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默茨上任满月，特朗普高兴、德国人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一个月前（5月6日），今年将满70岁的默茨终于当上了联邦德国战后的第十任总理。

可是，即便在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级”高光时刻，挫败依然与其如影随形：在联邦议会的第一轮选举中，本应稳操胜券的他却因联合执政双方三党内部有人“背刺”而落选，创下了历史记录。

这一“美中不足”再次显示，这位据说“能力超强，堪当大任”的政治家不仅命中注定当不了“福将”，而且每到关键时刻似乎总有“被人下蛊”的感觉。

5月6日的联邦总理选举，默克尔也出现在联邦议院贵宾席上。她依然是默茨的政治“克星”？ 图源：德媒

的确，政治挫折对默茨而言已是“家常便饭”：他在仕途上升期曾被默克尔排挤出局，重新出山后连续竞选三次才当上基民盟（CDU）党魁，今年大选的结果低于预期等等。

然而，即便他对各种“失意”已有相当的“免疫力”，这次的打击在默茨心里投下的阴影依然不可小觑。毕竟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失败记录，让他很没面子。关键是，联合执政双方内部均有人“反水”，这不仅完全出乎他的预料，而且给他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

第一轮落选后，默茨身体僵硬、面色凝重。 图源：德媒

人们不得不问：此番开局不利是否会扭曲他的从政心态，并给日后的政治决策和联合执政带来“后遗症”？

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本已“踌躇满志”的他如今更需要用“政绩”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手腕。要知道，默茨蓄势待发所“蓄”的并不只是从政多年的经验和谋略，更是二十多年来的“隐忍失落”和“怀才不遇”。

现在，他来了，带着满脸的沧桑和满脑的计划。

“外交总理”

默茨5月6日当选为总理，并成立内阁；5月14日发表首份政府声明，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

新政府在内政方面的工作目标包括重整军备、紧缩移民政策、为企业减税、推动数字化、减少行政拖沓（官僚主义）等。从实际情况看，默茨在首月中唯有在移民/难民领域有所举措。

显然，内政的其他领域积重难返，新政出台需要时间去周全考虑。而移民/难民事务虽然也是烂摊子，但拿外国人“开刀祭旗”，阻力相对会少些。关键是，默茨要以此堵住联邦议会中最大反对党“选项党”（AfD）的嘴，为自己在外交舞台上树立威望争取时间。

默茨之所以把自己的先期工作重点放在外交领域，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德国今年举行大选，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动力，缺席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和决策，在欧洲方面让法国和英国占得先机，事实上削弱了德国在欧盟中的主导地位，所以需要尽快扭转这一被动局面；

默茨是内政问题专家，在外交领域还是个“素人”，因此，他必须尽快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树立个人威望；

内政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面对舆论，又受制于反对党，执行计划不会很快见效；外交方面相对“简单”，在参与、斡旋、搭桥、拉拢、设局时，掣肘的因素比内政问题少很多。

基于以上考虑，默茨在组阁时决意把外交领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外长只是他的意志执行者而已。

政府专机成为默茨执政首月的主要办公地点之一

默茨也的确很努力，上任头一个月内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巴黎、华沙、布鲁塞尔、基辅、地拉那、罗马、梵蒂冈、维尔纽斯（立陶宛）、图尔库（芬兰）、华盛顿等城市之间；在柏林总理府还接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默茨被德国媒体称为“外交总理”（Außenkanzler）。这个称谓是被杜撰出来的，是外长（Außenminister）和总理（Kanzler）的复合词。它既包含对默茨外交努力的肯定，也有对其可能因此忽略内政的担忧。

总理与外交的关系

众所周知，外交是政府的关键部门之一。总理一般都很重视外交工作，有时甚至直接兼任外长一职，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就兼任过外长。

在德国，总理对外交事务有最后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如果总理府与外交部出现意见分歧，前者可以最终拍板。但在具体实践中，历届政府的做法又有所不同。这取决于联合执政伙伴之间的权力分配。

德国政府的职权架构反映了国家内政外交方面的大背景和联合执政的基本需求。总理来自联合政府中的大党，统领政务；而小党的党魁则会主管某一重要部委并兼任副总理，以此加强本党的分量。譬如：

1）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的内阁中，兼任副总理一职的是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党魁布吕歇（Franz Blücher）。他主管的部委叫“马歇尔计划事务部”，即后来的“经济合作部”。为何？

当时，联邦德国成立不久，主权有限，新政府的外交斡旋余地不大。对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战败国德国而言，第一位的不是外交，而是经济复苏；而经济要复苏，自然离不开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因此，布吕歇执掌此部与此目标密切相关。

2）上世纪60年代末社民党的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总理时，联邦德国已拥有大部分主权，经济奇迹也成就了战后的复兴。但面对冷战格局，作为地缘处境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德国，推行“主动”和“特色”外交便成了德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根据联合执政协议，“小伙伴”自民党的党魁谢尔（Walter Scheel）担任外长兼副总理。他在任内协助勃兰特推动了旨在缓和与苏东集团关系的所谓“东方政策”（Ostpolitik），包括1972年与中国正式建交。

