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 “以贸促变”：西方对华政策为何成少败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鉴于国际局势纷乱，危机四伏，德国新政府亟待处理的内政外交事务很多。默茨担任总理之后，穿梭于诸国之间，但只与中国国家领导人通过一次电话。

乍一看，中国似乎还没真正进入德方的议事日程。

根据德国政府官网上发布的信息，默茨在通话中表示愿意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以“伙伴关系方式”（partnerschaftlich）进行合作，强调德中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此外，双方还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不久后继续直接交流，以进一步推动德中合作的发展。

这说明，默茨“冷处理”德中关系只是表相。

一方面，他必须先把欧盟内部和德美关系捋顺，方能顾及其他事务。另一方面，默茨也在观察中美关系的走向。毕竟，北京与华盛顿如何相处，对国际局势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何经营对华关系，是任何德国政府都无法回避的课题。

“以贸促变”政策的来龙去脉

德国对华长期执行的“以贸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政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勃兰特总理（Willy Brandt）针对苏东集团所采取的“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tiik）的延续和翻版。

勃兰特及其助手巴尔（Egon Bahr）提出的“东方政策”之所以被冠以一个“新”字，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对之前西德推行的“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 Doctrine）的反动。

这个以当时西德外长命名的“旧东方政策”，基于阿登纳政府的两个既定国策：融入西方（Westbindung）和拒绝东方（Diplomatische Ablehnung des Ostblocks）。

前者可以被称为德式的“一边倒”政策：当时华约组织的部队已推进至易北河一线，阿登纳认为，西德若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体系，以获得包括核保护在内的安全保障；经济上，联邦德国也需要“马歇尔计划”的财金输血。

后者的具体内容是：西德是德国的唯一代表，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不和与东德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类似于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坚守的“一个中国”原则（“汉贼不两立”）。

该政策导致一系列“断交”事件：南斯拉夫、古巴等国因与东德建交而被西德政府断交；埃及因接待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而遭到西德的威胁，最后导致10个阿拉伯国家一起主动与西德断交。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得到了民主德国的外交承认，自然也就被西德排除在建交名单之外。

当时，德国是冷战的最前沿，而柏林则是前沿中的前沿：1961年8月13日午夜，东德政府开始执行建筑“柏林墙”的“玫瑰行动”（Aktion Rose）；1962年，美苏之间爆发了临界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

巴尔（左）和勃兰特，摄于1963年。dpa

在这个大背景下，时任柏林市长的社民党人勃兰特和他的政治助手巴尔，开始思索并寻找克服东西方阵营剑拔弩张局面的途径。

1963年7月15日，巴尔在巴伐利亚图青福音新教学院（Die Evangelische Akademie Tutzing）的一次演讲中说：“是否有可能通过渐进的方式，让（东德）当局逐渐消除他们那些完全合理的担忧（指对开放的顾虑），从而使放宽边界和柏林墙的限制变得可行——因为风险已降至（他们）可承受的范围。这种政策可以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概括：以接近促转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

这份演讲在媒体上一经发表，批评声浪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至。

执政的基民盟（CDU）担心社民党所代表的“软化趋势”（Aufweichungstendenzen）在两德关系中会产生导致决堤的“蚁穴效应”，所以故意将巴尔概念中的“接近”（Annäherung）换成“献媚”（Anbiederung），指摘“以接近促转变”无异于“以献媚促转变”（Wandel durch Anbiederung）。

勃兰特所属的社民党内也有批评声：以言辞刻薄著称的党内长老级人物魏纳（Herbert Wehner）在挖苦和批评这个方案时说：“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Dies ist bahrer Unsinn! ”）老魏在此也玩了个文字游戏，将德文“bar”中间加了字母“h”，巧妙地将形容词“简直”的意思变成了巴尔的德文名字“bahr”，意思是“巴尔的胡言”。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本意是要缓和与东德及东欧关系的政策设想，不仅受到西德国内政党的谴责，还得罪了民主德国当局。当时主导“对抗性外交”的东德外长温泽尔（Otto Winzer）称巴尔方案是“柔性侵略/温和蚕食”（Aggression auf Filzlatschen）。

说到当年的“四面楚歌”，巴尔后来不无自豪地说：“当时我们的确‘里外不是人’，但庆幸的是，这个方案在后来的勃兰特政府期间得以实施，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历史进程，包括苏联的解体。”

