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子弹：当我见到张桂梅老师时，就决定要写一个“喜剧”

在刚刚落幕的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上，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可谓满载而归：最佳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这部描写华坪女中校长张桂梅的电视剧，以其真实和真诚打动了观众的心。

如何做到如此深入人心？如何塑造一个“正面人物”？在编剧袁子弹看来，关键在于不回避人物的复杂性，正面人物并非完美无缺，他们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挣扎与困惑。

而且电视剧没有局限于展现张桂梅个人的奋斗历程，而是将视角拓宽，聚焦于她所代表的女性教育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如何改变命运、照亮希望。剧中，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对高级快乐的追求，即便是在艰难困苦中，也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也让整部剧作既有深度又不失温度。

【文/ 袁子弹】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得到观众喜爱，也得到一些研究者肯定。作为编剧，我很高兴，也有些感慨，就想借这个机会说说心里话。

01主旨的建立：高级快乐，而非苦中作乐

《山花烂漫时》是“命题作文”，而且可以称得上“命题作文”中最“死亡”的那种，原型影响力极大，地位非常高，而且在电视剧创作之前，已经被各种媒体报道过，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既定的张桂梅老师形象，这意味着想要打动观众，需要的情感阈值更高了。

所以制片人李行找到我，说想做电视剧的时候，虽然我本能地感兴趣，且对张桂梅老师充满好感，但我第一时间想的是怎么推掉这个活，因为普通观众已经对张老师有了固定认知，各种优秀的新闻团队都在跟拍和采访张老师，很多人认为有新闻和纪录片就够了，还有必要写电视剧吗？

但李行再三跟我说，张老师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那么板正，是个很有趣的人。她讲到张老师去家访的故事，当时很多学生住在山上，路还没修好。张老师去家访时经常带着她的闺蜜，雇一辆摩托车载着她上山。因为云南的山区大多是九转十八弯，看着房子在那里，开着开着房子就不见了，来一阵云或雾，路就没了，她们就无奈地停下来聊天，聊完准备走人了，云雾散了，天又开了，房子又出现了，就又骑着摩托一路前去。

这个形象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因为特别鲜活。我在媒体给到我的，一个充满牺牲精神的、艰苦的张老师之外，看到了她的笑声、她的闺蜜，看到了她家访路上真实遇到的事，以及她是如何解决的，这些一瞬间就击中了我。

我跟李行说，听起来张老师并不是一个艰苦的形象，而是一个快乐的形象，是一个真正投身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人应有的状态，我说，咱们为什么不能把她写成“麻辣教师”呢？国外有那么多非常热烈非常燃的青春作品，为什么我们一写到这类题材，一写到老师，就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咱能不能写点愉快的、励志的，把青春该有的“燃”给带出来？我相信好的老师心里面是有一把火的。

而且我看了很多张老师的报道，比起叙述张老师有多少种病，她多么艰苦，我更关心她要做成这件事该有多难。一所学校平地而起，还是免费的，我忍不住问自己，地从哪来？钱从哪来？怎么招的人？谁批的编制？为什么可以招生？为什么每个年级只招100个学生，而不是300个？我管一个孩子都那么难，这个人却带大了成百上千个孩子，把她们都送进了大学。从这些困扰我的问题里，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光靠牺牲就能成就的人，相反，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写张老师离不开一个难字，这个难我们回避不了，这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自带的。但我特别希望她是强大的、有趣的，而不是被动承受的。牺牲不是她最伟大的价值，人到了无可奈何时都可以牺牲，但靠着牺牲和承受就可以成为张老师这样的人吗？不可能！牺牲背后肯定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促使我想要完成这个创作。

2024年底，《山花烂漫时》播出后，袁子弹到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参加思政大讲堂的电视剧专场“微光的力量”，与张桂梅老师合影

带着这些问题，我很快去了华坪。大家听到丽江华坪可能会跟我一样，误以为它离丽江很近，其实它跟哪里都不近。我早上六点多从北京出发，飞到昆明，又坐了六个多小时的车，将近晚上十点才到华坪。为了让我保持状态，片方很贴心地租了一辆非常好的车，有一个星空顶，非常漂亮，但六个小时下来，星空顶都快给我看吐了。

