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彪：中国在中亚的基建，出现了一个新变化

编者按：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成功召开之际，中吉乌铁路隧道工程启动的机械轰鸣声，正成为中国-中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注脚。

距离西安峰会已经过去两年了，无论是铁路、港口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新能源相关的“小而美”项目，都充分表明——依托产业链互补夯实互信基础，借助高频次元首外交引领合作方向，正是中亚民众对华好感持续攀升的关键所在。

本次中国-中亚峰会成果颇丰，包括55份合作文件、31个合作举措和倡议。相比较之下，G7峰会伴随特朗普的提前离场，不仅在贸易协议问题上空手而归，在中东、俄乌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歧仍然撕裂。当G7还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划分势力范围时，中国与中亚正以 “发展共同体” 理念重塑地缘合作逻辑。在西方政坛动荡、国际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更加凸显了中国团结全球南方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基于此，观察者网连线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永彪，围绕此次峰会，深入剖析中亚在新能源市场开拓、地缘政治博弈应对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方面的战略抉择。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需要厘清中吉乌铁路与“中间走廊”的关系

观察者网：去年6月6日中吉乌三国政府间协定签署，9月28日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12月27日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举行。今年4月29日，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控制性工程费尔干纳山、纳伦1号、科什特伯3座隧道开工建设，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正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您认为目前双方在铁路建设上还面临哪些挑战？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跨里海运输走廊的区域性联通项目投入？

朱永彪：现在中吉乌铁路的技术性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或者说技术始终都不是阻挠中吉乌铁路的主要问题，因为无论是施工的工程设备、铁路铺设还是隧道开凿等，这些在技术上并不是什么难题。现在可能主要还是面临一些舆论风险的问题，比如西方的政治化炒作、不断炮制环保等问题。

像吉尔吉斯斯坦也存在一种舆论：担心中吉乌铁路的施工会不会带来沿线附近的矿产开采及对环境造成影响。当然，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要不要开采及由谁开采相关矿产，完全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自主决定。而且根据现在的技术能力和环保标准，环保问题很多时候是被炒作起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中亚运输方面，目前运货量比较大的还是公路，主要采用公铁联运的方式，这也比较现实。当然，目前铁路的运力还相对比较有限，公路比较繁忙。至于跨里海运输走廊，或者叫“中间走廊”，事实上我们要厘清的是，它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网状结构。

中吉乌铁路的修建能够提高铁路运输在中亚地区的运力，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它也可以看作是广义上“中间走廊”的组成部分。像现在无论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大家对跨里海运输走廊都比较感兴趣。在这种背景下，相关企业用市场化的方式参与开发也是比较自然的现象。

有人可能会说“中间走廊”与中吉乌铁路是竞争性项目，我不认为是竞争，而是互补的。就像前面说的，经过中亚的交通运输线路形成网以后，各个路线的价值，包括运力、稳定性、安全性、灵活性，才都能够获得显著提升。

图源：《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

左为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右为吉尔吉斯斯坦铁路

切实共赢、稳中向好的双边关系让老百姓直接获益

观察者网：最近看到一则颇有意思的新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为表彰国家足球队在赛事中获胜，向每位队员赠送了电车。其实这些年，中亚的新能源发展是外界有目共睹的，本次峰会也达成了多项“绿色”相关的合作文件与合作倡议。您认为，当前中国新能源产业与中亚地区的绿色能源合作进展如何？

朱永彪：今天中国和中亚的新能源合作已经进入到全产业链合作的进程当中了，也就是说从传统的水电开发到光伏、风力发电，再到新能源相关的技术产品等等，双方的合作已经完全不是单方面输入输出的情况了。中国企业在中亚当地投资设厂的情况越来越多，可以说双方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也是高度互补，比如汽车、灌溉技术等领域。

中亚五国当中塔、吉、乌三国的油气能源相对哈、土两个国家而言没那么丰富，但这不影响中亚五国与中国在能源合作方面已经基本形成了能源命运共同体的雏形。

一方面，这种双向的流动极大提升了中亚国家的能源安全能力和水平，同时也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比较契合。另一方面，中亚国家这几年都非常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哪怕是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传统上一直比较重视水电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双方可以说在新能源领域实现了切实的共赢。

观察者网：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十多年的进程中，初期可能侧重于大型基建投资的“硬联通”模式，近年来“小而美”项目变得越来越多，可以说“小而美”项目已成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特色名片。若置于中国-中亚合作框架下审视这一转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背后的逻辑？其在深化中国-中亚务实合作中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

