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肯定有人会问：“中国人谈‘全球南方’，图什么？”

编者按：近年来“全球南方”一词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乃至舆论界的流行词，不少人似乎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中国为何突然对“全球南方”兴趣盎然？但是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历史，我们虽然对于“全球南方”的定义和政策定位有过变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与发展中国家兄弟们，尤其是“亚非拉”国家们的合作关系，中国从未离开过“全球南方”。

针对如何理解中国视角下的“全球南方”这一问题，观察者网整理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查道炯教授在2025年6月举办的“全球南方与东南亚”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查教授在其演讲中厘清了“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缘分。

【演讲/查道炯，整编/观察者网 唐晓甫】

“全球南方”是一个非常难以讨论的话题。正如之前所介绍的那样，虽然“全球南方”这一概念最近在中国很流行，但常常出现在中文文件的括号里。这表明我们并没有对它拥有一个所谓的“权威观点”。

今天在研讨会上，主持人问道：“中国对‘全球南方’发展有何期待？”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首先得弄清“我们是谁，他们又是谁”，而这并非易事。更何况，在讨论“全球南方”议题时，我们还要应对遣词造句和表达意图不一致带来的多重挑战。

查道炯教授（中） GSN

正如在许多其他领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我认为当我们讨论国际关系时，直接提及“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会产生两种影响。第一种影响是让对方不自觉地将对话引向特定议题，比如我们今天提到的巴勒斯坦问题和其他话题，以证明这些问题并不是相互孤立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提及“全球南方”可能也意味着你对相关人员的发言有所反对，并引发不必要的关注。

我们实际上存在多种关于“南方”或“全球南方”的定义，以及对于“北方”或“全球北方”的定义。我可以接受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但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语，也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习惯，这样的模糊性会带来一些直接后果，尤其是政策层面的后果。

在此我要举一个例子，2007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名为《The Global South》的学术期刊，当时几乎没有人对它给予太多关注。当时有一位编辑邀请我加入这本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我对这件事并不以为然。为何？因为他们的编辑团队由一群专家和社会学家组成。他们会说，看看路易斯安州发生的情况，或者北美的飓风危机应该引起全球关注。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观点就非常像我们所说的特朗普呼吁关注美墨边境问题的观点一样，是一个将各种故事、文件组合起来构建而成的知识架构。

因此，对于这种“全球性”的讨论并不是儿戏，而是非常严肃的学术研究。

在进一步说明之前，我首先得坦率地说，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我不代表任何人，我仅代表自己发言。现在我们在印尼，这里的人们通常对外国人都非常礼貌。我们假设出现这样一个情景：

有个印尼人问我：“为什么中国人突然对‘全球南方’概念感兴趣？为什么中国人要谈论这个概念？你们到底图什么？你们肯定有利益诉求，对吧？”这个印尼人可能也会问：“我们东南亚国家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定位？”——就像我们在中国国内思考如何定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一样。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我希望大家有兴趣和我一起回顾一下历史。尽管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在中文语境中非常新颖，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国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关注“全球南方”一词背后所涵盖的内容。这里我想举四个方面的例子来对此做出一些说明。

第一是万隆会议。

回顾中国的外交实践以及其对应的国内宣传，万隆会议对中国外交的意义远不止于让新中国在国际会议上出现，也远非让中国加入冷战竞争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万隆会议可以被视作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开端。

在万隆会议之前的1952年，中国和当时的锡兰自治领（现在的斯里兰卡）政府签署了《锡兰-中国贸易协定》，协议规定中国提供大米以换取天然橡胶，有效期为三十年。在万隆会议之后，新中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就开始与万隆会议的与会者及更广范围的人士建立联系，展开经济外交。

这些琐碎细节往往由于并未涉及高层领导而容易被忽视。但回望历史，这些细节恰恰是中国消弭分歧、开始搭建联络“桥梁”的关键步骤之一。

第二个例子就是“亚非拉”。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国构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概念，也就是“亚非拉”。这个词在中国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统称，这一概念甚至贯穿了我国的教科书编写和中外诗歌翻译。当年，我们会将源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南亚或其他你们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歌曲和舞蹈用中文翻译过来，并编辑为亚非拉歌曲合集。你还会看到学术会议的组织方将亚非拉概念植入学术会议中。

当年的宣传海报

当然，在那些年代里，其中一些活动的目的是向国人展示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尽管当时由于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原因，中国整体上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通过这些国内文化意识建构，可以向国内的政治精英和大众传达一个信息：“看，外面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等待与我们对接。”

换句话说，当时中国组织外事活动的目的，不光要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己，同时也像许多国家一样，需要向国内受众证明中国的外交行动对中国人民有什么意义，并思考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对世界作出回应。

第三个例子即“大经贸”概念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先后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组建了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将若干政府职能部门改制为企业，承担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建设任务。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国内逐渐形成了“大经贸”这一术语，用以概括“综合性对外经济与贸易关系”。

这一做法的经验源于中国早期作为援助接受国的体会，随后又反向运用这些经验，设计并构建了面向亚洲和非洲的对外援助框架。此番改革旨在打破过去以革命或政治声援为主的援助模式，将对第三世界的经贸合作回归到贸易本身：以贸易引导投资，再以投资促进更大规模的贸易，这也是中国基于自身作为援助接受国的经验所做出的调整。

最后要谈的是“综合安全”这一理念。

它不仅关注物质利益或教育领域，更涉及国家治理方式及思维体系的有机衔接。如今，“综合安全”已被写入国内政策文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为什么中国人突然对‘全球南方’感兴趣”以及“东南亚学者应如何切入中国研究”这两个议题，我想抛出四至五个关键问题，邀请大家共同思考：

第一，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国际治理，其根本目标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是否存在合作与对话的空间？

其二，我们如何真正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现有的各类国际组织，真的实现了当初的宗旨吗？“全球南方”一词在英语学界兴起，正是因为这些机构未能兑现西方的建立初衷，反而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视为威胁。对此，我们是否认同这种批判视角？

第三，“全球南方”的制度性根基是什么？它是以金砖国家、金砖四国、G77等现有多边机制为基础，还是需要另外构建新的框架？

第四，毫无疑问，我们期盼这些组织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更广泛的群体，而非少数精英。为此，国际组织的改革路径有哪些可行方案？

最后，我认为在推进“全球南方”议程之前，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重大问题，即在深度全球化的趋势面前，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是不是一种值得保留甚至珍惜的价值观？

这是我的一些思考，期待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启发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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