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关税只是开始，特朗普会对“屈服者”提千奇百怪的不平等协议
guancha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龚刚】
一、引言
特朗普上台后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已经公开向全世界发动了关税大战。关税大战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在短期内迅速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长期内重新塑造全球贸易和金融格局，以帮助美国摆脱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和让美国制造业回流。
然而，关税战仅仅是美国一系列经济大战的开始！特朗普现在坐等着他国的电话，等待着他国上门谈判，并且声称他将用他那天才般的谈判技巧，达成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协议。这种与他国一系列的谈判过程才是美国的经济大战。
特朗普通过所谓的“谈判”想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他为什么会如此笃定和信心满满？其套路是什么？其依仗的又是什么？他的工具箱内会有什么样的底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清楚，唯有如此，中国在面对美国的强横时，才能未雨绸缪，沉着应对，真正做到“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本文将以米兰报告等一系列特朗普智囊团队的研究为基础，探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工具及其背后的逻辑。我们将看到，尽管米兰报告在许多方面是极为专业的，但它却承担了某种不可能达成的战略目标的分析，这使得该报告所建议的工具既荒唐又霸道，为此，中国必须做好准备，不仅要准备好承受可能的狂风暴雨，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其利诱。
二、从制造业和贸易看让美国再次伟大
斯蒂芬·米兰现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其于2024年11月撰写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份使用手册》被视为可能影响美国经济政策走向的重要文献。2025年4月7日，白宫网站上又发表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在哈德逊研究所活动的讲话》。这可以看出是米兰对去年11月份的报告又做了一次简短的声明和解释，我们将这两份文件一起看做是米兰报告。
（一）制造业空心化与贸易逆差
米兰报告认为：尽管美国目前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经济却仍然面临着极为重要的挑战，即制造业空心化和由此而造成的长期以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这里，我们看到，米兰报告是将贸易逆差看成是制造业空心化的必然结果。
确实，制造业有所谓的规模效应，因此，制造业的做大做强通常要求以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为支撑，由此我们看到贸易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图1为米兰报告所给出的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情况。
图1 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员持续萎缩 图自：斯蒂芬·米兰《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份使用手册》
该图清晰地展示了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例的变化趋势，其中深色曲线表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而浅色曲线则表示制造业就业占比。我们发现，从1940年到198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尽管期间有所波动，但在1980年之后，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显著下降，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下降速度加快。而制造业就业占比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就从近40%开始一路下滑，到2020年已降至不足10%。
就国际比较而言，美国的制造业规模已远远落后于中国。2023年，中国的制造业为全球第一，占全球制造业的比例为30%，美国则为第二，占全球制造业比例为17.3%。中国的制造业相当于排在第2至第5名的美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的总和。
与此同时，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开始，美国就开始出现经常项目的赤字。图2给出了自1960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情况。
图2 美国的经常账户余额 图源：同上
图2中的深色曲线代表美国经常账户占GDP的百分比，浅色曲线则以绝对数显示了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规模。可以看到，美国经常账户在1960年前后开始出现负值，即赤字，并且在1980年之后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GDP比例，2000年都达到了一个峰值，之后相对值（即占GDP比例）有所回落，但绝对值（即赤字或逆差规模）则仍然波动性扩大。
（二）制造业空心化和贸易逆差的原因
