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穗生：美国对中国的“过度反应”，将带来四个不良后果

编者按：自6月初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随后中美两国代表又在伦敦举行经贸磋商，27日商务部消息，双方已经进一步确认了框架细节。两国自“特朗普2.0”以来，特别是特朗普推出全球关税战以来，剑拔弩张的气氛有所缓和。然而，从中长期看，美国发起的对华竞争和博弈局面并未改变。当今世界，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找到和平相处之道，是全球目光追逐的焦点。

本文根据作者于6月14日在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编辑部主办的第四届复旦国际关系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经作者审核，授权观察者网发布。作为在美国从事40年“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本文部分细节传达的是美方政界和学界的感受和看法，与中方的表述有出入，供读者朋友们甄别参考。

作者在论坛上发言

【文/ 赵穗生】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进入危机状态，有人把它叫做新冷战，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词，我想把它称为“长危机”（Prolonged Crisis）。

所谓的长危机，并不是由于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也和美国的政治周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民主党在位还是共和党在位，都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新华盛顿共识：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要以此来制定对华政策。

从历史冰点到止跌回稳

过去几年，两国关系的最低点是2018-2023这五年。在这个最低点中，所有的中美官方交流渠道全部中断。其实官方渠道在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时候就开始中断了，中方曾努力试过重新建立对话渠道，但是没有建立起来。

在这期间，2018年是疫情前最后一次美国内阁部长访问中国，包括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回来之后他们就公开说，那次访问就是一场灾难，几乎没有见到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宴会。按照美国的说法，中国官员全是在“给他们上课”，中美关系跌至冰点“责任全在美方”。那时候的官方交流就变成了一种隔空对话。

官方交流中断以后，民间交流在这期间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随后全球新冠爆发，双方交流更加困难。我在美国接触比较多的美国政府资助的中美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项目和美国大学毕业生来中国边远地区的和平队 (Peace Corps) 项目全部中断。在这之前，通过Fulbright和Peace Corps项目来过中国的美国学生学者都成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中坚力量，但这些交流全部中断了。

最低点是在2023年，只有350个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其实到现在美国在华学生数量都还没有完全恢复，不到1000人。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数量也大量减少，最高时有37-38万人，现在大概只有25-27万人。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学理工科的学生，到美国很难拿到签证，很难进入美国学习。

2023/2024学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下降至27万多。 2024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航班也大量减少。由于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大量减少，所有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被歪曲了。美国对中国的报道，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从来没看到这么负面的。所有的媒体只要报道中国，一定是负面的东西。中美双方各自都建立了一种偏见或者仇视，双方都觉得对方是自己头号威胁，必须要做好准备。

中美关系最低点的时候，我引用美国学者瑞·达利欧的说法，两个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几乎无法对话了”。斯蒂芬·罗奇说，两个国家正在“sleepwalking”，梦游一般地走向对抗。

这其实是两国领导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特朗普第一任下台以后，他的继任者拜登就很想恢复和中国的官方交流渠道。他自己提出中美要在激烈竞争中建立“护栏”和“界限”。但不管是建立护栏还是界限，恢复沟通渠道其实是第一位的。当拜登努力向中国发出这些信号以后，中国其实也愿意恢复和美国的交流渠道。

因此2023年1月底、2月初，美国已经决定派当时的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来，结果“气球事件”爆发，访问被推迟了。

6月份布林肯访华之前的那段时间，美国财政部和其他部门也很着急访华。美国国务院认为国务卿应该首先并且主导与中国的对话。布林肯访华之后的三个月之内，美国有四个内阁级别官员到访中国。最终2023年年底，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旧金山会晤终于成行。中国在那次会晤的态度是，中美关系要止跌回稳。最终，中美关系稳定下来了。

但是长危机并没有结束，也就是说，这种“稳定”不是周期性回暖，而是在一个低点上稳定下来了。

为什么这个长危机无法结束？很多人抱怨说，这说明双方沟通还有问题，是双方的误解误判，对彼此的底线还没有说清楚，没有说透。我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说，这不是沟通问题，其实双方现在说归说做归做，原因不在于不了解对方；相反，这50多年的交往中，双方对各自的底线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问题不在沟通，而在于彼此不信任。

为什么不信任？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在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大国博弈、大国竞争状态之下发生的。而大国博弈又被意识形态给复杂化了，再加上双方难以化解的台湾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谁也不相信谁。