也正是这个经历，让我第一次对张老师肃然起敬，因为那时张老师已经全国闻名，是最有资格走出那个地方的人，但她依然选择留在华坪。我想象她无数次前往丽江、昆明，为了几块钱去募捐，去找各种部门，前前后后努力了七八年，我想，这得是多么强大而坚韧的人？得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我相信她一定没有坐我这么好的车，她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我的这次创作，其实是一个慢慢走进她、相信她，再到真正理解她的过程，因为刚去的时候，很多事我不懂，也不理解，我不知道支撑她的是什么，但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慢慢摸到了属于张老师的那个核。

我是第二天见到的张老师，张老师对采访者有很多要求，比如不能奇装异服、不能戴首饰、不能化妆等，因为她不希望我们的到来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因为张老师的坚持，我没有采访任何一个在校学生，这也让我意识到她是真正关心学生、能从学生立场出发的老师，我对她的印象更好了。

见她之前我很忑忑，因为我已经对她有了很多脑补，有了创作思路。很多时候新闻对于原型人物是赋魅的，见到原型之后，有可能大失所望，也有可能你对原型的理解跟本人大相径庭，这些都会严重动摇创作者的信念。结果见到张老师让我非常开心，因为她恰好就是我想象的样子，非常聪明、有趣，狡黠又质朴。狡黠是指她充分知道她面对的是谁，她有沟通的智慧和解决问题的技巧，质朴是指她本质是真诚的。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尽管病痛缠身，但张老师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她时不时拿起喇叭吼两句，多次停下来处理学校的问题，也会聊起她年轻时如何时髦、漂亮。我一下子就觉得属于创作者的构想与眼前这个人合上了。同时她又赋予了这个人物更多喜剧色彩。她善谈、幽默，说话带着很多粗口，完全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主旋律”英模的样子。她不沉重，甚至还有点搞笑，有点没规没矩，她跟学生边界感非常弱，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和学生家长不那么熟，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唠起嗑来。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确定我要写一个喜剧，不仅因为我看到的张老师是这样的，也是因为我的创作理念：张老师不是因为吃了最多苦而被表彰的，而是因为在苦难中表现得最强才被表彰的。所以我要透过苦写她的强，没有苦难，张老师所做的一切就显露不出应有的价值，但我关注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里长出的希望和勇气，长出的那些顽强而坚韧的花。

我们的剧名叫《山花烂漫时》，这个意向与创作思路是高度贴合的。山里的小野花，不见得是最美丽的，不见得是最能占据这个舞台中心的，但它一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这种强首先表现在永远有行动，永远有方法。

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剧中的张老师几乎没有停下过，她很少坐着讨论一件事情，而是吃着饭、干着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我始终让她处于一种不稳定和不停顿的状态。这不光体现在演员的表演细节里，也体现在剧情设计上，你会发现我从来没有试图给张老师盖棺定论，没有试图给她和女校画上一个句号。我们的戏完结在张老师拎着大喇叭训斥学生浪费的场景上，这是一个完全生活化的场景，我们没有试图让她停下来，让她作为一个英雄被表彰，这是剧本立意上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地方，甚至是最好的地方。

除了永远有行动、永远有方法，我也极力去展现张老师乐观积极的态度。我们希望让大家觉得，当你为自己喜爱的事业奋斗时，你不是吃苦，不是承受，不是牺牲，而是热爱。发自内心的热爱让这件事情像游戏一样有趣，张老师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不断升级打怪并获得成就感，这是一般人很难碰触到的高级快乐。我们常常说现代人喜欢躺平，可张老师让我久违地看到了，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是一件多么闪耀、快乐的事。张老师苦吗？论生活条件肯定是苦的。但她是在吃苦吗？我不认为。我觉得她是在享受。学生当然离不开她，但张老师更离不开学生们。她从学生这里得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所能拥有的最高快乐，这也是我创作时极力想要传递的：能对抗疲惫、对抗人生琐碎、对抗“躺平”心态的从来都不是名和利，而是找到你内心真正热爱的东西。

