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培朝、魏铖：首个考古发掘的新罗质子墓，揭示了什么？

【文/ 夏培朝 魏铖】

2022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东姜村发掘了一座唐墓，出土墓志一合，墓主为葬于贞元十年（794年）的新罗质子金泳。关于在唐新罗王族成员的墓志，先前仅见大历九年（774年）的金日晟墓志[1]，但来源不明。本次新出的金泳墓志是首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在唐新罗人的墓志，背景信息明确，志文记载了金泳本人及其先世的诸多内容，这对研究唐与新罗的关系多有裨益。现将墓志内容考释如下。

墓室正视图

一、金泳家世

志文载金泳的祖父为金义让，唐玄宗开元初年受新罗国王派遣入唐宿卫，而其身份为“新罗国故王堂兄”。所谓“故王”，当指金义让入唐时在位的新罗国王，该志撰文时此王已故，因此以“故王”称之。考之文献记载，长安二年（702年）新罗王金理洪卒后，其弟金兴光继位，直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去世[2]，谥号圣德王[3]，可见开元初年在位的新罗国王为金兴光，因此金义让当是金兴光的堂兄。

金义让入唐后，获授官职，志文所记“金紫光禄大夫、试太常卿”当为其最终官职。其中，金紫光禄大夫为正三品文散官[4]，九卿之一的太常卿为正三品职事官，“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5]。志文称“试太常卿”，因此金义让获授的太常卿一职为试官，而非正官。

金义让传世文献无载，但见于定陵陵园蕃酋像的题名。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定陵陵园遗址发现了一尊蕃酋像的两件残块，其中躯干部分残块的背部题刻有文字，残存“卫将”和“金义让”五字。关于金义让此人，田有前推测其为中宗时期的新罗遣唐使金思让，而“思让”和“义让”为一名一字关系，或为题刻者因音近而致误，“卫将”则是某卫将军之残缺[6]。据《三国史记》记载，金思让于新罗圣德王二年（703年）被派遣入唐，并于次年三月返回新罗[7]。据金泳墓志，金义让在开元初年才入唐，至少晚于金思让入唐十年，两人入唐时间不同。更为重要的是，金思让的身份为遣唐使，入唐次年即归国，而金义让则是入唐宿卫。无论入唐时间抑或生平，两人截然不同，所以蕃酋像上题刻的“金义让”并非金思让。唐中宗李显于景龙四年（710年）十一月葬于定陵[8]。其后睿宗于开元四年（716年）十月葬于桥陵[9]。志文所记“开元初”当指开元元年（713年）或稍晚，可见金义让的入唐时间略晚于中宗入葬定陵。可以推测，金义让入唐之时，包括蕃酋像在内的定陵部分附属设施可能正在修建，因此金义让的形象被纳入定陵。而桥陵蕃酋像的修建时间稍晚于金义让入唐，亦有极大可能存在题名金义让的蕃酋像，这有待今后的考古工作验证。

志文载“因宿卫而有三男流于阙下，其长子皇授中散大夫、可光禄少卿，则君之考也”，可知金义让有三子留在唐廷，其中长子即金泳的父亲。该处仅记了金泳父亲在唐廷获授的官职中散大夫、光禄少卿，而未载其名讳。其中，中散大夫为文散官，正五品上阶[10]，光禄少卿为职事官，从四品上阶，光禄卿“掌邦国酒醴、膳羞之事”，而光禄少卿是光禄卿的副职[11]。

二、金泳生平

1.袭其父质

志主金泳于“贞元十年（794年）五月壹日”“终于京兆府太平里之馆第”，“春秋卌有八”，据此，其应生于唐玄宗天宝六载（747年），后金泳“以父之胤而袭其质者”，即金泳的质子身份承袭其父。