2008: 中美力量均势被打破

中美之间大国博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转折点我觉得是2008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很快恢复过来，并取得10%左右的增长。所以在这个期间中国对美国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来往于中美之间，能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个转折的迹象，中国觉得美国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彻底衰落了。那时候开始很多国内学者认为，美国开始有求于中国了。北京当时的气氛转变，我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中国认为美国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从那之后，尤其是奥巴马上台以后，他说解决中美危机的重要策略就是要重塑大国关系。美国要重塑大国关系，不仅仅是对中国，还有对俄罗斯。所以他是第一位在任期第一年就到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他访问中国之后，美国人觉得中国并没有“把他当回事”。

很多美国人就产生了疑问，就问我，“怎么中国人对奥巴马这么不尊重，是不是因为他是黑人？”我回答说，这不是因为他是黑人，而是因为中美之间力量的平衡发生变化了，至少中国人认为美国衰落了、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看国内的学者的文章，包括2014年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文章预测说，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了，不光是在经济层面，在科技、军事等所有方面都已经全面超越了。

在中美长危机之前，很大程度上中国是“仰视”美国，而现在要平视美国。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现在不光是“平视”美国，而是已经“俯视”美国了。我记得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开始对中国非常失望。他们不明白，“我跟中国打交道这么多年，中国为什变得这么厉害？”

2021年3月18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被视为中国对美“平视外交”的重要转折点。面对美国的无端指责，中国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视频截图

在此期间，由于中国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大国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美国的话语体系开始变化，有人说，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开始出现了。

但不管是不是斯普特尼克时刻，美国人的确产生了危机意识。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对不对另当别论），能够感受到，美国老是觉得别人要超越他，而且很怕别人超越他，很想守住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有所谓的“大国综合症”（big power syndrome），就是“我是老大，谁也不能挑战我”的心态。此外，美国人老觉得自己的民主制度很有优越性，老是觉得别人要颠覆他们的民主制度，要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有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心态一直以来都存在，所以看到中国的变化之后，美国人就下定决心了，不能让中国超越美国。

美国国际议题的核心：从反恐转向与中国竞争

如果说1950年代的美国关注“谁失去了中国”（who lose China），现在他们最关注“谁输给了中国”（who lose to China）。美国绝对不能被中国超越，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或者第二任，这是非常核心的共识。他们认为中国制定了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的长期目标就是要超越美国。所以美国政客认为，至少在自己的任期内，绝不能让中国超越美国。

这样一种心态在美国是非常强烈的。在这之前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是反恐，从那时候，大国竞争（Great power competition）这几个字就取代了反恐出现在所有研讨的文件和场合里面了。

我去年到美国空军学院去做讲座，这个学院过去一年的培训项目中绝大多数国际议题都是中东问题，现在他们请我去讲中国问题，一年课程中8个中国问题单元，一个单元5个小时。听课的有450个上校级军官，他们告诉我，他们上课的主要目的就是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军事等等方面，然后研究怎么把中国打败。

我们学院每年都有美国陆军校官来访学。我讲的中国问题研究生课程，是他们的必听科目。一位听课的上校就跟我讲，”我们天天模拟训练的就是，如何打败中国”。

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主题，很大程度上因为意识形态而复杂化了。在这种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双方无法建立起信任。美国人告诉中国人“美国不遏制中国”，中国人信吗？绝对不信的。而中国告诉美国“我不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不取代美国”，美国人信吗？没有一个美国人信，至少我的学生都不信。

所以，这种大国竞争，由于缺乏信任，又被意识形态给复杂化了。意识形态问题过去就存在，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当中，两国将之淡化了。但是在这种大国竞争、大国博弈阶段，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美国加强其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合法性的一种武器。至少拜登四年任期内，就把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视作所谓“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博弈。

这种环境之下，由于意识形态存在，中美之间就更难找到妥协点和信任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问题更是成为中美大国竞争的焦点，成为在美国的亚太战略或者印太战略的重要抓手，成为两国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弄下，中美之间达成共识愈发艰难。

中美两国有没有智慧避免冲突？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中美大国竞争何去何从？我的观点，这可能取决于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去年底我出了本书，叫做《巨龙崛起》，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领袖在外交政策决策中的关键作用，这本书去年被选为《外交事务》2024年三本关于亚洲的最佳图书之一。

那么，中美两国有没有智慧在大国竞争中避免冲突呢？我觉得目前我很难看到答案。

我在美国注意到了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可能中国朋友们不接受：我觉得中国在对美问题上，过去一些年有些过于自信，出现了战略透支，让美国过早对中国感到担忧；但是最近几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美更加理性了。

