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婷：特朗普捅破了中东模糊政策的窗户纸，还能糊上吗？

【文/刘燕婷】

6月13日以色列空袭伊朗后，双方开始了导弹互射的战争“闷烧”，也陷入了各有难处的战略困境。

首先是持续挨打的伊朗。基本上从13日战争爆发起，伊朗的军事人员与资产就被以色列不断削耗，国家尊严也连带透支。而衰弱的“抵抗轴心”除了胡塞武装还在积极活动、持续袭击以色列之外，其他板块几乎都偃旗息鼓，不愿卷入无妄之灾，更不要说中国、俄罗斯、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其他更有力行为者。

不过，以色列的表现同样一言难尽。首先是各方公认“固若金汤”的防空系统，明显在开战后被伊朗导弹持续穿透、造成死伤。而这种神话破灭的强烈温差，也体现在看似惊人的斩首轰炸上：以军攻势排山倒海、仿佛就要终结伊朗核计划，但21日以色列外长萨尔（Gideon Saar）公布答案时，竟然只是“把伊朗发展核武的可能性推迟了2到3年”。

此外，以色列还想一劳永逸根除威胁，所以鼓吹伊朗民众“发动起义”，结果伊朗不仅至今没有爆发大规模内乱，还涌现了反以声浪。

简单来说，伊朗伤痕累累却皮糙肉厚，以色列大杀四方却成效有限；双方在这轮冲突升级后，还是回到难分输赢的僵持状态。这就导致美国的下一步行动成为焦点：究竟是来回约束、推动冲突降温，还是作壁上观、放任两国撕扯，又或是亲自下场进行打击？

美军6月22日对伊朗三个核设施发动空袭，美国白宫在社交平台X上释出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在战情室内的照片。X@WhiteHouse

从后续发展来看，特朗普显然选择最后一种：在6月22日出动美国海军与空军，轰炸伊朗的福尔道（Fordow）、纳坦兹（Natanz）、伊斯法罕（Isfahan），并在行动后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已“彻底摧毁”伊朗的关键核浓缩设施，“如果伊朗不寻求和平，美国将发动更多袭击。”

但这种做法似乎没有解决问题，而是留下更多问号：

如果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已经彻底被毁，伊方还有什么诱因要重返核谈判？

如果美国只是夸大战果，那么伊朗经历这次轰炸后，为何还要投降弃核、而不是坚定拥核？

如果这次打击没有促成降温，反而导致伊朗更强硬，那么美国的下一步还剩多少升级空间？是祭出更大规模轰炸、斩首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是继阿富汗与伊拉克后加开伊朗战场？

种种问号，其实都代表了更多不确定性，正如特朗普的“以打促谈”，其实就是“火上浇油”的一体两面，而这也无疑是导致战争爆发的重要关键。

美国偏离战略模糊

回顾战争发展，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当然经年累月，但会走到开战这一步，关键还是各方的每一次选择。

首先是2023年10月的“阿克萨洪水行动”，这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军事反扑，也是以色列与伊朗多年敌意的积重难返，更是2025年两国战争的第一缕硝烟。

起初，双方只是围绕加沙进行博弈：以色列为了歼灭哈马斯，不计形象猛烈用兵；伊朗则为保住哈马斯这颗棋子，大胆调动“抵抗轴心”协同作战。于是，在双方你来我往间，战火从加沙一路延烧到红海、叙利亚、黎巴嫩，并在2024年4月迎来第一次升级：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叙利亚大马士革使馆，伊朗则在几天后对以色列发射一波导弹。

接着是同年10月的第二次升级：在以色列7月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9月暗杀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10月1日入侵黎巴嫩的背景下，伊朗再对以色列发射近200枚弹道导弹，引发后者的又一轮报复。

但前述事件都还不是战争起点。毕竟从各方反应来看，两次升级其实都没有真正点燃战火，反而是在美国的反复协调、以伊的勉强克制下，各自虚晃一招、缓缓退场。

这种虚晃一招背后，其实就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各自两难：以色列虽想一劳永逸解决核问题、瓦解抵抗轴心，却不可能在没有美国进场的情况下，单枪匹马推翻伊朗政权；正如伊朗虽想大规模打击以色列、挽救抵抗轴心与国家尊严，却也不敢赌“美国一定不介入”的地缘风险。

