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什么情况下中美能谈成？

【文/ 李迅雷】

在美国实行全面对等关税之后，中美之间互征关税的税率均超过120%，如此高的关税税率，几乎等同于脱钩。在中美之间的经贸互补性如此强的情况下，高关税不可持续，故国际社会普遍预期中美应该通过谈判来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尽管特朗普已经多次暗示中美正在接触并准备进行谈判，但中方断然否定双方有任何谈判，近日中方宣布准备与美方高管接触，那么，中美谈判或谈成的可能性大吗？

这次关税战完全不同于2018年

第一次中美贸易战，一开始是非常温和的。2018年2月起，中美之间就一直在开展贸易谈判，如2月27日至3月3日，中方就受邀去美国与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就中美经贸合作进行磋商。在特朗普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后，中美继续谈判。从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共谈判了13轮。其中包括两国首脑多次会面和通话，最后中方承诺两年内增购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美方承诺分阶段取消部分关税。

但自特朗普1月20日再次当选总统后，他就迫不及待对中国加征关税，2月1日，特朗普宣布对华加征关税，税率为10％。到了3月份，特朗普继续对中国商品征税，税率又最加了10％。到了4月2日，借全面对等关税之名，又向中国加征34%的关税，即在上任不到三个月内，累计加征了54%关税。

与上一轮贸易纷争不同的是，这次美方完全是在没有与中方事先沟通的情况下连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其加征关税的理由也显得荒唐可笑。在中国迅速反制之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又一路飙升，从84％、125%到145％。

2018年的中美关税之争，官方从未用“贸易战”这一词，而是用贸易摩擦或贸易纷争来描述。但在4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把中美贸易冲突定性为“国际经贸斗争”，既然上升到斗争的高度，那就意味着已经做好最坏打算了。四月末，我国商务部部明确表示，若美方希望重新进行谈判，必须首先取消所有单边关税。

不过，5月2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对话磋商情况答记者问时回答说，“中方注意到美方高层多次表态，表示愿与中方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同时，美方近期通过相关方面多次主动向中方传递信息，希望与中方谈起来。对此，中方正在进行评估。”

这显然要比“必须首先取消所有单边关税”的措辞要更留有余地些。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估呢？此外，中方宣布近期将与美方接触，但接触与谈判是两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当地时间5月11日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中方代表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谈判前提应该不只是部分关税取消

这次中美双方加征关税的一个差异是美国对中国加征145%关税，中国则对美国加征125%关税，彼此相差20%。事实上是2-3月份美国单边向中国加征20%后，中方并未马上作出反制举措。这与2018年的贸易摩擦相比有明显不同，当时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加征关税后，中国马上反制，对等加征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那么，这次中美若启动谈判，前提是需要斟酌和评估的。

但谈判不能只局限于关税，单纯谈进行关税谈判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这次美国对中国在经贸领域的打压是全方位的，至少还有两个方面需要纳入到谈判范围中，一是2月21日特朗普发布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的总统备忘录，该备忘录中含有大量的遏华政策或法律；二是4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颁布关于对中国海事物流及造船业301调查的歧视性决定。

先看《美国优先投资政策》的总统备忘录。备忘录涉华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限制美国对华投资，如扩大对华投资类型和资金来源的限制；通过“特别指定国民和封锁清单”、“中国军工复合企业清单（NS-CMIC）”、“特定国家安全技术产品投资”行政命令（涉及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来对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同时间接影响我国二级市场，并加大了中概股的监管压力与退市风险。

第二部分是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如限制中国投资美国战略部门；限制“外国对手”投资敏感设施与新兴技术；停止使用“缓解协议”处理“外国对手”对美国的投资；审查是否暂停或终止1984年《中美所得税公约》等。

再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海事物流及造船业301调查后举措。第一阶段， USTR提出自2025年10月14日起，对中国船东以及运营商征收进入美国管理的港口的费用，2028年每吨最高提高到280美元；第二个阶段，自2028年4月17日起，对美国出口LNG（天然气）的运输船，实施美建造、挂美国旗、美国运营的比例要求，在未来22年内比例逐步提升至50%。此项规定针对所有国家。

此举如实施，将对我国的海运及造船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因为我国海运和造船规模均全球第一，尤其我国造船业体量已经占全球半壁江山，2024年订单量占全球60%以上。关税及进港费等要求无疑将大幅增加航运成本，并导致造船订单大幅减少。

如果谈判不涉及以上三方面事项，那就是不对等的谈判，难以体现中方提出的谈判“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要求。

谈判或面临难以逾越的鸿沟

如前所述，这次特朗普高举关税大棒，对诸多国家采取先全面普加关税，再延迟加关税，然后采取一对一谈条件的方式。也就是先对他国“有罪认定”，再与对方讨论“减刑”条件。而对中国的态度则更蛮横，2-3月份共加了两次10%的关税，4月份又加34%的关税，并且马上执行，同时警告中方不要反制。

为何这次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如此强硬呢？这与特朗普内阁成员和智囊团队中的涉及经贸方面人员构成有关。其中主张遏制中国经贸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四位。

