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女孩看大陆：作为35岁台湾人，我赶上了什么时代红利？

【文/ 台北女孩看大陆】

我爸妈最近去重庆玩了一趟。在出发之前，我妈一直对自己会否在恩施大峡谷脱队感到紧张，跟我抱怨了数次。

“这趟行程好累喔，基本都在走，除了恩施大峡谷之外还有武隆，哎哟基本都在走。但是想想，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么艰苦的行程了，以后走不动了。”

上周结束八天的重庆旅游，我妈回家后兴致冲冲地告诉我，“我跟你说，我们那团八十几岁的老人照样走恩施大峡谷！我发现六十几岁还很年轻！什么最后一次参加这种行程？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我笑，“当然有的是机会，你和老爸身体比我健康欸！你知道小红书上老说，朝气蓬勃的老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吗？现在是老人比年轻人健康的时代。”

目前我跟父母相处尚算愉快，但有时仍会想着，什么时候才能自己买套房？前几天我们社区有一户卖房，我在楼下碰到房仲，顺口问，开价多少啊？房仲表示，一坪七十万吧。（换算成大陆平米，以及按照现在汇率，一平米五万多接近六万人民币。）

我家地处新北市，离台北市近、但终归不是台北市区，且这是近三十年的老大楼。我父母九零年代买这套房的时候，一坪是二十万台币。

那时台湾薪资多少呢？那天问了一位资深记者大哥，年轻时薪资多少？大哥回忆，“1992的时候，我刚入行是四万台币，加上奖金，每个月稳定五六万吧。如果绩效不错的话更多，那时年薪就可以快百万了。”

大哥买房在台北市，那套房九零年代购入时约一千万台币，现在市值三千万。

“这就是时代红利啦！那时大家也没有周休二日，基本周休一日，每天从早到晚工作、抢独家，那时媒体业奖金高啊！现在年轻人也不会这样了。拼多拼少，反正收入都那样。”

老一代得益于经济发展，不知道年轻人就业的难，年轻人内卷、就业难、还被上一代嫌弃不能吃苦，这叫“世代对立”，台湾比大陆早碰上十多年。

“00后赶上什么时代红利”“什么红利，赶上所有黑利”，这是这两年小红书上常见的说法。早在2010年，我们这些台湾毕业生就在问，碰上的怎么都是时代黑利啊？

根据数据，台湾在1984年生育率2.06（低于维持稳定人口结构的人口替代水平2.1），2003年落入超低生育率水平（1.3）（2020年大陸生育率也是1.3），去年台湾生育率0.89；出生婴儿数1980年有41万人，去年龙年则剩13万4000人。

少子化的讨论伴随着我长大，在我2010年大学四年级时，台湾已经少子化十年啦！工作怎么这么不好找！

因为金融海啸，大学四年，我都听着求职的学长姐们叫苦，那时台湾某大型广告公司还引以为傲地告诉我们这些青春学生——“我们公司新鲜人薪水还不到三万（台币），每天凌晨下班，但应届生都想进来！”

而大三如愿去大型广告公司实习的同学，结束实习后在班上兴高采烈分享，“我们想idea凌晨两点才离开公司欸！”（没有牛马的怨恨，真是兴高采烈。）

作为迷茫时期的大学生，我还去报名了一组学习课程，每周请三四十岁、事业有成的精英们告诉我们该用什么态度求职、职场上该如何才能受上司喜欢。

每周每周，我听穿西装的某某高管在台上告诉我们：“年轻人啊，吃苦就要当吃补！”“为什么别人能入职ＸＸＸ（知名外商），你不行？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那几年关于工作是不是真不好找，台湾论坛上有不少辩论：“台湾已经够好了，多看看外面”、“大家都吃饱喝足有闲情逸致在网上骂人，哪有不好”、“大学生不要眼高手低的，不就是你们都想在办公室吹冷气不愿意干体力活吗？”

后面我在餐饮业找到了一份类似于秘书的行政文职（骗我妈说我在某服装公司当营销）。这份工作于当时的我而言已经不错了，毕竟在求职过程中曾因心急被不良公司骗，糊里糊涂办了一组电话号码，差点去做了色情电话陪聊。

