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毛泽东进驻延安的13年，见证了一个未来新中国的缩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二十一、宝塔山下的圣地延安

这一节的主题是：介绍宝塔山下的红色圣地延安。

1937年1月13日，东北军撤出延安向西安方向集中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从此，这里注定成为永载史册、永为后世瞻仰的红色圣地。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后博弈过程，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启了辉煌壮丽的延安时期，为最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摄的延安

今天的延安

党中央、毛主席1935年10月到陕北，在进驻延安之前的一年多，驻地是在不断转移变化的。相对稳定些的驻地主要有5处：[1]

最先的落脚点是吴起镇。在延安以南176公里，是个偏僻的小山村，一共23户人家（也有的说只7户人家[2]）。吴起镇是赤安县（保安县）苏区六区一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9日到这里时，看到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子非常高兴，认为到家了，不能把追击敌人带进苏区，于是毛主席指挥了“切尾巴”战斗。因连日征战太疲劳，毛主席在部署好后，对指挥所人员说：我现在要休息休息，枪声激烈时不要叫我，等到打冷枪时再叫醒我。可见其辛劳之极，可见其胸有成竹。此役伏击的是尾追红军的东北军4个骑兵团，胜利结束了长征最后一仗。在吴起镇共住了11天。

第二个驻地是甘泉县下寺湾村。在吴起镇以南150多公里，离甘泉县城50多公里，一个30余户人家的小山村，是中共陕甘晋省委所在地。几天后又到史家湾村，并在这里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宣布与中央红军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在甘泉县共住了8天。

第三个驻地是富县东村。位置在甘泉县以南，毛主席在这里胜利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反革命“围剿”，为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12月6日离开，共住了25天。

第四个驻地是瓦窑堡（现子长县）。在延安以北近百公里，因盛产煤炭而闻名，这里人口较多，属于陕北的大集镇了，安定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建人谢子长的家乡，但党中央到陕北半年前，他就因伤病而牺牲。毛主席是在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离开富县经甘泉、延安、安塞，于12月13日到瓦窑堡，17日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转变由此开始。包括策划指挥红军东征、西征，为刘志丹等平反，与张、杨深入联络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等，都是在这里进行的。1936年6月21日离开，在这里住了7个多月。

第五个驻地是保安。这是与内蒙古、宁夏相邻，与甘肃接壤，在延安西北部不到百公里，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人口不过400，房屋不过百间的小县城。[3]保安是西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始人刘志丹的家乡，当时是赤安县（后改名为志丹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党中央毛主席1936年7月3日到保安，到1937年1月10日离开保安到延安，共住了6个月多几天。指挥红军胜利西征，完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与张、杨形成“三位一体”合作，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对战争威胁并积极促成和平解决，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等，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到陕北后的第六个驻地。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坐落在向东、向南、向北三条狭长的川道间，是从北方进入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的咽喉要道，也是扼守西北的锁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陕北已是最大城市了。

党中央到陕北后的主要驻地

党中央毛主席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离开延安，共10年零两个多月。如果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陕北吴起镇开始，到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领导转战陕北胜利后，离开陕北到河北西柏坡为止，广义上的延安时期一共12年零5个多月，史称延安13年。这13年跨越三个时期，见证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历史转折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圣地，还是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指挥中心，毛主席从陕北东渡黄河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基本就是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准备建立新中国了。

我们是怎样得到延安的呢？一般的说法是，西安事变后，驻扎延安的东北军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有关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没有查到相关协议条文出处，也许是口头协议或者默认。在现实中不留文字和签字的认同比比皆是，也为历史研究生出许多迷雾和话题。其实，很多事情逻辑上很明白。为什么？因为事变爆发后何应钦组织中央军进逼西安，蒋介石被释放后西安还在中央军的威胁之下，东北军集中到前线，北面和西面的后方需要安全保证，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是共进退的，这应当是张学良让红军进驻延安的直接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隐蔽的。红军和东北军开始秘密接触时，蒋介石一再严令东北军进剿陕北，并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了迷惑蒋介石，也为了给张学良留下回旋的余地，党中央毛主席与东北军达成协议，决定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4]半年后东北军让出延安，这也可以说是礼尚往来。

1936年初，中央派李克农与张学良沟通联络，见面会谈时张学良就曾提出这样的要求。据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讲：[5]会谈过程中张学良曾说，你们红军能否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编？李克农回答：张先生你不要弄错了，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如果这样谈判，那我就没什么可谈了。边说边站起来往外走，被挽留坐下后，张学良又指着地图提出另一个要求，希望红军能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

李克农说，张将军只要瓦窑堡这点地方，为什么不多要一些？我们共同抗日，从鬼子手里收复失地不是更好吗？经进一步交谈才知道，他是为了用这一“战功”向蒋介石交差，减缓蒋对他的追逼，是做给蒋介石看的。李克农表示理解，但事关重大需要报告，后经中央同意，双方就此达成协议。

