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节观影团| 冬晓：她不是詹周氏，她是周惠珍

【文/观察者网 冬晓】

由陈可辛导演的电影《酱园弄·悬案》正在影院热映。80年过去了，曾经那桩搅动旧上海滩的传奇案件，真相到底如何？当事人又是如何在深渊之中重获新生？

演员章子怡在电影《酱园弄》中饰演詹周氏

1945年3月21日清晨，家住上海市新昌路酱园弄3楼的张氏出门打水，在下楼梯时发现扶手上零星血迹，惊恐之余大声唤来了客堂间算命的王瞎子。

王瞎子本名王燮阳，是酱园弄的二房东，昨日深夜他曾听到二楼租客詹云影的房间里传出过奇怪的闷响。当时他大声询问，却得到詹云影的妻子詹周氏的回答，丈夫刚才做了噩梦，所以完全没放在心上。这下听到张氏的尖叫，他的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详的预感。

血水从二楼地板的缝隙里渗出来，滴落在楼梯的扶手上。王瞎子和妻子见此情景顿感不妙，立刻冲到楼上。叩开房门，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未干的血迹，詹周氏背对他们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说：“詹大块头已经给我杀了。”

案件发生67年后，彼时还未成年的酱园弄居民沈子可接受了电视媒体采访，他回忆起那天经历，詹周氏被当场擒获，但装着碎尸的箱子没有被一并带走，还遗留在房间，前来办案的中国巡捕把案发现场的两头拦住，留出6、7米的距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钻到人群前面看热闹，却被现场的惨状吓到，不禁感慨詹周氏怎么这么狠，能下得了手把人杀掉。

当时的上海仍处在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之下，随着法西斯分子在各条战线上的节节败退，日伪政权对上海各界的高压控制也愈发变本加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走狗们最后的疯狂，因此上海的舆论场大多数时候都寂静得如一潭死水。酱园弄杀夫案的出现，恰如同一粒投入水面石子，让无数媒体蜂拥而至，如获至宝。

毕竟，它无关政治，安全得紧，只是一桩血案，无外乎女人杀了男人，妻子杀了丈夫，宜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案发仅一天，各大媒体就纷纷对此案大写特写，有叫“酱园弄血案”的，也有叫“箱尸案”的，1945年3月22日刊印的《中华日报》上则用大字写着“毒妇谋杀亲夫——撕尸灭迹分成八段”。

《申报》曾对此案的有过如下报道：案发当日詹云影从远东饭点赌光了钱才回家，詹周氏因为生活开支没有着落，便生出了变卖一部分家具换钱摆个小摊经营的念头。她对晚归的詹云影说，家里的衣柜台子能卖个5、6万，这样她就可以像其他人那样在弄堂里做油炸排骨年糕。然而詹云影对此不以为意，说有这闲钱还不如去赌。被丈夫打击到绝望的詹周氏在精神恍惚中，对入睡的丈夫对举起了菜刀。

媒体竭尽全力地渲染着案件恐怖血腥的氛围，但鉴于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且凶手和凶器都一并抓获，詹周氏杀夫一案很快就进入了审判的流程。开庭审理当日，法院内外被前来报道的媒体和围观的民众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每个人都想亲眼看看这个手持一把菜刀把丈夫剁成十六块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貌，什么来头。

众目睽睽之下，詹周氏平静地对案发当日的一切娓娓道来，公众也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女人的悲惨遭遇。

历史上真实的詹周氏照片 纪录片《档案》

詹周氏原本姓杜，名春兰，丹阳人，自幼父母双亡，亲戚将她抚养一段时间后，便在她9岁的时候将她卖给了上海一家当铺做丫头。17岁那年，由当铺主人（姓周）做主许配给了当铺的活伙计詹云影。

前半生无依无靠的詹周氏本以为就此可以过上平稳安宁的生活，岂料所托非人，丈夫詹云影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沾的混蛋。刚结婚两个月，詹周氏就发现他有外遇，对方是个同样可怜的年轻姑娘，被詹云影哄骗了身子还怀了孕。她走投无路之下找上门来，然而詹云影却两手一摊，完全不管，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奈我何的模样。反而是詹周氏对那个年轻的女孩儿生出了许多怜悯，照顾她顺利生产后，还帮她的孩子找了个领养的人家。

