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禺：十年轮回，美国精英重提与中国的“大协议”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禺】

2015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发表了一篇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论文。

呼应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这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大胆提出了中美“大协议”（Grand Bargain）的构想。在格拉泽的设想中，守成国与崛起国可以通过战略性的相互让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

然而遗憾的是，格拉泽对于“大协议”的展望，很快在激烈的辩论后，被截然相反的图景所淹没。

2016年大选的硝烟散去后，美国对华政策迅速走向了格拉泽构想的反面。贸易战的阴云、科技脱钩的利剑、军事对抗的威胁——这些词汇俨然构成了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主旋律。华盛顿的外交战略圈子里，一种寒蝉效应已悄然确立，任何人呼吁与中国合作，几乎等同于学术自杀。

从奥巴马政府后期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再到拜登政府的“战略竞争”，华盛顿精英似乎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战略迷思。他们固执地相信，只要施加足够的压力，就能让中国屈服于美国设计的国际秩序框架之内。

这种肃杀的气氛持续了整整十年。直到2024年底，这种肃杀的气氛开始出现变化。

美国国会大厦

从“大协议”到“大协调”

“如果你仔细想想，中国和美国可以携手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当特朗普在2024年底胜选后的首场记者会上做出这一突破性表态，其后引发的涟漪也就不难想见。

长期被强硬派所主导的美国对华政策讨论中，越来越多温和的声音开始涌现。

值得注意的是，格拉泽所倡导的“大协议”设想，也被新生代学者进一步发展为“大国协调”（concert of great powers）的新框架。

今年4月，MAGA运动的重要理论据点之一——“美国保守派”网站，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青年学者伊凡·埃兰德（Ivan Eland）在文中详尽阐述了中美实现大国协调的可能性。

文章的副标题就开门见山地点明了核心观点：在多极时代，仅拥有一名全球警察是不够的。

埃兰德的分析，显示出新一代美国学者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敏锐洞察。他写道：“特朗普对世界其他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却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感到谨慎乐观。”在他看来，特朗普将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置于与基辅的关系之上是正确的选择。

更令人瞩目的是埃兰德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他认为，面对美国唯一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国，特朗普公开宣称的寻求合作的意愿，应该会让那些担心超级大国爆发毁灭性冲突的分析人士感到安心。

埃兰德进一步分析道，特朗普似乎也设想了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主要大国将如同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般协调一致地解决全球问题。这种“大国协调”的模式，曾经在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维持了近四十年的相对和平。

埃兰德文章发表后不久，“建制派”就做出了有力回应。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在反映民主党精英观点的《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全面讨论了大国协调的当代前景。

戈达德的文章标题为《大国竞争的兴衰——特朗普的新势力范围》。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戈达德实际上对“大国协调”这一理念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理解，甚至隐含的认可。

斯塔西·戈达德：《大国竞争的兴衰——特朗普的新势力范围》

戈达德赞同这样的观察，即特朗普的世界观并非大国竞争，而是大国协调。

在戈达德的分析框架中，过去十年兴起直至登峰造极的大国竞争思潮，并非定义某种具体的战略，而是代表着一种强有力的世界政治叙事。这种叙事为了解美国决策者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以及他们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视角。

她的这一观察击中要害。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被一种特定的叙事所绑架。在这个叙事中，美国始终是主角。有时，这个国家被塑造成一个强大而令人敬畏的英雄，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活力和军事实力。但华盛顿也可能被描绘成受害者，就像特朗普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一样，该文件将美国描绘成处于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的受害者，竞争对手“正在积极破坏美国在全球的利益”。

而在特朗普现在倡导的“协调”叙事中，美国既不是国际体系的英雄，也不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转变。

当然，与MAGA阵营新秀表达的热情期待相比，戈达德对于特朗普的大国协调愿望展望则谨慎许多。她承认，欧洲协调机制建立后，列强确实维持了近40年的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机制或许能为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

