就业机会受损，工资水平下降，体系接近崩溃。特朗普现已加强驱逐出境措施，资金支持增加，但执行需谨慎。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关税与移民政策叠加效应可能在未来两年半内推高通胀并抑制经济增长，移民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与关税同等重要甚至更大。

四、新的国际经济体系

美国经济的变化将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其需求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及其他国家。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2025年赤字预计占GDP约6.4%，财政鹰派议员数量极少，财政状况难以持续。

目前，华盛顿的学术界和政策圈并没有充分思考一个重要问题：民粹主义将在美国长期存在，那么未来的国际经济体系将会是怎样的？我们是否会进入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特朗普将在2028年离任，届时他将不再执政，但美国的关税有效税率预计将维持在10%到15%之间。关税一旦实施，往往难以取消，这是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事实，因为它会形成利益集团，建立的机制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拆除。

虽然拜登总统不支持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但未能在其任内取消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这些措施。因此，我们必须假设，国际经济体系可能会进入一个以关税为基础的时代，这一趋势值得认真思考，因为它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从我的角度来看，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较为松散的区域性集团。例如，美墨加协定（USMCA）可能会变得更弱，同时，一个以中国和东盟为中心的东亚集团也会逐渐形成。然而，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复杂，这使得该集团也将保持松散。欧洲也可能会形成类似的集团，但受到右翼民粹主义影响，其政策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

我对全球治理体系并不乐观，但这是我对未来二十年走向的最佳判断。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月发布的报告《地缘经济分裂与多边主义的未来》，该报告讨论了国际经济体系的碎片化趋势以及多边主义的衰退。在我看来，这也意味着美元的国际使用地位将出现非常缓慢的下降。我认为“去美元化”这一概念被过度夸大了，这将是一个蜗牛般的过程。美元目前依然强势，占全球交易的88%，其地位仍然非常强大。

然而，美元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全球对美国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正逐渐减弱。我认为，其他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比例将会逐渐上升。

另外，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也非常重要。尽管这一话题被广泛讨论，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握其中的趋势。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关注一些崛起中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同时也是G20的成员，印度、土耳其、巴西、沙特阿拉伯以及印尼等国家也在崭露头角。这些国家在制定全球议程、应对气候变化以及调解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们将在未来的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特朗普政府正在瓦解国际体系，美国的民粹主义正逐步摧毁国际贸易体系。未来可能形成全新的制度安排，任务艰巨。

结语

当前世界处于“G零”时代，即无任何国家或集团能够主导全球议程或维持国际秩序。地缘政治衰退加剧，全球领导力下降，若发生新一轮大流行，后果可能超过新冠疫情。国际秩序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时期都更为脆弱，未来将由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大强权以更为激烈的硬实力竞争主导国际局势。

以上是我对当前国际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判断，感谢！

问答环节

提问1：关于稳定币，中美两国正积极推进各自体系建设，是否旨在增强本国货币实力？这将对两国未来经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释放允许芬太尼进口的信号，是否意味着中美在关税与芬太尼问题上已达成有限协议？未来关税水平将如何演变？

库普坎：稳定币与加密货币将在结算、支付及资金流动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但形成有效监管、体系一致且稳定的机制仍需较长时间。当前阶段，相关领域更多面临的是政治风险（如骗局、分歧等），而非市场效率提升，无需过度担忧。

关于关税与芬太尼问题，芬太尼议题仍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优先事项，目前尚未解决。尽管加、中、墨等国均面临该问题，但预计最终可通过协商解决。整体而言，我对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可能比我的一些同事更乐观。

提问2：您提出“科技冷战”概念，中美是否可能爆发“科技热战”？如何避免其升级？此外，在“全球南方”背景下，中印竞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会成为继中美竞争后的新焦点？

库普坎：“科技热战”的最大风险来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若中美任何一方将AI技术用于武器系统并形成对方无法防御的突破性能力，可能引发战略失衡，类似核武器“先发使用”的争议逻辑。因此，我对传统意义上的热战并不感到过度担忧，因为两国都清楚，战争将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不必过于担心常规意义上的热战。

至于中印关系，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消失。金砖国家内部有中国与印度、沙特与伊朗这样的复杂组合，成员之间不可能高度一致。尽管沙特实际上并未正式加入金砖，但它已成功让外界误认为它是金砖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中印之间的竞争关系确实值得关注。两国之间曾发生过非常危险的军事冲突，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觉。

提问3：谁将会主导全球南方？

库普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主导全球南方，这也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十分有趣的原因。全球南方的六个新兴国家正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但目前没有任何国际组织能够有效涵盖它们，也没有哪个组织接近做到这一点。

作为政治学者，这一现象让我感到着迷。全球北方的中等强国大多数是美国的盟友，而全球南方的中等强国则是自由行动者。未来二三十年，国际经济与安全领域的许多重要动态，可能都将在这些国家之间展开。

提问4：我对美国智库很感兴趣，有三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您如何看待自由派智库与保守派智库在白宫影响力上的差异？第二，您是否认为自由派智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失去对华盛顿的影响力，尤其是像布鲁金斯这样的机构？第三，您怎么看MAGA智库的崛起及其对传统保守派智库的影响？

库普坎：在华盛顿，智库的作用类似于教堂，人们必须敬仰它们，而不质疑它们的权威。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治的发展已经削弱了传统智库的影响力。

布鲁金斯、肯尼迪学院、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机构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派智库，尽管我以前没有这样看待过它们，但现在这一观点似乎更为合理。

