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学院直播厅第八期（下）| 美国因素才是问题的根源，可惜很多韩国人没法讲，也不愿讲-郑载兴、詹德斌、黄靖

李在明在就职演讲中明确提出，将在强化美韩同盟的同时，以多边合作为框架推行 “国家利益导向型” 的实用外交，强调从务实角度修复并深化韩中、韩日等周边关系。这一表态被视为对尹锡悦政府 “一边倒” 外交路线的纠偏，尤其凸显其通过平衡外交重构中韩关系的政策意图。

然而现实挑战不容小觑：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持续施压，构成韩国外交政策的结构性制约；国内保守势力对 “亲中” 标签的政治操弄，叠加长期积累的反华舆论，形成修复对华关系的双重阻力。

尽管李在明政府释放出重启中韩良性互动的积极信号，但如何在美韩同盟义务与地缘利益平衡间找到支点，突破国内政治极化造成的外交僵局，仍需接受现实考验。

观察者网《观学院直播厅》第八期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教授、韩国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郑载兴教授进行对话，解读李在明时代的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局势。上篇已于6月6日刊载，本文为下篇.

【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黄靖：我们知道韩国的政策受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南北关系。朝鲜已经宣布与韩国不再同属一个民族。我们知道90年代末金大中总统提出了阳光政策，通过改善南北关系来推动和解进程，发展到最终完全统一，也让韩国有了比较宽松的外部政治环境。

但在尹锡悦时期，我们看到南北关系进一步恶化。而李在明所属的韩国进步政治力量，传统上是支持改善南北关系的。我想听听郑教授您的看法，李在明是否有意愿去推动南北关系的改善？他能否做到，还是说会接受南北关系已经严重对立的现实？

郑载兴：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非常难回答。因为韩国国内有很多不同的视角，保守派跟进步派在南北问题上的主张很不一样。当然我一直主张朝鲜半岛南北之间和平共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韩国的自主性问题。因为南北关系的改善不仅是双方之间的问题，也是一个典型的国际问题，特别是美国因素的存在。

韩国能不能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去改善南北关系，这点的难度很大。韩国只是从改善朝鲜半岛的角度去看，但是美国不仅仅是从半岛的角度，还是从对中国、俄罗斯的大国博弈角度去看。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虽然李在明继承了卢武铉、文在寅的对北友好和平政策，并且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很积极，但我估计他不可能像尹锡悦时期那样特别强硬，说什么“吸收统一”之类的话。有一个问题是——文在寅政府时期也想改善南北关系，但最后双方却撕破了脸，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还是美国的因素，如果不能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我们这边就算再怎么积极地表态，我也不知道朝鲜愿不愿意搭理。

坦诚地说，朝鲜对韩国也已经看透了，从金大中、卢武铉到文在寅，朝鲜对韩国非常了解。假设朝鲜问李在明：好的，我们基本赞同你提出的南北友好政策，但是，韩国能给我们什么呢？——这对韩国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根本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难度比较大。

去年10月尹锡悦执政时期，来自韩国的无人机一度渗透到平壤上空 朝中社

黄靖：我也同意郑教授的观点，如果南北关系要和好，不但韩国要做出友好姿态，朝鲜本身也需要一定的配合姿态。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韩美关系。我们知道韩美同盟的成立本身就是为了对抗朝鲜。尹锡悦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完全倒向美国、日本，破坏了韩国的外部环境。李在明在当选总统前的最后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就说，韩美同盟当然还是韩国外交的基础，但是也不能同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俄罗斯，尤其是与中国为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以国家利益而非价值观来推动的平衡外交。

我想听听詹老师的意见，您认为李在明能否把韩国外交政策拉回到比较实用、平衡的一面？

詹德斌：这可能是一个程度多少的问题。李在明率领反对党推动弹劾尹锡悦的过程中，比如去年12月7日的第一份弹劾案，其对尹锡悦的对日政策、“一边倒”的价值观外交有过非常强烈的批评。结果，马上引发了美国和日本的不满。而在去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二份弹劾案当中，关于外交的部分就全部删掉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共同民主党党首的李在明在许多场合不断强调韩美同盟、美日韩合作的重要性。在这次当选前的讲话中，李在明依然强调要同美国、日本合作。也就是说，美国在背后依然对韩国有强大的牵制作用，最后要看韩国的执政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决心和毅力，最关键的还是要有实力去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这当中的一个议题在于，李在明承诺要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收回韩军的战时作战指挥权。在进步阵营看来，韩国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这种条件下，美国随时都可能拿安全问题来要挟韩国——你要是不听话，我（美国）就撤军。所以韩国现在连独立制定作战计划、独立指挥本国军队的权力都没有，真正要实现所谓的“平衡外交”是做不到的，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推。只有韩国具备了能对美国“说不”的能力和意志后，恐怕才能实现。