但戈达德也提出了关键的前提条件。在她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减少冲突协调、增加合作的叙事，一个大国齐心协力、不仅推进自身利益，也推进更广泛利益的叙事。

这篇登上《外交政策》纸刊封面的文章，无疑清晰显现出当下美国外交理念新陈代谢的趋势。

从隐蔽的傲慢到公开的敬意

如果我们将视角拉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这种外交理念的转变绝非孤立现象。如果说过去十年主导对华关系辩论的是一种对于中国创新能力、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社会制度暗含的傲慢与偏见，那么无论左右翼，新思潮的共同点恰是对中国崛起的正视乃至隐含的敬意。

这种转变在保守派阵营表现得尤为明显。在MAGA运动最大的思想论坛——全国保守主义大会（NatCon）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对中国发展经验与成就的热情介绍已成为会议的常见话题。

演讲者们开始认真讨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制造业升级经验，以及长期战略规划能力。这种坦诚的自我反思，在十年前的华盛顿精英圈子里是不可想象的。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就连拜登时期对华政策“沙皇”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开始疾呼美国对华“胜利主义”幻想的危害。同样发表于《外交政策》的文章里，这位资深外交官向自己的同僚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这是一个战略优势将再次向那些能够大规模运作的国家倾斜的时代。中国拥有规模，而美国则不具备——至少单凭一己之力是如此。”

坎贝尔的这番话，代表着华盛顿建制派对现实的一种痛苦但必要的承认。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或者轻易逆转的现象，而是美国必须学会适应的新现实。

因此，对华政策“新思维”的涌现，既是特朗普个人特质所塑造的现象，也有深刻的必然性。当深层次的偏见开始消失，由偏见而催生的敌意自然难以持续。

进一步展望，我们固然不能对这种新思维当下的影响做过于乐观的预期。大战略的转向往往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牵扯国家核心利益和战略资源分配的问题上。

即便对中国崛起的长期前景有了更理性与冷静的认识，新一代美国精英在穷尽其他手段之前，也极不可能戏剧性地与中国达成“大协调”。这种渐进性的特征，在当前负责对华军事威慑政策的关键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这位被誉为MAGA对华大战略“设计师”的年轻人，在其代表作里集中展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竭尽心力构想着对华军事威慑乃至武装冲突的图景；另一方面，他也真诚地表示：“它不向任何人，包括中国，索求任何他们无法以高尚和尊严给予的东西……中国可以自豪地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它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其偏好和观点将赢得尊重。”

科尔比这番看似分裂的话语，既体现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实力的尊重，也反映了他们试图在承认中国崛起与维护美国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资料图

这种矛盾心态，恰恰说明了当前美国外交思维转变的复杂性和渐进性。

正如已故的战略大家亨利·基辛格在其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所总结的：在中国，美国首次遭遇一个资源潜力堪比其自身的国家。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但方式各有不同。中国期望其文明的延续性和宏大程度能够赢得尊重。美国则坚信其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关键的考验在于这些关于国家伟大的理念能否共存。

基辛格的这一判断，可以说是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最精辟概括。两个都自认为独特和伟大的国家，如何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和谐共存，这是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课题。

新型大国关系被美国精英最终接受，仍然需要更多现实的教育。但值得欣慰的是，这种教育过程已经开始，而且正在加速进行。

写在最后

从2015年格拉泽教授的“大协议”构想，到近期埃兰德、戈达德等人的“大国协调”讨论——这一理论演进的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了美国对华政策思维的深刻变化。

十年前被边缘化的合作声音，如今正在重新回到华盛顿的政策讨论中心。这种转变既反映了国际力量格局的客观变化，也体现了美国精英阶层认知偏差的逐步校正。

当然，从理念转变到政策实践，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期待新型大国关系最终告成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里，大国协调的灵感，为更具现实性的方略开了个好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最终都会发现：合作比对抗更符合各自的根本利益，也更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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