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超越资本主义霸权更迭，中国能否做到？

**编者按：**6月7日，“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2025”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邹至庄经济研究院、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共同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承办，《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和《中国经济问题》编辑部协办。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5”上发言整理而成，经作者审核，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卢荻】

作者在会议上发言 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5主办方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全球历史进程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在现代历史这一“世界历史”的演进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全球的普遍存在。

今天的发言试图在“世界历史” 的框架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强调中国经济制度的主体性和经济变革的实践不可避免要面对世界资本体系的制约，说明这些制约的特性、逻辑和矛盾，才有可能指导实践超越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

接下来希望从以下四个主题展开讨论

（1）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与资本主义逻辑；

（2）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3）比较视角——资本主义的限度与中国实践；

（4）系统视角——超越资本主义的霸权更迭。

希望能够从多个视角，更深层地探讨世界主义特性，以及面对这个特性，中国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探索本身和全世界的现代化道路。

世界范围后进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

刚才已经说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里，现代历史是“世界历史”，中国式现代化也是面对这个存在中展开，纵使是共和国前30年建构和发展战略的制定，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应对这个体系的围堵和压力为前提。

给大家分享一张很简单的表。表1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可以看到1960-1980和1980-2023两个时间段里，OECD发达国家的增长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从3.03降到了1.59%。但是就算这样，比起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OECD发达国家的发展还是领先的。总体上表示了世界范围除中国之外的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当大程度的跌落。

图1展示的世界范围内增长的分化，中国是一个特例，增长速度非常快。红色这条线是中国人均GDP水平与OECD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比例，蓝色是中国和OECD之外的全球发展中国家占OECD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比例。可以看到2023年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比例比1960年要低。可见全球发展中的分化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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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下跌和分化，这需要来解释，从而更好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会是特例，由此延伸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性，促使中国成为世界范围系统意义上的特例。

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世界范围的全球化其实是一个经济金融化的过程，特别是全球范围内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信条：市场自由化、公共资产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去管制，归根到底就是让资本最大程度地自由追逐利润，由此导致了经济的金融化、投机化。

从而产生的结果是，一方面世界范围的投资不足，再加上收入分配恶化压抑了消费，系统性的需求不足成为常态，这构成了危机的基础。另一方面，投机活动性质上只是分配利润而非产生生产利润，在生产受挤压的情况下，系统性危机往往首先以金融危机形势爆发出来。

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资本体系在全球空间上的扩展，将各种各样生产性资源廉价地卷入进来，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和自然环境。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掠夺性的积累”，但是却将污染工业搬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世界陷入低技术、低劳动收入的发展陷阱。

那么，必须思考的是，中国在制度和政策上，迄今为止是如何克服这些制约的，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条件在未来应对类似制约。

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与之相关被讨论更多的话题就是，中国是否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2024 年世界发展报告》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主题，在回顾全球化年代世界发展的实际表现，以及展望未来前景上，都做出了很不乐观的判断。报告列出的面对艰巨挑战的一大群国家的名单，中国居于首位。

他们对中国如此悲观的依据是：高收入经济体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是一直没有停顿地在下降，1960年是30%降到2023年17%。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主流的解释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上欠缺竞争优势：它们在劳动密集、低增加值的产业上（因为劳动力成本较高）无法与低收入经济体竞争；在资本密集、高增加值的产业上（因为技术水平较低）无法与高收入经济体竞争。

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正面对这样的挑战。怎么来应对？世行的报告提出“3i”应对策略，其核心就是，通过所谓的投资+引进国外技术+创新（investment+infusion+innovation)。这些都是在强调能力的构建，也就是说这从根本上背离了在此之前自由主义高峰时代的主导政治信条：新自由主义的 诸如“形成正确的相对价格”和“形成正确的产权安排”等格言，所强调的是，只要是市场决定的“诱因”就会自动带来竞争力，就会自然而然地避开陷阱并促进发展。

这种思维的转变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欧盟的产业政策热议、美国的“新华盛顿共识”或OECD的“使命导向创新政策”等等都是如此，这些新思维作为发达国家应对今日现实挑战的政治信条被寄予厚望。其核心理念同样是强调构建“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同样是判断单凭市场不足成事，需要国家介入并起到关键作用。

如此种种，这相当程度上是趋向于向中国学习，就是认为，克服危机和未来发展有赖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组合。