我现在更加担心的是美国。现在的美国，跟40年我刚去时的那个美国，已经不是一个美国了。

毕竟从这两三年的中美博弈来看，我觉得中国是有底线的，一方面对内加强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另一方面与美国稳定关系，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看得是很清楚的。中国这两年释放出一些与美国稳定关系的善意，美国没有回应。为什么没有回应呢？拜登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中美关系的调整是战术性的，不是战略性的，中国还是要挑战美国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非常恶劣，日益恶化。这种恶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他们低估了中国经济和战略发展的韧性；另一方面，他们高估了中国的危险。这两方面是非常矛盾的，又是非常可怕的认识。

上个月我在美国参加的国际研讨会，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对中国威胁的夸大（The inflation of China threat），很多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不论是低估中国的韧性，还是高估中国的威胁，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对中国政策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

过度反应是有后果的，我这里列出四个后果：

其一，有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博弈，最终导致本可以避免的冲突。其实美国人犯了很多这种错误，两个最明显的冲突，其中一个是越战。美国完全可以不打越战，当年美国就是夸大了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危险，结果越战一仗，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第二个就是伊拉克战争，当年美国就是认为伊拉克有核武器——其实根本没有核武器；但是夸大伊拉克核威胁的结果是，美国发动了一场历时近八年的战争，元气大伤。

第二，对于正常的学术交流过度反应，美国做出了不但有损于中国利益，而且有损于美国利益的决策。我在美国学术界对此体会太多了，可以跟你聊一天一夜。

第三，就是经济方面，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一旦两国关系恶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局面是最可能出现的。

第四，就是对中国反美民族主义的刺激，强化中国人对抗美国的凝聚力。

此前在拜登任职的时候，这种大国博弈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而特朗普2.0的时候，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淡化的。

现在我对特朗普的理解，很多也都这么说，他把大国关系当作一场交易；我的一位同事认为，特朗普和中俄都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他们完全可以合作，而不仅仅作为一个竞争对手；特朗普甚至可以和中俄“各自划分势力范围，联合起来管理这个世界”，中国在亚太或者印太，美国在西半球，俄国在欧亚大陆，平分势力范围，形成这样一种大国竞争合作的格局。

我的感觉，特朗普对中国领导人非常非常羡慕，而且很尊重。就在6月初中美领导人通话之前，他半夜不睡觉，在Social Truth上发帖。你就发现，他睡觉都在想这个事儿，也就是说与中国达成交易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儿。

你发现，特朗普处理外交问题基本上没有任何原则可言，眼里只有利益和金钱。关于台湾问题，在特朗普看来，完全是个可做交易的筹码，他完全是从纯粹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而不从战略上来进行考虑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意味着中美之间关系大国博弈会缓和？我并不乐观。为什么？我提出几个原因：

第一，特朗普虽然对战略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不太重视，但是对经济问题锱铢必较，决心实行战略脱钩，压制中国科技发展，所以中美贸易方面的谈判会比较困难。

第二，中美大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个人意志主导国家战略会很危险，特朗普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中美很难形成比较稳定的大国竞争战略框架和稳定的大局。

第三，虽然特朗普个人对意识形态不在意，但是他手下的官员，或者整个“深层国家”还是存在的，而且这一部分人的反华观点完全没有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共和党对于国会的主导，特朗普个人意志所产生的负面结果还没有完全显现的时候，这些人会听他意见。但是一旦出现变化，特朗普的个人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驾驭中美关系？我觉得这很难说。

中美必须找到和平解决冲突之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关系、中美大国博弈是不是能够就是走出我所说的长危机？我目前还看不到希望。但是，我的结论是，中美大国博弈的结局，绝对不会像冷战期间那样，以一方被对方击败而结束。

新冠过后，美国很多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顶了，在走下坡路，有可能崩溃了。甚至特朗普对一些政客说，我很同情中国，他们经济完蛋了，我想帮他们一把。

但是我跟美国人说，中国的经济完不了。中国经济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不能用几年的短期摇摆来判定中国的经济长期表现。中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这一点被美国人低估了。当然，我也看到中国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执政能力等各方面综合能力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跟美国“争雄争霸”。

另一方面，我在美国40年了，我觉得，也不能低估美国的韧性。我昨天坐高铁到上海，路上就有乘客跟我说，美国完蛋了，洛杉矶骚乱越演越烈，连旧金山也要陷落了。我就说，我在美国40年，美国从来就这么乱哄哄的。当年越战的时候，反战游行比现在还厉害，这只能说明美国人民有觉悟，美国也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我认为，不能低估中国的韧性，但也不能低估美国；美国不会崩溃，中国也不会崩溃。那么出路何在，中美两国必须找到和平共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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