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赢学”翻车，印度外交官成了“卖国贼”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印度与巴基斯坦宣布停火后，印方代号“辛杜尔”的军事行动也告一段落。然而，停火协议的达成并未带来国内舆论的平静，反而引发了一场针对印度外交人员的大规模网络暴力事件。

成功达成停火后，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和外交秘书(相当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唐勇胜（Vikram Misri）组成的外交团队不仅没有收获掌声，反而被印度“爱国网民”打成“卖国贼”“民族耻辱”，甚至他们的生活细节和家庭成员信息也遭到恶意曝光。

这次令外界深感困惑的事件，不仅暴露了印度国内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已濒临失控，更折射出莫迪政府内外政策中潜藏的极大风险。

作为对4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袭击事件的强硬回应，印度5月6日对巴基斯坦发起代号为“辛杜尔”的军事行动，以此彰显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态度。虽然印军出师不利，行动刚开始就有战机被击落，但由于印网络和文宣部门封锁消息、塑造舆论，印民众反而将此视为巴方煽动的“虚假信息”。与此同时，印方加大力度宣传对巴导弹袭击取得的显著战果，使印国内舆论大为振奋，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

5月13日-23日，印度开启为期十天的庆祝活动。图为13日印度总理莫迪视察了旁遮普邦边境附近的亚当布尔空军基地，并会见了参与“朱砂行动”的空军战士。

然而，印巴却在5月10日突然达成停火协议，这让许多印度民众感到错愕与愤怒，因为他们深信印度在战场上正在节节胜利，停火只会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这种情绪似曾相识，简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德国社会有几分相似——当时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战争本能取胜，只因有人“卖国”才失败。

一方面，多数印度网民认为，印巴停火是印度对外部压力的妥协，即对美国的屈服。印度人普遍视克什米尔问题为内政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有第三方势力插手。因此，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得意洋洋吹嘘自己促成了停火协议时，这种言论就被印民众视为印外交部门未能维护印度国家主权的严重失职。因此，国大党方面将印巴停火讽刺为“辛杜尔交易”，直指莫迪政府暗中已出卖了国家利益和尊严。

另一方面，很多网民对停火怒不可遏，但又不敢开罪于手握重权的莫迪，只能拼凑碎片信息以炮制阴谋论，把锅甩给一线外交人员，将他们污名为受外国操控的“卖国傀儡”。

例如，唐勇胜之女迪东·米斯里（Didon Misri），因曾在英国工作期间参与救助罗兴亚难民的法律工作，就被作为唐勇胜“配合国际反印势力”的证据。再如，苏杰生之子德鲁瓦（Dhruva Jaishankar）曾长期在美智库工作，也被视为苏杰生对美投降的“证据”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莫迪政府面对外界对停火真实原因的猜测，并未选择及时澄清背后考量，也未对特朗普的“调解”言论予以正面回应。相反，其采取放任态度，任由各种猜测持续发酵，企图借此维持“赢学叙事”，从中谋取政治红利。

这种做法必然导致不信任大范围蔓延和阴谋论泛滥。正因如此，一线外交人员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爱国网民”宣泄情绪的对象，而其家庭成员信息及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也遭恶意曝光。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苏杰生和唐勇胜试图通过公开声明平息争议。苏杰生强调，停火是基于实现军事目标的战略决定，而非第三方调解的结果。他重申，印度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坚定不移，未来与巴基斯坦的任何对话都将聚焦于反恐和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唐勇胜则限制了社交媒体账户的访问权限，保护家人免受进一步骚扰。

尽管如此，舆论并未因此平息。“爱国网民”继续将外交人员视为“责任人”，认为正是他们的失职导致了印度的种种外交困境。例如，正是外交部门工作不力，才未能阻止IMF在印巴冲突期间，仍批准向巴基斯坦提供10亿美元贷款；再如，正因苏杰生“事先对巴预报军事打击”，才导致行动效果不及预期。尽管印政界和民间社会纷纷为外交人员发声，但收效甚微。这种舆论的两极分化，反映了印度社会在大国沙文主义浪潮下的撕裂——在狂热而政治正确的“爱国情绪”面前，呼吁理性的声音被瞬间淹没。

此次“网暴”事件的深层原因，离不开莫迪政府长期以来推崇的“赢学叙事”。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政府通过高调宣传军事胜利和外交成就，成功塑造了“强大印度”的形象。这种叙事虽然能短期内凝聚民意，提升莫迪政府的支持率，但也埋下了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

莫迪自上台以来，就一直在塑造并利用印度民族主义情绪

“赢学叙事”压抑了理性讨论和反思。在“辛杜尔行动”期间，官方和媒体不断鼓吹不容置疑的军事胜利，强化公众对“彻底胜利”的渴望。于是当停火协议打破这一预期时，公众的失望迅速转化为对“内部敌人”的仇恨。

其实，印官方不愿公开停火的真实原因，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暴露军事行动效果不及预期。然而，这种策略如同玩火，因为一旦民族主义情绪失控，印官方也会随时被反噬，而外交人员作为停火的直接执行者，自然首当其冲。

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则是这场“网暴”背后的深层意识形态土壤。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将国家认同与宗教、文化紧密绑定。任何被视为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都会被放大为“危害印度教文明”、“破坏印度大国崛起”。苏杰生、唐勇胜子女的海外经历被恶意解读为“卖国”“反印”，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网暴”事件对印度外交和地缘战略的影响不容忽视。首当其冲的是印度外交人员的士气——作为印度外交体系核心人物的苏杰生和唐勇胜，其个人及家人的安全与名誉遭受直接威胁，这势必会深刻影响外交团队在敏感问题上的决策能力与执行效率。这为印度外交队伍树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未来可能使之更倾向于取悦民粹潮流，而怯于做出理性、专业的职业判断。

从更深层次来说，这次“网暴”事件更暴露出莫迪政府所需面对的残酷现实：一方面，莫迪政府需要在反恐和对外交往上保持一贯强硬的姿态，以此维护印度的“赢学叙事”和莫迪的“硬汉人设”。另一方面，强硬外交和军事行动又可能引发不可控的碰撞和后果，迫使印度从实际出发做出妥协。在这种撕扯之下，莫迪政府显然未能在本次“辛杜尔”行动中做好平衡，而这次“网暴”事件只是这种意识形态土壤中萌发的恶果之一。

“网暴”事件虽然表面上针对苏杰生、唐勇胜，实质上折射出莫迪政府内外政策中难以自控的深层矛盾，其后果可能将印度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难以约束趋势甚至可能在印度内部催化出侵略性和毁灭性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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