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纯：100年前在中国寻找“人类起源亚洲”的证据，中外怎么合作？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物，而是宇宙朝着思想和精神进化的结果，人类是进化的巅峰，是赋予历史和宇宙意义的进化顶峰。”

写下这句话的是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事情到这儿还很合理，一个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再正常不过了。但当这位古生物学家的另一重身份被揭晓时，就让人有些费解了——他也是一位耶稣会士，怎么会有一个同时相信进化论和上帝的神父？！

德日进

20世纪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猛的科技变革，科学的影响力甚至进入了传统天主教会统治的地方。青年时代的德日进深信钻研知识也是一种“彰显主荣”的方式，于是在发愿成为修士的同时，又相继获取了数学、神学学位。从少年时代起，德日进一直对地质学很感兴趣，自1919年起就一直在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马赛兰·布勒（Marcellin Boule）的指导下，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

布勒是当时欧洲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家之一，以对尼安德特人的研究而闻名，是古人类学领域的大家。20世纪初叶，随着人类对全球各地探索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对哺乳动物乃至人类究竟从何处起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以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朋和威廉·马修的“人类起源亚洲”假说的支持者最多。由于当时中国一直未有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被发现，所以很多学者都期待自己能在那里有“幸运的发现”——找到哺乳动物和人类的起源地。

马塞兰·布勒

在观点上，布勒与美国同行一样，也认为“亚洲是人类的摇篮”，但与充满行动力的美国人相比——截至1922年，美国纽约自然史博物馆已经组织了亚洲考察团，对包括中国、蒙古在内的地区进行了两次考察，收获了丰厚的化石资料——法国人显然不具有这样雄厚的财力支持。不过，1922年3月，一批从中国寄来的化石标本抵达了布勒主管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而负责整理研究这批“看起来很有意思”的化石标本的，正是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德日进。

布勒是如何获得这批中国化石标本的？这就要归功于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著名的博物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桑志华于1914年来华，从1916年起，他对中国的北方各省进行考察，收集了包括地质学、动植物学、经济学在内的各种标本与资料。1922年，桑志华募集基金在天津建立了北疆博物馆（又名天津海河黄河博物馆），将自己收集的部分标本和化石在此陈列展出。

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了一些石器、人类遗骸，以及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引起了时任北洋政府矿业顾问的瑞典籍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的注意，他希望能和桑志华合作研究这些材料，避免竞争。但桑志华还是选择了与自己的同胞合作，他向布勒去信，期望由他来主导对庆阳化石的研究，并希望巴黎方面能派出一位助手，协助他完成在华的考察和研究工作。

桑志华（Emile Licent）

北疆博物馆陈列室门口

德日进于1922年获得巴黎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布勒认为他已有了足够的理论储备去开展实地考察。因此，德日进被派往中国，他与桑志华的首次合作就成果斐然。1923年6月-8月，他们先是在宁夏的水沟洞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石器，之后又在鄂尔多斯地区，黄河上游的萨拉乌苏河畔搜集到了大量动物化石，并在这些化石中发现了一颗人类牙齿，这是中国出土的有可靠地点和地层记录的第一件人类化石。

1928年，德日进和桑志华，以上述两地的考察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联合布勒和另一位法国考古学家、被誉为“史前学的教皇”的步日耶（Henri Breuil）神父发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的综合性专业研究著作，证实了中国存在旧石器时代，为当时的“人类起源亚洲”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不过，由于这些被发现的遗址年代普遍较晚，要论证“人类起源亚洲”仍需更有力的证据。如果将在中国寻找古人类的活动比作是一部交响曲，那么桑德华与德日进的发现只能算是其中的序曲，真正激动人心的主旋律还未奏响。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就当欧美各国争相在中国组织发掘，期待将发现最早人类的荣誉归于自己祖国的时候，中国人又是怎么想的？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1913年，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担任中华民国工商部地质科科长，此时的中国急缺地质人才，北京大学地质系也才刚建立不久，要中国人独立自主进行地质勘探和研究犹如天方夜谭。丁文江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地质学要发展，“要与外国人合作，受外国人指导，方始有赶上别人的希望。”

1916年，他成立地质调查所，与瑞典考古学家、原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合作，后者自1914年就担任了中华民国农商部的矿业顾问。1920年，他聘请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史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来华，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史主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同时期地质调查所的外国专家还有加拿大医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他于1919年起在北京协和医院任神经学和解剖学教授，同时为地质调查所鉴别人类化石。

