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毛泽东曾两次为他题词，并称其为“真正的群众领袖”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二十一、刘志丹牺牲前后

前面20节，主要讲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过程，从这一节讲一下这个时期一些重要的人和事。

这一节的主题是：纠正陕北错误肃反和刘志丹牺牲前后的一些事。

1936年4月14日红军东征时，刘志丹指挥部队攻打三交镇，不幸胸部中弹牺牲。至此，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谢子长、刘志丹相继牺牲，而且都是在黄河岸边不远的地方，都是胸部中弹，一个牺牲在河西，一个牺牲在河东。谢子长是在清涧河口作战时中弹，伤势恶化后于1935年2月牺牲。那时，遵义会议刚过，毛主席正在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突围。

1935年2月以前，陕北有地域相隔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两个上级领导的两支红军。一个是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特委，归陕西省委领导，领导着红二十六军；还有一个是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领导，领导着红二十七军。陕北根据地归中央驻北方代表管，陕甘边归上海中央局管，后来陕甘边与上海失掉联系，也与中央驻北方代表发生了关系。1935年2月，成立中共西北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16天后去世，新成立的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1]

在刘志丹领导下，红军粉碎了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等6座县城，长期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2]红军正规部队发展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到1935年8月，蒋介石又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加上刚到西北的东北军共10万余人，要对这块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3]

9月，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成立红十五军团，使得反“围剿”力量得到增强。当时国统区报纸有不少报道，才有毛主席在哈达铺看到报纸上的消息，知道刘志丹有相当大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才把陕北确立为落脚点。

刘志丹（1903-1936）

但到10月中旬，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陕北时，面临的形势却极其严峻。外部有10余万国民党军“围剿”，内部从9月下旬开始错误的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4]陕北根据地正陷入内部危机中。严重的内忧外患解决不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就落不了脚，更谈不上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领导全国革命。

毛主席听到关于肃反的反映后，立即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陕甘晋省委领导汇报时他又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3日，党中央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带上电台，先一步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毛主席叮嘱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5]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接着中央领导分两路：一路由毛主席率领到直罗镇前线指挥作战，军事工作由毛主席负责，毛主席任西北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统一领导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一路由张闻天、博古率领到瓦窑堡，组成博古指导下的5人党务委员会，有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军委代表张云逸、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由中央、地方、军队代表审查陕北“肃反”，当日下午就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高岗、杨森等。毛主席与周恩来、彭德怀在前线还挂念肃反的事，特意致电张闻天和博古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6]

直罗烈士陵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直罗镇

毛主席在直罗山上

11月26日，中央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主席聂洪钧两人撤职并给予处分。接着开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无罪，并且分配工作。

仅一个多月时间，对外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对内纠正了错误肃反，团结稳住了自己的队伍。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解决，使得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站定了脚跟。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听取审查刘志丹案件汇报时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7]

但问题是，这个“疯狂病”是怎么起来的？

从直接原因来看，竟然与杨虎城手下一位被错杀的旅长有关。据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说，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坪与西北红军会师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6人座谈，作出肃反决定。为什么刚一会师就决定肃反？因为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围歼了杨虎城的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被俘后说他是共产党员，与中革军委、西安党组织、刘志丹红二十六军有联系。这个张汉民是真共产党员，但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听说西安党有问题，认为他是反革命，就把他杀了。

朱理治本来“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听到这些情况后疑虑加深，于是商定立即开始“肃反”，甚至认为不然的话“陕北苏区与我们危险极了!”因为张汉民供词中说“他有不少学生在二十六军”，所以肃反重点就是张汉民已有“布置”的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8]后来中央与杨虎城联系搞统一战线时，他一直对张汉民被杀耿耿于怀，那是你们自己人怎么给杀了呢？但当时不但不认为张汉民是自己人，反而认为他是已经打入内部进行破坏的坏人。

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本来就怀疑刘志丹等有问题呢？原因复杂，首先是由于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9]红二十六军本来是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的，原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任政委。杜衡执行王明路线，攻击刘志丹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就是在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的山区建立根据地）”“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等，撤销了刘志丹的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10]

后来又不顾实际盲目蛮干，把红军开往渭南创建新根据地，结果被打散，杜衡被捕后随即投敌叛变。刘志丹返回陕甘边根据地后，与习仲勋等重建红二十六军。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听了一些不正确的反映后，派出中央代表团加强领导，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书记和副书记，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用所谓中央路线“反对右倾取消主义路线”。

