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阳：80年来中苏被西方偷走的二战贡献，是时候还回来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不仅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更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全球多国都会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向那些为自由与和平献出生命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在西方主流叙事中，苏联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与牺牲往往被淡化、无视甚至造谣抹黑。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反法西斯战争时，往往将焦点聚集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贡献上，而对苏联和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努力和牺牲则轻描淡写。西方教科书在编纂过程中，也常常对苏联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进行歪曲或遗漏。

除此之外，好莱坞战争片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也往往借助夸张和虚构的手法，塑造出契合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历史形象。在这些影片中，苏联和中国往往被描绘成负面角色，而西方国家则被塑造成英雄形象。

上述种种片面的叙事、报道和教育方式，不仅扭曲了历史事实，反映了西方主流叙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失真，使得苏联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角色被忽视，甚至被抹黑，更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的历史认知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尤其使得年轻一代对苏联和中国的二战贡献产生了诸多的误解，进一步加剧了对历史的认知偏差。

今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我们回顾往昔，向先烈致敬，更应深入思考西方主流叙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与缅怀，更是对未来的警醒与启示。

面对西方主流叙事中的系统性失真，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正确的历史观，铭记苏联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与牺牲。唯有如此，我们方能更好地维护历史真相，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一、历史事实：中苏战场的决定性贡献

（一）苏联战场：欧洲东线的决定性力量

众所周知，二战中欧洲战场的转折点，正是在苏德战场上铸就。

二战初期，德军席卷欧洲大陆，势如破竹。然而，自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军首次在战略上陷入被动。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1943年）堪称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城市攻防战之一，德军及轴心国部队在此被歼灭或俘虏逾百万人，成为纳粹德国侵略势头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图片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而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会战，德军再次败北，彻底丧失了在东线的战略主动权。库尔斯克会战之后，苏军牢牢掌握主动，推进德军节节败退。正如西线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所言：“若无俄国军队的抵抗与胜利，诺曼底登陆的时机与成功都将大为推迟，甚至无法实现。”

据德国官方战备总局战后统计及苏联国防部档案数据，德军在东线的损失达四百万至五百万，占德国总军事损失的近八成（含战斗伤亡与被俘）。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与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的研究均证实，东线承担了纳粹德国军事重压的主战场，无可替代。

相较之下，西线（北非、意大利、诺曼底等）德军仅有约15%-20%的兵力损失。因此，苏德战场不仅直接消耗了纳粹德国的主力，更迫使德国持续在东线投入绝大部分资源。东线的胜利为盟军在西线发动第二战场（如诺曼底登陆）创造了关键条件，对欧洲战局乃至二战结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而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军队总计损失官兵2960万人，其中死亡及失踪915万人、被俘446万人、伤病1832万人，另有约1740万平民死于战火。这是全球所有参战国中最大的人命损失，西方学者戴维·格兰茨（David Glantz）等通过对苏联及德军官方数据的多次核查后，也确认了这一数字的大体区间。这种牺牲规模不仅铸就了战争胜利的基础，更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得不铭记的苦难与抗争。

（二）中国战场：东方主力与全球抗战的战略枢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历时十四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政府1945年公布及后续多次复核的数据，中国军民伤亡总数逾3500万。这一数字也得到诸多国际研究的认可，如哈佛大学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中国抗战：争取中国现代命运的战争》等著作中多有引用。

中国战场的长期抵抗严重削弱了日本帝国的侵略能力。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和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记载，在中国战场最激烈的时期，日本陆军最多有94%的兵力部署于中国战场，有效牵制了其军力东移南进。美、英官方战争资料及罗斯福总统本人均曾公开承认，中国“保持了亚洲大陆的抗战堡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拖住了日军，难以对英美澳新发起更大规模攻击”。日军主力长期被耗死在中国战场，也对太平洋战争的转折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抗战不仅仅是正面战场的大会战，更有复杂高效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体系。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持续发动具有战略意义的抗日游击战争（如百团大战），有效瘫痪了日军交通补给线，影响其占领秩序。据日本官方统计，1941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对华作战压力显著增加，被迫调整战略。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将日军分散在正面和敌后两个庞大战场，有效遏制和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持续侵略能力。

无论是苏联东线的决定性胜利，还是中国绵延十四年的血战抗争，均以无可置疑的事实奠定了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基础。然而，这些历史却在不少西方的主流叙述中被选择性忽视或淡化。