在地质研究所创立初期，丁文江就与安特生定下了彼此的合作模式：即外国机构通过出资金和专家获得部分采集品，中国组织和协助挖掘，拥有研究结果的发表权。之后，由于出现了各国考察团在中国围绕“人类起源”问题开始了学术竞技的复杂局面，丁文江接受与各考察团平分化石、石器样品的条件，同时他始终坚持其研究成果必须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首先发表，且建议各考察团明确划分发掘范围，避免陷入重复研究。

当时所处时代条件下的这种“中外合作”的模式，终于得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结果：“北京猿人”的发现。早在1918年2月，安特生就已经听说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曾出土过古脊椎生物化石，他随即前往实地考察，并撰写了相关文章。在他的努力下，瑞典王室出资成立了“中国委员会”，重点资助安特生在周口店的考察和研究工作。

1928年，裴文中、王恒升、王恭睦、杨钟健、步林、步达生、德日进、巴尔博（左起）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合影。

应安特生之邀，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于1921年和1923年两度来到周口店挖掘考察，在第二次挖掘清理中找到了两颗疑似人类的牙齿。安特生将其交给了步达生鉴定，后者认为这两颗牙齿属于人类属，并代表一个新的古人类物种，便将其命名为“北京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以此发现为契机，步达生申请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于1927年7月正式启动周口店遗址的发掘。1929 年2月8日，地质调查所成立新生代研究室，主要从事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及化石研究。其中丁文江、步达生任研究室名誉主任，杨钟健任副主任，德日进任名誉顾问。

除了与外国专家合作，丁文江亦十分重视培养中国的古生物学学者。新生代研究室的副主任杨钟健就是经他安排，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后前往慕尼黑大学深造脊椎动物学。另一位北大地质系毕业生裴文中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几年后，于1935年前往巴黎，师从步日耶神父专修史前考古学。

1929年10月，随着北京冬天的到来，周口店遗址当年的发掘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截至10月中旬，研究人员在80英尺的垂直面上，已经在4个不同的堆积层中发现了中国猿人的牙齿和破碎骨片。刚从北大地质系毕业、担任新生代研究室的技师裴文中向上级要求“可以再干上一两个星期”，他的上级做出了让步；没想到，12月2日，裴文中从周口店第1地点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经步达生和德日进鉴定，这是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且其在形态上比1924年在东非发现的南方古猿更接近人类。而且，周口店遗址除了“北京猿人”的人骨遗存外，还伴随出土了大量加工石器和用火遗迹。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这是最早被认定能制作工具和用火的远古人类，且直立人这一重要的人类演化阶段因其而确立。

除此以外，“北京猿人”的重要性还在于，他出土的周口店遗址拥有远不止一个时期的人类遗存：周口店第4地点出土的早期智人化石，龙骨山顶部山洞出土的山顶洞人则是晚期智人的代表之一，一条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的完整人类发展脉络在此展开。

1929年，裴文中抱着加固后的头盖骨。

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很多专家深信“北京猿人”就是中国人的祖先。比如，1934年步达生因病去世后，接替他工作的德国犹太裔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就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这种假说认为，中国的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并且进化出了共同的特征，比如北京猿人就与现代中国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头骨正中央的矢状隆起、下颌圆枕、铲形门齿等。

这种理论的影响极大，直到20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对其提出了挑战。由于DNA研究技术的突破，分子生物学迎来巨大进展。1987年，夏威夷大学的坎恩（Rebecca  Cann）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托金（Mark Stoneking），宣布了一项惊人发现：在对全球147例个体样本的线粒体遗传物质（mitochondria DNA，简写为mtDNA）进行分析后，发现所有样本均属于非洲特有样本类群的衍生支系。也就是说，就母系而言，各个区域的现代人并不是由同一区域的直立人进化而来，而是散布到全世界的非洲现代智人的后裔。

这一惊人发现的关键在于线粒体DNA的特性：它只通过母系遗传，父系线粒体DNA对下一代完全没有影响。因此，线粒体DNA的类型不会因繁殖而产生改变。一个族群的每一代总有些女性不育或者没有女性后代，其线粒体DNA的形态因而失传。经过许多代之后，这种偶然性的淘汰就会只留下一种线粒体DNA类型——也就是说，整个族群后裔的线粒体DNA都与原族群某个“幸运”的女性同型。反过来说，就线粒体DNA的遗传而言，则作为后裔的每一族群必然有一位“共同的祖母”即“夏娃”存在。这一特性使得它在追溯母系血统和研究人类迁徙历史时具有独特的优势。