他们批评红二十六军在政治上“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第三次反“围剿”时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等。刘志丹等人反对他们的意见，也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加深了他们的“固有成见”。

《红二十六军1932年12月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成立》 油画 张亚东 作

这与毛主席在中央苏区的遭遇相似，给刘志丹戴的这些“帽子”毛主席基本上也都戴过。可见，一条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不止一个或几个人跟着走。党中央到遵义之后已经改换领导，由毛主席出来掌舵，但这时还在长征路上拼搏，陕甘边根据地不知道。上海临时中央局、北方局和他们派出的领导干部，尽管在党组织不断被破坏和叛徒不断出卖中顽强坚持下来了，但在这里遵循的却是过去那条路线。

还有，决定肃反后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人来负责。在酝酿政治保卫局局长人选时，朱理治提出戴季英兼任，理由是他在鄂豫皖苏区搞过肃反，有经验，而且在处理张汉民事件中，了解反革命在陕西党和红二十六军“有布置”的情况。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外来干部可以较少成见，更加客观公正。当时徐海东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戴季英这个人意识不好，太过专横。程子华、郭述申也同意徐海东的意见。

朱理治等仍想使用戴季英，再次征求程子华意见时，程对他说：如必要时，只能任副局长，必须抓紧对他的领导。于是戴季英被任命为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11]但他负责肃反工作之后，完全采取了鄂豫皖肃反那套“逼、供、信”的方法，结果可想而知。后来，连朱理治自己都感到，事情可能闹错了。副书记郭洪涛也说，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是反革命。[12]

中央纠错的审查决定中说：个别领导同志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的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混淆了斗争目标，分散了斗争力量，工作中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3]

习仲勋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党中央毛主席把刘志丹等解救出来，陕北人民发自内心地唱起：“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是真实感情的描写。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刘志丹：“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14]

据中央红军电台报务员杨定华回忆：刚到吴起镇时，电台住在两个破窑洞里，没想到那就是刘志丹家。他嫂嫂在家住，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与他们谈了刘志丹参加革命、创建红军的经过，非常有趣。刘志丹父亲原来是保安县有名的大地主，刘志丹发动土地革命时，首先将自己家里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连房屋财产也分配完了。他是黄埔毕业的，在国民党军当过旅长，后来挺身于工农阶级的队伍里，以一支土枪做基础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苏区。[15]

后来国民党抄了刘志丹的家，还挖了他家祖坟，妻女和老父亲被迫躲进深山。[16]舅舅劝他不要再干革命，受苦受罪还连累家人。他答道“我一个人当员外有啥用，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可见，他与毛主席、澎湃等老一辈革命家是一类人物，革命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为了天下受苦人解放真的不惜牺牲一切！

刘志丹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认同者。

他曾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7]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毛泽东

习仲勋回忆说，[18]刘志丹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他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

可见，刘志丹是一个坚定信仰和实践毛主席革命道路的革命家。

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品质高尚的共产党员。

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但他毫无怨言，与徐海东一起指挥部队胜利进行劳山战役。

肃反中刘志丹受到怀疑。他在回瓦窑堡开会的路上，遇到往前方送信的通信员，通信员把信交给他看，看后知道保卫局下命令逮捕自己，为了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把信交还给通信员，并说你快把信送给军团部，就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被关押之后备受折磨，他对关押的同志们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出狱后毛主席、周副主席亲切接见他，毛主席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他毫无怨言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

宋任穷回忆说，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受害干部会，不少受害同志发了言，有些同志很激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志丹同志表现不一般。他最后发言，非常冷静，十分诚恳地说，中央救了陕北，救了根据地，救了我们的同志，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他还说，不要认为我们做的什么事情都是正确的，我们也有错误。当然，我们不是右派，但是工作中有没有右倾错误或其他错误，我们要冷静地回头想一想。并一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宋任穷说：我听了很受感动，他不愧为一位胸怀大局、品德高尚的领袖人物。[19]

1935年底，在纠正陕北的错误肃反后，中央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还任命刘志丹为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二十八军成立不久中央组建北路军，下辖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骑兵团，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