詹云影在当铺做朝奉（给典当物估价）的收入并不算丰厚，但足以维持夫妻二人在上海的日常开销。只是他有严重赌瘾，但凡口袋里有点钞票就要拉着狐朋狗友上牌桌，全然不管家里还有没有米可以下锅。挨饿受冻的詹周氏把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也吃不上几顿饱饭，最后只能腆着脸跟左邻右舍借，可这借来借去又还不上，一来二去的，同住的街坊也就不愿意再帮她。

为了能有个基本温饱，詹周氏求爷爷告奶奶托人帮忙在香烟厂（也有报道说是纺纱厂）里找了个可以糊口的工作，这份工作十分辛劳，天不亮就得去上工，但她对此没有任何怨言。谁知道丈夫詹云影知道后对她大发雷霆，骂她是去外面勾引野男人，对她拳打脚踢，把她打得几日都下不了床，后来又干脆将她囚在家里。这样一来，詹周氏好不容易谋到的差事也就彻底告吹了。

杀死詹云影当天，詹周氏又变卖了衣柜底的几件衣物换了把菜刀，她原本打算用那把刀斩排骨在街口摆个小吃摊的，不料丈夫知道后又对她施以暴力。詹周氏万念俱灰之下，到底是把刀砍向了睡梦中的他。

上海警察署出具的验尸报告详细记录了詹云影尸体被分割的情况，咽喉、两膀、两臂、手指、肚腹皆有刀口。由于詹周氏身形瘦小，目测估计体重不超过80斤，而他的丈夫则绰号“大块头”，体重近200斤。在身体力量要远小于对方的情况下，詹周氏一人仅凭一刀就将其毙命，并独立完成碎尸的全过程，怎么想都不太可能，因此案发后，负责此案侦办的人员疑心，詹周氏或许有同谋，且她对那人进行了包庇。

从现代刑侦的角度来看，这种推论并非全无道理，女性由于自然力天生弱于男性，在实施犯罪时，通常要借助一定工具和外力，这使得女性犯罪有非常显著的特点，比如借助药物进行毒杀，伪造成事故，或其他人联合。

过往办案经验对推定“詹周氏杀夫必有帮凶”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真正在背后作祟的还是当时根深蒂固的“妻为夫纲”的封建思想。既嫁从夫，一个女人不可能拥有杀夫的主观能动性，倘若她要谋杀自己的丈夫，必然是为了另一个同她苟且的奸夫。

为了逼问奸夫的下落，汪伪政府的办案人员对詹周氏进行了严刑拷打，起初她一直坚称是自己独立作案，无他人协助。但肉体凡胎实在熬不过种种酷刑，不得已供出一人“贺大麻皮”，即贺贤惠，声称对方就是自己的奸夫。

贺贤惠（贺大麻皮/贺大麻子）照片 记录片《档案》

说来也是凑巧，案发后第二天贺贤惠人就不见了踪影，这让他身上的嫌疑陡增。据詹周氏交代，她跟贺贤惠是邻居，以前吃不上饭的时候总找他借钱，他对自己很是同情，性格也算随和，别人见自己总借钱不还后来也就不借给自己了，可贺贤惠不管手头多拮据，都匀出一点给自己。时间一长，他俩就发生了关系。

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到底是贺贤惠以钱财为引诱胁迫詹周氏发生关系，还是詹周氏为求一条生路主动勾搭的贺贤惠，但贺贤惠前后给予詹周氏的3万元钱，确实在她饥寒交迫之际让她有机会活了下去。

除此之外，詹周氏还在审讯中供出另外一人，绰号“小宁波”的何宝华。此人是丈夫的朋友，彼此之间有所走动，慢慢地就好上了。她声称杀人一事跟贺贤惠没关系，是她和何宝华一起谋划事实的。案发当天，何宝华趁丈夫熟睡溜进她家，先动手在脖颈上砍了一刀，然后自己才又在丈夫的额头上补了一刀。