新罗入质宿卫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金春秋因求助唐廷出兵百济向唐太宗表示愿留子宿卫[12]。根据史料记载，宿卫者有宿卫质子、宿卫学生两种，唐中后期入唐求学的一般称为宿卫学生，早期宿卫质子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学生又是质子[13]。宿卫质子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其在唐宿卫期限并无固定，既有次年归国者，又有居唐二十余年甚至于终老唐土者，宿卫学生则“通常为十年”[14]。金泳质子身份承袭其父，因此金泳父亲亦为质子，推测在金义让卒后，其长子承袭其质子身份留在唐廷。唐代四夷质子中是有长期居唐，世代为质的现象[15]。虽然唐代有这种袭质传统，但新罗作为唐代纳质宿卫最多的，尤其是经历了唐罗战争后，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两国之间的朝贡关系逐渐恢复正常，玄宗开元二年（714年）新罗重新向唐派出质子宿卫阙庭，开元天宝中史料有记载的多达7次[16]，金泳祖父金义让就是在开元初入唐宿卫。从入唐宿卫人选看，似乎新罗并未有袭质的现象。安史之乱期间新罗入质侍子罕见，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后，新罗入唐宿卫才又逐渐频繁起来，而这段时间恰好是金泳父亲与金泳为质子的时间。因此，或可推测由于安史之乱，唐罗的交流一度中断，新罗无法派出新的宿卫质子，唐廷即任命金泳及其父亲为质子，以处理两国事宜。

2.佐使衔命

大历三年（768）年，金泳首次受命作为宣慰副使回国。关于该年唐廷与新罗的交往，《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大历）三年，上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归崇敬，持节赍册书往吊册之，以乾运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仍册乾运母为太妃”[17]。这一年代宗派遣归崇敬出使新罗，对金乾运及其母亲进行了册封。而金泳作为归崇敬的副官一同出使，因此也得以在行前获授“将士郎、韩王府兵曹参军”。其中，将仕郎为最低一等的文散官，从九品下阶[18]；韩王府兵曹参军为职事官，正七品上阶[19]。唐代宗第七子李迥于“宝应元年（762年）封韩王。贞元十二年薨”[20]，故金泳担任兵曹参军时的府主应为韩王李迥。但自从玄宗开始将皇子安置于十六王宅集中居住后，亲王例不出阁，亲王府的僚属也随之虚化，并无实际职掌[21]，可见金泳此次获授的官职仅为虚职，其作为李迥僚属的身份也徒有虚名。

由“宣命毕而复归，恩命优加重赏，授朝散大夫、试太子洗马”可知，金泳在此次出使新罗返回后，得到了代宗的重赏，获授官职“朝散大夫、试太子洗马”。其中，朝散大夫为文散官，从五品下阶；太子洗马为职事官，从五品上阶[22]。代宗长子李适于广德二年（764年）被立为皇太子[23]，因此金泳担任太子洗马时的东宫之主为李适。但与亲王府僚属从玄宗时已虚化一样，因太子从玄宗时也不再居住东宫，其属官也沦为虚职。可见，金泳返回唐廷后的此次升迁，虽然职事官的品阶从正七品上阶提升到从五品上阶，但并未改变所任仍为虚职的性质。此后，因“丁太夫人忧，居丧三年”，金泳之母在其担任太子洗马期间去世，金泳也按唐廷的礼制去职守孝三年。

3.再赴东国

金泳在德宗贞元元年（785年）三十九岁前已结束守孝又一次任副使前往新罗。据史料所载，贞元元年唐廷前后两次派遣使者前往新罗，分别对金良相、金敬信进行册命。关于第一次册命，《旧唐书·新罗传》记载“贞元元年，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仍令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册命”[24]，而《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元年正月，以秘书丞孟昌源为国子司业、兼御史中丞、新罗吊祭册立使……至是，诏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遣昌源吊册之”[25]，两处所记均是对金良相的册命，但所记使者一为盖埙，一为孟昌源。究竟使者是何人，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中记载：“六年（新罗宣德王金良相六年）春正月，唐德宗遣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册命王为检校太尉、鸡林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26]，因此此次册立使者极可能是盖埙。关于第二次册命，《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其年，良相卒，立上相敬信为王，令袭其官爵”[27]，而《册府元龟》记载“是年，新罗王金良相卒，其上相金敬信为王，诏令袭其官爵”[28]，两处所记内容一致，但均未载使者为何人。因此贞元元年的第一次册命是对早在建中四年（783年）已被国人立为王[29]的金良相进行册命，建中四年十月至兴元元年（784年）七月德宗因泾原兵变出逃奉天[30]，导致时局极为混乱，那么遣使赴新罗推迟到兵变平息后的贞元元年正月也颇为合理，而第二次册命则是对当年新立的金敬信进行册命。志文称此年“本国王薨”，而本年所薨之王为金良相，那么金泳当是作为吊祭册立副使参与了第二次册命，即随从正使吊祭当年去世的先王金良相，并册立新王金敬信。因金泳此次出使新罗，得以在行前拜官试卫尉少卿。卫尉少卿为从四品上阶职事官，卫尉卿“掌邦国器械文物之事”，而卫尉少卿是卫尉卿的副职[31]。与前两次所授试官皆为虚职不同，本次所授的试卫尉少卿具有实际职掌。