2025年6月2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中部城市雷霍沃特视察遭伊朗导弹攻击后的损毁情况。Reuters

换句话说，美国虽不是冲突的直接当事方，却是这段关系的重要枢纽，具有同时约束伊朗与以色列的特殊能量。而这种能量一言以蔽之，就是摆出模稜两可的“战略模糊”姿态，以“美国未必会介入”来阻止以色列冒险、以“美国可能会介入”来吓阻伊朗。

这背后当然也出自美国的战略两难：华盛顿不可能抛弃以色列，却也不愿意在撤出阿富汗与伊拉克后，再重返中东挑战难度更高的伊朗，至少拜登时期都是如此。

不过，战略模糊是否奏效，其实还是一个结果论问题：美国当然承诺支持以色列捍卫国家安全，但如果以色列真的相信美国开给自己的“空白支票”不会跳票，也就不必顾虑“美国未必会介入”的风险，而是可以在伊朗第一次打击以色列本土进行报复后，就迅速加码直接开战。

同理，伊朗当然认为美国不愿重返中东战场，但如果德黑兰真的确定美国不会孤注一掷、为以色列出兵，也就不必顾虑“美国可能会介入”的风险，而是可以在以色列轰炸驻叙利亚大使馆、斩首抵抗轴心各领导人、甚至入侵黎巴嫩与叙利亚后直接开战。

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情境都没有在2024年的两次冲突升级后出现，毕竟以色列不想打一场不会赢的战争，伊朗也不想走向政权垮台的毁灭结局。显然，战略模糊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既限制双方的行动选项、也确保了冲突的熔断机制。

但这种机制的成形，本身也就预示风险所在：如果美国不再奉行既有的“战略模糊”姿态、开始走向“战略清晰”，不论是大力支持以色列、或公开示弱自己根本无力阻止伊朗，冲突都可能冲破护栏迅速升级，2025年6月的以伊战争便是直接结果。

从事件背景来看，以伊敌意已积重难返，但会瞬间升级到大规模导弹互射的危险阶段，关键还是特朗普对以色列行动“开了绿灯”，也就是作为关键枢纽的美国先偏离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让以色列产生“天塌下来有美国顶”的自信，这才敢大幅度升级冲突，直接对伊朗发动两伊战争后的最大规模空袭，而伊朗的回击当然也就不再受限过往的虚晃一招，战争也因此失控爆发。

战争如何收场

眼下重点还是战争要如何收场。

从美国的视角出发，“开一次绿灯”当然不等于“准备重返中东”，且从4月美国才刚重启伊核谈判来看，华府的对伊温和派还是具有相当的政治能量，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为何会在冲突爆发后精神分裂、立场反复，连以色列13日的空袭美国究竟知道多少、外交解决期限究竟是24小时或2周、美国是否有意推翻伊朗政权，都没办法统一口径，甚至就连22日美国空袭伊朗本身，如今也传出是特朗普个人的临时决定，更不要提眼下饱受质疑的“彻底摧毁核设施”宣称。

事实上，类似的荒唐混乱、政策矛盾也不是第一次在美国出现。2003年5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后6周，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在电视演说中宣布任务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表示美军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国与盟友取得了胜利。

但众所周知，伊拉克在不久后爆发大规模的宗派混战，美军也为此滞留当地8年之久。根据统计，小布什发表“任务完成”演说时，美军在伊拉克的阵亡人数为104人，但截至2011年2月美军正式停止伊拉克作战行动时，又多了3424名美军在战争中丧生，“任务完成”也从此沦为好大喜功、过早庆祝胜利的代名词。

但这显然相当适合特朗普。早在2018年4月、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这位狂人就以阿萨德政权涉嫌使用化武为由，下令空袭叙利亚，并在行动后立刻于Twitter（现在的X）上宣布“任务完成”，引发各界质疑与批评。来到特朗普2.0，这种倾向又出现在处理俄乌战争、发动“解放日”关税、应对中东乱局上，温和派官僚往往被迫旁观总统的暴走公关秀、直到大错铸成才被找来收拾善后。

2003年8月6日，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中）在德州牧场会见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右）和时任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左）。白宫

