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尔曼：乌克兰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逃兵役攻略”，还在快速传播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安东·尼尔曼，翻译/薛凯桓】

乌克兰目前正陷入因冲突持续与人力资源枯竭而加剧的动员体系危机。

当局公开承认，基层征兵机构在强制征兵过程中与民众的冲突频率显著上升，这是一个危险的预警信号。

显然，当局粗放的动员手段已开始出现反效果，被民众戏谑为“巴士化”的动员方式，正在前线兵力缺口扩大与后备资源萎缩的压力下愈演愈烈并遭到激烈反弹。所谓“巴士化”，是指基层征兵人员在城市街头拦截适龄男性、以强制手段押送至集结点的极端征召方式，这种近似绑架的操作使乌克兰的社会矛盾激化。征兵人员不断翻新着筛查逃役者的手段，但可动员人口基数已逼近临界值。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军方官员与欧洲盟友重提降低征兵年龄的提议，泽连斯基尚未完全认可这种提议。但若战事维持当前烈度，再次降低动员年龄恐不可避免，这势必将进一步激化公众对“巴士征兵”的抵触情绪。

面对这些问题，当局对民意怒火的应对方式仍是老套的对抗：一方面，当局发动宣传攻势，将“巴士化”定性为俄罗斯的“信息心理武器”，部分官员甚至呼吁封禁传播征兵冲突画面的社交媒体账号；另一方面，当局通过官方宣传机器，将批评征兵手段或试图规避征召者笼统界定为“逃兵役者”，人为制造“无条件的爱国者”与“背叛者”的二元对立叙事。

这种二元叙事正演变为尖锐的社会冲突。后备兵员枯竭催生的“巴士化”动员，正在制造民意反弹——这也是当局强硬回应的恶性循环。基辅当局将问题归咎于所谓的信息战并压制异见的做法，只会加剧“战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还是寻求政治解决”的社会撕裂。战争疲劳感、对无意义牺牲的恐惧与对当局的信任危机是乌克兰的社会情绪“爆炸物”，它距离转化为大规模政治风波，或许只差一个具体的触发事件。

当地时间2024年6月7日，乌克兰基辅，乌克兰军人和警察对适龄男性进行证件抽查，并发出了军队征召令。视觉中国

恶性循环

乌军最近在其官方Telegram频道发布的消息中称，社交媒体上记录“公民蓄意阻碍征兵办工作人员履职”的视频数量正在增加。乌军的消息还称，有时这种冲突会得到其他卷入或旁观民众的声援。这凸显了问题的普遍性和社会情绪的复杂性。

乌军消息传递出的当局官方立场是明确且强硬的：任何蓄意阻碍征兵动员的行为，包括威胁、精神施压、使用暴力或损坏车辆，均构成严重违法。当局想要用这个强调：随着征兵工作的“重新启动”，任何对其工作的阻碍都被视为可能对乌克兰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在当前乌克兰处于战时法律状态的背景下，破坏征兵机构的工作被当局认为将直接影响乌军及其他军事单位有效执行任务的能力。

这条当局官方声明的发布时机也同样耐人寻味，它的发布紧随切尔卡瑟和克列缅丘格发生民众与征兵办人员大规模冲突的视频曝光事件之后。在切尔卡瑟，征兵人员试图检查公寓楼住户的兵役登记数据时，遭到了居民的集体抵制。克列缅丘格的冲突则更为激烈，前来检查的征兵人员不得不躲避一辆冲撞他们的汽车，导致车辆严重损毁。

当局对此事的反应迅速而严厉。切尔卡瑟州警方宣布逮捕了三男一女，指控他们犯有“流氓罪”。从发布的视频看，逮捕行动由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执行，当局声称是民众”挑起了冲突”。波尔塔瓦征兵办则报告称，克列缅丘格袭击事件的七名参与者中已有两人被捕，指控包括对征兵人员造成重伤和阻碍乌军行动。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征兵办的帖文暗示将调查“犯罪分子是否受俄罗斯特种部队指使”，这反映了当局在解读此类事件时的一种倾向。

这些冲突的根源在于一种危险的“反噬”。如果征兵办在履行职责时行事毫无底线、缺乏对公民的基本尊重，那么公民采取暴力反击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这几乎是迟早会发生的必然结果。动员本身具有强制性，但粗暴的执行方式——被形容为“像抓流浪狗一样”——不仅激化矛盾，其引发的负面社会剧情也极易被对手利用。

支持当局粗暴动员政策的声音常将矛头指向社交媒体，认为平台上广泛传播的“巴士化”视频对征兵进程具有破坏性影响。当局内部有一些声音主张通过禁止Telegram和TikTok等社交平台来遏制此类内容的传播。

然而支持当局的人没有提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当前的征兵模式可能已走到尽头，继续强化强制措施只会适得其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有民调数据揭示，许多应征者不仅恐惧死亡，更恐惧于“长期脱离正常生活”的情景。这促使乌克兰社会开始呼吁探索更灵活的动员方式，例如允许军人在兵役与平民生活之间按月交替。