毛主席指挥红军东征期间，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谈判，张也提到他再不“进剿”无以回答蒋，蒋已经对他电责，还转给他阎锡山告他隔岸观火的电报。[6]东征返回后，彭德怀率红军主力西征甘肃宁夏，6月中旬东北军分三路向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前进，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出瓦窑堡。

当时，军委给一方面军和陕甘宁省委领导发报，专门讲中央机关准备转移的部署。电报说：估计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撤出瓦窑堡后到哪里呢？准备移至甘肃环县北部洪德城、河连湾一带。电报中还进行了分工：由周恩来留在东线，由彭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由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对部队掩护、牲口接运等做了安排。

最后还对撤离瓦窑堡解释说，中央此次准备迁移并不改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游击战争，是为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7]

但对这个安排，内部有不同意见。几天后彭德怀回电，认为瓦窑堡的重要不轻易放弃，张学良、杨虎城对时局应有温和表示，决不能毫无所闻。他还说，保障陕北苏区是发展西北局面，是促进蒙回民族运动，联络统一战线以力量的推动。瓦窑堡、陕北是全国苏维埃运动最高旗帜，中央机关在必要迁移时，以保安、吴起镇为妥，安边得手后更好。[8]最后，中央还是把瓦窑堡让给了东北军，但也听取了彭德怀的部分意见，中央机关没迁移去甘肃，而是留在了陕北，从瓦窑堡迁到了保安。

不同意见的讨论是需要的，在取长补短中可使决策更完善。

退出瓦窑堡前，叶剑英同东北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长见面，告诉他我们准备主动撤走，让他等我们两天，但在执行中却出了意外。[9]

6月14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让他的前线部队停止前进，以免造成双方敌对。王以哲接电后南撤。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若国民党中央军进占瓦窑堡，我方必定事先通知他们，由东北军来占领。但到6月21日，高双成第八十六师突然袭击瓦窑堡。当时红军大部队都在西征前线，毛主席、周恩来身边没有几个兵，幸好还有警卫部队和红大学员100多条枪，红大校长林彪指挥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党中央领导机关才撤出来。

这让东北军前线部队很有意见。说好的让他们缓一两天，然后把瓦窑堡让给他们，结果让别人钻了空子。这怎么办？要想办法去补救一下。周恩来紧急调来红二十九军和红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并请李克农与王以哲联系，协商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李克农亲带一个排，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与王以哲部队一起朝天放枪。6月23日，红军“寡不敌众”撤走，东北军“愈战愈勇”一直进入瓦窑堡城内，高双成部队只得撤出。[10]这一切都如真的，包括我们一些老同志回忆都说，敌众我寡打不过人家。东北军有了占领红都的功劳，可以糊弄蒋介石了。尽管这个过程有意外和缺憾，但这人情是给了，表现出我们与东北军合作的诚意。

共产党高举着抗日大旗，做事有情有义有信，迅速促进了西北“三位一体”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第一时间把延安让给红军，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延安旧称肤施。清代之前置延安府，肤施为其首县。民国后废府，肤施县直隶陕西省政府。肤施这个名字源于一个动人的传说，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尸毗王修行时，见一只被鹰追捕鸽子飞到跟前求救，他便把鸽子藏于自己衣下保护起来，鹰讨要时他不给。鹰说，我不吃它就会饿死，你为何救它而让我饿死呢？这让尸毗王陷入两难境地，佛家讲众生平等，救苦救难不应厚此薄彼，尸毗王最后的抉择是割下自己的肤肉去喂食饿鹰，从而使两个生命都能得救，肤施便是来自这割肉饲鹰的故事。

这个故事佛经有载，尸毗王修炼之地虽然不知何处，但此地称肤施却是始于秦汉，或许更往前，历史漫长。中共中央进驻后，很快以城区设延安市，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因肤施县并入延安县，肤施地名逐渐淡出，但那救苦救难、自我牺牲的精神，却被那一代共产党人发扬光大，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更加感天动地的延安精神。

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尸毗王割肉救鸽

北宋时期，范仲淹曾在此为官，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相当于具有地方行政职能的省军区副司令兼延安市委书记或市长，当年颇有文治武功，宝塔山石壁上“嘉岭山”三个大字就是他所题写。他的为政经历现在很少有人记起，但他写的《岳阳楼记》却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尤其文中对“古仁人之心”的探求、揭示和向往，那令人感动的境界，完全不同于当今一些精英把兽性当人性的堕落。那是中华文化“别人兽”基点之后高尚人性的张扬，那是一种让所有有良知者肃然起敬的浩然之气、民族正气，极其经典、极其传神地表达了仁人志士的品格与追求。

