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观察所：硅谷科技精英如何掀起美国文化革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心智观察所】

“第一，让所有政府雇员带着全额养老金退休。”

“第二，将行政权力移交给科技行业。”

“第三，任命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为美国的首席执行官。”

2014年春，一位跨性别无政府主义的谷歌工程师向白宫请愿，要求阻止国家的衰落。他的方案就是上面3条，简洁明了。

在硅谷的核心地带，创新曾许诺带来一个互联与进步的乌托邦未来，而如今，一股新的意识形态潮流正在兴起，其颠覆性不亚于它所推崇的技术。

这是一个关于科技精英、思想家和投资者的故事，他们急剧右转，构建了一场融合技术乐观主义、威权倾向、文化战争以及对民主规范的深刻怀疑的运动。

彼得·蒂尔（Peter Thiel）、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已成为这场运动的智识与财务架构师，他们利用财富与影响力重塑美国政治与社会。他们的理念，曾经仅限于博客和会议室的边缘，如今却在从白宫到州议会的权力殿堂中回响，挑战着美国自由民主的制度根基。

起源：彼得·蒂尔从自由意志到威权愿景的转向

这场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当时彼得·蒂尔刚从PayPal的成功中脱颖而出，开始阐释一种重新定义硅谷与权力关系的新愿景。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蒂尔与人共同创立了PayPal，目标是打造一种不受政府控制的货币。

正如他所述，这是一个“政府货币的自由主义替代品”，虽然这一梦想未能实现，但为他更宏大的抱负奠定了基调。到2009年，蒂尔对选举政治感到幻灭，撰写了《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教育》一文，宣称“我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是兼容的”。他认为，民主因福利受益人和女性投票权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矛盾体”。这篇在硅谷堪称传奇的宣言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自由主义理想转向了对民主治理的更激进的拒绝。

蒂尔的理念在新一代科技思想家中找到了沃土，尤其是以“孟柯斯·摩尔德布格”（Mencius Moldbug）为笔名的柯蒂斯·雅文。

身为软件工程师的雅文成为新反应主义（NRx）的智识教父，这一哲学彻底否定民主，主张威权统治。雅文称，美国患有“长期无君主”（chronic kinglessness）的病症。

在他大量的博客文章中，雅文认为民主是“无效且具有破坏性的”，导致“战争、暴政、破坏和贫困”。他提出了“新商业主义”模型，设想国家如公司般运作，由一位首席执行官领导，公民作为股东。

雅文的理念吸引了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的注意，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雅文对君主式领袖的设想与蒂尔产生共鸣，蒂尔后来称其为“有趣且有力的”历史学家，甚至在一次艺术展中赠送给他一幅肖像。

蒂尔意识形态的转变并非纯学术性的，他这样的硅谷精英，在文化与政治上的疏离感，才是最主要的推动力。蒂尔在2016年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尽管他也具有哲学倾向，但那只是一种“不太清晰的求救呼喊”。

更重要的是，他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视为对传统政客“程式化乐观主义”的拒绝，与他自己对美国衰落的悲观态度相符。蒂尔向特朗普竞选团队捐赠了125万美元，并在过渡期间在特朗普大厦设有办公室，推荐行政职位候选人，凸显了他“拆毁一切”的愿望，重塑一个不受他所谓“老朽的中央左翼政权”束缚的体系。

文化战士葛兰西的意外继承者

蒂尔和雅文对新反应主义理念的拥抱，反映了他们对民主进程的广泛不满，他们认为民主过于缓慢、过于包容且容易受民粹主义情绪的摆布。

他们对新加坡李光耀所谓“仁慈独裁”模式十分推崇，这揭示了一种信念，即效率和经济繁荣优先于公民自由。

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在《裂解资本主义》中称，这种“市场激进主义”将资本置于人民之上，将民主视为最大化利润的障碍。

蒂尔甚至尝试海洋定居（seasteading）——在国际水域建立自治微型国家。他逃避民主约束，希望创造一个“伟大个人的选择仍至高无上”的空间。

蒂尔声称支持“宪法共和国”而非民主，这样，他就避免了对民主理想直接批评的“政治不正确”，同时支持更威权的解决方案。另外，蒂尔比雅文显得更务实和平衡，他对雅文的议程也采取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态度——称之为不切实际而非不可取。

在蒂尔和雅文奠定智识基础的同时，硅谷的其他人物则接过了文化战争的大旗，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来源汲取灵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蒂尔的盟友、保守派活动家克里斯托弗·鲁福（Christopher Rufo）采纳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针对批判种族理论、多元化平等包容（DEI）举措和“跨性别意识形态”展开斗争。