例如4月以来的关税战，特朗普先是放任卢特尼克、纳瓦罗等强硬派一意孤行，直到美债与市场同陷危机，最后才让财长贝森特等温和派主导谈判。又例如这次以伊战争，特朗普先是对以色列“开绿灯”导致战争爆发、又在22日下令轰炸伊朗推动局势升温，引发“美国是否要派兵参战”的舆论质疑后，才让特使威特科夫公开强调美国寻求外交解决，且就连民粹色彩极强的万斯也为此公开发声，声称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已“成功阻止”其核武器计划，“总统希望通过外交方式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而这种暴走之后的立场回撤，其实也暴露华府各方的深层隐忧：如果美国决定推倒伊朗神权政府，那么眼下的轰炸、斩首只能算骚扰战，关键还是要派出地面部队偕同以色列进攻伊朗，才有机会促成德黑兰变天。可是，这无疑会影响美国聚焦印太的战略规划，而一旦美伊战争重演越战胶着，冲天民怨又必然影响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甚至下一次总统大选成绩。

当然，在万斯等人出面否认美国有意推翻神权政府后，特朗普本人又公开宣称“改变政权有何不可”，似乎无惧各方劝阻与质疑。不过真正推动局势走向的，还是美国的下一步实际动作，而非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政治嘴砲。

如前所述，以伊两国目前还是停在导弹互射的“闷烧”阶段，且这次危机爆发主因还是美国偏离“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换句话说，如果美国的下一步能重新回归“战略模糊”，那么美以伊三方冲突仍有机会仿照中美贸易战的节奏，从互相加码的高强度对峙，落回中等烈度、谈判与对峙交织、但问题依旧复杂难解的新情境，不过这至少阻止了全面战争爆发。

“以色列丘吉尔”与“伊朗新1979”的对峙

但即便全面战争没有爆发，问题也还是存在。

首先是以色列，不少西方媒体都指出，内塔尼亚胡已经进入一种“丘吉尔式的心境”。例如担任《经济学人》以色列特派记者、同时也是内塔尼亚胡传记作者的安谢尔·费佛（Anshel Pfeffer）就表示，“以色列情报界的共识是：预测或操控伊朗政权垮台毫无意义，因为这可能很快发生，也可能要等上20年，但内塔尼亚胡的想法可能与情报首长们不同，他正处于一种丘吉尔式的心境中。”

无独有偶，奈杰尔·琼斯（Nigel Jones）也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发表文章《这是内塔尼亚胡的丘吉尔时刻》（This is Netanyahu’s Churchill moment），表示历史或许不会重演，却总是惊人地相似，“内塔尼亚胡发现自己的战略处境与1940年的丘吉尔完全相同：他需要将不情愿的美国拖入战争，与一心要毁灭以色列的敌人决一死战。”

当然，用丘吉尔比拟内塔尼亚胡或许有些不伦不类，但这种说法也凸显西方观察家对于这次冲突的直觉理解：内塔尼亚胡希望促成伊朗政权更迭，所以要将美国卷入战局。

而这种力求一劳永逸的强烈偏执，其实来自内塔尼亚胡认知中的以色列危局：以军虽在欧美支持下四处用兵，持续蹂躏加沙、黎巴嫩与叙利亚，却还是没有真正根除伊朗威胁，整个抵抗轴心除叙利亚在2024年12月偶然变天外，真主党、胡塞、哈马斯、伊拉克民兵至今没有解除武装，而美国却已启动与伊朗的核谈判，明显是想重回奥巴马时代、对于伊朗核发展“眼不见为净”的悠闲自在，全然不顾以色列已经为了战争浑身浴血、声名狼藉。

而这种莫名其妙的“自认委屈”，在拜登任内相对无用武之地，因为前者显然不会给以色列一劳永逸的冒险空间；但轮到立场摆荡极难预测、政策变换宛如万花筒的特朗普政府，内塔尼亚胡的狂想反而有了实现可能：只要在特朗普摆到强硬光谱时积极提议，就有机会换到“一次绿灯”，这次是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与斩首，下次就可能是新攻势。因此，只要特朗普依旧主政白宫，内塔尼亚胡就很难真正脱离“丘吉尔心境”。