唯乐观与热爱能成就伟业。在创作中，我一直刻意避免把张老师当成牺牲者，避免渲染苦难，而是极力去写她的乐在其中，写她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希望把张老师那种丰沛的情感、昂扬的斗志充分地传递给大家，让一切艰难与困苦成为张老师伟大事业的磨刀石，让苦难背后的人性成为整个叙事的主角。

02 人物的开掘：立体维度和英雄人物的A/B面

在核心人物的开掘上，为了打破书写英模人物的惯性思维，我努力发掘人物的立体维度。谈到张老师，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是英模、老师、“七一勋章获得者”，那么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维度，是真实存在但人们还不了解、不熟悉的？

比如作为母亲的张老师。很多人不知道，张老师是当地儿童之家的院长，她给上百个孩子当了十几年“张妈妈”。网上有人攻击张老师，说她没有母性，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才鼓励女孩子们专心读书走出大山，这是完全不了解张老师才会说的话。

比如张老师与她的闺蜜如何交往？一个英模，也需要有闺蜜在旁边时不时唠嗑、说话、吐槽吗？比如张老师如何与当地官员打交道？在职场这个维度上，张老师怎么搞定领导、团结同事，有哪些职场技巧？他们的关系有哪些变化？

围绕着这些，我设计了很多烟火味十足的日常，比如儿童之家每年过年的包饺子吃硬币，比如张老师拿到置装费，给孩子们买了一顿大肉，给人吃进医院去了；比如她跟闺蜜方琼剪头发、买衣服，一起看大象，教她怎么打点领导、怎么处理人情世故……

剧中张老师跟教育局长周善群、副县长马永强铁三角的戏我非常喜欢。我经常把铁三角的戏放在吃吃喝喝的场合，用食物拉近与观众的关系，而不是板着脸谈事情、讲道理。剧中有张老师送礼的情节，送礼送什么、怎么送，也都精心设计。张老师跑到县政府大院去送礼，这个地点的选择可以看出她并不擅长送礼，而甘蔗作为礼物更是既轻又真，非常符合张老师一贯的风格。

包括铁三角的最后一场戏，周善群要退休了，来找张老师聊天，清高文人的姿态完全放下来了，两人从职场上下级蜕变为朋友关系，周善群最开始否定张桂梅，后来被她打动、说服，到这个时候真正成为朋友，因为他们是真正为同一个理想奋斗的伙伴。

通过这些立体维度，我们发掘出了在所谓常规“英模张桂梅”这个主身份底下别的身份、别的属性，而对这一部分张桂梅的描写，让我们得以夯实“主旋律”创作所要呈现的那个主身份，甚至为其提供理由和情感动因，让剧中的张老师得以真正落地。可以说，这些平时不被注意的维度，恰恰是她英模这个主维度得以成立的原因。

常规英模剧的另一个问题，是习惯从已完成的角度去描绘人物，在英模的高度和既成事实面前，人物遭遇的困难变得不值一提，他的最终通关也变得毫无悬念。英模剧最常见的桥段是一群人围着这件事发表各种议论，观点有对有错，然后核心人物出场，发表一通演说后，大家就被他折服了，就定下来执行了。

但在创作过程中，我反复问自己，这符合事实吗？不符合。张老师提出要办女校时，我采访的几乎所有对象都对我说，当时觉得她绝对搞不成，可以说，在张老师遇到的所有困难里，最大的困难就是被怀疑，因为办女校这件事，无论从哪个阶段来看，都有成千上万个办不成的理由。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老师依然去做了，而且坚持不已，终于让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所以对我而言，比起大众熟知的已办学成功、荣誉加身的张老师，我要抓住的是那个最初的张老师，那个不被信任、不被认可、被各种质疑的张老师。女校不是天然就该成功的，女校的成功是张老师及身边所有人竭尽全力的结果，缺少任何一环，事情都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如果说英模叙事也有AB面，张老师的A面就是大家熟悉的：她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既有牺牲的豪情，又有作为教师的崇高责任感；她信仰强大，托举起了许多女性走出大山的梦想……这是我们“主旋律”创作的应有之义，也是必须表达的。那么这些重要吗？重要，但远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那些不被看见、不被熟知的英模的B面。哪些事情曾经让英模跌进沟里，差点成不了英模？哪些突发情况让英模陷入绝境，差点半途而废？我要寻找的是这些东西，因为面对困难的态度才是英模和普通人真正的分野：那些让她犹豫、动摇、痛苦、彷徨的，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让故事充满悬念、让大家感兴趣、让大家觉得英模不愧是英模的根源所在。

