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明肖：面对特朗普，欧洲需要一位老祖宗-沃尔夫冈•明肖

【文/沃尔夫冈·明肖，翻译/鲸生】

当你发明了某样东西，别人却比你用得更好时，这便是陷入衰退的一个征兆。欧洲人发明了现代外交，对此有一种说法：“所谓外交就是送人下地狱，还让他期待这趟旅途。”欧洲人已经不识此道——但懂行者大有人在。

近代以来欧洲最伟大的外交家，一位是法国人，一位是奥地利人。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是搞政治投机的大师，唯一能跟他匹敌者是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克莱门斯·冯·梅特涅。

塔列朗与梅特涅都是当时大国的首席外交官。拿破仑战败后，法国国力大减，军事上不再占优。而塔列朗的神来之笔在于挑拨欧洲各国互斗——让英国对抗普鲁士，奥地利对抗沙俄——从而为法国谋得一席之地。他并非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概念的发明者，却以无与伦比的天才将其运用到了极致。

如今，伊朗政府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唯一的共识是：欧洲人在中东外交中毫无角色可扮演。近日，一份德国报纸的评论抱怨，再也没有人向欧洲通报消息了。当你在报纸头条上看到这样的信息，你就明白衰退是什么意思。

那么，当代的塔列朗会如何看待今天的大国领导人呢？这当然只是笔者的猜测，但我们正身处一个典型的塔列朗式博弈格局中。他面临的困难将是：如何将27个欧盟成员国，加上英国与挪威，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立场周围，而不是像我们过去那样挑拨彼此间争斗。但追求团结的难度比制造分裂的大上十倍。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曾先后在法兰西王国波旁王朝、第一共和国、拿破仑帝国和奥尔良王朝时期担任外交官，维也纳会议中的法国首席谈判代表。

当美国威胁对欧洲加征关税时，塔列朗或许会建议欧洲理事会发表声明，欢迎交易型经济关系的新时代到来，然后采取一些势必会激怒特朗普的具体步骤。回过头看，欧洲错过了一次展现坚定立场的机会。拜登政府已经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售高性能芯片，并向荷兰政府大力施压，要求停止对华出口能制造这些芯片的机器。

此处涉及到的公司是阿斯麦尔（ASML），全球最先进光刻机技术的垄断者，这种机器能在硅片上蚀刻出微小的三维通路。阿斯麦尔之于欧洲正如稀土之于中国。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稀土及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将自身在稀土开采及加工领域的垄断地位运用到了极致。

欧洲人本可如法炮制——（对美国）禁止阿斯麦尔公司的产品出口。但他们将需要重拾塔列朗或梅特涅那种早已失去的精神，才能迈出如此大胆的一步。

从长远来看，欧洲的衰退是戏剧性的。但在过去十年间，其衰退加速了。大约十年前，欧洲外交官牵头促成了伊朗核协议。伊朗同意将离心机的数量减少约三分之二并限制浓缩铀库存。该协议附带了定期的监督与执行机制，直到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就此终结。

如今，欧洲人在中东外交中已经没有独立的角色可言。特朗普下令向伊朗投放炸弹后，欧洲领导人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似乎全然已经忘记：当年他们谈成的协议本身才是那张谈判桌——而掀桌子的正是特朗普。

同样，当代的塔列朗和梅特涅也不会建议自己的“君主”切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所有沟通渠道。他们当然会站在乌克兰一边，但不会要求欧洲领导人用无底线的承诺来界定战略目标。他们会主张维持战略模糊性，尤其强调：不会划设红线。红线是当人们缺乏战略时才会提出的东西。

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政治家、外交家，维也纳会议主席，是维持19世纪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重要人物。

塔列朗与梅特涅的战略会是争取达成这样一种局面：俄乌战争结束，但任何一方都未被击败。就外交手法而言，他们的策略会比现任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更接近特朗普的方式。当特朗普都成为比你更出色的外交家时，你就有大麻烦了。

如同中美俄的领导人，塔列朗与梅特涅理解自然资源在21世纪的重要性。除了他们自己禁止的（如煤炭或核能）或拒绝开发的（如页岩气或深海油气）外，欧洲自身的资源十分匮乏。而中美俄的领导人都是战略操盘手，他们对本国的经济愿景已经扩展到数十年以后。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看法，但他们与每一位欧洲领导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至少拥有一个经济战略。