但伊朗也是如此。

当前的伊朗正在经历“新1979革命”的权力整风。所谓“新1979革命”，并不是要重演过去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政权更迭，反而是要巩固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成果，并确认哈梅内伊的强硬内外政治路线获得继承：对内强化宗教与保守规范，对外则聚焦打造抵抗轴心作为战略纵深。

因此，即便以色列斩首了许多高级将领，继任者也未必会是特拉维夫乐见的温和派。例如，新任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Amir Hatami），就是主张伊朗应该扩张抵抗轴心、建立战略纵深的主动威慑（active deterrence）派；就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自己，也已启动紧急继任备案，挑选了3位可能的继任者，且3人的意识形态都符合哈梅内伊标准：奉行革命，并在伊朗社会推行伊斯兰教。

再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其实这股力道也不是当前浮现，而是早在鲁哈尼时代核协议生变后，就悄然开始了政治回潮，相关迹象包括哈梅内伊在立场温和的鲁哈尼卸任后，随即扶持强硬派的莱希在2021年选上总统，而后者也在就职后推动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包括强化对“女性不正确佩戴头巾”的取缔。如果不是2024年的坠机事件，莱希本有极高机率成为伊朗的下一任最高领袖。

伊朗民众在德黑兰举行反美示威活动 美联社

当然，战争后的积极人事任命、备案出台，其实也反映当权强硬派的深层焦虑：改革派可能利用战争导致的权力真空扩大势力，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安排人选。不过，从哈梅内伊目前仍能任命强硬派接任重要军职、同时择定接班人，伊朗也始终没有在核谈判中放弃浓缩铀这个底线来看，温和派至今没有获得太多红利。

至于伊朗民意对神权政府的愤怒，平心而论，这股能量确实不容小觑，其背后既有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向往，更夹杂了对保守宗教路线的鄙视、以及对1979革命后新特权阶级的愤怒，制裁带来的经济凋敝无疑又放大了这股能量，导致近年的伊朗频繁爆发大规模示威，导火线从怀疑选举舞弊、燃油价格上涨，一路延烧到取缔头巾的过度执法，可以说是一点星火即刻燎原。

问题是，这些示威衍生的骚乱，最后毫无例外都被政府强势镇压。改革派或许能对示威添柴加火，却显然没有将骚乱上升到内战的政治与军事能量；正如立场温和的总统佩泽希齐扬虽可以在民意支持下当选，却始终无法干涉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主导的抵抗轴心战略，也无法阻止头巾的取缔。

且伊朗民间也不是只有反政府的声音，甚至所谓“反政府”本身，也是无法相互团结的割裂板块。笔者曾经走访伊朗的设拉子、亚兹德、伊斯法罕三地，在城市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地区，清真寺就是串连政治稳定、信仰意识形态、社群网络的三重焦点：教士们除了阐释教法，还要在礼拜时进行政治宣讲，内容大多聚焦反美反以意识形态，而这也理所当然成为保守派民众的聚会平台。

这些民众当然不赞成革命卫队高官贪污滥权，却也不代表他们就想接受西方的“精神污染”；同理，保守派底层民众确实会因物价高涨上街示威，但这不等于他们同意“城里自由派年轻人”的头巾改革诉求。

整体来说，伊朗还是一个社会怒气驳杂在不同阶级、文化光谱间的复杂国家，因此内塔尼亚胡念兹在兹的“伊朗民众大起义”，短时间内恐怕不容易出现。当然，部分民众看到革命卫队高官被炸死时，心中或许会有那么一丝窃喜，但当导弹真的砸向自家屋顶时，以色列就必然只剩侵略者身分、而非解放者。

而其实不论是“丘吉尔心境”或“新1979革命”，都来自以伊双方的偏执与豪赌：以色列显然认为只要神权政府存在，核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抵抗轴心也不会瓦解，因此想借闹大冲突迫使美国介入，一劳永逸推翻神权政府；伊朗则仗着美国有意撤出中东，所以大胆豪赌时与势都在自己这方，相信只要自己打死不退，就能为核问题、抵抗轴心熬到发展的机会之窗。

而在双方都是强硬派主政的背景下，以伊对峙已经不是有或无的简答题，而是关乎时机、方法与烈度的复杂光谱。说到底，美国回归“战略模糊”或许有助冲突降温，却很难终结这场没有终点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