延安摩崖石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他们有什么特征？喜怒哀乐和价值判断，不为外物左右，也不以个人得失来决定。他们身在朝廷的时候，忧虑着底层百姓的疾苦；被放逐江湖的时候，即便是个普通百姓也想着忠君报国，心忧国家的兴衰成败，而不是置身事外、幸灾乐祸。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进退得失都在忧虑，你还有快乐吗？什么时候才能快乐？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仁人志士的回答是：老百姓痛苦的时候我怎么会快乐呢？看到天下苍生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我就快乐了。

圣贤仁人的心是相通的。由此我们想起毛主席：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他什么时候才会快乐？是漫山遍野劳苦大众，是全天下的受苦人还有他们的妻儿老小，脸上泛起幸福快乐的笑容的时候，自己与他们一起快乐高兴。

范仲淹最后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唉！这样的人太少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能追随谁而去呢？如果有了这样的人，我们怎能不追随他奋斗视死如归呢？

范仲淹在延安主政3年离开，894年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进驻这里，这正是范仲淹理想中的那些与众不同的仁人志士。毛主席，还有那一代共产党人和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样一群救苦救难、救国救民、可以为民族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圣徒。这样的延安怎能不成为抗日圣地、革命圣地、人民圣地？延安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怎能不天下归心？回想起延安的伟大辉煌，怎能不使我们眼中常含泪水？此后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怎能不以生命和热血去伴它、去延续发展那无与伦比的光荣和追求？

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后，第一个驻地是凤凰山麓，在延安北门内，1937年1月入驻，1938年11月20日因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炸弹直接扔到了中央机关驻地，为安全起见连夜迁走，住凤凰山时间约1年零10个月。

第二个驻地是杨家岭，在延安城北5里，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处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山沟里，山陡沟窄，十分隐蔽，直到1943年10月迁走，在杨家岭时间近5年；

第三个驻地是枣园，在延安城西北15里的一个山脚下，因园中多枣树而名之为枣园，之前是中央社会部驻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就是毛主席在枣园举行的张思德追悼会上讲的，到1945年11月毛主席因疲劳过度等原因离开，住枣园时间约两年；

第四个驻地是王家坪，在延安城东北方向，这里是中央军委机关驻地，毛主席离开枣园后不长时间就搬到王家坪，1946年春节正月十五，延安人民扭着秧歌来到王家坪军委礼堂，给毛主席送上“人民救星”的绣金匾，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从王家坪离开延安，共住了1年零几个月。此后就开始转战陕北，牵着胡宗南在陕北的沟沟壑壑里转了一年，1948年3月东渡黄河到西柏坡，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准备建立新中国。

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的驻地

对当年的延安，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感觉去理解。

现在的延安基本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常住人口226万多，生产总值近2400亿，与毛主席进驻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据当年在延安工作的张汉武回忆：[11]延安城内居住的士农工商各界一共3000余人，东关、北关很少住人，只有南关热闹点。没有什么工业，只有大量磨坊和卖烧饼馍的小作坊。因为这里过去长期是国民党军的营地，经营这些有利，所以这些小店倒也不十分冷落。缝衣服的针和生活用品都很困难，还得跑外地才能买到。社会风气极为腐败，明妓暗娼有几十人，烟片烟枪也有500余支，吃喝嫖赌，偷盗闹事，不务正业，不搞生产的二流子也不少。

城内大量的是农民，城周围20多里路外很少有村庄，漫山遍野，荒草丛生，有人居住处才有小块耕地。农村大部分地方1935年前就搞过土地革命，建立了乡村政权。当时分地是指山分配，1946年查田时发现，一户占一架山和一个大岭的很多，土地证上是5亩，实际占了几百亩，有的占了几千亩，甚至上万亩。

自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后，延安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延安成了中国抗战最坚定的领导中心，也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中心，那高耸在宝塔山上的宝塔就成了苦难中国的希望地标，指引着革命人民武装力量和革命事业爆炸式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知识青年奔向延安。抗大、陕公、鲁艺等不断扩大，人员增加很快，延安市人口由几千人，迅速上升为几万人，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延安、陕甘宁边区成为生机勃勃的未来新中国的缩影，也成为世所罕见的政治样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人加紧对国民党蒋介石诱降，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汉奸汪精卫和国民党顽固派里应外合，把时局搞得乌烟瘴气，疯狂叫嚣要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上驳斥他们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人实现抗日。……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回顾这个历史转变过程，真的如此。

毛主席还说：“陕甘宁地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12]

多么理直气壮！多么顺应人心！多么令人怀念！那个共产党人有坚定信仰，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扫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泥浊水的红色圣地。

宝塔山下的延安，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伟大时代！

[1]贺海轮著：《延安岁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2页。

[2]郝文采编著：《延安纵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3]张春生编著：《延河岸边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4]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5]李力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1页。

[6]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1页。

[8]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5页。

[9]《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68页。

[10]徐林祥著：《李克农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内部资料）》第三辑，1986年版，第46-4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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