除了人物定位，现实题材电视剧里怎么处理主人公跟其他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真实性和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在张老师与其他人的相处上，我尽量采取平视视角，消解她的权威性，和她身份带来的天然正确和威严感。

在剧中，张老师无论跟学生也好、上司也好，都不卑不亢。她没有等级性的观念，眼中只有她要办成的事和必须克服的困难；她不谄媚，也不爹味，从不高高在上地进行说教，同时又是团结的冠军：她让所有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奔赴，证明了人是可以同频共振，可以真正互相感染的。而所有这些，都最大程度地把张老师从“神”拉到人的范畴，让她变得更可亲近、更真实可信。

03 生态的营造：人是活在环境与关系里的

在确定了张老师的人物基调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营造她周边的生态，这个生态，既指张老师所处的社会环境：贫困山区，路途遥远，多民族混居，重男轻女，整体教育水平低；更指张老师所处的社会关系生态：她身边有些什么人，生活在怎样的关系里。

围绕这个思路，我把要设计的角色分成了几大类：第一类是学校类的，有老师，有学生。老师们都是为什么来到学校，又各自面临什么问题？学生写几代，都有怎么样的个性与困境？第二类是政府类的。张老师要建校，要批地，要搞编制，需要面对哪些部门？这些领导上到什么层级？下到什么层级？她的直属领导是谁，分别与她是什么关系？第三类是社会类的。张老师钱不够要募捐，可能遇到谁？企业家，还有无数的普通人，怎么去写这个庞大的群体？还有学生家长们。他们从事什么职业？当地有没有扶贫脱贫建设？他们参与了什么事情？

在构建这个生态的过程中，我不光锁定了我要写的人物，也找到了整个剧本的叙事重心：我要写的不是张老师从小到大的日常，而是她如何竭尽所能完成一个在外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过多描写她的丈夫，这不是我的重点。我选择从建校写起，让周围的生态能最大程度与张老师同频共振；而结束的点则落在了张老师看大象迁徙这么一件小事上。因为大象是母性氏族，象群有头象，带着小象，我觉得特别符合张老师当下的状况：你不知道她走向何方，但是她始终在走向更好的地方，我想传递出充满希望的在路上的概念。

关于写不写第二代学生，我和导演一度有过激烈的讨论，因为第一代的戏已经写到极致了，留给第二代的空间不多，导演担心第二代很难超过第一代。但从社会生态的角度看，我觉得应该写，因为张老师面临的生态是不断变化的，只有让大家看到谷雨等人的回归，看到教育是可以反哺当地的，才能展现整个社会形态、意识和观念的变化，从而让故事形成逻辑上的闭环。教育绝非一载之功，张老师也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在办学这件事上她并未获得完全的成功，而是依然在路上。这个连贯性既是社会生态本身的连贯性，也是人物内核的连贯性。

我想以剧本第一集为例，说明为什么生态的营造对于人物塑造至关重要。全剧开篇是方琼拉肚子，张老师骑着摩托车离开。摩托车的选择和旱厕的出现，非常符合南方山区的特色，快速交代了张老师所处的地理环境；然后是她的闺蜜拉肚子，人物关系出场。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会和闺蜜一起去家访，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形象。她的闺蜜因为闹肚子在旱厕里出不来，这种情况下正常人会选择等，她不是，她明明不擅长骑摩托车，却骑上摩托车走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张老师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她非常关心学生，她一刻也等不了，她要去救她。进村后张老师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学生，为了“追”儿子已经怀了四胎，能直观看到当地重男轻女的程度，这也是谷雨的第一个参照系，让观众看到，如果张老师没有救她，她的人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是谷雨为了三万块钱要把自己给卖了。这是张老师面临的直接困境。在张老师与迎亲队伍对峙的同时，我设计了女疯子的出场，她是农村里随处可见的被侮辱、被遗忘的女性代表，她只有一句台词：“不是我克死的。”但通过这句台词，你不光能想象她的故事，更能看到在当地像这样早嫁的、受困于婚姻的女性是非常普遍的，这是谷雨的另一个参照系。