造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式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方式节约了劳动力的使用，从而减少了第二产业（或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是全球化。就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所谓全球化就是将其主导的产品的制造组装等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管理和销售等仍然由原企业所主导。总之，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推动了劳动力的第二次转移。这里，所谓劳动力的第二次转移是指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它与劳动力的第一次转移，即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形成了鲜明对照。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米兰报告也非常简略地提到了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作为制造业空心化和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但报告更强调的是，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国际金融环境才是制造业空心化和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体现为，在WTO框架下，美国的关税和他国关税的比较。尽管WTO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总体上倡导各国降低进口关税，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需要培植本国产业等因素，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的待遇，允许它们保持相对较高的关税。
一般来说，WTO允许发达国家的平均进口关税约为4%，而发展中国家则为14%。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在WTO框架下承诺的平均约束税率为3.4%，2017-2020年其实际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则在1.5%-1.6%左右。
与此同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前的2018年初，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约为8%；2025年初，越南对美国的平均关税约为10%。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所征收的关税高于美国对它们所征收的关税，但这都符合WTO框架所规定的原则。
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国际金融环境则体现为美元的长期高估。当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过于强势从而导致美元币值被人为高估时，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变得更为昂贵。这样，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就会下降，进口则变得更为便宜，贸易逆差也就成为必然。与此同时，美元的长期高估也增加了美国的制造业成本，挤压了本土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迫使美国大量的制造业向海外转移。
（三）制造业空心化和贸易逆差对美国的影响
米兰报告认为，贸易逆差和制造业空心化并落后于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
特朗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
首先，它减少了美国经济社会对第二产业高质量的就业需求，使得大量的就业转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尽管第三产业中存在着部分行业的生产力和技能水平较高，从而其报酬和工资水平也较高，如咨询师、律师和会计师等，但第三产业的绝大多数就业对技能的要求并不高，大量的就业体现为保姆、司机、保安、服务员、售货员、跑腿、零时工和小业主等。
与此同时，由制造业空心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的第二次转移本身就意味着剩余劳动力在制造业再次出现，而当这种剩余劳动力大量地转向第三产业时，必然也会带来第三产业工资水平的向下压力。
总之，与劳动力的第一次转移一样，劳动力的第二次转移也必然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却发生了变化。尽管在劳动力的第一次转移过程中，基尼系数会逐渐提高，收入分配逐渐恶化，但伴随着库兹涅茨曲线第一个拐点的出现，劳动力的第一次转移最终会使收入分配出现改善。然而，劳动力的第二次转移则使得收入分配重新出现恶化，即库兹涅茨曲线出现第二个拐点。
然而，米兰报告更为关心的是制造业空心化给美国带来的国力受损和安全隐患。制造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所在，制造业的空心化必将削弱一个国家的国力，甚至给该国带来安全隐患。在没有地缘政治对手的时代，美国可能不太在意制造业的衰退。但现在，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是贸易伙伴，也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他们拥有强大且多样化的制造业，对于保障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总之，报告认为，美元的长期高估和不平等的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和美国的出口造成了严重打击。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衰退。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还造成了社会问题，甚至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国防工业也需要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
（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工具
由此可见，米兰报告将制造业空心化看成是美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挑战，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也就自然成为米兰报告的核心战略目标。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显然也符合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表明上看，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既然如此，何来再次伟大（或强大）？事实上，美国的制造业确实曾经最为强大，现在却已经沦落到第二名，只有第一名（中国）的57.6%，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因此，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让美国的制造业再次伟大。