另外，线粒体DNA数量庞大，它在古代DNA提取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稳定性，成为从化石或古代遗骸中获取遗传信息的首选目标。1997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从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成功提取出线粒体DNA，而现代人身上并没有这种线粒体DNA，因此现代人类并非从尼安德特人中演化而来。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孔庆鹏研究员从2003年起，先后系统地分析了数千个东亚个体的线粒体DNA基因组序列数据，结果揭示东亚所有已鉴定的母系世系均源于非洲，未发现任何源自中国本土直立人的母系遗传贡献。

进入21世纪后，分子生物学对Y染色体DNA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也为“走出非洲假说”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人类Y染色体DNA大小是线粒体的三千多倍，蕴含着更丰富的群体遗传信息。另外，Y染色体的结构也很有特点，它由拟常染色体区和雄性特异区组成，其中雄性特异区不与同组染色体发生重组，被称为非重组区，在父系遗传中能很好地记录传代过程中所产生的突变。同时，Ｙ染色体理论上的有效群体大小是常染色体的四分之一，对群体的遗传漂变事件非常敏感，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群体历史信息。

直立人从非洲向欧洲大陆扩散的主要路径和时间 取自吴秀杰《中国发现的主要直立人头骨化石》（2019年）一文

根据Y染色体的这些特点，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于2000年就绘制出了比较完整的全世界人群Y-DNA系统发育树，再次将人类的祖先追溯到了非洲，并推测出了现代人大致的迁徙路线。中国学者对现代东亚人群的遗传物质检验证明了这一理论。

1999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研究员检测了东亚人群样本中Y染色体非重组区的19个遗传标记，认为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从南方进入东亚，而后向北迁徙。2000年，复旦大学的金力教授团队扩大了采样范围，对东亚地区的12127份男性随机样本的Y染色体进行遗传标记分型研究。这些样本包括了所有的语系、大部分民族，甚至偏远地区的隔离群体，证明了从父系遗传来看，现存东亚人群都是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的后裔。

尽管DNA研究“人类起源”的证据看上去“板上钉钉”，但“走出非洲假说”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假说无法解释东亚地区出土的大量古人类化石，且基本是连续发展进化的，如果现代东亚人完全来自非洲，那么这些“本土”的晚期智人何去何从？他们被彻底灭绝了吗？

另外，由于在推算现代人何时走出非洲的时间上，采用的校准工具不同，会产生较大误差。一般推测现代人是在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但是世界多地已经发现了早于10万年的现代人化石，如何解释这中间的时间差？这些都还需要更多的分子遗传学证据来证明。

人类演化关键阶段 （https://shire.science.uq.edu.au/showcase/evolution/，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邢松研究员翻译）

德日进无从知道21世纪分子生物学对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方向性修正，但这一终极问题确实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早在1926年10月15日，他就写道：“在学术上，我一直对地质学上的技术研究感到有趣，因为在地质学上还有许多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特别在这一两年来，我却逐渐把史前史的研究转到现代人性的问题上来。我逐渐发展出一个颇为清晰的念头，认为人乃是大地现象的极致，他就是地质过程和伟大生命之流的巅峰。换句话说，我发现了地质学的人性发展……”

1938年，德日进在此基础上开始撰写他最有名的作品《人的现象》。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从地质学发现出发，大胆提出关于宇宙、生物、人类、精神逐层进化的论点，近而发展出一整套基于进化论的宇宙观和人类观。1941年，他将此书稿投给了罗马的机构出版，希望教会能认可其观点，但遭到了拒绝，教会拒绝此书出版。1946年，德日进从中国回到法国，迎接他的不是祖国学术界的热烈欢迎，而是失业的危机。

作为耶稣会会士，德日进在古生物学中获得的成就，以及他在《人的现象》中表现出来的“进化论”的哲学思想，被教会高层认为是危险的，因此希望他不再从事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为了获得更宽松的学术环境，德日进决定前往美国。1951年，他移居美国，继续自己的研究。1955年，德日进去世；同年，《人的现象》一书终于获准出版。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人的现象》英译版的前言中写道：“我们人类，包含了地球无垠的前程”，探索人类，就是在了解“这无垠的前程”，而德日进的贡献，就在于他用“知识和仁爱”让人们增加了对这一“前程”的了解，这就是对“人的现象”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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