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钱就想办法罚款”，国家出手了

江苏一名农民销售未经检疫的羊肉，获利180元，市场监管局对其开出10万元罚单；山东一家企业从2021年到2023年，每年都要接受上百次检查，企业疲于应付……近几年，一些行政部门的执法乱象引起广泛关注。

3月以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司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专项行动聚焦纠治四类突出问题：一是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二是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行为；三是执法标准不一致，要求不统一，加重企业负担的行为；四是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该罚不罚、“吃拿卡要”、粗暴执法等违反执法规范要求的行为。

多个省份也陆续出台了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政策文件，针对如何解决涉企行政检查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具体措施。据《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已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福建等20个省市出台了政策文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国内经济面临压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我国需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各地区、各部门推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是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的一个重要部分。

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刘成同是东部某省一家化工企业的总经理，他回忆，前几年，公司每个月都会接受不同行政部门的检查，频次高的时候，甚至每周都有检查，检查主体涉及发展改革、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多部门，通常都是分头来检查。

“迎检会占用企业很多精力。”刘成同说，每次检查前企业要做准备工作，检查中需要企业负责人陪同，检查后如果被要求整改，还要准备各类整改资料。由于这一系列工作十分烦琐，公司需要专门指派几个人负责迎检。

刘成同甚至还曾遇到带有“处罚指标”的行政检查，“以罚款为主要检查目的，企业一般会被动配合”，罚款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行政检查为什么会这么多？在司法部公布的一起涉企重复行政检查案例中，山东某市司法局指出，造成检查多的原因，一是部门内部统筹机制不健全，检查缺乏规划性、执法审批制度不严格，同一部门不同科室联动执法机制也不健全；二是部门之间执法协作机制不通畅，检查缺少协同性，部门之间互不通气、各自为战；三是检查标准不统一，上级指导协调力度不够，导致随意执法、重复执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造成涉企执法乱象的根本原因是不对称的政商关系，“如何树立企业的市场合法地位，让企业有更强的自主性，能够对违规检查执法说‘不’而不遭受打击报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而之所以会出现趋利性执法，在薛军看来，主要原因是部分地方财政困难，“没有钱就想办法罚款，用罚没收入来补充财政资金”。

多地罚没收入异常增长的现象已引起各方重视。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24年全国非税收入44730亿元，比上年增长25.4％。

马亮认为，近几年，涉企执法乱象频发，严重影响营商环境和民营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全面整顿的地步，所以中央才会如此关注并加强涉企执法的规范问题。

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明确提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今年1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首次在全国层面对涉企检查作出全面系统规定。

不会只是“一阵风”

“今年政府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后，检查频率明显降低，基本上做到了无事不扰。”刘成同说，最近，企业接受行政部门检查的频率已经下降到三个月一次，并且流程变得更加规范。

据《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各省份出台的政策文件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举措具有共性，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明确检查规则和建立检查相关制度，其中包括明确行政检查主体、明确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公布行政检查标准等。第二类是规范检查方式方法，例如浙江、江苏等地提出优化“综合查一次”，即推进合并联合式检查，同一行政执法主体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多项检查的，原则上合并依次进行。第三类是强化执法监督，包括拓宽监督渠道、定期分析报告行政执法检查情况等。

在5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透露，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各地对企业的不必要检查大幅度减少。

胡卫列举例说，今年1月到4月，北京市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72％，非现场检查的数量同比上升48％。虽然现场检查数量少了，但效果却提高了，发现问题率同比上升26％。此外，浙江省“综合查一次”的实施率达到33.9％，直接减少入企检查1万多户次。福建省运用重复检查预警功能，共发出重复检查预警9998次，行政检查总量环比下降50.6％。深圳市光明区入企次数下降了65.84％。

此外，各地的行政罚款数额也有所下降。司法部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共汇集各地区各部门问题线索6232条，督促办理5246条。整治问题涉案金额3.35亿元，为企业挽回损失9881.3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强调，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不会只是“一阵风”。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姜杉表示，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明确涉企执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要求，为此次及今后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顶层的门开还是关？

5月22日，司法部发布了第三批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其中，杭州市司法局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监督“检查扰企”。案例显示，2024年9月，杭州市司法局通过分析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数据发现，某酒店在2024年1月至3月期间，受到多个行政执法部门的多次检查，可能涉及“检查扰企”问题。杭州市司法局联合技术公司研发了“AI行政执法智能回访应用”，通过电话回访向该酒店人员了解情况，经核实，“检查扰企”问题确实存在。

杭州市司法局法治督察处（营商环境法治处）处长钟鼎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杭州市司法局在使用AI行政执法智能回访应用时，会从全市重点产业中，自动筛选出90日内接受行政检查4次以上的企业，按照设置的程序和时段自动实现电话回访。钟鼎文说，上述案例中，该智能应用询问酒店人员“今年接受了多少次行政检查”“哪些部门来做行政检查”等问题，通过智能语言模型，自动收集识别分析反馈内容，并将反馈情况与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的检查记录进行智能比对，判断相关问题是否能够作为启动行政执法监督的线索。

自2024年6月以来，杭州市司法局已经使用AI行政执法智能回访应用，对8000余家企业进行回访，已获取问题线索40余条。

各地推进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中，不同部门之间执法标准不一致是一个突出问题。

某地司法局曾于5月召开了酒店行业的座谈会，围绕“酒店顶层的门应该打开还是关上”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公安机关要求关上，因为要防止有人跳楼。消防部门要求打开，因为楼顶的门作为消防安全通道的一部分，应当保持畅通。”一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后各方达成一致，认为酒店顶层的门应该打开。

马亮认为，未来要继续加强全国行政执法检查的标准化，避免政出多门和各自为政，也有利于减少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滥用。

在5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胡卫列指出，针对《意见》落实当中反映出来的执法标准不一致问题，司法部正会同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等有关部门，加紧研究解决方案和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需要在“乱执法”和“不执法”之间找到平衡。

站在企业的角度，刘成同认为适当的行政检查对于企业十分重要，“就像如果没有考试，学生可能就会懈怠一样，有时行政检查能够指出企业的问题，其实还是必要的”。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在5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规范执法不是执法越宽越好，更不是不执法，而是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以杭州为例，钟鼎文介绍，目前杭州市多个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分层分类分级监管。如果企业三年内没有违法记录，行政机关可能不会上门检查；如果企业三年内仅有一次违法记录，行政机关会适当检查；如果企业三年内有两次以上的违法记录，可能会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如何建立长效机制、避免反弹？刘波表示，接下来将加快制定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目前已经完成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抓紧推进出台。这个条例是对行政执法工作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的一个重要制度支撑，也是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顶层设计。此外，未来还将针对执法突出问题制定具体的规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成同为化名）

（记者：张馨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