然而留意这里的“合成谬误”：在世界范围系统性发展下滑中，大家都提升竞争力，意味着彼此抵消，从而不能作为一个正确导向。

而中国的发展目标或使命，远比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面对危机的发达国家更加系统和深刻，表现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和追求，以及相应的发展新格局的建构。这意味着发展的任务更加沉重，对制度和政策的要求更加严格，任重道远。

资本主义的限度和中国实践

如果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国面对挑战，我们有没有什么世界范围的经验教训可以吸收？按照资本主义历史文献的论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自16世纪崛起以来历经霸权更替、周期轮回。迄今，美国霸权主导下的长周期包括二战后近30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以及自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

就发达国家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看，黄金时代的表现无疑远为优越：持续经济增长、接近完全就业、收入分配平均化、社会底层的基本生活保障、普及医疗和教育，等等，都是与新自由主义年代的表现截然对立。

然而黄金时代毕竟没有持续下来，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的限度内黄金时代模式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

福利国家、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发展导向的金融、集中化劳资谈判等等制度安排，可以违背微观层面的利润逻辑，可以违背短期上的总体利润逻辑，但是无法违背资本主义的规定性——长期上的总体利润逻辑。

那么，即使仅就经济发展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仅是已经，并且需要继续超越新自由主义，而且必定需要超越黄金时代模式。

再次回到浅层，就是人们对世界范围的发展表示悲观，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生产性投资不足。中国虽长期是例外，但是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向世界常态趋同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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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上表（如图所示）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率要么停滞要么下降。中国是例外，但是这个例外不是必然如此，我们知道进入新常态以来，我们出现了生产性投资率下降的趋势，这反映了市场有效性和政府有为性的不足之处就是，相对于我们的目标，市场层面的投资不振，是因为投资受限于投机逻辑和利润逻辑；政府层面的投资不足，是因为受限于财政力量不足，即财政在经济社会上的权利和责任不对称。

这或许就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众多制约中，同时包括了经济金融化元素以及表现在财政局限的黄金时代模式的制约元素。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同，我们如果说出现了投机化、金融化，不是因为内生发展起来的，而是资本主义源头制约导致的。

那么要克服这些制约，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历史模式，这是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的课题。

超越资本主义的霸权更迭

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在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主宰全球的情况下难以推进，甚至是备受阻碍、压抑，寻求替代的秩序和发展道路于是成为必要。

最后的指向就是寄望于中国。

中国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我们自己独善其身去构建的：一方面是世界要从中国得到经验教训，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是要指望中国能够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新构建提供系统作用，即中国作为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力量，推动全球南方的生产性投资、技术发展，以及摆脱金融霸权的操纵。

很明显，中国到此为止主要是在经济意义上试图影响世界范围的系统性的发展方向，我们主要是围绕“一带一路”，构建连通性，透过交通运输网的建设，在空间上将分散的全球南方经济体连接起来。 由此引申到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电力、电信网络、运输条件等等，同样是为了让这些经济体连接起来，建立生产性活动，参与由此促成的需求规模扩展下的专业分工。

因为“一带一路”项目，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伊拉克为当地工人带去了发展机会。图为伊拉克当地工人人民网

“一带一路”为相关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在此之上，中国并没有试图干预合作伙伴的意向，而是相信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是取决于它们本身政治经济内部的特性。在社会发展上更是这样，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劳工保障、环境保护等等，更不用说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干预”立场的首要准则。

在这样的基础上，就算我们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而且是推动平等的、自由的市场活动以及互联互通，我们也很有可能根本性动摇已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越是发达国家，它们越是依靠全球化各种各样的垄断租金来维持现有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水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外各种经济活动并没有存在任何占有和垄断的情况，但是发达国家不可避免需要做根本性的自我调整，特别是放弃他们对霸权的追求，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有可能完成。

结语

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视角看，按照“历史资本主义”文献的研究，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体系所及的范围上建构和施行霸权，汲取垄断租金。这个常态贯穿于自十六世纪以来整个资本主义历史的各个长周期或霸权体系，包括地中海城邦、 荷兰、英国、美国等主导下的体系。

中国的崛起是异例，它的政治经济特性远离跨国垄断和霸权，并不从外界汲取垄断租金，而是透过生产性活动和平等竞争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世界发展。超越历史资本主义的特性，贯彻在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以及在中国对世界发展的系统影响，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课题。

我希望上面这些比较浅层的讨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能够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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