乌军用纸枪训练

来自前线的反馈也印证了强制征召的弊端：被“巴士化动员”的人员往往缺乏战斗动力，大量逃往后方的情况时有发生。但综合观察，当局转向更人性化或灵活模式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征兵办执行手段的粗暴，也有民众对参战的恐惧感——特别是在前线普通士兵和基层指挥官频频指控上级是“屠夫”、士兵伤亡率居高不下的的背景下。战争带来的普遍疲惫感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看不到尽头的冲突消磨着民众的战争意志。

此外，当局在诸多领域（如人道主义、经济）的政策导致数百万人外流或在国内流离失所，这也是逃避兵役思潮泛滥的重要推手。基于此，预计当局在动员问题上非但不会放松，反而会“进一步拧紧螺丝”。相应地，抵制行为预计会加剧，躲避征兵的人可能采取更隐蔽的方式（如戴头套），而妇女和青少年也可能更频繁地参与抵制行动。整个局面正像滚雪球一样，朝着愈发严峻的方向发展。

民众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除非当局现在立即就改变政策，否则大的趋势不会有任何变化。未来，自发乃至有组织的抗议发生的可能性在增加，而单纯的恐吓手段在提升动员人数方面将难以达到当局的预期效果。

“逃避兵役者”的潜在力量

在动员体系濒临崩溃的背景下，“逃避兵役者”现象正成为乌克兰社会矛盾的新焦点。

所谓“逃避兵役者”，指通过出国、藏匿等方式逃避兵役的乌克兰适龄男性群体，其公开传播的视频内容与社会影响力正在颠覆当局的极端民族主义叙事。这些人在国外发布的生活视频中展示脱离战火的日常状态，对乌军及动员进行批评和讽刺。

年轻人们的作品涵盖多个主题。有些作品展现的是年轻小伙子们随着充满活力的乐曲翩翩起舞；有些作品展现的是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微笑行路；还有一些作品展现的是成功逃脱动员的日常生活。有些作品以海滩和欧洲各国首都为背景拍摄视频，嘲笑般地“建议”当局应当将官员的子女送往战争地区；还有人拍摄自己的宠物狗，并配文“它逃离了战争”。

逃避兵役者的视频创作之所以能够带来广泛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们的声音有强大的社会基础。2024年，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某份动员法案时，约有600万公民未更新兵役登记数据。这个数字在社交平台上被广泛传播，是“逃避兵役者”出现的根源，其政治含义、尤其是在未来选举中的潜力不可忽视。

将动员视为威胁、抵制动员的人群，完全可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战争背景下，他们因“自我保护的渴望”和“希望感觉自己是正常人而非异类”的心理需求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类人数量庞大，足以支撑某个政客的政治生命，甚至在议会机构中形成派别。他们的政治忠诚将倾向于给予那些承诺结束战争、提出另类的道德叙事（即不再将抵制当局兵役者视为“叛国者”）、顺应民众结束战争愿望的人。

围绕“逃避兵役者”潜在选票的争夺似乎已经开始了。这个潜在的选民群体实际上比任何“鹰派群体”的票仓都要庞大。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正以各种方式试图争取这部分人群：有人为他们提供应对质疑的策略；有人从军事角度论证现代战争不需要大量士兵来减轻其负罪感；还有人则提议用志愿兵役取代动员，这显然也是在试图分得这块潜在的选举“蛋糕”。显然，要想领导这个群体，首先需要赦免他们的“罪过”。那些想要与“逃避兵役者”沟通的政治力量，实质上是想要通过提供一种“自我辩护价值”（承认“逃避兵役者”的做法是合理的，承认他们不是“叛国者”）来获取他们的支持。

当然，这种标签化也引发了争议。一些狂热的战争爱好者批评支持“逃避兵役者”的政客和当局官员是“支持叛国者”，被点名的人则反驳称，指责别人是逃避者的人，自身可能就是某种形式的“舒适逃避兵役者”——即名义上服役，却长期待在后方安全位置；没有上过一天战场，却为当局的强制动员政策辩护。实际上，对于这些政客和狂热份子而言，立场或身份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从政治蛋糕中“切下一块”。

乌克兰男子被暴力抓捕并征召入伍视频截图

乌克兰的社会情绪预示着民众对“穿军装者”的态度可能正在悄然转变，甚至可以说这种变化事实上已经在改造着社会。有人预测，战争结束后，对军人的排斥状况可能加剧，部分军人可能难以融入社会，甚至滑向犯罪群体。现在押注于将官和士兵等军人群体的政客，未来可能会非常失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逃避兵役的人群，未来也会密切关注进入政坛的军人。他们不太可能支持所谓的“复仇党”人士（即军人出身主张对俄强硬的人，有很多民众担心这类人上台将引发新战争），而更倾向于投票给那些主张维护可靠和平的候选人。