到这里，我还担心呈现得不够，又设计了张老师的两个本子，一本记录着她手里所有辍学的学生姓名与辍学理由，另一本是募捐的本子，记录着何年何月谁捐了多少钱。这些对周边生态的营造，不光让观众看到了张老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她面对的是什么层级的困难，也看到了她的解决方案：她想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且已经不是头一次这么想、这么做了。有了这些铺垫，张老师才能在半夜敲开教育局长周善群的大门，才能在党代会上说出我有一个梦想那一番话。

2021—2022年采风时，主创团队在张桂梅老师一直担任院长妈妈的儿童之家与她合影。参与者有制片方歆光影业集团总裁康捷（左一），以及制片人李行（左五）等

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必然活在某种环境与关系里，他的行为与所处的生态息息相关。我们花大工夫去营造张老师周边的生态，不光是因为这种生态是张老师成为张老师的原因，更是因为人物的互文为她之后的一切选择、行动提供了理由和外部支撑。也只有充分呈现张老师所处的生态，观众才能对女校的难和张老师的强真正感同身受，才能理解建校的急迫性和必然性，真正沉浸到剧情里去。

04 配角的打造：95%的平庸和5%的闪光

《山花烂漫时》是一个大女主戏，也是一个群像戏。因为张老师已经足够高尚，已经承担了太多理想主义的光芒，所以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我坚持找到属于普通人的视角，而不是把他们写成跟张老师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天然的追随者。

我写这部剧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对于普通人来说，通常95%的人生都是暗淡无光的，有着最普通的人性和最平庸的烦恼，只有5%是称得上高光的瞬间。所以在除张老师以外的人物上，我极力寻找这种普通的人性和平庸的烦恼。

比如基层干部的代表马永强和周善群。马永强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官员，我抓到他的第一句话是“副的，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务对话，很能展示他的得意和油滑；而周善群清高，我抓到他的第一个点是茶杯，跟他这个人一样，走到哪儿都端着，所以张老师薅走他，首先是薅走他的茶杯，这些细节是非常普通但又能让人物充分成立的。

马永强前期一直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张老师想要说服他全力以赴建女校却没成功，最后给他薅到滑肉馆。我设计了一个店主家的小姑娘，在他们说话的过程中，这个小姑娘始终进进出出，被她爸爸指挥着端酒端肉、加水添饭，她甚至没有跟马永强产生任何交流，马永强却突然答应了张桂梅的请求。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真实的困境。当这个问题没有呈现在面前时，你可以计算得失，但这个瞬间就是那不普通的5%，是马永强的人性闪光。

同样的，当开学遭遇暴雨，学生们无法赶来上课时，周善群也放下了他的清高和上下级规矩那一套，坚决站在了女校这一边，让马永强不要再打官腔，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得把孩子们接出来。这场戏是他的人生高光，但除此之外，他也怕事，也想躲。我决不回避这种躲。因为这才是普通人该有的想法和人性。

我们剧中有四个主要老师，我要做的，是从非常私人的角度，找到他们各自来女校的理由和人生闪光点。其中丁笑笑脱胎于我采风中采到的一句话，当时女校初创，刚来的老师们发现得睡在一个没封顶的水泥筒子里，去招一些还不存在的学生，大家都崩溃了。有个老师说：“天啊，张老师你这个学校不垮没有道理。”张老师认为完蛋了，她肯定要走了，结果她又说：“反正你也干不了多久，你干多久，我就陪你多久吧。”这非常洒脱、达观，我们抓住了这个点，设计了丁笑笑。她的困境不在于普通生活的困境，而是被认可、寻找自己道路的困境，所以什么事她都觉得很开心，很酷，是真正为了快乐做这个事的。