1972年10月11日，联邦德国外长谢尔、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北京签署建交公报。

之后的历届政府（施密特、科尔、施罗德、默克尔的第一至第三内阁），外交部始终掌握在联合执政的“小伙伴”（小党）手中。

作为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大使，外长的出镜率颇高，内政上又不太得罪人，不处在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所以，在政治家排行榜上，外长的得分往往最高。

这个局面直到默克尔的最后一届政府才发生变化。

彼时的外交部虽依然重要，但不再是联合执政“小伙伴”社民党的首要目标，其目光已转向“钱袋子”——财政部。外长由“第二梯队”的马斯（Heiko Maas）出任，而财长一职（兼副总理）则由党内重量级人物朔尔茨（Olaf Scholz）执掌。

这一“转识”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常青树”默克尔任内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无论是调解俄乌冲突（明斯克协议）还是对华政策（先后12次访华），处处都有这位铁娘子的手笔；而外长基本上成了“跑腿的”或“摆设”，很难再体现联合执政“小伙伴”在政府中的份量。

其次，2007年的次贷风暴、2008年的环球股灾、2009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20年的新冠病毒以及随后的国际金融恐慌，均凸显了国家金融财力的重要性。再加上默克尔执政后期德国经济开始低迷，国内财政紧缩在所难免。因此，掌握权力很大的财政部便成了联合执政“小伙伴”追逐的首要目标。

到了上届“交通灯”政府执政时，人气颇高且踌躇满志的绿党为了强力推行其政治理念（“以价值观和女权主义”为主导的外交政策，环境保护和经济转型），对传统的“形象部委”外交部和权力扩充后的经济部势在必夺。

最后，贝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出任外长，哈贝克（Robert Habeck）则执掌“超级大部”经济及气候保护部并兼任副总理；而社民党的朔尔茨虽然入主总理府，但对经济和外交的影响力明显降低。

当时，总理府与外交和经济部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外发声不仅不一致，而且观点时常相悖。绿党执掌的部委几乎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也是“交通灯”政府提前解体的原因之一。

今年大选后，社民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由 “大党”沦为“小党”，但它给默茨政府带来了以下两大经验教训。第一，不再拘泥于自缚手脚的“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机制，在新政府成立前便大规模举债，以应对棘手的内政外交挑战。第二，政令统一：总理必须重新拿回外交及经济政策话语权。

默茨“首月外交”的得与失

默茨的外交思路不难辨析，它既包含了“旧规”，也增添了“新意”。

所谓“旧规”即指巩固德法轴心，立足欧盟；所谓“新意”体现在扩大德法轴心范围，把中东欧的代表波兰拉入其内，建立“德法波”新轴心。

默茨当选总理后第二日首访巴黎，并于当天飞往华沙。

德法关系历来被视为欧盟的“定海神针”。阿登纳与戴高乐、科尔与密特朗、默克尔与萨科齐/奥朗德的合作虽然主次关系发生了倾向于德国的变化，但相对还算平稳和谐。唯有朔尔茨和马克龙之间颇有嫌隙，德法轴心“偃旗息鼓”，各唱各的戏。所以，默茨上台前后努力拉近与马克龙的个人关系。

这不是作秀，而是政治需要。

与前任朔尔茨一味追随拜登治下的美国不同，默茨认为，普京的“侵乌战争”在用武力肢解欧洲，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则在摧毁北大西洋联盟关系。面对这“东西夹击”，欧盟的唯一出路和应对良策就是统一发声，进而推动政治一体化。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单靠业已式微的德法“双套车”显然不够，重新启用德法波的“魏玛铁三角模式”（Weimarer Dreieck）势在必行。

首先，俄乌战争让北约和欧盟东部承受不小的压力。在援乌国家中，波兰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面对欧盟内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的亲俄政府，利用并笼络怀有“仇俄”情结、又同属中东欧“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波兰至关重要。

最后，波兰是美国插在欧洲的一根“楔子”，将华沙纳入欧盟的新轴心等于将权力和责任分摊给它，这样有利于弱化美国对欧盟的影响力。

面对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和越来越不靠谱的特朗普，德国亟须共享独立于美国的欧洲核保护伞。而要实现这点，就绕不开英法这两个欧洲拥核国。这恰巧又与脱欧玩了个寂寞的英国不谋而合，首相斯塔默上台后一直试图拉近和恢复与欧盟的紧密关系。

默茨想在欧盟内立威，外交是一条捷径。但是，捷径虽好走，拦路石却不好搬，其中一块就是乌克兰问题。

难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美国的支持，欧盟和英国无法自己解决持续三年的俄乌战争。普京只想与特朗普谈，根本就不搭理这些美国的跟班们。而特朗普又有自己的算盘，他无意继续纠缠在欧洲事务中，所以再三迎合莫斯科结束战争的条件。

默茨等人对特朗普虽然多次失望，但无奈还得设法拉华盛顿的那位“交易大师”上船。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5月11日发表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文章上的这张配图。文章的标题是《然后，马克龙掏出手机，按了通讯录中“唐纳德·特朗普”的名字》。