说到收回驻韩美军掌握的韩军战时指挥权问题，当年卢武铉政府有非常强烈的意愿，最后也在国内的反对与美国的压力下无果而终。现在李在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每次在讲“平衡外交”的时候前面都加上一个限定词——“在韩美合作的基础上”。他给自己设好了这样一个框架，未来也只能在这个框架内“跳舞”，所以韩国改善同俄罗斯、中国甚至朝鲜的关系，其幅度会比较有限。

黄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从引进“萨德”反导系统的朴槿惠时期，到尹锡悦时期延续下来的韩国保守派力量，在军事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倒向美国，引起了中国包括俄罗斯的不满。尹锡悦更是第一个公开提出让北约介入“印太战略”的韩国总统。他在北约峰会上发言的立场，我感觉甚至比日本领导人还要积极。随着朝鲜介入俄乌冲突，尹锡悦也公开说要把北约引入亚太。一旦这成为事实，将使亚洲的安全环境迅速复杂化。您认为李在明总统是会延续还是更改这个立场？

郑载兴：这个问题也十分复杂。我刚才也说了，尹锡悦的三年执政的确给韩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所谓将北约引入亚太，导致“新冷战”格局。因为北约完全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其实美国的印太战略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在它们都跑到印太地区，这不仅仅会给韩国的外交带来许多灾难，也会让整个亚太地区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但本质上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韩国关注的重点，主要取决于美国和欧洲国家如何看待国际局势。俄乌冲突打了三年，刚开始，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会战败，他们很快就会获胜。但现在可以看到，形势确实对俄罗斯越来越有利。

李在明主持“紧急经济应对工作组”的会议 韩联社

过去几百年来的世界霸权地位塑造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中国在崛起，俄罗斯也在崛起，国际秩序处于一个大转换时期，中国主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多极化的国际秩序，都意味着当前的国际就是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心理上特别焦虑，认为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他们非常不利。

比如说非洲、中东的一些国家，以前都是听美国的，现在都越来越自主，强调多极化的发展。正因如此，美国与北约在心理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必须紧紧抓住韩国、日本这些所谓的“同盟国”。因为，如果这些国家也要“离开”的话，整个西方以美国为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体系就会崩溃。所以某种程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对此，尹锡悦是非常“配合”的，尹锡悦的思路就是：我们应该紧跟所谓的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因此，韩国得配合北约、配合日本、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也导致了目前局势的混乱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就目前来看，李在明相较于尹锡悦，肯定不会这么积极地去“配合”美国，但我前面也提到，韩国的巨大挑战是：美韩同盟关系。所以，美国可以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对韩国进行打压和控制，从而保证其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

从李在明的角度来说，对于“一边倒”美国或是“北约亚太化”，基本都是反对的，我个人同样如此。但是从整个区域来看，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和半岛问题相互之间其实都有关联，所以韩国的主流精英大部分还是亲美西方更多的。他们认为韩国还是要配合美国，如果没有美国，韩国很难在国际上发展。更何况，现在韩国内部分裂相当严重，如果李在明在美韩同盟问题上做得不好，韩国的保守势力一定会在这一点上攻击李在明。

因此，这方面的挑战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对韩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很多智慧。

黄靖：是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上台以后，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基于威尔逊主义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和联盟，甚至连北约都不要了。今年美国完全没有参加北约的军事演习，并且也公开表示要撤出北约，欧洲也只能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完全改变的世界，是一个美国都承认的多极世界，这对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何影响？比如美韩同盟中，美国现在在经济问题上对韩国一视同仁，可以说一点面子都不给。在韩国的关键产业，如半导体、汽车、造船、钢铁等产业都施加关税，这导致韩国很难发展下去。

面对特朗普政府如此大的关税压力，尤其考虑到特朗普对韩国的90天关税暂停将于7月8日到期，届时韩国该如何处理？韩国若要与美国对抗，是很难的，毕竟韩国对美国十分依赖；若不对抗，对韩国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压力。

