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全球南方？

【文/殷之光】

今天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在讨论“全球南方”时，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哲学”贫困。来自七国集团(G7)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政策分析师、公共媒体舆论普遍倾向于用政治同盟或国家联盟这类具有浓厚西方历史经验色彩的概念，来解释“全球南方”这一整体性、团结性的概念。

在这种概念先行的生搬硬套下，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南方”不具有统一性，且所指模糊，无法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应用到国际关系的讨论中。而“全球南方”之所以不统一，是由于“全球南方国家”各自经济发展程度、国家实力，甚至文化都极为多样。与诸如七国集团、北约（NATO）等国家联盟相比，“全球南方”显然不具有内在统一性，进而也无法作为一个真正的集体，并产生强有力的国际统一行动。

另有一些学者强调，“全球南方”至多能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建构的、演变中的全球派系，而非确定的、正式的政治实体”。相比之下，作为“最古老、最团结的政治团体”，“全球西方”目前则在“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下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

这种认识强调，迅速崛起的中国对“全球西方”民主国家的秩序原则形成了挑战，但中国并不属于“全球南方”，而是与俄罗斯一起，形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作“全球东方”的一极。全球东方、全球西方与全球南方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的“三个世界”格局。世界秩序便是这三个政治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集体会见来华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加勒比建交国外长及代表。中国外交部网站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认识下，“全球南方”并非竞争的主体，而是“全球西方”与崛起中的“全球东方”之间争夺的对象。这种全球东西方两极争霸，并以全球南方/第三世界为意识形态战场的格局，毫无疑问复刻了西方对冷战格局的认识。他通过将中国建构成一极的方式，一方面消解了当今世界全球南方政治能动性觉醒背后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崛起，转化为了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下必然产生的“大国争霸”叙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哲学贫困？我们发现在既有的本质主义认识论框架里面，人们尝试将“全球南方”这种动态概念强行理解为一些具有类似内在本质以及固有属性的国家集合。文化、社会经济结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收入等范畴，都被引入到这场由本质主义愿望驱动的讨论中，被不假思索地转化为一个个指标，强行固定下来，用以衡量某个国家属于或不属于“全球南方”。

同时，这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也忽略了历史延续性、历史流变也是人类发展动态的一部分。因此，在发展和互动过程中，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政治意志，乃至经由历史经验传承而形成的文明、文化特性对主体行为的影响被淡化。国家大小、能力强弱，以及由现有国际体系带来的结构性霸权造成的国家间不平等状态也被忽略。

这种本质主义带来的困境同样也影响着中国的自我认知。今天的中国被不断地称为一种“文明型帝国”(civilizational empire)、“定居殖民主义”( settler colonialism)，对外实行“新重商主义”( neo-mercantilism)、“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新门罗主义”(neo-Meonroe doctrine )、“新殖民主义”( neo-imperialism)。我们能感受到这些词汇与我们的自我认识相去甚远，但是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进行辩护。

总而言之，这种哲学贫困使得我们在处理诸如“全球南方”，甚至是“区域”与“国别”概念时都显得捉襟见肘。一个整体的、关系性的、复杂的、层叠交错的、绵延变动的世界，仿佛就坍缩成了碎片化的、各自独立的、纯粹的、静态的“国别”的机械堆砌。这种在审视“全球南方”时面临的哲学贫困，正是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冲破认识论藩篱，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

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历史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理解动态世界的认识论框架。这种认识论强调对世界进行整体性、长时段、动态的考察，而非简单将不断变动中的事物强行还原至一个静态的“本质”。以对“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为例，在今天对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中，一个极为关键但容易被忽略的重点是这一问题的“全球”性。

全球是一个整体性概念，过去40年中对“全球化”的讨论强调，产业分工在全球的尺度上铺开，似乎将原本被国界、民族分割开的世界重新连接起来。技术的进步也大大降低了人口流动的成本。20世纪初，当梁启超看到“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的现实后，感慨“太平洋变里湖水”。而到了21世纪，这种物质性的进步更使得不少人感到“地球村”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这是2024年11月25日在秘鲁钱凯港拍摄的正在作业的“新上海”轮（无人机照片）。新华社