金泳第二次作为副使出使新罗后，被新受册命的新罗国王金敬信奏请唐廷让其兼任蕃长一官。金泳出身于新罗王室，通晓本国风俗，可以很好地管理在唐新罗人，即所谓“风俗广通于海隅”；又自幼成长于长安，熟悉中原礼制，出使东国新罗可以很好地践行礼义，即所谓“礼义大兴于东国”。蕃长是唐宋时期用于管理外国侨民事务的官员，人选一般是从外国侨民中挑选的有声望者[32]，资历丰富的金泳被任命为蕃长也合乎情理。蕃长这一官职目前最早见于高足酉墓志，据该志其于证圣元年（695年）获授高丽蕃长[33]，而金泳是目前所见史料中唯一一位担任新罗蕃长者。据志文，金泳生前居住在“京兆府太平里之馆第”，此处既云“馆第”，则金泳可能并未置办私宅，而是居住在太平坊的新罗馆第之内。太平坊位于皇城含光门西南，与皇城内鸿胪寺、卫尉寺相距不远，新罗馆第位于此坊当不是巧合。舒王李元名、卫王李重俊等人之宅也在此坊[34]。

4.葬于唐土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时隔九年之后的贞元十年金泳去世，其再也未有所升迁。开成元年（836年），新罗国质子、试光禄卿金允夫向唐文宗进状称：“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餮矣。三蒙改授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35]，可见在开成元年以前，已形成质子历任三次试官并作为副使两次出使本国，即可特授正官的惯例。从金泳的经历来看，其在贞元元年第二次出使新罗返唐后已满足特授正官的这一条件，但此后生前未再升迁，或与当时尚未形成这一惯例有关。

志文载“鸿胪以奏，圣上宸悼，锡以优例，诏赐使持节、都督登州诸军事、登州刺史，赙赠疋帛”，可知金泳去世后获赠官职使持节、都督登州诸军事、登州刺史，登州都督为中都督[36]，正三品[37]。登州是渤海的重要口岸，也是新罗遣使赴唐的必经之地[38]，在登州的蓬莱、牟平、文登等地有“新罗坊”“新罗所”，组织管理新罗人贸易的机构叫“构当新罗所”[39]，因而金泳获赠登州都督应与其新罗人的特殊身份有密切关系。

三、相关问题

1.关于撰者良说

墓志撰者为良说，志文中其自称“广文馆进士从侄良说”，可知良说为志主金泳的从侄。良说其人检索史料未见，《三国史记》载：“八月，授前入唐宿卫学生梁悦豆肹小守。初，德宗幸奉天，悦从难有功，帝授右赞善大夫，还之，故王擢用之”[40]。良说之“说”与“悦”相通，其音与梁悦同，亦做过宿卫学生，可能为同一人。但从梁悦生平事迹来看，其于德宗泾原兵变（784年）时从难有功被授予右赞善大夫，而金泳去世时（794年）良说仍为广文馆进士，两者身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撰者并非梁悦。广文馆是唐代国子监下辖的官学之一，始设于天宝九载（750年），一直持续到唐末[41]。唐代官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42]。官学修习科目包括明经、秀才、俊士、进士等，志文既称“广文馆进士”，可知良说在广文馆所习之科为进士科。唐廷曾设“宾贡进士”专科，为“四夷”留学生举行单独考试，以便其出仕任官[43]。因此良说在撰写该志文之时，正在广文馆修习进士科，以待参加考试。从行文来看，志文有多处语句不太通顺之处，如“其长子皇授中散大夫、可光禄少卿，則君之考也”一句本为直叙，却加“可”字。“可”字常见于唐代授官制（诏）书，制（诏）书文本大体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叙述受官者的功绩，后一部分陈列所受之官，如建中二年的诏书“二庭四镇，……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44]，官职前加“可”字可使语句通顺。但该志此处的“可”字却颇为龃龉，可以推测此处或是直接照抄金泳的授官制书而来，这也反映了作为新罗留学生的良说文字功底有所欠缺。