既然现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环境对美国不利，导致美元被过度高估，进而使得制造业衰落和贸易逆差扩大，那么，美国就应该通过重塑全球贸易和金融环境，使其更有利于美国。为此，特朗普政府需动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最主要的应包括：
（1）关税政策：关税政策的目标是重塑对美国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如前所述，制造业具有规模经济之特征，因此，让制造业再次伟大本质上就是让美国的出口再次伟大，为此必须重塑对美国不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推动美国的出口。
（2）汇率政策：汇率政策的目标是重塑对美国不利的金融环境，即在强化美元霸权的前提下，让美元贬值，以降低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唯有如此才能在国际上形成竞争力，让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制造的产品流向世界各地。
（3）安全工具：所谓安全工具是指特朗普政府通过提供安全保障，将安全（在米兰看来，这是一种公共产品）与贸易、金融等挂钩，试图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确保汇率和关税政策的有效实施，重构对美国有利的全球贸易和金融环境。
当地时间2025年4月4日，交易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由于特朗普的激进关税政策，华尔街股市在4日再次遭遇重创。 视觉中国
必须说明的是，关税是特朗普政府最为熟悉的工具，同时，关税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缓解美国当前的政府债务困境，因此，特朗普政府迫不及待地首先祭出关税。
然而，各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祭出关税这一大杀器，并不是为了双方能达成对等的零关税协议（注意，相比当前的贸易环境，这已经是一种有利于美国的改善），其真正的目的是逼着各国与美国谈判，以便特朗普能够施展其“天才般”的谈判艺术，与对手签下有利于美国的金融和贸易协议。
然而，关税政策也许不足以提升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不足以让美国制造业回流。与此同时，汇率和关税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抵消或促进的作用。米兰报告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证了中国是如何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抵消当年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所推出的对华关税大棒。
因此，如果关税政策能够再辅以汇率政策（即美元贬值），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可能再次提升。与此同时，让美元贬值，或者说让对手的本币针对美元升值，看上去更容易被对手接受。当然，再次强调，其前提条件仍然是不影响甚至巩固美元霸权。
最后，在上述三大政策工具中，安全工具是美国凭借其世界警察地位，最有威慑力的一张底牌。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三大政策工具做更为详细的分析。
三、美元霸权下美国再次伟大
米兰报告的分析尽管看上去极为专业，且合情合理，但我们仍然看到某些不可思议之处：美元霸权下让美元如何贬值？美元霸权下如何让美国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顺差？美元霸权下如何让美国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
（一）美国的金融霸权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以一种主权货币——美元——来充当世界货币，并且没有力量（如国际公约等）对其发行行为进行制约。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美元的发行事实上是掌握在一群私人集团手中，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具有国家性质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由于美联储基础货币的发行都是通过资产兑换来实现的，因此，美联储每一次的基础货币的发行都会带来其私有资产的扩张。
有研究表明，1913年美联储刚组建时，其资产规模只有1.43亿美元，目前则达到了8万多亿美元。这些不断膨胀的私人资产是否可以私下交易？或者是否可以用于商业抵押？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正是这一由私人集团所发行和掌控的货币却充当起了世界货币，形成了美国的金融霸权或美元霸权。
美国的金融霸权（或美元霸权）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1）没有美元，你可能买不到世界上一些关键性的资源，如石油等；相反地，只要持有美元，你就能够购买世界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
（2）也正是由于上述（1）的存在，全球大多数的交易都是用美元进行的，即使交易的双方（如沙特和南非之间）均和美国无关，这实际上意味着各国之间的交易实际上是为了储备美元。
（3）不仅民间储备美元，世界所有的中央银行都将美元或美元计价的资产（如美国国债等）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当年对美国如此恨之入骨的萨达姆在逃亡时，怀里端着的也是80万美元。
（4）美国的金融霸权体系建立在以美元为中心的一整套金融基础设施上，例如，执行全球支付和清算功能的SWIFT系统就掌握在美国手中。
必须说明的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形成所谓的美元（或金融）霸权，并不是如米兰所吹嘘的那样，是因为美元的信誉、美元币值的坚挺和美元流通的便利性等，而更可能是美国利用其安全工具，在威慑和利诱下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如石油美元协议等（见后文的讨论）。
事实上，综观美元历史，美元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信誉，美元币值也并不坚挺，例如，按照《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国向全世界做出了承诺：任何持有美元者可以以35美元1盎司的比价在美联储兑换黄金。如此漂亮的承诺使美元由此变成了“美金”。然而，在经过美元对黄金的一次贬值之后，美国最后又撕毁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承诺，使美元从“美金”变为普通的纸币。由此可见，美元并没有什么信誉可言，美元币值也并不坚挺。
