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明肖：只有蠢材才会赌美国法院能阻止特朗普的关税-沃尔夫冈•明肖

【文/沃尔夫冈·明肖，翻译/鲸生】

欧洲的自由派人士憎恨唐纳德·特朗普。他们也常常误判他。笔者在欧洲媒体上看到的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在那里，一厢情愿成为主导的判断依据。

对于特朗普2024年面临的刑事审判，媒体就得出了错误的政治结论。如今，他们又误判了美国法院在上周阻止其4月2日发布“对等关税”的判决。特朗普很可能会像赢下之前的官司那样，继续赢得这场最新的“法律战”，其最终结果可能要交给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在那里，持保守观点的大法官占多数。其中六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三位更是特朗普本人亲自提名。

美国最高法院近期的裁决明显偏向特朗普的立场。在去年大选出结果前，它就裁定特朗普对其担任总统期间的行为享有豁免权。美国最高法院还在多起案件中支持特朗普政府——包括涉及他撤换某独立联邦机构两名成员的决定的案件；涉及委内瑞拉移民受保护身份的案件；以及一项限制环境审查范围的案件。美国最高法院仅在联邦政府驱逐一名被指控涉嫌帮派活动的委内瑞拉人案件中，做出了不利于特朗普的判决。

从过往的记录看，特朗普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胜败大约是八二开。但笔者认为，特朗普会赢下这场官司的更深刻原因在于：如果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律论点得到支持，将开创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这对民主党人来说也同样不利。

特朗普援引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来为其所谓的“解放日”关税辩护。该法案由吉米·卡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其初衷是让总统能在经历那个年代的石油危机后采取紧急措施。

5月30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集会上强调，会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钢铁产业 视频截图

特朗普的律师辩称，美国持续存在的贸易逆差构成国家紧急状态，这足以证明启动该法案是正当的。纽约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理由是美国自1976年以来就一直经历贸易逆差。如果某种情况持续如此之久，又怎能算是紧急状态呢？

但这一论点纯粹是诡辩。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大多数危机的爆发恰恰源于长期存在的问题。 还记得次级抵押贷款吗？它们出现于1988年，却直到20年后才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或者想想医学上的慢性病。生活中充满了紧急情况，若要追根溯源，往往出在日积月累的问题上。

不过，就算笔者判断错了，特朗普输掉了这场官司，那又如何？他依然是赢家。原因是，特朗普还有太多方法可以征收关税。更何况，靠其它手段也能达到类似效果。

白宫在上周末就已开始行动。当时特朗普宣称要将钢铁和铝的关税提高一倍，达到50%（白宫当地时间6月3日发表声明，将进口钢铁和铝及其衍生制品的关税从25%提高至50%，自美东时间2025年6月4日凌晨起生效，观察者网译注）。这些关税依据的是另一项法律条文：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笔者粗略统计，至少有五项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征收关税——实际数目可能更多。第232条款涉及“国家安全”。乔·拜登就曾援引该条款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特朗普拟议的汽车关税也属于此类。

美国法院能就第232条款挑战特朗普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历史上，法院很少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与总统对抗。特朗普援引第232条款的理由是：美国在汽车、钢铁乃至药品等关键商品和材料上已过度依赖进口。这确实是事实。您当然无法拿“国家安全”当借口，用第232条款去限制香槟的进口。但特朗普仍可效仿欧洲的做法：制定一些只有美国供应商才能满足的食品和葡萄酒的质检标准。

美国贸易和金融政策的术语中充斥着大量数字，而且碰巧都是三位数。比如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它针对的是“不公平贸易行为”。第301条款的启动需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正式调查。这是一项强有力的法案，但过程缓慢，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启动调查、举行听证会、允许各方提出异议。不过，所有这些程序完成后，最终仍由总统拍板。

此外，还有一件“核弹级”武器：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正是这项法案引发了大萧条。《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允许总统以最司空见惯的理由——即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国竞争——征收高达50%的关税。令人惊讶的是，该法至今仍然有效。