同学有人从事每天加班到死的广告业、有人去餐饮、有人回家继承家里的小店铺、也有人在学英语，当时大学毕业生特别流行去澳洲新西兰打工度假，还有去东南亚做电话客服（博彩业）。

当然，去中国大陆也是选择之一。只是那时大家仍有“台干外派才去大陆发展”的迷思。

去北京前一年，我跟我妈讨论未来时，常常以不太愉快的情绪收尾。“你不懂啦！现在跟你们以前又不一样。”

我妈也不爽，“我们那时省吃俭用买房欸！谁像你们这么能花钱！”

“拜托，你们以前薪资多少、房价多少？”

“你们就是找借口啊！”

我去北京之后这些争执都没有了，我也一次次受到新冲击。身边的大陆同事和朋友挺拼，拼着买房成家，拼着累积经验跳槽，这种“爱拼才会赢”于我而言很新鲜、很兴奋。

时间齿轮快速转着，又在某一时间，我发现身边大陆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跟我达成一致。我跟他们讲我在台湾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会激动，“对对对对我懂！”

很讽刺的是，等到这个时候，我在北京也没有竞争力了。在一些简历被已读不回后，偶尔会想起大四那年那些精英们的话“别人如何如何，为何人家比你有竞争力？”

好像又重回了那个时候。

这是我用豆包画的阿竹在北京故宫

回台湾后，物价贵、房价贵，便利店和餐饮业很多店员是越南妹妹。台湾本地劳动力缺乏，同龄的朋友面对来实习或打工的小年轻，摇头叹息。

“我们以前哪敢这样啊！主管说不用加班就千恩万谢了，怎么敢在工作时摆脸色。”

“还说我们这代草莓族，我看现在年轻人更夸张……”

我打断朋友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变上一代人了？以前上一代人就是这样骂我们的。”

朋友怒，“哪敢骂？我们以前是真被骂，现在面对年轻人我们都是私下跟同龄人吐槽而已！”

劳动力缺乏的后果相比几年前更明显了，甚至成为我跟朋友日常讨论的话题。优点是基层工作很好找、什么年龄都能养活自己，缺点是大家得算以后需要多少钱才能过活。

台湾现在有一半的人口大于45岁，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大于六十五岁。

医院急诊室缺人。

看护工作缺人。

商店、清洁人员……以后都会缺人。

现在稍有质量的养老院要五万台币，以后年轻人比现在少许多，那时养老院要多少钱啊？

那天跟我妈有感而发，“以后我也得每月三万找个印尼看护”，我妈冷冷抛来一句，“别傻了，再过几年三万块请不到印尼人，等你老了印尼看护大概要六万块。”

顺便给了我白眼，“以前就让你多存钱！”

去年，我家附近的新房一坪开出九十七万台币，我爸妈都傻眼了。在我小时候，“台北市一坪百万”是豪宅代表，如今这价格出现在新北市。

他们年轻时的经验放在今天已然不适用，现在劝我和姊姊存钱，是为了以后请看护。

所以，讲到最后，我这代到底赶上了什么时代红利啊？

我碰过的时代红利，一是从小就做好“没啥期待”的心理准备。

从小时候就听着经济不好、大环境差，台大毕业都未必有出息。

从好多年前就知道六十岁退休不可能、七十五岁可能要去机场招呼旅客。

所以呢？照顾好自己，好好过日子就很棒了！大学同学有人去小吃摊工作、有人进大型广告公司，没人觉得谁更好谁不好。

二是我好歹在大陆看过“经济蓬勃，大家都想着打拼”是什么样子。并无太多野心、资质普通的我，能顺利在北京待下这么多年，体验过跟台湾完全不同的环境，是很大的幸运。

所以更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的平庸，认识到身体健康、父母安康、同事不烦，这些“小确幸”已是“大确幸”。

三是观念日益转变的父母。

退休的这十多年，我爸妈从认为“手机不是什么好东西”，到现在疯狂刷短视频。他们无形中，知道了世界快速变化，知道了我们这时代的不安。

我妈上大学时，美国与台湾断交，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一部分人惊慌，准备逃去美国。我妈固然言“我们以前也挺苦”，但她知道他们年轻时大环境处于上升期，如今时过境迁。

她稍微明白了我们这代的不易，只是嘴上不说，默默成为了我的靠山——这大概就是我的时代红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