二、西方反法西斯特定叙事策略的解构分析

多年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围绕“系统淡化机制”“选择性无视”和“主动抹黑手法”三大层面，通过多元手段对苏联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角色进行淡化、扭曲或抹黑。这一策略并非偶然为之，而是着意系统涵盖了学术、教育、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了全球关于二战历史认知的结构性叙事。

（一）系统淡化机制

1.学术层面：年鉴学派与冷战史观的影响

自二战结束后，西方学界在解读战争史时，逐渐形成了两大影响深远的范式：一是年鉴学派代表的“结构-长时段”方法，二是冷战时期形成的美苏二元对立史观。

前者强调欧洲中心主义，将历史进程的主轴聚焦于西欧大陆，常常以宏观经济、社会结构等变量解释战争，模糊了苏联和中国的实际战争贡献。

冷战史观则更为严苛，它不仅将苏联塑造成“对峙者”“扩张者”，且倾向于将中苏在二战中的正义属性予以质疑。例如，针对1941—1945年间苏德战场对德军主力的消耗与牵制作用，以及苏联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与牺牲，西方年鉴学者往往在宏观叙述中稀释此等具体史实，转而突出美英战略决策对战争走向的决定性作用。

2.教育层面：欧美教材中的“诺曼底中心主义”

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欧美历史教材普遍存在“诺曼底中心主义”现象，将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塑造成二战欧洲战场的决定性转折点，却对此前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会战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轻描淡写。

美国著名高中教材《The Americans》（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2007版）仅用三页篇幅介绍苏德战争，却对诺曼底登陆及美英战略空袭大书特书。对中国抗战同样简略处理，多数美国教材将中国战场称为“次要战区”，低估中国军民长期抗战战略对牵制日本兵力的关键作用。

3.文化层面：影视作品对东方战场的符号化、边缘化呈现

影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对历史认知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欧美主流战争影片如《拯救大兵瑞恩》《最长的一天》《兄弟连》等，均将战争叙事集中于西线与诺曼底登陆，对苏中贡献采取符号化、边缘化处理。

例如，苏联红军的形象经常被刻画为冰冷机械的“嗜血机器”，中国抗战则在好莱坞体系中几乎“隐形”。这不仅削弱了中苏战场的主导色彩，还助长了“西方解放欧洲”的集体自我认同，强化了“东方他者”的叙事模式。这种极端的标签化处理，实际上剥夺了中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的历史主体性。

《兄弟连》和《拯救大兵瑞恩》

（二）选择性无视

1.雅尔塔体系中的话语权争夺

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表面上确立了中苏美英“四强共管世界秩序”，但在实际国际话语权分配上，西方始终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布雷顿森林机构等渠道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苏联在东欧、中国在亚洲的正当解放者身份日益被模糊，以美英为核心的“自由世界”话语体系蔚然成风，历史记忆选择性地忽视了雅尔塔会议中苏中对世界格局的决定性贡献。例如，英美史学经常突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复苏的作用”，却极少提及苏联为反法西斯胜利及应对战后重建事务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2.“解放者叙事”与意识形态滤镜

“解放者叙事”已成为西方国家自认的二战胜利叙事核心。例如，美国“D-Day”的国家纪念仪式反复强调“美英解放欧洲”的正义性，并在演说中将苏联对东欧的解放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描绘为苏联对东欧的“军事占领”，从而将苏联复杂的历史角色扁平化、负面化。

中国战场也被“意识形态滤镜”组合包装：一方面承认中国为反法西斯盟军成员，另一方面则刻意贬损其“实际作战能力”，忽略中国在“武汉会战”“滇缅公路保卫”等关键战役的战略意义。

3. 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他者化”处理

西方集体记忆机构（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在公共展陈和历史叙述中，往往侧重本国与西欧盟国的苦难和胜利，仅将中苏视为“他者”、“配角”。相关档案显示，英美二战主题博物馆中关于苏联卫国战争、中国抗战的常设展区比例极低。现实演绎了法国历史社会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的“记忆场”理论——即通过选择性维护自身集体荣誉，将他者牺牲与奋斗淡出社会主流记忆，从而为未来国际战略竞争预埋叙事伏笔。

（三）主动抹黑手法

1. 历史修正主义案例：“卡廷事件”炒作、“百团大战”争议

冷战结束后，历史修正主义潮流在西方兴起，有意识地放大苏中“污点事件”。“卡廷事件”在冷战及后冷战的西方媒体上反复炒作，虽然1990年苏联官方档案已认定并道歉，但西方大量媒体及“新历史学者”仍以这一独立事件攻击苏联反法西斯的正当性，乃至攻击苏联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本身。