魏庭云是典型的继承了中国君子之风、有着职业荣誉感的女性，秋瑾、吕碧城兴办女学，是这样的人物在感召着她，你可以看到她在故事里面任劳任怨，甚至是自我激发的，不但自我激发，还激发爱慕者一起努力。恋爱脑姚小山，我给他设计了大量喜剧情节，我们让他一时恋爱脑上头就来了，后来得不到回应差点就走了，他和张老师互动，有那种喝醉了吐槽上司之后觉得丢人、不好意思见面的点，特别日常也特别有趣。

还有少数民族赘婿陈四海，我给他找了两个点：一是他是官迷，人家觉得累、嫌麻烦的工作，他欢欢喜喜就来了，因为是个正经主任；二是少数民族这个点，不光显示了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做了一定文化宣传，让大家进一步感觉到了当地的生态，也跟常见的重男轻女形成对比。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在另一个社会制度下就是不正确的，女性不是天然就该承担劳役的。到底应该选择事业还是家庭？我很开心能在一个男性身上讨论这个经典话题。

包括离开的老师蔡虹，我们没有对她做任何批判，而是真实地呈现了她，甚至让她质问了张桂梅，让张老师无话可说。为什么这么设计？因为我真的很想说，做不到像张老师那么高尚很羞耻吗？不羞耻，这就是普通人的想法，她说得没错呀，我们努力学习不是为了搞一份钱多事少的工作吗？英雄固然伟大，当普通人错了吗？没错，普通人才是大多数，也正因为如此，才衬托出英模的伟大。我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样子，大部分人选择了普通的、平庸的生活，选择了钱多事少，少部分人燃烧了自己，走向了更光辉、更英雄、更了不起的道路，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包括“四朵金花”，她们对应着不同的问题：谷雨敏感，高度自尊，她的困境是完全被物化、忽视，被家庭拿来换钱；蔡桂芝遭遇家庭暴力，她需要挺身而出保护母亲，同时面对着因病返贫的窘境；宁华则是被当作男孩养大，缺失了对社会性别身份的认同；柳细莺甚至把苦难看作理所当然，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对这些人物现实困境的展示，不仅让这些女孩显得鲜活动人，也展露了张老师性格的不同侧面，让人意识到，女校的成功绝非张老师的孤身奔赴，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感染、共振的结果。

回过头去看女校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神奇，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带着各自的目的、在里面发挥了应有作用的结果。中间但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做，比如说老师再走两个，学校就办不下去了；学生不自强，第一届学生没考上，后面拨款就没了，生源也没了，这完全可能。正因为无数普通人在其中发出了自己那5%的微光，女校这件事才得以成立，而不是张老师像太阳一样，一个人孤悬在上。我要写的不是太阳的诞生，而是一个星系。我们当然有着太阳这样能量巨大的星星，但旁边的星星也一样重要、一样璀璨。

05 不偷懒的创作：守正与出奇并不矛盾

通过这次创作，我还有一个重要体会，那就是守正和出奇并不矛盾。很多时候我们出于内心的傲慢，觉得这是重大题材，要传递的价值观太多了，受的局限太多了，就放松了自己在艺术上的要求，好像它天然获得了一种豁免权，不好看是正常的。可事实呢？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纯粹的偷懒。比如说，认为“主旋律”题材就应该板着脸讲故事，认为张老师这样的人物就应该是严肃的、沉重的，这都是艺术的偷懒。

我举一个例子。高考那场戏对全剧至关重要，在高考前，我们需要一场戏把情绪压到极致，也需要给到孩子们一个释放的空间。在创作时，我想她们能干什么？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我脑海里就出来了爬山、看日出、呐喊，好像当然就应该如此；第二个备选方案则是在操场里跑圈，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可我反过来问自己，这群女孩子刚从山里出来，是没见过山呢，还是没见过太阳？好不容易进到城里读书，在高考前最关键的时候花半天时间呼哧呼哧爬山，就为了看日出呐喊，这合理吗？不合理。但很多戏就这样拍了，甚至演员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就这样演了，因为站在都市人的视角，这确实能起到疗愈心灵的效果，但放在这群学生上，这就是纯纯的偷懒。包括前面说的陈四海面临的选择，按惯性思路，他绝对应该选择留下，因为办学校是多么伟大的事，按照我们的主流叙事，这样的事是永远排在小家前面的。但我让他扛完女校最难的那一段就回去了，因为作为家庭的一员，他凭什么不承担家庭责任？小家不重要吗？走婚制度和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摆设吗？高尚一时也是高尚，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的戏永远应该跟着人物走，而不是进入主流创作的套路里。

