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海合会携手中国，华盛顿，你的“朋友圈”还好吗？

5月27日，首届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隆重举行。峰会通过了《联合声明》，展现了各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强烈意愿。

值得一提的是，美西方等域外媒体密切关注峰会进程。相关报道指出，鉴于东盟对美出口面临威胁，且未来与美国的关系充满不确定性，东盟各国正积极调整外交策略，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出击。特朗普关税大棒是否能再起作用？我国对东盟贸易前景究竟如何？观察者网就此与东南亚问题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副教授冯超展开对话。

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现场 视频截图

特朗普关税大棒旨在逼迫东盟国家站队

“此次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举措实质上是一种试探性策略。这反映出美国在全球霸权战略收缩背景下的被动应对，同时也暴露出其对中国崛起的深度焦虑。”冯超指出，随着我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持续向中高端迈进，美方已明显感受到来自中方的竞争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关税政策虽表面针对多国，但其核心矛头依旧直指中国。无论是东南亚地区多国，还是欧盟、日韩等传统盟友，美方的真实意图都在于迫使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进而构建对华的经济包围圈。尽管目前中美已就关税问题达成阶段性妥协方案，但我们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密切观察后续是否会出现政策反复或第二轮关税战的可能性。

4月21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四国光伏组件“双反”调查的最终裁决结果。跟据裁决文件，四国光伏产品将被征收高额关税，其中柬埔寨产品税率高达3521%，越南为396%，泰国375%，马来西亚34%。该关税政策将于今年6月正式实施。

冯超分析说，东盟在处理特朗普关税政策等问题上通常采取灵活的务实态度，基本不会选择通过任何反制措施直面与美国对抗。与东盟的柔性应对不同，我国此次反制措施是基于特殊形势的必然选择。面对特朗普政府蓄意实施的贸易大棒“阳谋”，若不采取坚决反制，我国在全球国际贸易格局中将陷入战略被动的境地。

“一带一路”外交有效化解“中国威胁论”

“‘共同体外交’和‘一带一路’外交正在发挥其重要作用。”冯超认为，这种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不仅打破了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叙事，更在实践中重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这种新型外交模式正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非威胁。

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成员国，虽然都表态不愿选边站队，但实际上都在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无论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

近期就有标志性的事件证明这一点。5月26日上午，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T8701次首班列车顺利抵达越南河内嘉林站，标志着南宁至河内的跨境铁路客运服务在时隔五年后正式恢复运营。

冯超还强调，中国与东盟和海合会之间的首次联动值得特别关注。东盟作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与中东的能源市场和中国的制造业市场形成三边联动，有助于消解关税壁垒，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这种协作关系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能够适应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产业需求。

此外，中国与东盟的持续合作可以被视为“一带一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东盟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枢纽节点，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重要平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转移和合作，不仅有助于东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

制造业、能源、金融合作是本次峰会的核心议题

从三方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出，本次峰会聚焦于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能源安全和可持续性、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粮食和农业、人文交流六大合作领域，而眼下最为紧迫也是最有含金量的议题在于总结、推广和升级互补性强、不排他的丝路合作新模式，整合中国的制造业优势、资金实力和技术能力，结合东盟庞大的市场潜力、制造业基础及产业链整合优势，同时协同海合会成员国在能源定价权和原材料供应方面的优势，旨在构建一个高韧性的贸易与制造业嵌合体系，为构建丝路五通格局和破解全球丝路治理难题贡献多元智慧。

传统的东南亚地缘政治边界限制被打破，有效化解了区域碎片化的困局，这正是本次峰会的核心意义所在。这一安排凸显了全球能源格局重构的战略考量，特别是通过将资源型国家纳入合作体系，强化了东南亚区域的能源安全保障。

同时，为应对美元体系风险，人民币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可作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的突破口，为各方提供资金安全保障。

“产业合作、能源贸易、金融协同，这三个议题实际上也构成了目前我国‘丝路’贸易的实践路径。”

冯超认为，这种三环进退的新型合作模式不同于西方G7集团等小圈子热衷打造的对立性联盟，旨在通过包括中国、东盟及海合会成员国在内的丝路沿线国家加强协同合作，有效缓冲国际贸易摩擦带来的直接对冲风险。

东盟—海合会是中国与美西方的贸易缓冲带

与欧美不同，东盟国家更倾向于规避意识形态之争，这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了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通过第三方市场进行产业链重构，打造“一带一路”的新型制造业生态，可能成为东盟各国应对当前挑战的可行路径。