然而，这种对“全球”性的感知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普遍。支撑这种“全球”性的是分布极度不均衡的物质发展。这种建立在全球产业分工基础上的世界体系，通过点对点的航海、航空贸易线，以及沿着这些贸易线而产生的信息线将世界连成了一个充满孔洞的网。在地图中不难发现，连接这张世界网的贸易、信息线，最终都汇聚到少数几个关键节点上，形成了明显的“中心一边缘”结构。

在这张世界网中，边缘与边缘之间必须通过中心才能发生联系。这张世界网无疑将世界组织成了一个整体，但透过网的缝隙，我们便能看到更多的人群、国家从这张网的缝隙中掉落并被遗忘。

对于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起点是对这张世界网带来的不均衡、不平等问题的认识。这种讨论是批判性的。它一方面需要我们“颠倒”自己的视角，从被治理、被遗忘、被规制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张世界网的局限；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通过历史化的方法，对这张世界网构造的一系列自称“普遍”的全球秩序话语进行祛魅，将它们还原为特殊语境、特殊共同体、特殊时代之下并不完美且不断演变的人造物。

实际上，这张世界网构造出的全球性与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这一进程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用一种霸权中心式的一元论秩序观来认识世界、规制世界并最终垄断世界的倾向。这种秩序观假定，秩序的来源必须是一元的。

它由一个或一组被视为“强权”的机构提供。强权的在场，不但保障了和平，也保障了国际经济秩序高效、有序地繁荣稳定。秩序的形成，是权力自上而下对“无序”空间的延伸，也意味着强权者对空间的占有与控制。这种秩序观与西方基督教神学建构起的一元论秩序类似。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在《上帝之城》中，将秩序理解为一种“永恒存在”，是“造物主的律法”，是造物主依照事物的“本性”为它们规定的“目的和运动”。在这个“有序”的结构中，个体“自由”的体现便是向各自既定位置移动的自由。

基督教神学中一元论创世神话，为构建“自由利维坦”与“世界帝国”提供了合法性。终结那种无序的、黑暗的恐怖状态的唯一可能，就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个帝国式的威权秩序。创世，意味着上帝创立的“神之国”的开始。而世界帝国的形成，则毫无疑问，是要在人间实现神之国的理想。

在此基础上，几乎所有的帝国都将自己视为向善且永恒的普遍秩序。帝国的自我叙述几乎都建立在道德、正义、发展、和平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概念上。但是，当我们今天倒叙地审视帝国时，却很容易忽略这个事实。帝国的衰落，因此也被习惯性地从决定论的视角出发，视为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竞争失败的结果。而制度或文化，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决定这种经济、军事实力强弱的本质因素。

实际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美国理论家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更乐意用“大国”（great powers）这一概念来指代诸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帝国，并以西方“大国” 的近代历史变迁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充满美好色彩的现代化论述。例如，在20世纪中叶出现的以社会学为学科背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思想家，将他们对世界秩序的构想聚焦于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的现代化认识强调，现代化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社会向更高级状态、更具差异化发展的复杂过程。罗斯托（Walt Rostow）则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 理论，以美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用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史观，将现代化过程分为从“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再到“高度大众消费时代” 五个阶段。

此外，这个脉络里还包括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对现代化教育、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促进民主制度建立的研究，以及摩尔（Wilbert E. Moore）对文化因素，特别是价值观和信仰的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讨论。

如果我们尝试跳出这种一元论哲学，便可以追问那种对“无序”的恐怖想象，究竟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辩证哲学的角度出发，将秩序视为人与人、共同体与共同体自然互动的天然结果，将这个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合作与冲突视为不同自然与社会语境下的自主反应，那么便能给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秩序想象。从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联系视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单元，将权力视为这种互动联系的必然结果。

同时，任何一种形式与规模的共同体，其形成的基本目的可以被理解为最大可能地谋求幸福。而随着不同共同体的扩大、叠加与互动，反映出来的权力关系与结构也必然愈发复杂。某个共同体谋求的幸福，可能会以另一个共同体遭遇不幸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公益”(common good)的实现则成为考验不同共同体整合多种复杂权力关系能力的重要准则。能否实现更大共同体内的公益，则成为决定共同体规模及其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在这种辩证关系下，各种权力关系的双方，实际上都参与到这种共同体关系的塑造中。