中国抗战中的百团大战，同样被部分西方学者（如美国军事史家马克斯·黑斯廷斯）质疑其“战略意义”，甚至通过夸大国共疑虑、质疑“战果造假”等负面操作，忽略日军对战役成因的被动应对与中华民族抗战团队牺牲的历史事实。上述偏见既违背基本史实，也为当今国际舆论场打压中俄提供了“历史弹药”。

2. 数字时代的“算法偏见”与信息茧房

步入数字时代后，西方主流社交平台、视频平台和搜索引擎的算法设定，进一步加剧了中苏反法西斯历史的边缘化与污名化。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研数据显示，71%的普通美国家庭青少年和大学生通过YouTube等平台获取二战历史信息，而相关内容中高频出现的是诺曼底、奥斯维辛、珍珠港等“西线视角”。“信息茧房”效应导致新一代欧美受众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国远征军滇西战役”等缺乏最基本的认知，甚至在推特等平台上出现苏中“被迫卷入二战”“胜利靠西方”之类的虚假叙事风潮。

3. 学术包装下的伪命题生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决定论”等

此外，一些西方学者通过精致包装的伪命题，对关键历史事件进行话语操控。例如，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视为“二战爆发的决定性转折”，甚至指责苏联“与纳粹德国同谋”，否认苏联战略延缓战争、赢得战略缓冲的合理性；诸如“中国抗战被动依赖美国援助”、中共抗战“消极不作为”等论调，也屡见于西方权威出版物与期刊。这些学术命题在全球话语场构建了似是而非的权威论断，掩盖了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和抗战史的全面性。

综合来看，西方主流叙事针对中苏反法西斯历史所进行的系统性淡化、选择性无视乃至主动抹黑，既是意识形态对抗的延伸，也是全球话语权分配和价值观塑造博弈中的“软实力武器”。识别和解构这些话语策略，厘清真实的历史贡献，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全面的二战国际记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西方反法西斯叙事对中苏历史贡献淡化无视甚至造谣抹黑的深层原因分析

对中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与牺牲进行系统性淡化、选择性无视乃至有意造谣和抹黑，并不是孤立的叙事偏见，而是深植于西方国际格局、意识形态结构和权力逻辑中的复杂产物。

（一）冷战思维延续

1946年，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明确把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划为“世界黑暗面”的他者，为“苏联威胁论”提供了政治正当性，也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构建起“黑白分明”的意识形态壁垒。

冷战期间，西方媒体和学术工具被广泛动员形成话语霸权，对苏联及其盟友的历史评价不仅仅局限于当下政策，更进一步“回溯性地”影响了对二战的叙述。

冷战终结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并未褪色。在北约持续东扩、俄欧紧张氛围加剧的背景下，二战记忆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工具。

布鲁金斯学会2022年研究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欧多国在二战纪念及公共教育中，有意突出本国及西欧的抵抗叙事，弱化苏联为盟军胜利所做的巨大牺牲（据《2022欧洲公共历史报告》）。这种记忆重构不仅强化了新的西方集体认同，也为当前对抗俄罗斯的国际立场“补充合法性”。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讲国家二战博物馆

（二）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主流理论长期以自身为“历史标准”，对世界历史的解读充斥“本位叙事”。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就颠覆了多元文明并存、多源历史贡献的常识。冷战后全球治理体系中，美欧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多种机构和渠道传递自身价值观，历史话语权变成全球影响力竞争的核心场域之一。

然而，随着“历史终结论”在新兴市场崛起、金融危机冲击及全球治理失能中“破产”，西方社会在话语权焦虑下，往往加剧对自身集体记忆的封锁与护卫。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指出，欧洲史书和教材对东方战场只作简略介绍，背后实际反映的是西方“全球叙事主导权”的保护主义（见《睡行者——一战如何爆发》引言）。中苏反法西斯贡献被“降格化”、“边缘化”，正是这种中心主义焦虑下的系统性后果。

（三）地缘政治博弈

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极大加剧了历史话语的战略功能。中美关系步入长期竞争，“历史话语权”成为新冷战非传统安全竞争的前沿阵地。美国兰德公司2020年报告曾提出，“在国际社会间接竞争中，二战历史象征和战争正当性拥有极强的动员效应和心理战能量。”因此，围绕中国抗战与苏联胜利贡献的“降格化”、“负面化”策略，实质上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延伸。