毛主席率领红军东征山西时，周恩来副主席在后方主持一切，兼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聂洪钧、刘志丹为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担负打通陕北苏区和神木、府谷苏区，使之连成一片，策应主力红军东征。直到红军主力在山西兵分三路展开后，毛主席、彭德怀才电令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

没想到，仅过了十几天，刘志丹就牺牲在河东战场上。

刘志丹是3月31日过河的，4月3日军委参谋部通报战果时，讲了林聂右路军、徐程左路军之后，专列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战果：从神府东渡黄河占领罗峪口，破坏60里铁路，消灭七十一师丁旅李团一个营之一个连部，营长被打死。俘获连长一名、士兵19名，缴步枪30余支、轻机枪一挺、子弹数千发、手榴弹百余个。毛主席、彭德怀还要求他们，随十五军团行动一个时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炼，责其扩大至2000（成立时共1200多人），尔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20]

4月6日，毛主席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要求红二十八军要逐步向南，而不是一气走四五天，走一两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散开工作。[21]

4月10日，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电告部队主要领导，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增员，增加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为委员。刘志丹复出后，军中职务地位不断提高，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处理问题的谨慎，和对刘志丹的信任。

4月13日，刘志丹接到毛主席、彭德怀发来急电，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令红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的敌人，恢复黄河交通。包括红三十军参谋长杨森指挥的部队，也受刘志丹指挥一起行动。还电告刘志丹、宋任穷：“你们直受本部指挥。”[22]红军东征期间，保证与后方陕北苏区的通道畅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接受任务后，刘志丹对大家说：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苏区的联系。

4月14日拂晓，三交镇战斗打响。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刘志丹与宋任穷商量，宋留在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他到一团阵地去看看。宋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参谋、警卫员等一起去。刘志丹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不幸左胸中弹后牺牲。

一个年仅33岁，前途无量的将帅之星，就这样牺牲在东征战场上。

前些年，诬蔑中央红军杀刘志丹的谣言甚嚣尘上，社会上传之甚广。有的说子弹是从后背打的，还有的说是从脑后打的，还说是因为怕“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等。谣言源头有两个：一个是在陕北边区担任过宣传部部长，延安整风未能通过审查，派往前线后脱党，后来逃到香港办报刊的老公知；还有一个当过十五军团机关的警卫员，说当时在百公里外的卫生部长去指挥抢救了，心脏被打中他赶得上吗？故事编得很离谱；还有的甚至编造，是刘志丹牺牲后一年多才回国的康生杀的。

康生，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不了解历史或许会人云亦云，但只要了解当时情况就明白：中央刚刚对刘志丹平反重用，马上又派人把他杀掉，能有如此低智商吗？如果有那样的动机，哪里还需要在战场上动手？对正在进行的肃反不管不究就行。所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事实上不存在那样的力量对比。这些离谱的谣言可谓一箭双雕，不但是在妖魔化党中央，也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说成土匪草寇了，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才这样糟蹋共产党。

党中央毛主席对刘志丹极其看重，对他的牺牲也是极其沉痛的。

为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毛主席曾两次为他题词。第一次题词是：“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中央决定把刘志丹的灵柩从山西迁回陕北志丹县安葬，并举行万人公祭典礼，毛主席又一次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以领袖和英雄称之，评价极高。

毛泽东的题词

周恩来副主席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总司令题词是：“红军模范”。

毛主席曾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曾亲手为毛主席做过棉鞋，为贺子珍接生助产。刘志丹牺牲后毛主席去看望她，称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同桂荣“刘嫂子”，她不敢当。毛主席说：革命同志如同兄弟，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么不能叫呢？没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个落脚地哩![23]进城后毛主席仍感念系之，曾专门邀她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24]

刘志丹牺牲后，陕北人民用信天游唱他、怀念他：“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那深情的歌一直传唱至今。

他在入党誓言中说：“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他是个真共产党员，他为铲除那个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受欺辱的不平等世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

注释：

[1]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2]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3]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资料汇编》，现代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4]《王首道回忆录》，第166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371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

[8]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9]《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引用1960年4月中央批准的相关文件说法。

[10]《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27页。

[11]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12]《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材料》第七册，第229-230页。

[14]陈毅、聂荣臻等著：《星火燎原全集》第四集，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15]任文主编：《会师陕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77页。

[16]《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89页。

[17]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18]《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19]《宋任穷回忆录》

[20]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533页。

[22]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23]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页。

[24]《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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