朱永彪：其实基建项目和“小而美”项目是两者并行的。在中亚方面，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仍然在推行，而且效果也比较好。其次，“小而美”的民生类项目投资也在变得越来越多。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个特点，就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化进程变多。

事实上，“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共建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府逐渐退出，而企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中国中小企业前往中亚投资与合作，这也帮助中亚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提高了他们的出口规模，是多方面受益的。比如很多中国企业进口当地的农产品，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等等，这直接就能使当地的老百姓获益。

相对来说，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离老百姓比较远，但实际上这种基建项目也是让老百姓直接获益的，只不过它的见效周期会更长，对企业来说投资回报率相对比较低，企业的积极性也就没那么高，尤其是对于私营企业来说。

现在很多中国中小型私企进入中亚市场后，实际上带动了很多“小而美”的项目，比如前面提及的新能源，像是把太阳能和灌溉结合起来的整套小型设备等，对于当地的灌溉能力提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文化教育类项目，这几年做得比较多，应该说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图源：欧亚开发银行

观察者网：目前，随着中国-中亚的人文交流数量上升，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也有显著提高，中亚国家对中国的整体认知是否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

朱永彪：整体上来说，中亚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在各方面都在大幅提升，这主要得益于双方的元首外交引领和人员交流规模扩大。另外，像小红书、TikTok这样的自媒体平台，使得中亚人民对中国的认知渠道变得更多元化，所以中亚国家对中国的正向认知比过去提升了许多。当然，与任何国家在合作过程中都会产生偏见、成见等负面认知，比如部分中亚民众对于中国的投资感到过分担忧，亦或是受到西方媒体污名化中国的的影响等等。但随着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这种负面认知正在快速减少。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和中亚的经贸合作加强以及人员往来的增多，双方的矛盾上升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基数大了，总数自然就会上去，所以我觉得应该辩证地来看待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国与国合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共性问题，比如劳资纠纷、商业纠纷，以及对于相关产品的不同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总体来说，中国和中亚的交流处于稳中向好的态势。

在反对他国干涉内政这件事上，中亚国家非常坚决

观察者网：之前朱老师您曾就美国对中亚的态度进行过深入分析。一方面，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中亚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从历史维度来看，美国总统从未访问过中亚，这也直观反映出中亚在美国战略版图中的权重不高。而当下的国际局势又出现了新变化，今年4月欧盟与中亚建立了领导人会晤机制，加上俄罗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深度合作，区域格局更加多元。基于此，想请教朱老师，中亚地区应如何应对大国间差异化的战略诉求，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朱永彪：简单地说，中亚五国仍然奉行多元平衡外交，这也是中亚国家外交自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其次，中亚国家依然以周边国家作为其外交的优先方向，比如俄罗斯和中国。当然，对于美国、欧盟这些域外国家，中亚也希望挖掘更多的合作潜力，同时利用和这些域外大国的合作，来撬动中俄等周边国家，对中亚投入更多的资源——这种外交选择非常务实，本身也无可厚非。特别注意的是，中亚国家一直避免“一边倒”向某一方，因为这会导致国家丧失独立性，因此它们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其内部事务，这点事非常坚决的。

从对外开放程度上来说，中亚五国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土库曼斯坦可能相对来说更保守一点；乌兹别克斯坦在后卡里莫夫时代展现出了非常开放的一面，这几年在经济等各方面的表现也很好。在对俄态度上，吉尔吉斯斯坦可能对俄罗斯的依赖度相对较大，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直以来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去俄化”，但实际上和俄罗斯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这种“去俄化”更多的是独立自主外交意识的体现，不能将其等同于“反俄”意识形态。对于俄罗斯而言，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实际上也一定程度理解中亚国家的这种关切。

所以总体来说，虽然内部有一些差异，但中亚国家在对外事务上的关切整体上是比较一致的，它们也希望能够一致对外。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和实力的不同，也决定了外交风格的差异，侧重也会不同。以对阿富汗政策来说，塔吉克斯坦可能会更加警惕，而乌兹比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会更加主动，这实际上和双边的历史恩怨以及跨界民族等因素息息相关。

2025年4月3日至4日在撒马尔罕举行首次中亚-欧盟峰会。中亚时报

观察者网：俄乌冲突后，关于中亚自主性的讨论变得更多了，加上这几年中亚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内部的边境纠纷上，改善都比较明显，您觉得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中亚自主性的？

朱永彪：中亚的自主性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俄乌冲突后才出现的，而是中亚独立后一直在推行的。因为中亚国家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曾经被沙俄征服，后来再次独立以后，肯定会进行国家历史、民族历史叙事的重构。