长期创作的人很难摆脱套路，但至少在这个剧上，我不想偷懒，因为像张老师这样了不起的人物，值得我们更认真地表达，不应该随便把这个题材消耗掉。比如在张老师的建校动机上，我们能按西方的那套人物结构去解构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的人物吗？不能，因为我们这片土地上就不成长西方式的英雄，中国的英模解决的从来都不只是个人问题，中国最小的社会单位是家，再往上是族，族上面是国，中国人一直是在这样的体系里面实现自我完成的。只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你是无法理解张老师的。所以要写好张老师，你得打破内心的傲慢，得真正进入张老师，进入那些女孩子们，问问她们会不会去山上面呐喊，对于读书这件事，她们是什么感受。我采访过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她们说我们就是苦学苦读，我们心里面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就是唯一的机会，不成就是死，就是回去嫁人，出去打工，就是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后来想到了解压大会，让张老师带着学生们自己骂自己，我甚至控制了时间，就一堂课的时间，因为孩子们宣泄完还得继续苦学苦读，这才是她们的生活真实，是她们的人物逻辑里应该长出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这次创作与其说是想要出奇，不如说是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事情跟我想象的有很大差别。我所认为的感动、我所认为的燃点，包括我所认为的痛苦，这并不是人物真实的感受和痛苦。所以我要做的，是舍弃傲慢，放弃那些并不真实的套路，比如常规的大女主很少歌颂爱情，但我没有让张老师鄙视她的爱情，不是断情绝爱才能成为大女主。张老师回忆起她的亡夫，充满了美好，她描述得非常坦然、幸福，为什么要去回避这一面？这一面会让她的伟大打折扣吗？不会。包括魏庭云和姚小山的爱情，我没让它建立在暧昧、亲亲抱抱的小情小爱上，相反，我完全将它建立在了理想和信仰上，也许很难，但我们做到了，我们用最小的戏达成了最大的效果。

2025年1月在澳门，金鹅奖结束后，腾讯给《山花烂漫时》举办庆功宴，大家一起回顾创作历程，既感慨万千，又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只要不偷懒，守正和出奇是可以同时达成的。守住价值观，守住你应该表达的内容，这是“主旋律”创作的应有之义；而出奇，这个奇是戏剧的奇，更是生活的奇，人物真实的奇，是你要找到真正符合生活逻辑性，符合生活真实的那些细节来支撑你的人物，来让她展现出跟别的英模人物不一样的特点。我看英模剧最大的痛苦是他们全长一样，人物调性全都一样，既沉重，又正确、乏味。事实上，他们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业，多少证明他们是个性非常激烈和明确的人。一个个性模糊，没有自我坚持、自我信念的人是不可能完成伟业的。那为什么我们创作出来的英模人物会如此千篇一律？是我们的人物不够牛吗？不是的，这是创作要反思的问题，而不是人物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在创作中偷了懒，浪费了真实土壤里孕育出来的有力量的人物。

06 没有反派，只有信仰的旗帜高扬

创作之初，我给剧本创作定下了几个目标：一是绝对的真实性，二是充足的戏剧性，三是一定的社会性。写张老师，不能只停留在故事的层面，它一定会涉及几个绕不开的话题，一是贫穷，二是性别不平等，三是她的信仰和红色教育。

写贫穷，我不光写贫穷的成因，写落后观念对贫困地区的影响，也写在政策和教育的扶持下，贫穷是如何一点点被改变的，所以在剧中可以看到路修通了，可以看到新建起的芒果园，可以看到谷雨们的回归，通过这些，你可以看到教育是如何改变当地的贫穷和愚昧。