俄乌冲突也加深了二战集体记忆的新争夺。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高潮期间，欧洲理事会研究机构统计，欧洲各国政府及新闻媒体对“苏联红军解放欧洲”的表述频率明显下降，而对西方盟军及本国抵抗运动的正面描述显著上升（见欧洲理事会报告《V-E Day in a Divided Europe》）。这说明历史记忆已从单纯纪念变为激烈的地缘政治工具，直接服务于现实对抗。

（四）意识形态对立

西方长久以来将苏联定性为“邪恶帝国”，此种价值观不仅支配了对冷战时期苏联政策的解读，也深刻影响了二战及其前后的历史书写。美国总统里根在1983年的“邪恶帝国”演说，将苏联政权道德污名化，这种标签化思维持续影响学界和媒体，致使苏联无论和平时还是战争中所作贡献都难以获得公允评价。

中国抗战史同样遭遇类似的“虚无化”与“污名化”。冷战期间，西方主流学界较多关注国民政府外交与“飞虎队”等美国援助案例，对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抗战选择性忽视或持否定态度。

近年来，苏珊·史密斯等西方历史学者指出，西方关于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存在“理论断裂与材料遮蔽”，甚至过度引用日方材料以印证“中国抗战无能论”，以至于国际主流历史语境下，中国抗战的全局贡献始终处于“边缘化”、“被动化”境地。

综上，西方“系统性淡化、无视乃至造谣抹黑”中苏二战历史的深层原因，来自冷战思维惯性的延续、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局限、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工具化利用，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这些复杂因素交织，决定了今日关于二战历史的主流话语与全球记忆格局，正日益成为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与价值观竞争的焦点领域。对于中国与俄罗斯来说，强调自身历史叙事的权威性与正当性，不仅是历史自信的体现，也是维护国际公平、破解“历史虚无主义”侵蚀全球秩序的关键所在。

四、西方反法西斯“畸形叙事”的现实影响与风险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与牺牲进行系统性淡化、无视乃至造谣抹黑，绝非历史研究的孤立现象，而是深刻影响当代国际社会历史认知结构、话语权分配、全球合作基础以及地缘冲突风险的重要变量。

（一）历史观误导与认知偏差易导致全球青年国际认知失衡

如前所述，西方主流媒体、学术出版物与数字平台对反法西斯历史的选择性呈现，直接塑造了全球大众尤其是国际青年对二战历史的基本认知模式。

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调查显示，美欧主流青少年群体中，超过65%认为“二战转折点是诺曼底登陆”，而仅有约15%提及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与库尔斯克会战的关键作用。对中国抗战的认知则更为薄弱，被调查的美国青年中只有不到10%能较准确描述中国抗战全时段的抵抗与牵制作用。

登陆艇和船只于诺曼底登陆后的几天内在奥马哈海滩卸下部队和物资。美国国家档案馆

这种全球认知的结构性误导，使得中苏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决定性力量”的历史地位被边缘化和遮蔽，导致国际舆论场出现严重的信息非对称和话语失衡。这不仅割裂了对二战全貌的理解，也强化了“西方中心”的单极史观，损害了世界多元文明共同塑造历史的价值共识。

另外，新媒体时代，国际青年直接通过社交平台、在线视频、数字教材获取历史知识。如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2023年数据，在全球主流社交平台（YouTube、TikTok）关于二战的视频浏览量排名前20的内容中，涉及中苏战场的仅占8%。而大量内容重复美英胜利叙事甚至偏向对东方战场的符号化处理。此种认知偏差，易导致新生代对历史复杂性和全球性动员的知觉逐步狭窄，易于接受简化、标签化甚至对立化、敌视化的叙事模式，削弱了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观念的根基。

（二）历史话语主导权失衡而导致话语权争夺

二战历史的话语权一直是国际叙事中的核心资源，事关对正义、合法性与集体记忆的主导解释权。近年来，美国与欧洲推动历史记忆“重写工程”，加剧了全球历史话语的失衡。例如，2023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其成员国在公共教材和纪念活动中“加强对本国抵抗和盟军胜利的强调”，对苏联红军反法西斯及中国军民抗战相关内容仅做部分性提及。

话语权的失衡不仅影响历史认知，更直接作用于国际合法性与现实政策。“谁主叙事，谁主正义”，历史话语被用来“正当化”现实地缘政策，如北约扩张、区域安全安排等，不仅排挤中俄在重大历史评判中的话语空间，还影响全球新兴国家的舆论选择和政策走向。