2.关于金泳的葬事及葬地

志文载“及葬日，官给车轝、缦幕、手力，兼赐诏祭棺椁、墓地等，仍令长安县令专知葬事者”，可知金泳的丧事由官方操办。关于品官的丧事标准，依大历五年（770）敕文所定：“应准敕，供百官丧葬人夫、幔幕等：三品以上，给夫一百人；四品、五品，五十人；六品以下，三十人。应给夫须和雇，价直委中书门下文计处置。其幔幕，鸿胪、卫尉等供者，须所载幔幕张设人，并合本司自备。如特有处分，定人夫数，不在此限”[45]，其中“人夫”即志文所谓“手力”，金泳获赠的登州都督为正三品官职，那么其官给手力的人数当依照“三品以上，给夫一百人”的规定执行。关于其墓葬随葬品，《唐六典》载：“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已上四十事。当圹、当野、祖明、地轴、诞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为之，其长率七寸”[46]。其后在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十五日唐廷诏敕：“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请减至七十事；五品以上，先是七十事，请减至四十事；九品以上，先是四十事，请减至二十事；庶人先无文，请限十五事。……其别敕优厚官供者，准本品数，十分加三等”[47]，因此金泳墓葬内明器当在70～90事左右。金泳墓虽经盗扰，但仍出土较多随葬品，尤以陶俑居多。修复完整者80件，推测原数量应高于90件，但这80件中家禽家畜类陶塑55件，有研究认为小型动物俑不在律令限制之列，并无明确的数量限制，不能计算在内[48]。若依此，则金泳墓所出明器仅25件，与其品级差距悬殊，或与被盗扰有关，因此从随葬品数量上判断其等级已无可能。但在葬事办理方面仍能体现唐廷的特别待遇，志文中所载负责金泳葬事的官员为长安县令，而金日晟墓志在记载葬事时称“命万年令监护，宠蕃酋也”[49]，长安、万年二县均为京县，二人的葬事分别由长安县令、万年县令负责，墓地、棺椁也是皇帝诏赐，这些都表明唐廷对其特别的重视与恩宠。

据志文“以其年八月十四日，窆于城南毕原之北府君叔父之次”，可知今东姜村一带在唐代属于毕原的范围，位于毕原北部，该处为其家族葬地，其葬于“叔父之次”。因金义让“有三男流于阙下”，其中长子即金泳的父亲，那么“叔父”当指金义让的第二子或第三子。因该项目发掘范围很小，未发现金泳叔父的墓葬。由韦琼墓志所载“卜葬于长安县永寿乡毕原”[50]可知毕原即在当时的永寿乡境内。先前所见的金日晟墓志载志主“诏葬于长安永寿之古原”[51]，虽然今具体出土地点不明，但从墓志所载葬地看，应该也位于毕原之上，金泳、金日晟二人的墓葬当相距不远。金日晟墓志明载“诏葬”，金泳墓志也称其葬事由官方操办，由此可知侍唐的新罗质子葬于长安的葬礼皆是官方负责，葬地也极可能集中于长安城南毕原之上。