冯超表示，当前国际格局中存在着商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不完全重合现象，这种结构性错位使得跨国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治打压，转而通过学术、生产合作等渠道寻求发展空间。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越南等东盟国家正积极探索“共研丝路”创新合作机制，通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区域产业链深度整合与转型升级。其中，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VSIP）作为标志性合作项目已形成显著的集群效应。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该合作项目已在越南全域建成20个现代化产业园区，累计吸引投资超200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逾30万个。

中国企业也可以积极融入这样的趋势，但冯超指出，当前我国尚未构建起一套能够有效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在诠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业合作，以及中国企业全球化实践方面存在理论短板。这种话语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难以在国际舆论场有效回应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遗产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体系，而后者通过知识产权霸权、关税壁垒等不对称机制维持着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基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经验，正积极构建以东南亚为经济战略支点的区域合作新范式。东南亚地区不仅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优质试验场，更是缓解中美战略博弈压力的关键缓冲带。在应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战、金融战过程中，我国始终秉持避免“新冷战”的战略定力，通过深化区域经济融合来稀释对抗烈度。这种以发展促稳定的策略，为我国制造业构筑了抵御外部冲击的战略纵深。

中国企业出海面临法律武器化风险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我国出海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尚未完全做好应对贸易摩擦的充分准备，且国内缺乏覆盖多国法律体系的更具专业性和实用性的企业出海指南，因此这里面潜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在当前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冲击下，中国部分出海企业面临着原产地认证等现实挑战。以往通过第三方国家进行简单加工再出口的所谓“洗产地”模式已难以为继。冯超进一步指出，许多出海企业仍沿用十年前的经营思维，未能充分认识到东南亚市场环境和国际贸易规则发生的深刻变化。

特朗普政府当前将关税武器化的做法，基本预示着未来法律工具也可能被用作策略武器的可能性，这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对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而言，它们实际上并不具备选边站队的条件。这些国家很可能会采取表面顺从的策略，以相对温和的姿态应对美国市场，毕竟他们对美国市场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依存度。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真实的制度安排，这样才能避免走弯路。”冯超认为，目前部分企业仍将小费等非正规支出简单计入历史成本或运营成本，这种做法绝非长久之计。如越南正在推进反腐败进程，监管体系日趋完善，此类灰色操作必将成为重点整治对象。

“遗憾的是，具备政策跟进、解读能力的小语种人才非常稀缺。单纯依赖英语人才通过英文二手资料获取信息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当我们获悉相关政策时，往往已错失最佳应对时机。”冯超补充说。

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道路仍面临挑战。就东南亚市场而言，其中产阶级的成长速度尚未达到预期水平，市场容量和消费能力暂时难以承接我国部分行业的优势产能。

当务之急在于提高总体贸易质量

据报道，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在印尼的累计投资项目已达21022个，中资企业数量增至255家，涵盖基础设施、新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印尼第二大外资来源国的地位。

当前，东南亚与中国已形成深度耦合的供应链协作体系。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中国企业更应着力提升贸易质量，以确保获得实质性收益。冯超认为，中国企业虽在价格战中能压制美日等对手，但薄利多销的策略终非长久之计。

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构建高效畅通的双向流通体系。以服装产业为例，许多跨国企业仍依赖中国的高档面料和优质材料，仅将加工环节设在越南。改革这种产业分工模式需要各企业深入研究和优化原产地规则，并通过两国商务部门的制度化磋商，建立更加完善的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助于规避美国对越南出口的贸易壁垒，更能提升整个区域供应链的竞争力。

冯超特别强调，出口作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面对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我们必须以更大力度提升出口竞争力。这既包括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也涉及完善双边贸易制度安排。尽管挑战巨大，但通过深化区域合作，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在压力中实现突破。

去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的激烈对抗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悖论在于，美西方国家难以从根本上否定他们曾经极力推动的全球化进程。这一套全球化话语体系原本是他们经过长期努力构建的，其中确实包含着诸多积极意义。然而，当发现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自身反而陷入相对劣势时，这些国家开始出现战略反悔。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即他们正在试图解构自己亲手建立的全球化体系，甚至将之妖魔化为洪水猛兽。

但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其产业政策调整空间有限。这些国家为延缓自身产业衰退，更倾向于将制造业转移至东盟、拉美或中东地区，而非具备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即中国，其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制造业定价权和供应链安全过度集中于单一经济体。

冯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去全球化”政策对我们可能会形成一个反向的推动力，就是推动中国加速建立和构建，与东盟和海合会之间的协调机制、斡旋机制。并且通过三方框架的深入推进，让众多南方国家自愿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这也是我国软实力输出的体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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