詹教授，您认为根据韩国目前的情况，尤其是李在明代表进步阵营当选总统后，他会怎样去处理来自特朗普的这种霸凌政治？

詹德斌：我之前看到李在明团队在大选前曾开会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关税问题，当时他们提出两个原则：一是互惠，这也是李在明对外政策的最基本价值观和原则，即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而不是“价值观外交”；二是选择性让步，比如在造船业，因为美国也有这个需求，那么韩国可以考虑在这些方面去满足美国的需求，但美国必须做出部分让步，如在关税问题上回到美韩FTA的原则基础上。

所以，这是进步阵营目前的基本策略。一方面韩国要避免和美国正面硬刚，因为韩国的地位摆在那里，韩国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谈判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韩国也不能无条件接受美国的这种带有主权侵犯性的施压，所以李在明政府希望达成“有尊严的协议”。

第二，对于特朗普政府，李在明政府目前肯定也在研判中。因为美国现在要和18个贸易伙伴进行关税谈判，韩国没有必要急着冲在前面去谈判，因为冲在前面未必有好处，尤其考虑到在汽车、钢铝等方面，韩日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如果韩国先和美国达成了协议，结果美国又给日本一个更优惠的协议，这样韩国就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所以，韩国现在基本上是争取和美国慢慢谈。更何况李在明当选总统的当天就上任了，连两个月的政权过渡期也没有，所以他可能都还没了解上届政府和美国谈了什么，因此对于李在明政府，现在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进步阵营认为美国的谈判，不应该只是和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财政部这三个机构谈判，还应该和白宫进行谈判，因为他们认为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白宫的。另外，他们还希望说服国会，比如说韩国对美国有大量投资，以此来通过国会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决策。

6月4日，在首尔汝矣岛国会议事堂中央大厅举行的第21届总统就职宣誓仪式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在发表演讲。图片来源：国会摄影记者团

此外，李在明以及进步阵营强调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合作，来共同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压力。当然，李在明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同其他国家合作，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李在明之前就强调过要加强中日韩合作，所以毫无疑问这个对冲因素是存在的。但是尹锡悦时期，当时的国务总理韩德洙就明确强调说，韩国不会与其他国家协调对美国的贸易谈判问题。

最后，李在明强调要强化内需，并且要拓展韩国的多边贸易结构，使韩国的贸易结构实现多元化。所以李在明政府非常强调与亚洲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合作，并称之为“开辟经济领土”，通过多元的贸易协定来降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也可以说是韩国的中长期发展方向。

我们看到李在明上台后的第一个行政令就是组建紧急经济检查小组，毫无疑问这也是考虑到对美的关税贸易谈判和国内经济恢复等方面的问题。未来，韩国可能还会专门设立应对经济安全的岗位。虽然特朗普关税问题是一个短期风险，但韩国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对美过度依赖的这种中长期风险，并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黄靖：是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对韩国而言，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中韩的经济关系也非常紧密。刚才詹教授提到李在明总统未来可能会推行一个多边的“开辟经济领土”的政策，来加强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当然，在缓解美国压力的问题上，我认为对韩国而言，中国是重中之重。

对韩国而言，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叫“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靠美国”。我个人感觉，自中韩建交以来，尹锡悦执政的几年可能是中韩关系最紧张，也是最坏的一段时间。代表进步力量的李在明就任总统以后，他是否会改善中韩关系？不仅仅是政治关系，还有经济关系，同时我们看到中国也已经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跟韩国改善关系。对此，我想请问郑教授，您认为随着李在明的上台，中韩关系是否会迅速恢复，迎来中韩双边关系的一个全新的、好的开始？如果要恢复的话，有哪些具体政策可以推动？

郑载兴：中韩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中之重的课题。刚才提到了，李在明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的对外政策，考虑到中韩在经济方面的高度依存，李在明政府肯定是相当重视中韩关系的。

另一方面，李在明的政策当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民生和经济发展问题。那么，韩国若要实现经济恢复，那肯定要改善中韩关系。比如韩国在东盟有很多大企业投资，经济交流也很多，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在那边，双方在拓展市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竞争与合作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用竞争的视角去看待中韩关系，更多的还是应该从合作出发。