3.关于金泳的婚配、子女

关于在唐新罗人的婚配，以往所见资料很少涉及，仅金日晟墓志载“夫人张氏”，但出身不详。而金泳墓志明载“夫人太原王氏，东畿偃师县令千龄之子也”，可见金泳的夫人出身于太原王氏，为偃师县令王千龄之女。由此或可推测在唐宿卫的新罗质子往往以士族官宦之女为婚配对象。志文载“有男九人：嗣者士素，应明经举；次曰士弘；次曰士烈，尊君痼疾，愿为父出家。女子三人，长者已适事人。余者悉幼，而乃抱棺泣血”，可知金泳有九子三女，其中已成年者仅三子一女，生母极有可能不止王氏一人。在已成年的三子中，嗣子金士素同其从兄弟金良说一样，也在准备科举考试，但所修之科为明经科，这也反映了在唐新罗人修习学业以备科举考试已成为常态。

四、结语

金泳墓志为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作为首例经科学发掘的在唐新罗王族质子墓志，其志文不仅勾勒出金泳家族的入唐脉络与政治生涯，更是唐代质子制度、外交策略及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

金泳家族三代留唐为质的经历，印证了唐代“质子宿卫”制度的延续性与功能性。金义让、金泳父子以质子身份获授高阶官衔，体现了唐廷对蕃夷上层“怀柔远人”的政治策略。金泳两度出使新罗、兼任蕃长的经历，则凸显了质子群体在外交事务中的桥梁作用——他们凭借双重的政治、文化身份，协助唐廷维系宗藩秩序，对新罗侨民进行管理。而墓志细节则折射出侍唐新罗王族的文化适应与身份重构，宿卫质子与唐官宦女子联姻，子孙习儒业、应科举，展现了质子后代通过婚姻、教育等逐步融入唐代社会的路径。

附记：本文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王亮亮老师提出了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1]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22-623.此外，李璆妻京兆金氏墓志的志主疑似出身新罗金氏，但所述族源“家远祖讳日磾……故吾宗违异于辽东……今后昌炽吾宗于辽东”比较含混，存在联宗新罗王族进行攀附的可能，难以确证其为新罗金氏。墓志见：王仁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二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06.

[2]刘昫,等.旧唐书·东夷列传(第199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37.

[3]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6卷)[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113-120.

[4]刘昫,等.旧唐书·职官志(第4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91-1792.

[5]刘昫,等.旧唐书·职官志(第4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72.

[6]田有前.唐定陵发现新罗人石像研究[J].北方文物,2019(1).

[7]同[3]:113.

[8]刘昫,等.旧唐书·中宗睿宗本纪(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0.

[9]同[8]:162.

[10]同[4]:1794.

[11]同[5]:1877.

[12]姜清波.新罗对唐纳质宿述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

[13]魏郭辉,李强.新罗质子侍唐刍议[J].北方文物,2006(3).

[14]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M].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431.

[15]成琳.唐代民族关系中的质子制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8:35.

[16]同[12].

[17]同[2].

[18]同[4]:1802-1803.

[19]同[5]:1914.

[20]刘昫,等.旧唐书·肃宗代宗诸子传(第116卷)[M].北京:

中华书局,1975:3392-3393.

[21]刘思怡.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9:53-59.

[22]同[4]:1795.

[23]刘昫,等.旧唐书·德宗本纪(第1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9.

[24]同[2]:5338.

[2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外臣部(第96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351.

[26]同[3]:131.

[27]同[2]:5338.

[28]同[25].

[29]同[24]:5338.

[30]同[23]:337-345.

[31]同[5]:1879.

[32]廖大珂.蕃坊与蕃长制度初探[J].南洋问题研究,1991(4).

[33]李献奇,郭引强.洛阳新获墓志[M].文物出版社,1996:40.

[34]张紫薇.隋唐长安城特权群体宅院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22:49-50.

[35]同[25]:11326.

[3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地理志(第3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994.

[37]同[4]:1791-1792.

[38]刘成.唐宋时代登州港海上航线初探[J].海交史研究,1985(1).

[39]曹东升.唐代的东方门户——登州[C]∥唐史论丛（第6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384-390.

[40]同[3]:138.

[41]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42]同[5]:1163.

[43]刘后滨.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J].社会科学战线,2013(1).

[44]同[23]:329.

[45]王溥.唐会要·葬(第3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5:694.

[46]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将作监(第2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2:597-598.

[47]同[45]:693.

[48]程义，郑红莉.《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复原的再探讨[J].中原文物,2012(5).

[49]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22-623.

[50]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19.

[51]同[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