写性别不平等，我不去强调两性对立，而是努力表达了在生活中看到、感受到的种种女性困境，包括月经羞耻、酒桌文化、职场歧视、性骚扰等，展现了不同情境下的女性互助。我不希望立一个坏的男性角色作为靶子，把他打倒，女性就天然正确了，强大了，我要展现的是真正的女性困境，这种困境有时候甚至是在善意下达成的。

比如公安局那场戏，非常有代表性，警察听到谷雨在洗脚城上班，即使确认她是被性骚扰了，还是会说“小姑娘以后别去那种地方瞎搅和了”，这不是善意吗？但背后深层的逻辑是什么？是觉得她去了那种地方才会遭遇这些，这就是结构性的歧视。包括大家对女校的评判，怎么现在还有专收女生的学校，这些真实的困境才是最需要被关注的。

我们的反派从来不是某个个体的人，而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愚昧、贫穷和落后的宗法观念。比起某些极端情况导致的特例，我希望更全面地展现出县城乃至山区的整个生态：比起没能力和无机会，更可怕的是对自身境况的不自知，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念和希望，这就是张桂梅老师常常提到的“穷根”。这种精神上的贫穷远比物质上的贫穷更顽固、更可怕。所以我塑造了农村随处可见而又总是被忽视的“女疯子”，小小年纪就为了拼男孩怀四胎的女学生，不堪家暴奋起反抗的辛欣妈妈，爱女儿却把一切生活苦难迁怒于妻子的蔡桂芝爸爸，没有恶意却总是议论着宁华的爷爷奶奶们，以及下意识指责谷雨的派出所警察们……

我希望通过这些触角一样的人物，将张老师毕生与之对抗的贫穷和落后观念具象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也将教育是如何改变她们命运的过程如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大家在关注这些的同时，也更理解张老师和女校在当下的社会意义：了不起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中的拼搏与坚守，是打破桎梏、突围而出的决心和勇气。

此外，我选择在剧中直面张老师的信仰，详细解析她信仰的由来。梳理完张老师的前史，我们会发现这信仰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张老师人生的低谷期，是组织拉了她一把，是华坪质朴的山区女性让她看到了人生的意义和责任。她要回报华坪。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保留阿丽这个人物的原因。同时，这种信仰又是接地气的。女校经济困难时，帮助她的是党的干部；条件艰苦，老师出走，留下来的基本都是党员——张老师的个人经历驱动她靠近信仰，信仰又反过来支撑、反哺，为她提供力量。

在剧中，我写了张老师在差点被夺走校长职务时在楼顶唱《红梅赞》的情节。那是一个纯粹的革命乐观主义者才会有的行为。她想要改变山区女孩们命运的出发点非常纯粹，因此，她能从信仰中汲取力量。她的生活和信仰不可分割。

我也特别喜欢女校最艰难时刻，张老师生病，周善群接她回来那段戏。学生们在黑暗中点着蜡烛念《沁园春·长沙》，那是真正的青春飞扬，那是真正的信仰，那个信仰的流淌是充分自然的，念着念着一瞬间，灯突然亮起来，这时候，人物的信仰是从她生活里结结实实长出来的，所以一点也不尴尬，相反，它是充分可信、动人的。

写张老师这个戏，给我更大的触动是，我以前一直以为改变世界是一个宏大命题，只有拥有很高社会地位和很大社会能量的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我以前创作写不到位，我会对自己说，不能怪我，因为它太难了，遇上不合理的事，不敢挺身而出时，我也总是对自己说，没办法，世界太大了，而我太渺小了。但张老师让我看到，普通人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我们所在的世界。比起高高在上的同情和审判，我更希望《山花烂漫时》唤起的是对那些还在泥泞中挣扎的人的深深理解，是不卑不亢的关心和动容，是张老师“踹醒一个是一个”的、从微末做起的点滴努力。

我希望通过这个剧的创作，以张老师和女校教师、学生们的精气神去感染、影响当代的青年，让观众感受到那种昂然勃发的生命力，让他们意识到，理想依旧值得追逐——有善念、有善行、能坚持，我们每个人都能让世界发生一点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