作为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鲁福，将葛兰西对文化的关注视为保守派胜利的蓝图。“葛兰西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政治运作的图谱，”鲁福说，他强调知识分子、机构和文化在塑造权力动态中的作用。

鲁福的运动产生了切实影响。他的努力导致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被替换，并影响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教育政策，包括对精英大学实施22.6亿美元的资金冻结以及教育部关闭。

美国的大学纷纷从网站上删除DEI举措，以免遭到联邦报复。哥伦比亚大学因其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被针对，失去了4亿美元的资金，并将其中东研究系置于学术接管之下。这些举措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战略：通过利用国家权力，瓦解保守派眼中的左翼文化霸权。

特朗普政府还请求国会撤销对公共广播公司的资助，这直接影响到PBS和NPR这些广播电台的运营资金。这与鲁福等人借鉴的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相呼应，即通过控制或削弱关键文化机构（如媒体和大学）来重塑社会意识形态格局。特朗普及其盟友对媒体机构所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强烈不满，认为它们过于倾向自由派（too liberal），代表了左翼文化霸权的一部分。

另一位硅谷巨头马克·安德森也加入了这场战斗，发表了《技术乐观主义宣言》，这是一篇长达5000字的文章，呼应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如F.T.马里内蒂（F.T. Marinetti）的激进主义。

这篇2023年发布的宣言宣称，“任何物质问题”都可以“通过更多技术解决”，并呼吁技术进步的持续加速。安德森的言辞充满了对“技术伦理”（tech ethics）和“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运动的怨恨，他认为这些运动扼杀了创新。

安德森斥责的这两个运动，具体来说，前者涉及对人工智能（AI）、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监控技术等问题进行伦理审查，倡导负责任的技术开发和使用。后者关注技术发展可能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灾难性威胁，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

安德森列出的敌人是“机构”和“传统”，他的看法既与未来主义者对历史的否定相呼应，也与这场运动对民主审议的蔑视一致。

葛兰西作为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坚定反对者，认为文化霸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美国保守派却将其重新包装以推进自己的议程。

这种战略性挪用显示了他们对权力的深刻理解，通过针对大学、媒体和文化机构，这些行动者旨在先改变意识形态格局再重塑政策。而他们的手段则依赖国家干预——如资金削减和学术监督，在反对者看来，这削弱了他们自由主义包装的言辞，暴露了在服务于其目的时使用政府权力的意愿。

安德森的宣言体现了运动的技术乌托邦外表。他呼吁“将智慧和能量置于正反馈循环中，无限驱动”，与其说是一个政策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宗教信条，免除了技术精英对社会后果的责任。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认为，这种“威权技术官僚主义”伪装成启蒙运动的进步，却优先考虑未被选举的技术领导者的权力而非公众问责。宣言的极端语气，结合安德森作为亿万富翁投资者的影响力，凸显了运动在塑造市场和思想上的潜力。

马斯克、帕兰提尔与特朗普的交汇

没有人比埃隆·马斯克更能体现硅谷右翼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交汇。

马斯克曾是技术乐观主义的象征，如今却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力量，与特朗普的议程结盟，同时倡导一个不受政府约束的未来。

接管推特（现为X）时，马斯克采取了严厉的管理方式，通过一封“岔路口”电子邮件要求员工绝对忠诚。这种态度延续到他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他领导了效率措施，包括一项全政府范围的买断提议，被视为忠诚度测试。

马斯克的愿景是无拘无束的市场和火星雄心，而特朗普则把复兴美国过去的民族主义作为焦点。虽然两人的关注点本该南辕北辙，形成对比，但因对官僚惰性和进步主义理想的共同蔑视，他们的伙伴关系竟然蓬勃发展。

马斯克的影响力同样超越了政策：他对X的控制重塑了数字话语，放大了右翼声音，同时限制内容审核，与这场文化运动推动“无摩擦信息流”的更广泛目标一致。

由蒂尔共同创立、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领导的帕兰提尔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是这场运动的另一支柱。

帕兰提尔诞生于网络泡沫破裂和9·11事件之后，肩负着通过数据分析“支持西方”的使命。

卡普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Zamiska）合著的《技术共和国》一书，呼吁复兴军工复合体，以对抗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威胁”。与马斯克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倾向不同，卡普设想政府扮演积极角色，认为“更积极的政府”对于利用硅谷的潜力服务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卡普的言辞浸透了冷战自由主义，批评硅谷转向“狭隘的消费产品”，呼吁回归国防等“有意义的挑战”。《纽约客》认为，他对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等保守派思想家的引用，透露出一种后自由主义倾向，哀叹“美国思想的空心化”和民族自豪感的丧失。帕兰提尔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大获成功，其股价飙升600%，作为硅谷与国家之间的桥梁角色，这让美国的右翼议程被赋予了更多权力，也更复杂化。