“新东方政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概念，包含当年勃兰特政府与苏东集团签署的一系列“放弃武力”和“通邮、通商、过境”等双边和多边协议，如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1971年的《柏林四强协定》及两德《过境协定》、1972年的《两德基础条约》等。

回望这段历史，笔者认为，“以接近促转变”的新政，从其设计理念而言，并没有像历史的最终结果那样“厥功至伟”。

当时，勃兰特/巴尔等德国政治精英首先关注的并非“促使对方变革”，而是“自我解围”，给地处冷战最前沿的两德拓出一条缓冲带，以免武装到牙齿的北约和华约在德意志土地上大打出手。

换而言之，这一新政的出台首先是内政的需要。“促变”则更多是这一新政的“副产品”。而且，这里的“转变”未必就一定单指对方——民主德国。实际上，西德政府也想以此来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

当然，“新东方政策”客观上的确为缓和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把当时的人道和安全出发点上升为拖垮苏东集团的一种战略设计，多少有扭曲和夸大事实之嫌。

冷战结束后，该政策被德国和西方的政治精英视为改变他国政体的“灵丹妙药”，同时也成为重商主义和经济牟利的一块“遮羞布”。

明明是要做生意挣钱，要获得对方的市场和资源，但都要冠以一个名正言顺的说辞：鸦片战争时的口号是“自由贸易”；在“政治正确”盛行的今天则是“自由民主”；因为单纯牟利而不推广自己那些“惠及世界的价值观”，在西方社会里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

为了笼络选民，夯实自己政策的“正义性”，政府会编排出各种名目来：譬如，9·11之后分明是被迫启动北约的“互助条款”，却非要将其说成是为了保卫本国的自由民主而出兵阿富汗；明明是瞄准中国的巨大市场、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却非要整出一个“以贸促变”来。

不过，“以贸促变”虽然是“以接近促转变”的延续和翻版，但在战略动机上，两者之间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如前所说，勃兰特/巴尔当年的缓和新政主要是为了“自我解围”，“促变”更多是“无心插柳”。但冷战结束后的“以贸促变”则明显带有更多的战略自信。德国和西方的政客们坚信，以前在苏联那里能奏效的，今日在其他国家也能成功。而且，这次就是奔着“挣钱+改制”这个双重目标去的。

德国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的“美国元素”

众所周知，包括德国在内的美国盟友，其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长期受制于华盛顿。没有美国的点头，像德国这样的盟国是不敢正式与中国交往的。

但不能正式交往，不等于双方没有秘密接触。

早在1964年，也就是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执政时期，波恩和北京就在瑞士伯尔尼首次尝试谈判签署贸易协定。

双方在这一年共进行了三次秘谈，但最终因“柏林问题”、“台湾问题”以及来自美国的“事实性否决”而于1964年11月无果而终。

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在一次会谈中告诫艾哈德，美国因中国支持越共而视其为“敌人”，故拒绝北京成为贸易协定的谈判伙伴。迫于美方压力，艾哈德赶紧转调，声称他实际上从未打算与中国就真正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而只是想谈一个“商品协定”（Warenabkommen）。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在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利用北京，并希望中国在与北越谈判中提供帮助，美国才“允许”德国（以及日本）与中国建交。

1972年2月，走下舷梯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握手寒暄。这张照片其后成为冷战的标志性画面之一。图左是其夫人帕特·尼克松。

可是，1969年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上台时，恰逢中苏关系紧张。勃兰特因担心得罪苏联，影响其对苏东集团缓和的进程，所以决定“先苏后华”，即在签订《莫斯科条约》之后再着手与中国建交。1972年，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谢尔（Walter Scheel）到京签署了建交公报。

德国政界虽然对美国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心知肚明，媒体也都清楚，可大家对此似乎不以为然，并不认为这是个需要强调，或需要引以为诫的状态。

在谈及“新东方政策”时，华盛顿的作用鲜有提及，似乎该新政是勃兰特/巴尔一干有远见的政治家自己独立精心谋划出来的。其实不然。

一如中德建交是在美国肯首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德国的缓和政策也是有美方政策松动作为铺垫的。

巴尔1963年7月15日首次公开谈论“以接近促转变”政策的前一个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一次基调演讲时已公开表示，美国将放弃以武力来支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Pax Americana），打算对苏采取“和平战略”（Strategy of Peace）。

此次演讲的背景是肯尼迪在1962年秋季的经历：他通过与赫鲁晓夫的直接谈判，达成了双方撤回瞄准彼此的中程导弹的协议，从而制止了古巴危机的恶性发展，形成了通过军备控制来避免核战争的新局面。