尽管有出色的功绩，19世纪欧洲的伟大外交官们也是从弱势地位出发，去纵横捭阖的。他们不会对马克·吕特在北约峰会上奉承特朗普有异议，尽管他们的奉承会更加巧妙。奉承本来就是外交工具包的一部分，塔列朗奉承过英国人，梅特涅奉承过俄国人，其目的是在欧洲大陆实现稳定的政治均势。虽然有过几次中断，但总的来说，这一势力均衡在欧陆维系了100年。

吕特的奉承旨在让特朗普尽可能地保持参与欧洲的安全事务——但并未触及欧洲依赖性的根本问题。而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根本区别。今天欧洲人的政治视野很少能够延伸至第二天报纸出版以后。

塔列朗与梅特涅在外交手法与信仰上都是守旧派。梅特涅是一位反进步主义者，他憎恶民主。塔列朗最初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后来却逐渐心生怀疑。

如果让笔者斗胆做一个有争议的猜测：这两人在今天可能都是欧洲怀疑论者，至少在涉及国家大事的问题上如此；然而，他们也会抛开意识形态理念去支持那些服务欧盟利益的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刑事法院；他们或许会支持在自愿的多边主义者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联盟；他们不擅长运用软实力，但也许能理解软实力在现代外交中的作用。

美国削减了对外援助的预算，由此留下的战略机遇，本可以由欧洲人精明地填补，以谋取自身的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削减援助预算，只为满足美国要求加强军费开支的目标。

笔者从不认为软实力能够代替硬实力，也从未认同那种强调欧洲一体化论调背后体现的对软实力的“天真浪漫情怀”。然而，当欧洲各国政府削减其国际广播服务、外语培训和助学金项目时，当他们限制外国留学生进入西方大学时，笔者看到的是战略思维的缺失。

当代欧洲人与他们的祖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自认为在道德和智力层面的优越感。但如今，这种优越感更难以站得住脚了。欧洲人热衷于对特朗普口诛笔伐，一些本应该更明智的经济学家呼吁欧盟对美国关税采取报复：这实为糟糕的建议，所幸欧盟委员会明智地未予理会。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

现实在上周追上了他们：惊慌失措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告诉欧盟委员会，他们应尽快同意签署特朗普开出的任何贸易协议。他没有把话说得如此直白，而是说，欧盟不应追求达成完美的贸易协议，次优协议足矣。但默茨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别无选择。德国的工业正在流血。美国关税可能会延长德国已持续两年的经济衰退。

当你脑海中毫无战略时，你必败于那些胸有成竹之人。如果欧洲人足够聪明，他们本可利用特朗普对美国大学的攻击来获得优势。特朗普不仅在与美国东海岸的文理学院“开战”，其政府还在砍掉大量高科技研究项目。科技人才更愿意留在美国工作的理由是那里薪酬更高、科技产业环境更加宽松。为什么欧洲不能向心怀不满的美国科学家提供诱人的薪酬，并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

关于欧洲在过去几个月中本可以或应该做些什么的建议，笔者就此打住。至于那些更宏观的议题，如财政联盟、资本市场联盟，或者仅仅是消除欧洲单一市场壁垒的计划——更是无需多言。

现实是，特朗普采取行动，欧洲被动回应。这同样是一种衰退的征兆。当你甘愿屈居次席时，就已经体现了衰退的心理。你不再渴望引领科技研发，却因谷歌在你的国家建立数据中心、特拉斯建造一座超级工厂而欣喜若狂。

欧洲人发明了汽车，但电动汽车的世界将成为中国和美国的竞技场。汽车产业或许是欧洲产业衰落中最触目惊心的案例，但这同样发生在其他行业，如电池、太阳能板、高速铁路和电信设备。欧洲的产业正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除非得到保护，否则它们将继续倒下。然而，实现这种保护的途径——补贴和关税——本身也是衰退的标志。这里描述的是更长期的结构性衰退。

理论上说，衰退的过程可以逆转，但这需要一种政治意愿——在笔者所知的每一个欧洲国家中，都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意愿存在。笔者不知道欧洲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家或政党能明确地聚焦这些问题。

真的有人相信，减少移民就能解决欧洲的问题吗？或者是增加政府开支、举债提高军费，还是欧洲人当下正在讨论的其他任何方案？否认现实和一厢情愿是衡量衰退的另一个重要尺度。而笔者所有的指标都在闪烁着报警的红光。

（原文发布在英国评论网站UnHerd，原标题：“欧洲需要一位梅特涅。”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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