如果将马斯克、卡普与特朗普的联盟视为一场权宜之合，他们不同的愿景，确实联合在了进步建制派这个共同的敌人之下。

但也有迹象显示，马斯克的自由主义未来主义、卡普的国家中心实用主义和特朗普的民粹民族主义共存得并不融洽。毕竟从理论上说，马斯克视员工为“可替代”的态度与卡普呼吁由共同目标驱动的凝聚力技术文化，显然是相冲突的。

这种张力凸显了美国这场文化运动存在的挑战：运动本身充满了反政府（至少是深层政府）言辞和倾向，而实现文化和经济目标，又需要对国家权力的依赖，在这之间需要进行调和。例如，卡普复兴军工复合体的愿景，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而马斯克和蒂尔则主张拆除官僚结构。运动在影响特朗普政策方面有不少成功，如教育削减和反DEI措施，但其长期连贯性仍不确定。

商业模式：硅谷右翼在文化战场的弱点

社交媒体平台曾被誉为赋权的工具，如今已成为美国意识形态控制的战场。

Meta、谷歌和X等公司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算法优先考虑用户参与度（点击、分享等），而不一定关注内容的真实性，又缺乏中国那样的监管治理，导致虚假信息广泛传播。

Facebook曾在2012年进行秘密的“情绪操纵实验”，故意调整用户新闻推送内容，以观察如何影响他们的情绪状态。2017年缅甸种族灭绝事件中，Facebook被用作煽动暴力的工具，而X在埃隆·马斯克接管后减少内容审核，进一步放大了极端观点的传播。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还通过大规模收集用户数据用于精准广告（包括浏览历史、位置、个人偏好等），构建了庞大的商业模式。用户数据成为商品，公众同意只是事后考虑。在Facebook早期（约2004年），扎克伯格与朋友的即时消息对话“他们‘信任我’。傻瓜” 记录了他对哈佛学生信任Facebook并提交个人信息的嘲笑，成为硅谷技术官僚傲慢的象征。

在他们的对手进步建制派看来，硅谷“威权技术官僚主义”的心态是这样的：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和民主约束之上，追求规模和利润优先于公众福祉。科技精英以启蒙价值（如自由、进步）为名，实际上推行一种反民主、反自由的意识形态。

要在文化运动中完成公共话语的塑造，商业模式的道德问题注定要被对手逮住，这是硅谷右翼的原罪，也是意识形态交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硅谷精英追求利润，追求个人私欲的极致是对永生的个人追求。蒂尔对冷冻技术和抗衰老研究的投资，以及他承认“我的钱无法做到的事情太多了”，都揭示了一种信念，即技术可以超越人类局限，包括死亡。

这种技术乌托邦主义，与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等同行的信念一致，创造了一种悖论：一方面为精英提供无限进步的愿景，同时又对民主社会持反乌托邦观点。

支持者赞赏这场运动重塑美国的社会规范，优先考虑效率和利润，是捍卫精英治理的文化胜利。反对者则放大硅谷对隐私的侵蚀、数据的武器化以及对异见的压制。

斯洛博迪安称硅谷右翼这场文化运动的方式反映了对民主的“深刻宿命论”。在《裂解资本主义》中，斯洛博迪安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试图逃避民主约束的“市场激进主义”现象（如自由贸易区、离岸金融中心）。他认为，硅谷右翼运动是这一趋势的延伸，试图通过技术精英的控制和国家权力的选择性使用，创建一个资本至上的社会。

结语

特朗普开启关税战令全世界震惊，一个对外咄咄逼人的美国可能掩盖了另一个对内问题丛生的美国。特朗普的关税战能否重塑世界经济令人怀疑，而美国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已经在面临事实上的深刻重塑。

从蒂尔对特朗普的资助到鲁福的文化斗争，从安德森的技术乐观主义狂热到马斯克的数字统治，这些人物利用他们的财富、智识和平台挑战现状。他们的理念，植根于自由意志主义、新反应主义和文化战争的混合体，在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中找到了接受的观众，推动了重塑教育、媒体和治理的政策。

这场硅谷右翼转向导致的美式文化革命，面临着不亚于关税战的内部矛盾和外部阻力，它究竟能重塑美国的未来，还是在其自身矛盾下崩溃，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目前，美国这场“争夺国家灵魂”的战斗仍在继续，技术巨头站在最前线，用他们的代码和资本作为武器，投入一场他们相信只有自己能赢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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