但是我现在有点担心，因为韩国国内这几年的反华情绪非常高涨，所以韩国民众以及企业，对中国不像过去这么友好。我觉得双方肯定还是要加强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互相应该了解彼此国家的真实情况。因为韩国国内的确有很多虚假的、抹黑中国的报道，有的人故意搞这种东西。但如果双方民众的交流很活跃，那我认为双边经贸关系也会逐渐改善。中国具有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韩国许多中小企业在拓展市场的时候，中国仍然是最好的那个选择。

黄靖：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税战以后，中国为了反制美国，采取了稀土管制政策。我们都知道，韩国的工业生产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相当高，所以当中国采取稀土管制政策后，对韩国的汽车、芯片等产业造成了巨大困难。从5月底开始，中国宣布对韩国放松稀土管制，但条件是45天的审查期，并且要求韩国企业不能把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材料或零部件转售美国，否则会受到惩罚和制裁。詹教授，您认为稀土问题在中韩经济关系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詹德斌：首先，中国的稀土管制政策是4月份实施，5月份放松的，应该说更多是针对美国的。因为中美在5月达成了日内瓦协议，所以中国在稀土问题上松绑实际上也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韩关系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中美关系很大的影响。

其次，这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信号，或是警告。一，告诉美国，不止美国可以对中国进行二级制裁，我们手里也有可以反制的牌。二，告诉韩国，无论是现在的韩国政府或是未来的韩国政府，如果因为美韩同盟的合作而侵犯了中国的利益，那中国手上也是有牌可以去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对于韩国的新政府而言，多多少少是能够起到作用的。李在明主张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外交，其中他讲了三句话，叫“该合作的合作、该妥协的妥协、该争取的争取”。如果美国迫使韩国在对华政策上步调一致，比如在半导体上一起制裁中国，那么韩国恐怕也会受到来自中国的制裁。

稀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然稀土作为一种原材料，本身并非绝对不可替代。韩国国内一直有一个词叫“中国风险”，就是认为韩国在关键产品上对中国的依赖问题。尹锡悦政府当时出台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清单，上面列举了韩国对中国产品、能源的依赖程度，其中当然也包括稀土。过去这几年，韩国一直努力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南美、非洲等国签署一些稀土方面的合作协定，韩国国内也在设法提炼稀土，增加产能，但由于受到多方面约束，进展比较缓慢。

总体来看，稀土管制是中国手里一张很重要的牌，用或是不用，都能够给韩国传递非常明确的信号，我相信这对于未来中韩关系的正向发展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黄靖：我在1997、1998年的时候曾经在韩国大邱做过一年的访问教授，那年我在韩国各地都走过。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那边的人就会问我，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我说是中国人，他们的态度马上就变得很友好。最近我也经常去韩国，我感受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韩国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上升了。尤其是尹锡悦在位期间，韩国部分右翼政客有意挑唆、助长反华情绪，使得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明显提高。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情况大大相反。如果美国对中国不好，那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会提高；如果日本右翼对中国态度强硬，中国的反日情绪也会高涨。但是就我个人的观察，我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反韩情绪那么明显，无论是对于韩国来的游客、学生或是学者。

对于这种现象，我想请问郑教授，您认为随着李在明的上台，新政府会不会有意识地管理韩国社会的反华情绪？还是说中国已经成为韩国内部矛盾的一个“替罪羊”，把中国问题当成一个牌来打？对此，您怎么看？

郑载兴：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所以我很难代表韩国的民意。但是我个人对于目前韩国这种高涨的反华情绪，是比较担忧的。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了这么长时间，但韩国仍然无法摆脱冷战的阴影。其实现在的这些反华势力，以前都是反朝、反共的，但这几年突然开始变得反华。

我认为美国的因素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过去韩国国内的反朝声音很大，因为美国以前跟朝鲜的对抗很激烈，所以韩国的重点也在朝鲜身上。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把大部分关注放到了中国身上，所以这些人就从原来的反朝，变成了反华，尹锡悦上台后更加如此。

今年4月，韩国极右翼人士在一场示威活动上手举美国国旗 韩联社

我一直希望中韩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突破冷战思维的框架，但是美国还是希望走国家对抗的老路。对于美国而言，它不愿意看到中国和韩国关系改善，更不愿意看到中国、韩国、俄罗斯、朝鲜的关系得到改善，为什么？因为这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说到底，美国还是一个霸权国家，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矛盾。

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速度太快，所以它要用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这是最本质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所谓的驻韩美军表面上是应对朝鲜的威胁，更深层次的战略目标还是对美国的区域竞争对手进行遏制的手段。这些东西韩国人没法讲，也不愿意去讲。