当然，俄乌冲突可能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一方面，俄罗斯对中亚的干涉相对来说更加力不从心了。另一方面，由于俄乌冲突，中亚国家追求自主性的这种心理预期变得更加紧迫，比如哈萨克斯坦国内的确有一部分人对于俄罗斯的相关外交政策相较过去变得更加警惕了。

另外，随着中亚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包括各种“C5+1”机制的升级和开辟，一定程度上也支撑了中亚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意愿和能力。

东西方的这两场峰会说明了很多问题

观察者网：这些年我们明显能察觉到，无论是来华就业还是求学的哈萨克斯坦人数量都显著增多。中哈关系自建交以来，历经三十多年，始终保持着稳中向好、持续进步的发展态势，您认为推动中哈关系不断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朱永彪：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边境线非常长，同时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是中亚五国中最大的，经济指标上也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无论是纳扎尔巴耶夫时期，还是托卡耶夫时期，对于中哈合作在战略层面上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另外，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分歧，两国在很多重大问题的立场上都比较接近，在实际合作中，双方都给予了对方非常密切的配合与合作。中哈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新型邻国关系的重要体现。

观察者网：在6月16日举行的中国-中亚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上，中哈双方签署了约60项合作协议，总金额近250亿美元。其中一项框架协议显示，两国将联合勘探伊犁盆地铀矿，并将其纳入核能领域中长期合作规划。请问，该协议对中哈双方分别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此外，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有观点认为中亚的矿产、油气及稀土资源，对当下高科技竞争至关重要，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朱永彪：事实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乃至中国和中亚的能源资源合作历史，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长的。双方在民用核能、矿产开发，矿产深加工等领域，也是很早就展开了全产业链的合作。这几年，由于美国和欧盟对所谓的关键矿产非常关注，于是就表现出来了所谓的激烈竞争。但实际上中国和中亚的矿产能源合作，并不是在西方国家重视了之后才开始的，这点需要认清。

其次，我认为该协议也说明中哈两国的战略互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这种跨境的联合勘探规划，是比较难得的，需要双方有高度的战略互信。另一方面，这对于哈萨克斯坦提高自身的矿产开发能力、促进经济结构和国家发展模式转型也有很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将为中哈双边全面合作注入更多的内容。

观察者网：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这无疑是中国-中亚关系深化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同时，G7峰会在加拿大召开，有人也将东西方的这两场首脑会晤相比较，对此您怎么看？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地区格局下，您认为中国和中亚在哪些具体领域还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与潜力，我们双方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呢？

朱永彪：首先，中国对中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这意味着大量的投资和巨大的市场。中亚国家希望，一方面中国能够在中亚扩大投资，利用更多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包括产业链方面的优势。其次，中国的广袤市场对于中亚的农产品、矿产资源、油气资源有相当高的吸引力，所以也会比较期待中国扩大对中亚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中亚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在外交方面发挥稳定、平衡的作用，包括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稳定器”的作用对中亚相当重要。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中亚国家整体对中国还是比较信任的。

与隔壁G7峰会的“空手而归”相比，中国与中亚的跨区域合作，为当前不稳定的国际经济形势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塑造了什么才是国际合作的“正确样板”。除此之外，本次中国-中亚峰会还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反映出中国对于全球现有经济秩序和国际秩序的一贯立场——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捍卫国际秩序的稳定；第二，反映出中国和包括中亚在内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都希望找到并创造更多的合作发展机遇，并且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的共同目标和合作理念下，中国能够和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更加务实、长远的合作。

另一方面，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和中亚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中国也希望中亚能够实现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一，这与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二，中国若要开展跨区域合作，尤其是密切和欧洲等的联系，中亚地区显得尤其重要。三，中亚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对于中国保障能源安全提供了很大的作用。

在外交层面，无论是地区事务，还是国际热点事件上，中国和中亚的立场态度都是比较接近的，这也奠定了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础。基于这种相似的价值观、全球观和战略观，以及彼此间对合作的友好态度，中国和中亚的关系才会一步一步地稳定向前发展。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中国-中亚峰会为代表的双边元首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中国和中亚的合作。而且相比美国等其他国家来说，中国与中亚的高层会晤频率高，对话机制丰富，比如部长级、次部长级以及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都很广泛且稳定，为双方的合作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未来，双方可从多维度深化合作。在经济领域，加强产业链协同与绿色能源开发；人文层面，扩大教育交流，推进“小而美”民生项目；安全方面，强化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维护地区稳定；此外，还可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共同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构建更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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