当然，在任意一种确定的权力关系中，权力双方必定会占据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位置。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辩证法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具体权力结构中的主从、强弱、大小的关系。具体来说，权力出现及其网络化、复杂化的前提，是人们建立一个更大、更富足、更稳定共同体的意愿与维持这种共同体稳定性的物质局限之间的辩证关系。

由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展开既具有时间性，也具有空间性。个体的人，必须在某种特定空间中才能与他人发生有意义的联系。这种联系所需要的互动本质上就是信息以不同形式来相互传递。这种传递，则是任何共同体的时间维度。同时，共同体所依赖的空间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想象的，但毫无疑问，这些空间都来源于某种物质性的基础。

例如，家庭、部落关系诞生的前提，是两个以上的人在一块共同土地上的居住。宗教意识形态的联系基于某种形式的对共同信仰的知晓。道路、交通工具，乃至今天高速信息网络的建设，本质上仅仅是信息从一个物理空间传递到另一个物理空间的时间被压缩，共同体建构所需要的时间与空间维度，至少至今为止，并未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

共同体建构的时间属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共同体在空间上能够延伸的最远距离，以及能够容纳的最多人口。这个时间属性同样可以被理解为物质性的信息传递的效率。从军队的调动，到货物与货币的交换，再到人口的迁徙，甚至是信仰与认同的建构，均能被还原为时间性的问题。

5月13日，中国北京，巴西总统卢拉（右）与智利总统鲍里奇在中国CELAC论坛部长会议开幕式前聊天。视觉中国

同时，共同体之间权力“深入性”问题，也对共同体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深入性并非一般意义上权力沿着一个固定的制度结构，自上而下地渗透。而需要被理解为权力关系中，主从、强弱、大小位置转换的可能性与流畅程度，以及不同权力网络之间重叠的密度。如，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遍布欧洲的“权力网络”也可以被视为按照不同原则连接起来的大小不一的共同体。它们或围绕宗教意识形态，或依赖王权，或依靠更小的土地贵族，不断尝试整合不同规模的共同体及其资源，以求按照各自的理想，建设“美好共同体”(communitas perfecta)。

对现代国际关系而言，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标识共同体之间差异的基本单位。但是，从历史与广域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划定共同体边界的一种特定方式。帝国，毫无疑问也是这种建设更大共同体途径的一种。并且，历史性地来看，国家这类共同体的治权的边界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能完全阻拦其他共同体之间在不同维度、层级上的广泛联系。

大到贸易关系、宗教认同，小到欧洲皇室间的血亲联系、个体的跨国旅行，这些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共同体关联超出了民族国家领土规定的空间范围，但又对各自联系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也具有塑造共同体权力变化的可能性。

相比国际关系所依赖的诸多本质主义概念来说，共同体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加动态、辩证的关系下，理解秩序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交往、交流、融合、冲突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意义。一个“美好共同体”必然是在广大的空间与人群中，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公益的持久实现。而这种共同体的塑造，必须建立在对不同规模、不同维度共同体的整合基础上。这种整合需要满足权力“深入性”的条件。

这也需要使得每一个构成共同体的个体能够在共同体生活中被赋能。这种人人成圣、人人平等、人人富足的理想是“美好共同体”最理想的状态。而既然建设“美好共同体”可以被视为人们形成权力关系的根本目的，那么任何一种共同体的解体，则可以被认为是它背离这一保证的政治结果。与之相对，共同体内的制度构建、共同体的社会变革，甚至共同体的延伸，都可以被视为不同主体尝试通往这一“美好共同体”的主动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构成更大、更深厚、更稳定的共同体;也可能出现不同共同体的崩溃、解体、消失。在这种视角下，国家不再单纯是一种霍布斯式的垄断暴力机器，而是在谋求“美好共同体”的进程中，一种庞大的复杂制度安排。与其将之视为“必要的恶”，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受限制的善。它在谋求“美好共同体”的进程中形成。其善意，受制于它期望在什么物质基础上，为哪一个共同体，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何种规模的公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而非仅仅是战争调动的能力，作为一种框架，来理解国家行为以及不同共同体兴衰的原因。公益的范围，决定了共同体的规模与稳定程度。从这种角度出发，欧洲的世界帝国塑造及其衰落，便有了能与非西方世界进行比较的意义。一个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手段的帝国秩序，其善意是有限的，因为它在其所整合的空间中，仅仅在有限的共同体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公益。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共同体，则终会对这种有限的公益提出挑战。帝国的衰落，是其对美好共同体承诺背叛的最终结果。