这种问题当然要解决，但难度非常大，因为涉及意识形态和历史遗留等多方面因素。但如果我们只是批评表面的东西，不深入谈本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在韩国，像我这样想的学者也有，但也有学者很反华，天天说“中国威胁”“中国支持朝鲜”“应该加强美日韩同盟与西方国家一起对抗中国”。这似乎都成了他们的信仰，天天这么宣传，而这也会影响一般民众的思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突破，怎么解决，这需要很多人去相向而行。而且，这不是韩国一家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中韩共同深入思考去解决的问题。

黄靖：谢谢郑教授，我同意您的意见，中韩关系的改善需要双方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共同努力。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世界格局确实发生了一个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转变。特朗普的上台不仅仅表明美国重新回归杰克逊主义，重新回归孤立主义，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霸权体系正在坍塌。而这也形成了一个悖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导致其对世界、地区事务的控制能力下降，所以它更需要加强对日韩等盟友的控制，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对韩国，始终采取合作发展的态度。无论是今年三月召开的中日韩外长会也好，还是今年五月召开的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好，我们可以看到中日韩在应对美国高关税政策上采取了积极的抵抗态度，对于维护经济安全、经济发展的态度也都非常明确。

目前我们处在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之下，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机遇——因为只有合作，大家才能向前走；如果不合作，甚至加入特朗普一方去进行破坏，实际上对大家都不好。中方领导人曾说过“绝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这点可以说是很坚决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二位老师认为，这是否能够促使不止中韩两国，甚至整个地区间国家关系的改善以及合作机制的加强？比如RCEP等等。对此，二位怎么看？

詹德斌：总体上来说，如果横向对比尹锡悦，那么李在明的上台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从李在明的竞选纲领来看，他很少提及“印太战略”这个词，反而多次强调“全球南方”“新亚洲政策”，强调恢复文在寅政府时期的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加强中日韩合作的制度化问题。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对于中国而言，毫无疑问我们也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即利用好李在明执政的五年时期，去挖掘一些政策上我们可以合作的点，从而更加务实地推进双边合作。尤其是李在明的竞选过程中，明确讲到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果李在明总统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习主席在贺电中讲的“坚守建交初心”，那么中韩关系肯定会有比较好的前景。

一个积极良好的中韩关系，同样也可以推动中日韩关系的发展，同时对朝鲜实际上也是一种压力。过去我们经常会看到，当中韩关系好的时候，朝鲜是比较焦虑的，朝鲜会主动寻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所以中韩关系不仅仅具有双边层面的意义，还有地区层面的意义。

韩国现在也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同时作为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如果中韩能够在安全问题、经济问题，甚至包括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找到一些合作点，并且在这5年内落实的话，我认为中韩关系还是有相当美好的前景的。

1992年8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北京签署中韩建交联合公报。

郑载兴：刚刚詹教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我们还是要回到中韩建交的初心：当时我们就是要摆脱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是搬不走的邻国。今年11月份将在庆州召开APEC峰会，我们也很期待中韩首脑会议的召开。

目前来看，中韩关系的发展是比较积极的。现在中韩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过去中美没有那么激烈的博弈，俄乌也没有爆发今天这样的热战冲突，但今天的国际格局复杂且敏感。

我觉得，韩国作为一个半岛国家，其实是大陆和海洋的桥梁。然而，韩国始终没有很好地发挥桥梁的作用。我一直会说，韩国必须加强同中国、俄罗斯、中亚等欧亚国家的合作，因为我们在欧亚大陆的最东边。过去几十年，因为种种原因，韩国在欧亚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但以后韩国的发展将取决于与大陆国家的合作。对此，中韩也要相向而行，对东北亚也好、欧亚大陆也好、全世界也好，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贡献。

黄靖：我非常赞同两位教授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事实：首先，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是走下坡路的。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讲话明显表现出了外强中干，一方面他说中国是主要的威胁，要把中国作为对手；另一方面，他又公开声明绝不和中国发生冲突。不管怎么样，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美国的霸权是维持不住的，美国如果想要继续维持在亚太的霸权，可能会越来越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认为中国日益强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明确表示了对和平与安全的担当，并且中国对于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能力是不容挑战、非常坚决的；中国采取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的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

第三，中韩关系是非常有前途的。中国有句话叫“形势比人强”，中韩合作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的必然。

谢谢两位教授，也谢谢各位观众，我们保持交流，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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