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节观影团|《风暴》：她终于还是去不了巴黎-新之AKIRA

**编者按：**6月13日，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经过遴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49部参赛作品进入五大单元的评选。入围主竞赛单元的12部作品中，11部为世界首映，1部国际首映。 它们将角逐本届金爵奖的各大奖项。作为官方合作媒体，观察者网在首映前观看了部分金爵奖入围影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新之】

近年来，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迎来了一个创作的旺盛期，无论是大众商业电影还是各大电影节参赛的艺术电影，“聚焦女性困境”都从小众和边缘变为了主流，甚至“程式化”。即便如此，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风暴》作为这一类题材的典型作品，依然凭借镜头语言感染力和叙事的节奏感和冲击力给观众带来震撼和思考。

这种冲击力首先来自于时间，这是一个发生在1919年的故事，同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正在席卷中国大地，而在故事的发生地巴西，围绕着女性的种种残酷客观现实依然让荧幕前的观众，尤其是女观众稍稍代入便觉得走投无路——是的，当观众观看陷入困境的角色时，往往会把自己作为主角带入进去，然后思考“如果是我，我会如何破局”——然而，答案是“无解”。

女主的人设在开局简直是无敌的完美：她的头脑仿佛被缪斯亲吻了一般，作为贫民阶层全家文盲而她自己却自学成才且才华横溢，她的剧作广受好评她的才情浑然天成；同时她还具有劳动人民自强不息的品格，她白天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业余时间还要在剧院工作；更妙的是，她得到了知名剧作家的推荐，即将前往巴黎的戏剧学院深造，甚至还拿到了奖学金！对于一个1919年落后地区的贫穷文青来说，只要能去到巴黎，真的犹如凤凰上枝头、鲤鱼跃龙门了。

然而在1919年的巴西，女主迅速陷入绝境——要获得出国的签证，她需要提交三样东西：1.丈夫作为监护人的许可；2.独立署名的戏剧作品；3.一份体检报告。

第一项，她忍辱负重满足了那个和她婚姻名存实亡的前夫，拿到了。第二项，她虽然有作品，但作为女人却无法给自己的作品署名。这些年来她一直通过给知名剧作家（也就是推荐她的那个人）当助手兼情妇获得在剧院工作和改编剧本的机会，当然她的作品要署这个男人的名字，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女人写的戏剧。第三项，原本是最容易获得的，然而最后却成为了刺向她最锋利的一把刀——她怀孕了，怀上了剧作家情夫的孩子。

这样的困境也许让当下的女性观众试图“破局”时陷入死循环——既然不想要孩子，干嘛要自轻自贱去当“小三”还不做避孕措施？电影中呈现的当时的避孕措施现在看来近乎玩笑，女主认真做了但完全没用，唯一的避孕方式只有“不做情妇”。然而不做情妇她的才华无处施展，只能满手黑泥地做一辈子排字工泯然众人，更无从获得男人“慷慨”的推荐，有机会去巴黎——其实呢，这个男人并不太慷慨，作为家里住着别墅，女儿弹着三角钢琴的名作家，女主作为他的情妇不仅得自己“搬砖”挣面包，甚至晚上坐车的钱都没有。最后，接受不了理想和现实巨大落差的女主选择堕胎，然而堕胎在当时是要被抓进监狱的犯罪行为，一旦堕胎，她将从道德和法律两个维度成为全社会的“敌人”。

巴黎前途无量的艺术家VS道德败坏的邪恶婊子，成为了女主不得不背上的AB面标签，最终仅仅因为她一心想去上学，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落得个众叛亲离、身陷囹圄的结局。而在事态失控之前，除了选择下沉，她没得选。

从没有署名权到没有堕胎权，思想与身体的双重“失权”，是描写旧时代女性困境的作品给当代观众最直观的震撼。这让我想到自己观看《妇女参政论者》一个情节时那种同样的震撼体验：女主虽然生育和养育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当时的法律规定孩子的所有权是完全属于父亲的。在剧情中，当女主和她的丈夫发生矛盾被赶出家门，丈夫因为不会照顾小孩把儿子卖给了富裕人家，女主却只能远远看着流泪却无可奈何……这些对于今天女性来说匪夷所思的“失权”，在100年前是天经地义的常识。