但肯尼迪本人却因此在国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的大多数顾问及五角大楼（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除外）都持反对态度，但他还是保持了战略定力，促使苏联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作为交换，美国也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核武器。

肯尼迪在那次演讲中阐述孤独决策的动机时坦言，自己之所以认为“全面战争”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建立的一切……都将在最初的24小时内毁灭”。

因此，巴尔在图青福音新教学院为未来“新东方政策”提炼出来的“以接近促转变”公式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神来之笔”，而是以肯尼迪的对苏“和平战略”为范本和前提的。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推出欧洲对中国“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三重定义

同样，德国和欧盟在当今新形势下制定的对华战略，也离不开华盛顿的政策转向。

与此前略有不同的是，“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个“三重论”的具体表述的确是欧盟委员会的“发明”，最先出现在欧盟2019年拟定的《对华战略》文件中。但美国政府早在2017年就已抛出北京是“长期战略竞争者”（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or）这个概念。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以贸促变”针对的是西方之外的政体，“外向性”特征很明显，而“三重论”却不仅针对中国，同时也是在防范不要被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不靠谱操作拖入可能殃及德国和欧盟利益的漩涡中。

拜登上台后，国务卿布林肯于2022年5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三点论”，即：

1.投资——加大在本国的投资，包括基础设施、供应链、教育科研等，以提高对华竞争力；

2.结盟——加强与欧洲、印太等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形成统一战线，以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3.竞争——在经济、科研等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维护欧洲及其盟友的利益和全球影响力。

显然，特朗普和拜登的执政风格截然不同：前者热衷“单挑独斗”，后者则喜欢纠集同伙“打群架”。

美国的政党轮替让德国朔尔茨政府看到了一线曙光，认为美国终于又回到北大西洋框架之内，所以对华盛顿亦步亦趋（特别在乌克兰问题上），但在对华政策上，朔尔茨还没有跟着拜登走太远。

德方没想到（或发自内心不希望）的是，才过四年，特朗普就载着满满的“民意”又杀了回来，而且民主党中短期内翻盘的可能性不大。直到此时，德国和欧盟才认真考虑应该真正迈步走自己的路。

在中国问题上，德国欧盟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利益。按理说，这是争取战略自主的理想领域，但是，默茨本质上是个“大西洋派”：他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拥趸，担任过“大西洋桥”协会主席，并坚定支持北约。因此，他的政府能否摆脱对美的长期依赖，笔者并不乐观。

德国和西方对华政策为何注定失败

2023年夏，时任德国外长、绿党籍的贝尔伯克照抄欧盟的对华“三重定义”。她在阐述德国政府的对华新战略时，说了以下这段话：

“因为中国变了，所以德国的对华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过去那种自由主义的设想——即西方通过与威权国家进行贸易，不仅能促进共同繁荣，还能在这些国家推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积极变革——如今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

她这段总结性的话语充分反应了德国（西方）对华的以下认知和心态：

1.“以贸促变”的潜台词无非就是“我不仅要挣你的钱，还要试图改变你的家规”。这是典型的西方“零和游戏”，自己必须全赢。

2.中国“变了”，意指中国“羽毛渐丰”，不听招呼了，要踢开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自立门户，所以，德国（西方）必须制定新的策略，以制止这一发展趋势。

3.承认“以贸促变”在中国这里已经失败，不再合时宜。

2023年7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介绍德国政府的“中国战略”。德媒

那么，德国和欧盟的对华“三重论”（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能达到预期效果吗？

很难！因为该政策其实就是一种“死要面子”和“退而求次”的无奈选择：既有求于对方，又要遏制对方。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一，德国在不少领域已离不开中国，所以不得不合作。但具体到哪些领域时，最常被提及的是“气候和环保”，其实德国最依赖中国的是供应链、关键资源、产品市场以及雄厚资本等。德方避谈这些，因为那样很没面子。

二，德国“以贸促变”的对华政策不仅失败，而且已进入“反噬”阶段：中国的产品、技术和资本不仅构成相当的竞争力，在某些领域甚至已超越德国和欧美。

三，德国和西方的“制度自信”和“制度优越感”正在被“焦虑”和“不安”所取代，欧美的对华遏制几乎无一不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理由。这个理由可以说“半真半假”：“真”在于中国的挑战实实在在，且不可小觑，“假”在于用夸大事实的手段来为自己“非民主、不道德和破法规”的操作找借口。