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化。 《纽约时报》
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没有削弱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之地位。一方面，在惯性的推动下，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视美元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另一方面，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立即转向“石油美元”。美国在取消其美元兑换黄金承诺的同时，很快又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沙特达成协议：美元是购买石油的唯一支付货币。
这一协议此后也得到了欧派克（OPEC）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于是，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又马上与石油挂钩。“石油美元”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支撑美元继续执行世界货币之职能、成就美元霸权的重要支柱。然而，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石油美元”更可能是美国利用其安全工具，在威慑和利诱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美元（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得全球对美元形成了强烈的需求，这给美国带来无尽的好处。
第一，美国生产美元，世界生产商品。自牙买加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就开始其长期的贸易逆差，而且其规模越来越大（见前文图2）。
第二，不公平的市场汇率。这来自各国因对美元的过分依赖而产生的对美元的过分需求，由此推动美元人为地升值。例如，按照购买力平价(PPP)，中国的GDP早已超过美元，但中国按当前美元计价的GDP还远小于美国。
第三，必要时发动货币战争以挽救国内危机。例如，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时，美国采用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将美元倾泻至海外，以使美元贬值，从而促进出口。
第四，收割他国资产。例如，拜登上台之后，一方面通过发动俄乌战争，另一方面又通过加息，使得全球资本和财富成功地流向美国。
第五，美元武器化，即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和美国所主导的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对相关国家实施经济制裁，以达到其地缘政治目的。委内瑞拉、伊朗、阿富汗、朝鲜、古巴以及俄罗斯等均深受其害！
（二）美元霸权下的美元币值和经常项目
我们已经对美元霸权进行了讨论，我们发现美元霸权能够给美国带来无尽的好处。然而，美元霸权下美元是否会人为贬值？美国的经常账户能否平衡、甚至出现顺差？
美元霸权意味着全球对美元形成了强烈的依赖，从而在市场上形成了强烈的需求。这必然意味着美元币值将会被人为高估。可以设想一下，当美元称霸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时，美元就如同全球通用货币。世界各国都愿意持有美元和美国国债，这种需求并非一定基于美国自身的经济表现或投资回报，而是出于一种“储备”。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必须持续地向世界输出美元和美国国债，才能满足全球贸易和储备的需求。
然而，美国如何才能输出美元和美国国债以满足世界对美元的储备需求？或者说，美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流向世界各地？
显然，美元流向世界并不是免费的，而必须通过交换：美国必须在世界各地“花掉美元”才能让其他国家拿到美元，然后，为了使手中所储备的美元能够生息（不至于空闲着），再用这些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而达成这种交换只有通过不断地保持经常账户的逆差才能实现，这就是所谓的“花掉美元”。
然而，问题还在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会越来越大。针对这种越来越大的对美元的需求，我们现在考虑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美国输出同样越来越多的美元以满足世界日益增多的对美元的需求。此种情况下，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越来越大。
第二，美元输出的速度跟不上世界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此种情况下，美元会升值，而美元升值必将导致美国自身制造业因美元太贵而失去竞争力，同样导致出口下跌，逆差越来越大。
第三，美元输出的速度大于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增速。此种情况下，美元会贬值。然而，此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发生？当然可能！发生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执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然而，以量化宽松的方式输出的美元是具有金融性质的“热钱”和“快钱”，它们属于资本项目，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热钱最后还是要回到美国的。
正是由于资本项目具有短期性质，且波动剧烈和不稳定，因此在长期分析中通常不被考虑。关于特朗普这一次为什么不执行量化宽松，我们随后将做进一步的讨论。
由此可见，就长期来看，美元霸权必然意味着美元币值被人为高估（量化宽松时期可能除外）和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当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时，此种情况将更为明显。根据2023年的统计数据，除了一些不起眼的小国因特殊原因之外，美元针对几乎所有的国家其币值均被人为高估了。