第一位，特朗普的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他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是对华"鹰派中的鹰派"。曾出版“中国三书”:《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被中国杀死》和《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是中国威胁论的叫嚷者，建议与美国与中国开展经济战，2021年受到中国制裁。这次美国推出的全面对等关税的税率计算公式就是出自他的手：（出口额-进口额）/出口总额。这种极为粗糙且不合理的所谓对等关税计算方法，已经对全球贸易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第二位，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他同时又担任国家安全助理、国际开发署代理署长等职。他也曾在2020年受到中国制裁。他紧随特朗普，赞同对中国加征高关税，同时在外交和立法方面干涉中国主权。如他对中国台湾问题指手画脚，甚至扬言不许中方改变台海现状。

第三位，斯蒂芬·米兰，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提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将平均关税提升至20-50%，其中对华加征60%关税；认为美国贸易赤字长期存在的原因是“特里芬难题”，主张短期通过美元贬值、提升国防需求来重振制造业，长期则通过海湖庄园协议，强制置换美债至100年期零息债。

第四位，贝森特，现任美国财政部长。曾担任索罗斯基金公司首席投资官；提出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中国产业政策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主张渐进式加征关税，并建议将关税“分层”，通过其他政策抵消对通胀的影响。主张美元贬值和维持强势美元。

除此之外，在美国总统内阁中敌视中国的还有副总统万斯、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等。如此多的仇华、遏华人物组成的内阁班子和智囊团，其用意非常明确，就是尽一切力量来打压中国。在这次关税战中其实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即唯独对中国的打压是毫不迟疑的。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走出在瑞士日内瓦下榻的酒店 法新社

什么情况下中美能谈成？

不少人期望随着中美彼此征收高关税的持续，美国商品库存大幅下降，导致物价上涨而引发通胀高企，最终不得不降低关税。但假设中国对美直接和间接出口占美国全部进口的比重为20%，占美国居民商品消费的10%左右，而商品在美国的CPI的权重只有30%左右，则中国商品在美国CPI中的权重只有3%左右。所以不能高估高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

要让谈判能谈成，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发生债务危机。如今美国面临的压力恐怕还是在联邦政府的债务上，截至2025年4月，美债规模超过36万亿，利息支出超过1万亿，到期债务规模及借新还旧压力巨大。由于存在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券有强制转换为100年期零息国债的传言，故今年6月份以后美国财政部对到期债券能否顺利完成借新还旧将是一个考验。

中方可以对美施压之处是中国直接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间接持有的规模应该也不低，这是否可以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当前，美国被高估早已是特朗普内阁成员们的共识，无论是美债信用还是美元信用下降，都会给联邦政府财政带来麻烦。而中国不仅是全球持有美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具备做空美元和美债的能力。但关键是从贸易战扩大到金融战是否值得？毕竟贸易战、金融战对谁都没有好处。

回顾历史，不少国家都遭遇过债务危机、货币大幅贬值等风险事件，似乎美国没有经历过。但如今美国经济结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美国既想通过美元贬值来缓解贸易失衡问题，又想维持强势美元，这两者能同时做到吗？

提高关税、美元贬值让制造业回流到美国，让关税收入大幅增加，从而为实现减税提供资金来源——特朗普希望在他短短的四年任期内重塑美国的国内经济秩序，并改变国际社会和经济秩序，让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重新布局。如此宏大的计划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蜂拥而出，已经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很大困惑。同时也给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

从这次特朗普执政的100多天里，大家不难看出他快节奏的政策出台、极限施压的习性、出尔反尔的行为特征以及“万物皆可交易”的价值观等，漏洞百出，估计早晚会美国社会和经济“添乱”，也会加速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

相信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和社会都有可能会持续不断出现“失衡”现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谈判才有可能缩小彼此的“期望差”。但即便美元走弱，美元的霸主地位在今后很长时间内都很难撼动，因为其他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离它太遥远了。同样，美债的信用也不会轻易倒塌，毕竟美国国会不会见死不救。也就是说，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不会面临危机，这就意味着它还不至于放下身段向中方求和。故指望今年中美就能启动谈判，或谈判能够谈成，都不太现实。

当然，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特朗普执政的不确定性，加上其善变，嗜好交易，当他面临诸多压力时，如美国资本市场的波动、中期选举、民主党反击等，他或会改变其谈判策略。故中美若谈判，也有可能出现一些有利于我们的转机。

但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放弃幻想。早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人就经常把decoupling（脱钩）挂着嘴边，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历史上经历过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国家而言，是极具危机感的。为此，我国多年前就在宏观政策上提出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等系统性安全观，并提出了一系列强国战略目标，努力在卡脖子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如中国芯片行业的崛起就是一例。中国为防范“脱钩”带来的风险已经做了七年准备。

大量史实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直成为霸主。这轮中美关税战可能只是中美之争的起始点，今后美方还会在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向中国施压，中方也必将给予有力反击。

从历史的高度看，处在这个起始点上讨论谈得成或谈不成，真的无关紧要。关键是国内经济要加速转型步伐，在稳就业和促消费方面要有紧迫感和真金白银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