四，最关键的是，“中国模式”的成功，给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无形中遏制了西方在全球的影响力。

人们不仅要问，德国和西方的对华政策虽然一段时间内看似成功，但为何最终都流于失败？笔者归纳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这类政策大多基于“宗主国”和“制度优越”派生而来的傲慢与偏见。

西方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是掌握话语权和制定规则的一方，是“精神灯塔”，发展方向和现代化楷模。中国只应充当西方理念和价值观的学生、中低端产业链上的“加工厂”、廉价劳动力和重要能源的供应方以及西方产品的倾销市场。

其次，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情认知肤浅，过于主观。

以中国执政党为例：中共自诞生之日起，长期处于被敌人和对手“围剿孤立”的恶劣环境中，譬如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长征途中的围追堵截、抗美援朝的“立命之战”、苏东集团的孤立排挤、改开时期的武器禁运等。但中共每一次都能在汲取经验教训后重新站立起来，认识并壮大自己，最终引领国家走向繁荣。

西方如果足够了解这点，就应该知道，任何对中国的封锁、限制、抵制、制裁，不仅不能压垮中国，反而能倒逼中国用自己的方式结成正果。

再以援朝和援越战争为例：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与中国直接较量，结果是一场打平，一场打败。这种战绩对华盛顿而言应该说是很丢脸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在盟友的支持下，都没能打垮当时国力尚弱的中国，那么，面对今日之中国，西方诸国又哪来的自信，觉得靠派几艘军舰去台海和南海就能起到威慑作用呢？

最后，西方国家政党轮替，智库林立，媒体泛滥，但意识形态痕迹过重。这容易导致战略误判、自我消耗，政策短视。

以德国对美国和中国的政策为例：德国减少使用华为技术，是担心该公司有可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数据；从技术层面说，美国的科技公司更有这种可能，美国的情报机构对德国政要和各行各业的监听监控更严重，但就因为一个是与自己体制不同的中国，一个是价值观盟友的美国，德国对华为就采取了抵制和排斥的立场，而对谷歌、脸书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就网开一面。

新冠疫情期间，口罩也成了“战略物资”。德国政府发现这个“紧俏”产品几乎被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垄断了，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于是鼓励和资助本国企业生产口罩，完全抛开市场规律，结果不了了之。媒体还以此兴风作浪，“中国威胁论”再次喧嚣尘上。

这种以意识形态来区分敌友的方式就是“冷战思维”，它既不符合国家利益，还可能阻碍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更不能造福于自己的国民。那么，以这种思维方式制定出来的政策方针，又怎么可能成功？

结语

当然，即便在“以贸促变”的年代里，德国政府虽然时不时要打“人权牌”，但最终又不得不执行某种“意识形态模糊”的务实外交。无论是施密特、科尔、施罗德还是默克尔，几乎无一例外。

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07年8月27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玩中国空竹。CFP

“以价值观和规则为主导”的对华外交，似乎始于上届“交通灯”政府。这是绿党主持德国外交政策的缘故吗？

如果是，那么施罗德总理执政时，当时的外长费舍尔（Joschka Fischer）也属绿党，而且他也的确尝试走意识形态这条路，那为何最终并未影响德国务实的对华政策呢？

归根结底，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国际大局出现了变化，具体说就是中国变强后，美国开始视中国为战略对手，作为盟友的德国必须跟进；第二，根据以往的经验，德国政府总理如果弱，外交部就会“自说自话”。譬如，费舍尔最终未成气候，因为施罗德比较强势；而贝尔伯克之所以对华指手画脚，是因为总理朔尔茨个性偏弱。

如今，默茨上台，外交部掌握在本党手中，政令应该非常统一。所以，未来德国的对华政策如何，完全取决于默茨本人的战略判断和利益取舍。

还有，德国和欧盟的“三重论”对华政策看似繁琐沉重，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伙伴+对手。至于在“对手”这个概念之前是加“贸易”、“竞争”还是“制度性”，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对手就是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称中国为“对手”，其实也是对中国实力的一种承认。

德国和西方若认为中国是“贸易对手”、“竞争对手”和“制度性对手”，说明中国人会做生意，产品具有竞争力，技术创新不输欧美，制度优势明显。

越南和中国的体制很近似，德国和西方在视其为减少对华依赖的“替代国”时，为何不认为它是“制度性对手”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还不够强，还成不了“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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