就中国而言，2023年人民币的市场汇率与按PPP所计算的汇率之比为1.92，这实际上意味着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中国的实际GDP应该增加92%。2023年中国按美元衡量的GDP为17.89万亿美元，增加92%意味着2023年中国的实际GDP应该为34.3488万亿美元，远远大于美国的27.37万亿美元，中国的GDP理应是美国GDP的125.5%。
（三）量化宽松为什么不可行？
必须说明的是，如前文所述，量化宽松至少在短期内能够达到让美元贬值，从而提升美国出口竞争力，甚至很有可能让制造业回流，以达到特朗普所期望的MAGA目标。然而，特朗普为什么不像当年民主党奥巴马政府那样采用量化宽松？
首先，量化宽松并不能在短期内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而关税则可以。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关税征收的太高，两国将断绝往来，那么，美国将一分钱的关税也征收不到，例如，美国对中国加征如此高的关税，完全有可能造成中美之间断绝经贸往来。
其次，如前所述，以量化宽松的方式输出的美元是具有金融性质的“热钱”和“快钱”，属于资本项目，从而不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图3给出了自1978年以来美国的M0和M1。
图3 1987年以来美国的M0和M1 数据来源：美联储（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可以看到，美国的“量化宽松”造成了经济学中一个极不可思议的怪象：美元的M0超过了M1。由于M1只包括美国国内的美元存款，而M0则包括流向美国境外的现金，因此，M0超过M1只能意味着大量的美元现金流向海外。然而，自2015年起，美元M0超过M1情况开始收缩，这意味着流向美国境外的热钱开始回流，而到了2018年以后，美元M0开始低于M1。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量化宽松需要由美联储推动，而由民主党所控制的美联储根本不会配合特朗普的政策。量化宽松的第一步是美联储降息。2008年12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0.25%，开启了疯狂的零利率时代。
正是这样一个零利率，激励着美国的金融机构（投行等）以接近零利率的成本获得美元后，以各种方式将美元输往世界各地，例如，直接提供美元贷款给他国金融机构或企业，而为了使用这笔美元贷款，他国的金融机构或企业则需将美元在本国的外汇市场兑换成本币，其结果必然是本币升值，美元贬值。
当然，美国的金融机构也可能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直接将其兑换成他国货币，从而以游资和热钱的方式直接进入他国，购买他国资产（如房地产和股票等）。于是，美元再一次贬值。由此可见，美联储降息是量化宽松的前提条件。然而，特朗普已多次要求美联储降息，但美联储根本不予理睬。当前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4.25-4.5%之间，这一利率区间已经维持了4个月，即特朗普上台后，联邦基金利率就没有下跌过。
（四）胁迫式的安全工具
已经看到，美元霸权必然意味着美元币值被人为高估和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这是经济规律，是市场决定的，美国不可能什么都要！美国不可能达到既要美元霸权，又要美元贬值和美国经常账户顺差，从而让制造业回流！然而，美国有没有可能通过非市场的手段来达到这种“不可能”？答案是有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工具。
如前所述，美国在祭出关税大棒的同时，就坐等着一些国家前来谈判，自称谈判天才的特朗普，就可以通过使用安全工具，胁迫对手签定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协议。
这里的安全工具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例如，美国可以通过给谈判对手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来换取对手的让步，最后签下不平等条约。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当年美国和沙特所签下的石油美元协议。当年，以色列发动了多次中东战争，使中东地区陷入恐慌和不安定。美国及时利用中东地区的不安宁以及沙特对安全的需求，以给沙特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迫使沙特签下石油美元协议。
当年对美国经济影响深远的《广场协议》，也是美国凭借作为盟国安全保障者的身份，通过外交压力和经济谈判等手段，迫使日本和德国同意签署。当然，所谓的安全工具也包括直接的安全威慑，例如，法国的阿尔斯通案例和华为的孟晚舟事件，甚至不排除通过发动地缘战争，创造他国的安全需求等。
当地时间4月13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证实，电子产品面临新的关税。 视频截图
总之，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美国很有可能会利用其军事霸权，通过各种安全和恐怖手段，以胁迫的方式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当前，许多小国（包括越南和柬埔寨等）已经在特朗普高关税的胁迫下，同意与美国谈判。这实际意味着，关税本身也是一种胁迫！
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讨论一下美国将通过高压手段，会和那些已经跪拜的小国谈成什么样的协议。个人人为，什么样千奇百怪的不平等协议都有可能。根据不同的谈判对手，从实力的角度出发，美国很有可能想达成如下目的：
（1）直接要求谈判对手每年必须从美国进口一定规模的产品（品种、数量或价值等），这使得美国一下打开了全球市场的大门，有利于其制造业的回归。
（2）直接要求谈判对手购买美国的长期（100年）国债，以替换现有手中的美国国债，这将极大地缓解美国国债的债务压力，并巩固其美元的霸权地位。
（3）复制当年的《广场协议》，要求对方的货币升值，这将使美国产品的出口更加具有竞争力。
（4）要求执行有利于自己的不对等关税，例如，容许自己向对方特定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却不让对方针对美国（特定）的商品征收进口关税，或仅仅征收很低的进口关税，其目的同样是为了使美国产品的出口更具有竞争力。
总之，如果美国遵守市场经济规律，遵守国际规则，则美国不可能什么都要。在美元霸权下，美国不可能让美元人为贬值，不可能贸易平衡，只能是贸易逆差，美国也不可能让美国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除非美国利用安全工具，以胁迫的手段与各国签订不平等协议，而这向来就是西方固有的强盗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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