（三）历史分歧冲击反法西斯思想基础，加剧全球合作阻碍

反法西斯战争精神是联合国与当代国际法、国际合作的道义原点。西方对中苏贡献的淡化和歪曲，直接导致反对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强权政治的全球共识基础遭到侵蚀。

实际案例显示，2021—2023年联合国与相关机构就纳粹主义美化、二战历史否定等问题进行表决时，欧洲与北美多国常以“历史多元为由”反对或弃权，显示出基于历史分歧导致的全球民意分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指出，各国就纪念二战的立场分歧正在影响国际合作项目的推广、历史遗迹保护等议题落地（见《World Heritage and Memory Politics》，2023）。

（四）叙事利用及其现实影响加剧地缘冲突

在现实地缘冲突背景下，历史叙事已成为影响国际立场和动员舆论的重要工具。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多次使用“卫国战争正统继承”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来源。而西方则不断淡化或贬损苏联在东欧的历史角色，以此争夺道义高地，影响国际同情和外交支持。

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新阶段，美国及其盟友在历史问题上有意“框定中国”为二战边缘角色，为现实战略博弈和遏制提供话语铺垫。这种叙事的极化进一步加剧误解、对立和地缘摩擦的风险，已经被伦敦国王学院（KCL）国际安全研究中心2024报告列为现阶段“全球战略不稳定的增量风险”。

综上，西方对中苏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系统性淡化、无视乃至造谣抹黑，不仅扭曲了全球历史认知，更加剧了历史话语权的失衡，损害了反法西斯国际精神基础，放大了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正视和纠正这些历史叙事偏差，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合作、实现人类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五、针对西方特定反法西斯叙事的应对策略与反击

面对西方主流叙事对中苏反法西斯历史系统性淡化、无视乃至造谣抹黑，维护真实历史、捍卫应有话语权已成为中苏及全球正义力量不可回避的责任，我们也应制定有效应对与战略反击路径。

（一）历史证据整理

1. 多语言档案数据库建设

打破语言壁垒、汇聚全球证据基础，是纠正话语偏差的首要任务。近年来，俄罗斯、中国等国已启动多语种二战历史档案数据库项目。例如，俄罗斯国立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逐步数字化公开苏德战场与中国抗战一手档案，并翻译为英、德、法、西班牙等主流语言，为全球学者提供原始数据支撑。仅俄罗斯《卫国战争档案》数字库，2023年开放外文档案逾500万份；中国方面，《中国抗战文献数据库》英文版涵盖各类档案文献、战时报刊与国际通讯报道，为国际学术界提供检验西方主流叙事的坚实基础。

2. 跨国口述史合作项目

全球化口述史合作能补充官方档案的视角盲区，增强历史感知的人文温度。如“世界抗战记忆库”中苏美多边口述史项目，邀请亲历者及后代参与多语种访谈，联合录制并公开展演。以往如英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与中国长春抗战纪念馆的“远东战场口述史”联合展，获得良好国际反响。跨国口述项目能够丰富全球话语中的中苏叙事，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增加真实、有温度的个人记忆证词。

长春革命烈士纪念馆

（二）叙事范式创新

1.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集体记忆重塑

坚持“和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价值观，推动全球以命运共同体为视角重塑二战集体记忆。强调反法西斯胜利属于全人类，突出中苏贡献的全球性和不可替代性。例如，2022年在联合国主办的“反法西斯胜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论坛”上，多国学者共同呼吁以多元视角理解和诠释二战历史，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叙述模式，推动集体记忆共构。

2. 数字技术赋能的历史场景再现（VR/AR）

数字化赋能是历史记忆传播的重要突破。运用VR/AR技术再现重大历史场景和个体经历，使全球公众，尤其是青年群体能够沉浸式体验东线和中国战场的真实历史。例如，2023年中俄合作开发的“斯大林格勒会战”VR交互系统，已在多国展览及教育中应用，极大提升了对战争惨烈场面的直观认知和中苏贡献的共情水平。数字人文技术拓宽了历史传播边界，弱化了西方单一叙事在新世代受众中的影响力。

（三）国际传播布局

1. 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

有效利用全球主流社交平台（如X、TikTok、YouTube等）主动设定“历史记忆日”“纪念短视频挑战”“全球青年二战知识竞赛”等议程，提升中苏历史叙事的可见度和参与度。2024年中国“#Victory Day History”多平台联动传播，微博单话题阅读量突破8亿次，TikTok、Instagram相关短视频全球播放量超2.5亿次，为国际历史话语平衡注入新动能。