从“共同体”出发的秩序思考，需要我们将帝国这种自上而下的霸权宰治与被宰治者自发的反霸权行动放在一个整体中来认识。这种以辩证法为底色的世界观坚信，秩序显现于矛盾力量的复杂互动中，显现于霸权宰治与反霸权的历史纠缠下，显现于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显现于为了美好共同体而不断探索的自主意识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将世界连接在了一起。在这之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共同体的使命，将在这个旧秩序没落与新生力量的壮大中产生。

2024年11月13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博塔弗戈地铁站，一辆由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地铁列车驶入站台。新华社

在后一种认识论中，秩序不再意味着世间万物被安排到一成不变的位置上，其来源也更非一元的。因此，在这种秩序观下，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霸权，更不存在能够支持干涉的理由。在这种秩序观下，发展需要以生产为中心，以推动共同体的自主性能力为目标。这便是20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边缘与半边缘地带，谋求真正自主与独立的政治行动中诞生的，一种以平等、互助、自主、不干涉为目标的新的秩序探索。

这种从边缘与半边缘地带视角出发的秩序探索发现，依赖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性现代秩序，加固了国家间的不平等状态。世界体系理论对这种状态的讨论最为深入。它强调，全球化时代这种各国相互依存的状态并不特殊，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劳动分工的结果。这种劳动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均匀分布。

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就依赖这种不均匀状态，对其他一些集团劳动进行剥削。占据体系中心地带的集团，依托其强国家，具有扩大并合法化这种优势地位的能力。相应地，在体系边缘与半边缘地带的国家，或本身就很虚弱，或在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逐渐沦为自立程度很低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一定会强化而非削弱不同地区间的不平等。在体系中心的国家的霸权会受到挑战，但这种霸权转移式的挑战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内生性的不平等状态。

面对这种不平等的现实，20世纪第三世界团结运动的实践给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方案，即在尊重各国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通过双边以及多边的区域间合作，在促进各国的强国家建设的同时，也谋求区域一体化，进而以团结体的形式，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取得更大的影响力，以及对大国的话语权。既有的诸如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都不同程度上受益于20世纪中期的第三世界团结运动的理想与实践。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将这种方案称为“多中心区域化”(polycentric regionalization) 。它强调，可以通过区域团结尽可能地创造可抵御霸权干涉的空间，并以此实现减少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造成的全球性不平等。

实际上，不平等的发展与政治霸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进程中无法超越的结构性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尝试构想一种新的构建美好共同体的方案，则必须包含全球平等发展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整体性构想。从理念上，这种构想的底线“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

而真正实现这种具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主权国家之间，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秩序理想，则需要冲破国际关系认知中固有的国家边界，以人民为中心，在人民、国家、全球的三重维度中，思考并衡量现代化的意义与方向。

纳入了人民这一维度之后，对国家--全球平等秩序的讨论，特别是对不同层面共同体建设的分析便产生了内在的联系。因为，命运不可能只是某个单独领域、某个特定人群、某一时空的，而必然是整体性的人类发展历程。但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像一些西方全球治理理论那样，强调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消解国家主权。

承载主权的国家，特别是其建构与强政府的形成是一个多样且漫长的过程。许多亚非国家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理论构想中的强国家和强政府。在全球发展不平等的条件下，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强国家形成，恰恰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发展的动态进程。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历程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形成强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关起门来，或是像欧洲历史经验一样，通过战争完成对社会的动员与整合，然后再走向世界。

相反，中国是在一个由反霸权革命开启的实践进程中，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互动的同时，进行社会动员与工业化改革，开展自身现代化强国家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式交往，体现的国际平等互助精神，也恰恰是20世纪亚非世界独立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中最为真实的经验。

因此，在这个三重维度之下，“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既应当面对主权国家内部的多样性，也同样需要面对国际层面的多样性。也正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才能真正描述一个以平等、民主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新路”。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与“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且“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老路”截然不同。中国强调，“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也正是在这个中国与世界的同构关系下，对于发展的讨论便开始具有了普遍的历史哲学与文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