虽然简单地将人划分为“战争党”和“逃避党”过于牵强——许多人的世界观并非非黑即白（例如支持收复1991年边界但自己不愿参军并谴责“巴士化”）——但总体而言，乌克兰社会正围绕国家未来逐渐形成两大潜在趋势：

第一是主张与俄罗斯进行“永恒战争”：即无论如何都要报复俄罗斯。

第二是主张与俄罗斯和平共处：这并非等同于亲俄或“卖国”，这类人有很多甚至希望用高墙隔绝俄罗斯并将其彻底遗忘。其核心理念是反对采取可能引发新战争的挑衅行为，但同时认为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战争再次爆发。

不过，要让这些趋势真正形成政党并参与政治角逐，前提是战争的结束。只要战争持续，任何关于此的公开政治讨论都将被压制。民众与当局路线的分歧，在战时无法通过投票箱表达，其表现形式将更多的是与征兵办的激烈冲突，或是试图逃离这个国家。

“逃避兵役者”做出的选择

乌克兰当前蔓延的“逃避兵役”，本质上是人们生存本能驱动的自然过程。这股对生存的渴望，远比任何被渲染的极端对抗情绪更为强大和真实。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看清，他们并非必须为当局的极端叙事冲锋陷阵，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局叙事中的一枚棋子。这份清醒一旦与人类最根本的求生欲望相结合，完全有潜力构成反战声音的坚实基础。

“逃避兵役者”的核心诉求之一，是让自己确信自己选择了一条合理的人生策略。正因如此，其叙事往往伴随着对选择不同路径者的不同解读。其结果，便是那些征兵者被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有人认为他们“追求升官发财”、有人认为他们“为财富冒险”，甚至也有人认为他们纯粹是为了散播暴力。

先前，前线的战事赋予了乌克兰的士兵和征兵者等群体一种独特的道德合法性：“保卫乌克兰”的叙事下，任何恶行似乎都可以被原谅。这恰恰是“逃避兵役者”试图质疑的目标。他们的策略在于以平等的视角审视任何笼罩在道德光环下的人，探讨其行为的善恶，最终寻求更广泛的社会理解。可以预见，这种诉求迟早会得到部分人的响应，并以某种坚定的姿态表现出来。

2024年4月24日，家人、朋友和战友聚集在基辅的一座公墓哀悼31岁牺牲的乌克兰军队医护人员纳扎里·拉夫罗夫斯基 美联社

因此，公开逃避动员的行为不仅普遍存在，其势头更是在持续加剧。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施加的压力越大，乌克兰人自愿走上战场的意愿就越是低迷。“逃避兵役者”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生活、分享经验的视频和呼吁，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这意味着“拒绝兵役”极有可能在未来数月内演变为乌克兰社会生活中的一股主导性潮流。

这种起初分散、自发的个体行为非常有可能凝聚成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基辅当局可能会动用国家机器进行严格管控。对于泽连斯基政权而言，维持现状的关键在于遏制任何形式的和平主义呼声。

虽然“逃避兵役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结构化的社会阶层或正式的政治团体，但有一个悄然的变化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词汇本身几乎彻底摆脱了其原有的负面含义，转而承载起强烈的积极甚至英雄色彩。在TikTok和Telegram等平台上，随处可见年轻的面孔毫无顾忌地展示他们成功规避兵役的“攻略”与生活状态。这种行为不仅赢得了亲友圈的认同，更关键的是它正收获着乌克兰社会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支持。

广泛的社会认同感，其意义远超过某个特定政治派别的形成——它实质上表明，乌克兰社会的主体正在无声地转变为“逃避兵役者”的同情者乃至支持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所谓“成为炮灰必要性”的、虽没有说出口却广泛存在的集体反思。

许多“逃避兵役者”曾将希望寄托于国际政治变动，例如特朗普结束战争的承诺。这种期望给了他们信心：停战将使其有机会以“理性选择者”的立场，来回应批评者可能提出的“人道主义”质疑。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对特朗普调和停战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但现实远比预期复杂，局势在短期很难能迎来和平曙光。泽连斯基多次以强硬姿态拒绝妥协，打断特朗普试图短期内停战的努力。这使得“逃避兵役者”停止战争取“理性选择者”身份的希望落空，他们与泽连斯基的矛盾持续激化，不满情绪不断累积，越来越多不堪战争重负的人选择加入“逃避兵役者”行列，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内部撕裂。

那些不愿看到儿子走上战场的父母们，内心早已呼唤着和平谈判，但公开表达这种诉求的风险巨大。因此，社交媒体上“逃避兵役”内容的快速传播，在无形中为这些沉默的民意搭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表达空间——毕竟，当局不可能对数百万在TikTok上观看此类视频的普通民众进行大规模拘捕，这正是乌克兰社会未来的主要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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