“电话那头是华盛顿”——从左至右：英国首相斯塔默、乌克兰小泽总统、法国总统马克龙、波兰总理图斯克和德国新任总理默茨。 图源：德媒

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语焉不详，但据事后内部传出的消息称，特朗普的态度让图片上的这几位相当“震惊”，失望至极。显然，老特没钻进他们设的局。

最失败的是默茨在行前厉声警告莫斯科：若不无条件停火，将遭到欧盟以及美国更严厉的制裁。

他是不知道西方制裁俄罗斯三年都未见效这个事实？还是相信手中还有更好的牌可打？

如此高调行走在外交舞台上，结果一定很难堪。话说得那么满，彰显出默茨还缺乏外交经验。

还有一个瑕疵也得记在默茨的账上：他立足欧盟的外交思路没毛病，只是在具体操作中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个思路，无意中“得罪”了被边缘化的意大利。与特朗普颇有私交的美女总理梅洛妮感到被冷落了。于是，默茨借着去参加新教宗的就职典礼，赶紧去罗马拜会梅洛妮，修补关系。

值得赞赏的是，默茨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调整和直言不讳。支持以色列虽然是德国政府的所谓“国家理性”（Staatsräson），也就是基于忏悔的既定国策，但面对内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地带的滥杀无辜和反人道行为，默茨还是大胆提出了批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Johann David Wadephul）周四（6月5日）在接待以色列外长时也不避讳，直接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政策（Siedlungspolitik）违反国际法。

默特会晤“有惊无险”

默茨外交路上另一块更大的“拦路石”，就是周四（6月5日）的华盛顿之行。

按原计划，默尔茨与特朗普应于华盛顿时间周四上午晚些时候先进行闭门会谈，以便两国领导人先私下解决可能的分歧。随后双方代表团共进午餐，之后才在著名的椭圆形办公室共同亮相面对记者。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周三深夜，白宫方面临时通知德方议程有变，椭圆形办公室会晤被挪到午餐前，先面对记者。这让默茨团队措手不及，担心特朗普又要搞“小动作”。

默茨本人似乎比较坦然，他行前多次表示，见特朗普之前，他不会服用任何安神药，也不会以“乞求者”（Bittsteller）的姿态出现在白宫。

尽管如此，德国新总理及其团队还是为此行做了精心准备，据说还推演排练了遇到各种情况时的应对方案。譬如，要把特朗普的作用放到美国解放欧洲（周五是“D-Day”纪念日）的历史维度去加以赞扬（或提醒）；多让特朗普说话（切忌打断插话），这样也能避免己方“语多必有失”；仔细观摩以往成功会晤的范例（如北约秘书长吕特）等。

总之，德国代表团一行诚意满满，有备而来。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默茨做到了少说多听：他和特朗普的发言比例是1:9。

说到“有备”，默茨此次给特朗普带去了一大一小两份礼物。

“小礼物”是个人性质的，行前一直保密，直到在飞往华盛顿的政府专机上，默尔茨才现场录制了一段视频，展示他为特朗普准备的礼物：特朗普祖父弗雷德里克的德国出生证。这段29秒的视频由默尔茨团队在总理官方账号发布，画面中他自豪地手持这份历史文件，显然希望给特朗普一个惊喜。

至于这张“感情牌”是否能真正拉近默茨和特朗普的私人关系，并对之后双方的实质性会谈产生积极影响，眼下还不好说。但俗话说得好，“礼多人不怪”“官不打送礼之人”。特朗普愉快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并承诺会把它悬挂在“荣誉位置”上，他的团队随后也在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转发了相关片段。

“大礼物”则是未来几年德国和欧洲将为提高国防力量投资数千亿欧元。有了这笔巨款，欧美军火生意未来可期，美国军工企业将收到一笔又一笔的订单。众所周知，没有什么比实惠的“交易”更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心的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宾主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晤相当祥和顺利，事先担心的“泽连斯基时刻”并未发生。美国总统甚至赞扬默茨的英文很流利标准，并表示愿意发展对德友好关系。

默茨访问白宫结束后接受德国媒体采访中，也表示这次会晤效果出乎意料地顺利。他说，双方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在之后的午餐过程中，他还就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双边贸易、关税、俄乌战争等棘手话题）与特朗普深入交换了看法。有了这个不错的开端和基础，加上本月还有两次见面机会（加拿大G7峰会和荷兰北约峰会），默茨相信两人的关系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结语

本周五（6月6日），默茨任职总理满月。

能到白宫去喝自己执政的“满月酒”，不管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默茨此举多少说明他“够胆”，多少有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和行事方式产生了一个很怪诞的效应：对于外国政府首脑而言，在椭圆形办公室只要没有坏结果就是好结果。

德国媒体在评论默茨-特朗普会晤时，都为“没有发生意外”舒了一口气。有人甚至开始幻想德美关系和欧美关系或许会由此而“转暖”。

对于此等想法，马斯克-特朗普关系的结果应该成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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