然而，最近几天我访问过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它已经在华盛顿占据了主导地位，为总统提供了议程和理念，并在智库领域形成了某种单极统治。传统基金会内有许多才智卓越的人。

需要理解的是，MAGA运动不仅仅是草根运动，它的组织非常复杂且体系化。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特朗普2.0与特朗普1.0一样，只是一群喊口号的人，但实际上完全不同。MAGA运动拥有明确的组织结构、议程和纪律，而这些主要来自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等智库。

在保守派智库方面，传统基金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虽然自称自由至上主义者，但影响力并不显著；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虽然相当保守，但与特朗普关系紧张，因此几乎没有影响力。总的来说，华盛顿现在几乎成了一个“单智库城市”。如果你访问华盛顿，应该去看看传统基金会，它占据了一个街区，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资金与资源。

提问5：所谓丛林法则是大欺小，强欺弱。如果法治国家的法律使用丛林法则，导致社会大乱乃至国际社会大乱，如何干预法律的软弱？您怎么看英国大宪章的“权在法下”？

库普坎：在我演讲的最后，我想勾画出我认为我们正走向的方向。坦白说，我没看到有人在做这件事。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以关税为基础的全新国际体系，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像霍布斯及其他丛林法则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颠覆“人人适用的法治”。关税体系的本质就是如此，每个国家都将自己放在第一位。美国优先，中国优先。

在这样的体系中，强国就是弱国的掠夺者。然而，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但这些新制度必须由我们自己去构建，当前尚不存在。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些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不会在这里随便编造一个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答案。

过去85年来，关税水平从未像现在这样高。这清楚地提醒我们，要建立一个能够规范未来走向的制度体系，仍需大量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建设，我们可能会陷入丛林法则的困境。我认为您的观点完全正确，我也希望我的演讲能足够震撼，让大家开始思考如何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提问6：感谢您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关于硅谷的国内局势。我刚看到新闻说，美国国防部正试图与多家大型科技公司的CTO展开接触。而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科技公司都试图避免卷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为什么现在硅谷开始与政府合作？这种态度和文化上的转变有什么原因？

库普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科技大佬们坐在第二排，马斯克还在那里走来走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不止大多数，都为就职典礼提供了资金支持。现在他们都在圈子里了。他们曾经害怕受到监管，现在仍有可能面临监管。尽管马斯克后来与特朗普发生冲突，他们与特朗普政府依然关系密切，这就是他们的玩法。

在我看来，这体现了“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的现象，科技巨头与政府建立了足够紧密的关系，从中谋求自身利益。我还想补充一点，美国有许多人实际上是寡头，他们已经俘获了政府。这样的现象有其现实基础。在任何一个“花钱就能办事”的国家中，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任何奖励裙带关系的政治体系，最终都会破坏市场。因此，我认为科技行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提问7：在有核时代，您认为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库普坎：我实际上是核武器的坚定支持者，我认为核武器带来了和平。从概率角度看，核武器使得欧洲在过去80年没有爆发战争，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认为，美中之间发生大国战争、真正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核武器对双方都有巨大的威慑作用。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确实担心会出现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台湾方向的军事冲突，这是我个人的判断。而且，我不确定美国总统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不太关心台湾问题，但如果是其他总统，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我对台湾问题的担忧，主要是未来十年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麻烦。

提问8：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会影响美国在中东的收缩政策吗？以色列游说团体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多大影响，您能简要谈谈吗？

库普坎：以色列的游说力量在美国一直都很强，影响力覆盖两党。然而，我不认为这次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游说，我认为更多的是源自以色列国内的心态。

以色列朋友们的反应表明，他们过去25年一直被真主党和哈马斯羞辱、打击。然后发生了什么？内塔尼亚胡揭穿了他们的虚张声势。以色列的敌人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也不像我之前以为的那样强。因此，这次中东局势的演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人物——内塔尼亚胡，从原本几乎要被赶下台，到通过这次行动逆转局势，在十月大选中很可能会成功连任。

但我不认为这次冲突是美国推动的，只是特朗普总是会站在赢家的那边。内塔尼亚胡当时在赢，特朗普就觉得，这样做看起来会不错，可以稍微运作一下，这对政治有利。事实上，我认为美国反而是反对的，且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讲话视频，感谢特朗普下令空袭伊朗核设施 社交媒体截图

提问9：关于中美在生物安全技术领域，特别是在商业创新药研发中的数据安全问题，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库普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作为美国的政治学者，我也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特朗普政府反对多边合作，我认为在生物技术领域，中美会进一步脱钩，这就是当前的发展方向。

不幸的是，正如您所指出的，这将抑制创新。我认为，中国的科研界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在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并保持与特朗普政府的开放沟通，告诉他们哪些领域正在错失机会。特朗普政府里也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因此，中国应尽量保持与美国的定期沟通，同时继续推进多边合作，尽管美国可能暂时不会参与。尽管如此，中国依然需要尽量说服美国政府加入进来。

提问10：您在演讲中提到了“G零世界”，也谈到“全球南方”。我想请问，您是否认为“全球南方”或更多地区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库普坎：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正走向一个更加碎片化和地区化的世界。在我刚才的演讲中，我实际上省略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加强地区性机构。目前，并没有多少地区性机构是强大的。美墨加协定（USMCA）本可以算一个强大的地区性机构，但它的前景并不乐观。东盟（ASEAN）虽然是一个较弱的机构，它以共识为基础，但仍然有可以被强化的潜力。我没有什么具体的好点子，但我认为，寻求地区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区域自由贸易，确实是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体系问题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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