2. 非虚构创作与影视作品的协同出海

推动高质量非虚构作品、纪录片及影视作品国际化传播，是打破话语壁垒的有效途径。例如《长津湖》《进攻柏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作品通过多语种字幕、多平台发行联合推出国际专题展映，在柏林、伦敦、纽约等地获得良好观众反馈。利用国际电影节和流媒体平台，推动真实、丰富的东方故事进入国际公共领域。

3. 青年学者培养与国际学术对话

全面提升青年学者全球历史传播与话语塑造能力，支持其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多边辩论、发表高水准外文论文。2022-2024年间，中俄等国向海外高校常设“世界反法西斯研究青年论坛”，有效增强新生代学者对国际史学界话语格局的反制能力。同时，加强与美、欧、亚、非多国学者的对话合作，推动跨文化对话与平衡。

2025年4月23日，“不能忘却的纪念——中俄（苏）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图片展”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人民画报

（四）政策倡导合作

1. 推动公平的历史记忆传承

通过政府间会议、国际论坛深化多边共识，呼吁历史教育的公正、平衡和包容。例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非拉新兴国家正积极推动多边历史教材编写合作，将反法西斯战争中多边贡献写入权威教材，推动公平的历史评判落地。

2. 联合受影响国家主导共同纪念和研究项目

发起和深化中俄等二战受影响国家之间的纪念与研究合作，如中俄联合纪念馆建设、跨国雕塑艺术项目、二战研究基金等，提升国际社会对中苏抗战的认知。2022年中俄联合启动“全球反法西斯遗址数字化保护工程”，共建历史记忆共享体系。

3. 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国际公约》

积极借助联合国和教科文等国际机构影响力，推动起草和通过《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国际公约》。该倡议旨在维护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真实记忆，惩治历史捏造、否认和美化纳粹及其他极端势力; 2023年已有近40个成员国表示支持，为国际法律层面坚守历史真相提供法律依据和道义保障。

总之，有效反击西方对中苏反法西斯历史问题的系统性淡化、无视和抹黑，需要档案证据的全球共享、创新叙事的多载体实践、国际传播的纵深布局与政策层面的制度保障联动。唯有通过多层次、多方位主动作为，才能重塑真实、全面、包容的二战历史国际记忆，为维护世界和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与舆论基础。

结语：守护历史正义，构建新叙事范式

反法西斯战争不仅是20世纪人类共同抵御极权与侵略的伟大壮举，更是奠定当代国际秩序和伦理底线的基石。回顾和正本清源中苏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对于维护历史真相、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正如联合国成立序言所强调，“铭记历史教训、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体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然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对待这段历史时的选择性淡化与有意遮蔽，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于正义与责任、胜利与牺牲的价值认同。一旦历史真相被曲解甚至消解，便极易动摇当前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助长极端主义、单边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抬头，威胁全球和平发展的前景。

为了真正守护历史正义，亟需建设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全球集体记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项研究证实，从多维视角发掘和呈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贡献，有助于增进文明对话、减少冲突误读、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久信任。

中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集体记忆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摒弃单一中心论、警惕历史的“他者化”和“标签化”，以更加包容和公平的态度回溯人类共同抗争极权、守护和平的辉煌历史，是当代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集体责任。

进入数字时代，全球历史叙事格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人工智能、大数据及新媒体传播为多元叙事的共生共荣提供了技术条件和传播通路。不同于传统单一、中心化的“历史输出”，数字平台使边缘叙事、草根记忆和影像证据得以跨越国界、即时流动，给予历史正义更多复原与澄清的机会。这为构建公平、多元、真实的国际历史记忆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得历史真相可以通过全球协作和创新技术，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与传播。正如联合国《全球数字合作报告》（2022）指出，数字时代已成为维护公正记忆、促进多元对话的关键平台。

守护历史正义不仅关乎对过去的回望，更是对未来国际关系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承诺。唯有推动各方共同参与，激活技术创新，加强制度保障，才能在对抗历史虚无和偏见的进程中，构建更加开放、真实而具包容力的新叙事范式，让反法西斯精神与历史真相在全球共识中恒久闪耀。

主要参考文献：

大卫·格兰茨：《巨人重生：大战中的苏联军队（1941-1943）》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崩溃》

大卫·格兰布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

徐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

理查德·奥弗里：《斯大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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