何宝华（小宁波）照片 纪录片《档案》

以上供述经由媒体传播，点燃了上海舆论界的热情，人们恍然大悟感叹道不出所料，这果然又一个“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然而詹周氏在后续的庭审中当堂翻供，她说自己是受不了刑讯逼供才被屈打成招，贺贤惠没有帮她杀夫，何宝华也没有，她之所以构陷何宝华是因为他带着丈夫到处去赌，自己恨透了他，想着借此机会对他实施报复。

随着案情的披露，社会的风向开始起了变化，有一部分人对詹周氏的悲惨遭遇很是同情，认为她罪不至死。得到外界声援的詹周氏也退去了“一死了之”的消极念头，积极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起来。她说自己有精神病，杀夫时处于混乱的状态中，仿佛脑子里一直有人对她不停地喊，“你斩好了”，于是她便一段段地斩了丈夫放进箱子（即衣柜）中。

然而法庭并不认可詹周氏关于自己精神失常的说法，他们指派法医对詹周氏进行了仔细检查，得出结论她没有精神失常，并在5月3日的初审中宣判詹周氏死刑。

《新闻报》当时是这样报道的：讯据被告供认，杀夫出于泄愤，分尸冀图灭迹，各情历历自白，始终如一，核与侦讯所得，均相吻合，应以杀人重罪处断。按房帏喋血，情无可原，分尸成块，残忍尤烈，应于论处死刑。

案件的审理到此告一段落，随着诸多信息的披露，社会舆论对詹周氏的态度也分出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更何况詹周氏这还是“谋杀亲夫”，行为极其恶劣，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对此等毒妇惩罚就该仿照古时的极刑，游街示众再绞死不说，还得浸猪笼，骑木驴。

而另外一派则认为，詹周氏杀夫情有可原，她原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是被丈夫的恶劣行径逼迫才举起了杀人的菜刀。她的悲剧是封建社会造就的，她才是真正的牺牲品，考虑到以上因素，法庭应该对她网开一面，免除死刑。

两派观点的支持者围绕“詹周氏是否该被免除一死”，在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知名作家苏青。她曾是和张爱玲齐名的人物，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结婚十年》一书，在里面道尽了如何对婚姻失望以及选择离婚投身工作的心路历程。因此，苏青对于詹周氏在婚姻中所遭受的痛苦，有着一份天然的感同身受。

在1945年6月出版的《杂志》月刊上，苏青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杀夫者辩》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詹周氏杀夫是遭丈夫长年累月虐待所致，又受封建思想荼毒，没有申诉冤屈的门路。诸多负面情绪沉积难以压制，求生不得求死无门的她出此下策才挥刀杀了人。而根据办案人员的走访调查，痛苦万分的詹周氏的确曾尝试过服药自戕，幸或不幸地被人发现拉去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命。

“生活悲惨，精神郁伤，常受了委屈和难堪，经年累月的苦闷使心理变态，从来没有过离婚的念头，她也试过自杀，但是没有死成，所以她只有杀人了。”——苏青

除此之外，苏青还辩驳说，詹周氏杀人时应的确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她质疑法院所请法医恐怕并无精神疾病诊断的经验，又举例自己所知的某位法医为占强奸案受害人便宜，竟肆意更改鉴定结果，以证明汪伪政府内部主导案件侦办的官员尽是些胡作非为的蛀虫。

与张爱玲齐名的知名女作家苏青，因其与陈公博私交极深，备受争议

以案件公开的资料和犯罪心理学分析，詹周氏杀夫时处于精神失常状态的可能性很大。在刑事案件中，作案人碎尸的目的无非两种，一是掩盖罪证，藏匿痕迹，把尸体切割成小块更容易转移和掩埋，比如杭州许国利杀妻一案中，他就是将尸体分解冲入下水道，再伪造妻子失踪的假象；二是彰显力量，过度杀戮通常标志着情绪宣泄，有些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作案人甚至会收藏受害者的部分尸块和器官，当做某种战利品。

而在詹周氏杀夫一案中，以上两种情况都不符合，首先詹周氏在完成分尸后没有任何躲藏掩饰的行为，这导致她在犯罪现场被抓获；其次，詹周氏将尸体分解后装入木箱，仅仅是因为前一日她恰好典当了箱内剩余的衣服以置办排骨年糕摊，而非像变态连环杀手一样用于收藏，属于临时起意。