《风暴》带给观众的第二重冲击力在于空间。写女性的觉醒和抗争，女文青从来都是绝佳的主角，因为女文青有灵性，向往自由，能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她们比其他女人更有行动力也更疯狂。她们认准了一个光明的彼岸就会飞蛾扑火般不计代价地拥抱和追逐，而在这部电影中，这一切都被女主具体到了一个地点——全世界文青的圣地，巴黎。哪怕我们知道，在1919年，巴黎那儿还蹲着一堆堆怀才不遇的落魄艺术家，但对于女主这个巴西底层的排字女工来说，巴黎是天堂，是彼岸，是自我实现的代名词。这多少有点1930年代的上海对于民国文青的意义，哪怕是亭子间里蹲着无数穷困潦倒的文人，但文人只有挤进了上海的文化圈子，才有可能摸着成名的边。从这个文化背景的类比看，女主其实很像萧红，但她是一个遇到了萧军、却没能成功走出东北的萧红，是一个既被情人施恩和拯救，又被他打扰和嫉妒的才女。

电影《黄金时代》中汤唯饰演的萧红

有意思的是，作为第三世界的电影，《风暴》的女主的终极目标是巴黎，来到巴黎意味着自身困境的解决和身为女性的解放，但这个故事如果来自一部欧美电影，那么女主作为面临困境的女文青，她往往开篇就已经身在巴黎。

去了巴黎到底会不会出人头地？这已经不重要了，巴黎只是一个意象，她代表着女性作为觉醒的个体，所能为自己追求到的最大自我实现。就像电影前半段女主书桌上有飘雪巴黎街头的幻灯画片，和后半段女主想要拥有的红色大衣——“多么想穿着这身红色大衣漫步在雪中的香榭丽舍大街啊”，这就像中学生多少会梦一梦自己拿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走在清华园或未名湖的样子。

所以女主一定去不了巴黎，就像我们永远追逐不到自己的幻影。电影的中断有很长一段残忍得让人不忍直视的描写女主孤注一掷暴力堕胎的情节，以及她的剧作家情夫听说她怀孕后变脸，让她放弃去巴黎，留在巴西安心做外室给他生孩子养孩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违背了承诺，最后还是在答应给女主署名的最后一部剧作中只用了自己的名字，断送了女主去巴黎的最后一个条件。接着，他说出了让所有感同身受的人血压飙升的一句话：“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女主气“疯”，和情人撕破脸，堕胎的事败露，失去子宫，被警察收押，彻底社死。

女文青一败涂地。

这里这个男人——剧作家的心态很值得玩味。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最后决定不署女主名字的想法绝不是从得知她怀孕就开始的，事实上，在剧情中当女主确定拿到去巴黎深造的名额时，他就已经后悔了。片中女主和剧作家的关系颇有点中国古代江南财主和高水平绣娘之间的关系——财主会把水平高能赚钱的绣娘收为姨太太，表面上是绣娘有福气，嫁进大户人家穿金戴银衣食无忧，其实是财主成功把人才签了永久劳动合同，不仅竞争对手挖不走，女人以后劳动赚到的钱都归财主家掌握了，还能附加提供性价值。

女主去了巴黎，剧作家没了“白嫖”才华和身体的机会，说不定以后还会被“弟子”青出于蓝——还有什么方法能“得不到就毁掉”，让女主不要飞走呢？当然是让她生个孩子了。去什么巴黎？留下来做个母亲吧。这一刻，母职的神圣性和惩罚性似乎又成为了女主的另一个AB面。

电影名为“风暴”，但风暴并未来临。“风暴”其实是女主给自己起的笔名，从她片中那段独舞和深邃的眼睛里你能看到一场风暴正在她的灵魂里酝酿。1919也是电影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年代，在同一个年代的地球另一端，也是一部戏剧里的人物改变了无数女性的命运，促进了性别的觉醒——《玩偶之家》的“娜拉”，以至于娜拉成为了一个特定的名词和文化意涵。

毫无疑问，女主“风暴”就是地球另一端的娜拉，是千千万万娜拉中的一员。娜拉走后也许会回来，女主甚至用尽所有的力气还走不出去，拉断她所有奋力挣扎的是100年前的种种“天经地义”。而100年后，当这样一个故事在中国的荧幕上展现时，也一定会带来不一样的震撼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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