还想听更多数字？不妨看看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款。它赋予特朗普一项权力：无需任何理由，即可征收为期150天、税率15%的关税。如果您深入研究上周在美国众议院仅以一票之差通过的那项“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可能还会发现第899条款。该条款规定，对于那些被美国认定“税制损害美国商业利益”的国家，该国的投资者将被额外征税。

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1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总统特朗普的一项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改革法案。

关于条款编号，笔者就报到这里了。但归根结底，特朗普总会找到办法。只有蠢材才会押注美国法院能阻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这在过去从未成功，现在也不会发生。

以上一系列误判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中间派势力之所以政治上节节败退，原因之一便是其偏好诉诸“法律战”的倾向。德国军事史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说过，“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法律战”则是政治通过司法体系的延续。如果你赢不了选举，至少还能掌控法院。这是对司法体系的滥用。西方民主制度本不该如此运作。

“法律战”往往适得其反。除了特朗普的刑事审判外，此类例子比比皆是。2019年，英国最高法院叫停了鲍里斯·约翰逊休闭议会的裁决，便是另一场效果适得其反的司法攻势。留欧派为这一裁决感到欢呼雀跃，但它却导致了英国提前大选，约翰逊出人意料地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欧盟委员会也通过其所谓的“法治”程序推行“法律战”——即由政客投票决定是否扣留资金，以惩罚不听话的欧盟成员国。法国和罗马尼亚的法院曾禁止总统选举的主要候选人参选。在德国，中间派政客正积极讨论是否应该取缔德国选择党（AfD）。如果你赢不了对手，就封杀他们——这就是“法律战”。

“法律战”失败的原因有二。首先，它会让被攻击对象收获更广泛的民意同情——这正是特朗普身上发生的事情。英国脱欧公投期间的脱欧派亦是如此。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对发动“法律战”的一方也危害极大。这些发动者指望法院替他们“干脏活”。正因为有法院在背后兜底，导致他们并未在选举中全力以赴地试图击败特朗普。

笔者观察到的中间派自由主义者普遍存在自满情绪。在欧洲，自由派人士身披乌克兰国旗，誓言将支持乌克兰，直至战胜俄罗斯为止。但要让这种承诺变得有意义，意味着需付出真正的牺牲，比如提高税率、对俄罗斯实施油气禁运，或是将俄银行彻底排除在西方金融体系之外。笔者为乌克兰拥有如此软弱无能的盟友感到悲哀。中间派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打的是“法律仗”，而非“政治仗”；他们希望把事情办成，却不愿亲自动手；他们不想亲自上战场，却期待别人替他们上战场。欧洲的中间派势力憎恨特朗普，部分因为正是他亲手终结了这场有毒的游戏。

特朗普宣称从6月初起将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从25%提高至50%后， 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兰格表示，欧盟应当“立即”推出反制措施。 资料图

现实情况是，特朗普已两次赢得大选，还有近四年的执政时间。特朗普的对手们真正该思考的明智问题并非是如何在法庭上击败他，而是在特朗普下台后该如何前进，以及若民主党赢得明年中期选举，应重点推进哪些政治议程？中美关系该如何定位？2029年以后的美国贸易政策何去何从？美国人是否真的想要制造业回流？美国想要发展哪种制造业？

西方国家的民众之所以对台上的政客心生不满，根源在于许多人并未参与到21世纪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中。解决这个问题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意味着要让普通选民重新融入21世纪的经济网络。特朗普确实比民主党的对手更擅长与普通选民建立联系，但到最后，笔者不相信他能兑现承诺。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最终很可能以失望告终。其关税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主要惠及富人的减税措施买单。

若想击败特朗普，请忘记法庭吧。着手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正途。

（原文发布在英国UnHerd评论网站，原标题：“法律战打败不了特朗普，自由派在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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