综上所述，詹周氏的犯罪更像是重压下精神崩溃后的激情犯罪，这在很多遭受长期家暴最后杀死丈夫的女性身上都有体现。王瞎子的证词里也提到他叩开房门时詹周氏处于完全的失神状态，不躲不闪，只是一个劲儿的自语杀了人。在当时媒体刊登的报道中，也有酱园弄的居民提到被捕当天詹周氏还曾念叨有个声音叫她杀，结合她初上法庭一心求死不做任何挣扎对此事只字不提，只是到后面才愿意说出的情节以及平日里为人和善的事实，詹周氏杀夫一案以死刑论处确实量刑过重。

苏青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于是她趁热打铁，在7月刊的《杂志》上开辟了“杀夫案笔谈”的专栏，多位作家争相撰稿请求法院再审时能额外开恩，给詹周氏留一线生机。

然而在上海滩横行霸道的大汉奸罗君强正沉醉于弄权之中，他以“清官”自居，要求法院不需理会民间的议论，只管判处死刑。罗君强向来认为自己是周佛海的亲信，希望靠着抱好这根大腿，做个人上人。可汪伪政府就屁大点儿的地盘，官位就那么多，有权的官位就更是稀少，罗君强多年都干的是有名无实的活，比如司法行政部的空头部长，好不容易熬成汪伪上海市府的秘书长又兼“警税团”的副团长，总得找个机会显摆一下到手的权力。

就这样，詹周氏再审被判维持死刑。

正当詹周氏的命运进入倒计时之际，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一切又有了转机。

时间迫近1945年的8月，汪伪政府的崩溃已是板上钉钉，各部门机关都乱成了一团，一位外国教会的嬷嬷此时出面作证詹周氏已怀有身孕，必须等孩子生下来才能执行死刑。此时汪伪政府的司法机关已彻底瘫痪，没人再去认真验证，细究这证词是否可靠，只是草草将詹周氏收监，当做她确实是个孕妇处理。

这一拖就拖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宣布投降，上海光复，蒋介石高兴之余大赦天下，詹周氏从死刑改判无期，继而又从无期改判15年有期徒刑。

又是几年过去，上海喜迎解放。1951年，已经在提篮桥监狱服刑7年的詹周氏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准许她取保候审。可她在上海举目无亲，无处可去，政府便为她安排到了盐城的大丰农场。

1990年7月刊《上海滩》杂志上詹周氏的近照 作者供图

自此，周惠珍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后经人介绍，1959年她在大丰农场结识了炊事员严少华，两人结为夫妻，后半辈子相濡以沫。

严少华本是四川人，孤身流落上海，被有关部门收容送到大丰农场。结婚时，严少华44岁，周惠珍46岁，由于年龄已高，外加战乱岁月中身体受损，已经不适合生育。他们都很喜欢小孩，因此认了很多邻居家的孩子当干儿子、干女儿。严少华去世后，还经常会有干儿子、干女儿上门来看望干妈周惠珍。

1990年，《上海滩》杂志编辑徐平对已经改名为周惠珍的她进行了采访，她说：“领导一直蛮照顾我的，我田里做了没几天，就把我调到托儿所，一直做到1983年退休。”

周惠珍对自己后半生的生活非常满意，她的房间里摆满了靠自己劳动换来各种物品：五斗柜的煤油灯旁，放着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而在放置煤油炉的桌子上，还有一只电饭煲。她骄傲地对来访的编辑说：“除了这房子，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私人买的，蛮好，现在每个月有退休工资100元出头。”

在《上海滩》那篇弥足珍贵的采访里，编辑徐平还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细节：“周惠珍已经走过了75年，这些年，她最看重的，恐怕是床头柜上，玻璃板下，她和严少华两张一模一样的结婚照，还有一张印有红色大印的大丰县选民证……”

是啊，历史的阴影处，免去詹周氏一死的或许是文人的笔杆、教会的援手、亦或是市民的同情、历史的偶然，但真正予她生路的是新生的人民政府。

不再作为詹云影的妻子而存在，是劳动者周惠珍，也是选民周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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