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大乱之中寻找逻辑，美国的真正政治共识

【文/ 兔主席】

对当下的美国政治，到底如何分析解读，如何建立分析框架，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找到脉络？

一、区分特朗普和他的团队

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把特朗普本人和他的班底区分开来。

在拜登时期，我们不用对拜登的个人心理特征及其与团队的“博弈”进行分析：所谓的“拜登政策”，就是精英团队集体决策的结晶。

特朗普政府是完全不同的，特朗普有非常个人化的想法、偏好、性情、认知倾向、心理特征（缺陷）及行为模式。他也基本不掩饰，乐于把自己的想法提前说出来，好打“明牌”，以实力博弈。对于他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并非凭空分析，而有大量当下和历史公开讲话及身边人的记录做佐证。所以，对于特朗普这个具体的人，应该说我们是有充分了解的。【针对特朗普的分析，参见笔者前文《“病人”特朗普：认知立场、人格障碍、MBTI》。】

由于特朗普特殊的认知倾向、心理特征（缺陷）及行为模式，使得他的政策经常是冲动导向，反复无常，朝令夕改，且时常相互矛盾，让人很难理出头绪，搞不清楚这“草台班子”还是“战略迷雾”。

实际上，不仅外界如此，其身边班底也是如此。一开始，人们还在尝试“紧跟”，觉得特朗普有“高招”，自己跟不上是因为“认知不到位”；但一件件事情多了，经过反复的反馈、印证，人们会慢慢醒悟，发现特朗普有直觉，但遇到具体问题，确实什么都不懂。许多公开支持他的盟友和顾问——马斯克到比尔·艾克曼（Bill Ackman）——实际上都在经历一个反思和醒悟的过程：原来皇帝确实没有新衣。担任副总统、未来有可能“接班”的JD·万斯，也在经历同样的一个过程——以他的资质，如果他真能接班，应该能够改正特朗普犯下的所有错误。

当地时间4月22日，特朗普在白宫声称，他认为能与中国“相当迅速地”达成协议 视频截图

二、特朗普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实际情况是：特朗普本人是对白宫政治及“MAGA议程”的一种“严重干扰”，使其团队无法按照既定的方针、原则、理念下设计及执行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最大敌人就是特朗普自己。他的身边人疲于应对，要不断跟上特朗普的节奏，理解特朗普的最新意图，表达对特朗普的忠心（例如把特朗普所有的政策逆转都称为“交易的艺术”、“永远正确”），在搞清楚怎么回事后，再设法引导、影响、“管理”特朗普，设法让特朗普重回轨道。

实际上，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送上一个特朗普有可能喜欢的工具或锦囊，并让特朗普相信这个锦囊是遵照他本人意志设计，由他本人亲自挑选，并在他本人推动下执行的。

毕竟，特朗普是整个共和党里唯一能与广大选民建立直接联系、拥有所谓“政治授权”的人。在当下美国，特朗普就是那个拥有民众赋予的“主权”的“君主”（sovereign）——他是权力的来源——有他，其他人才有推动政治议程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身边人只能尝试影响君主，但无法代替君主，也没有能力成为君主。（作为接班人的JD·万斯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他的时机还未到）。

但这就把研究分析美国政治，变成了研究分析特朗普个人，变成了分析白宫内部的政治角斗。如果我们要分析美国政治的中长期趋势，这样的分析维度显然并不够的。

三、剔除特朗普，寻找所有其他人的“最大公约数”

这里，作者提供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或方法。

第一，剔除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思考一下，假如没有特朗普的话，剩下的人会推行什么政策。对于特朗普，可以做各种假设：譬如他在下一任卸任，我们可以判断四年之后美国政治的走向；或是特朗普在任内遭遇意外（个人身体原因或外部原因），使得他无法履职。（再次重申，在拜登/哈里斯政府，是不需要做这种假设的，剔除拜登或哈里斯个人因素的话，政策框架和内容基本不会发生变化。）

第二，考虑特朗普政府（内阁、幕僚、盟友等）内部存在哪些共识。

第三，考虑特朗普政府与更广泛的共和党阵营有哪些共识。

第四，考虑特朗普政府、共和党阵营及民主党的政客及基本盘——也即两党和朝野之间——存在哪些共识。

以上所有阵营力量都能达成原则共识，没有激烈的非共识部分，就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而由于它是最大公约数，是共识，因此更有可能在中长期为更多的政客所接纳，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要在“乱”中找寻的逻辑和线索。

美媒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绕过白宫顾问纳瓦拉，说服特朗普暂停了全面关税

四、政治共识的动态变化

一个社会的政治共识，其实就是主流民意。政客和民意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政客能够“发现”并影响和塑造民意，而民意又能给政客提供政治授权和合法性。

伴随时间推移，主流民意及政治共识也会发生变化。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第一任内有什么“遗产”，主要两条：一，把“反华”变成政治共识；二，把美国的实体产业复兴变成政治共识。拜登政府基本延续并发展了这两条共识。

现在已经可以预测特朗普第二任的“遗产”：把“美国优先”的一部分变为共识和前提——未来美国的国内政治及国际秩序，必须包含“美国优先”的要素。所谓“美国优先”，就是更多地考虑美国本土民众的利益和偏好（本质上是一种民粹主义）。

我们要提取美国政治的“最大公约数”，就要建立在这个大的框架里。下面来看具体内容。

五、美国的政治共识（“最大公约数”）

以下为特朗普第一任政府以来逐渐形成并巩固的美国政治共识。

1. 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重振本土制造业

目标：让更多的实业回归美国。具体包括三方面考虑。

1）创造就业：提供更多有技术含量、高质量、稳定、为劳动者提供尊严的产业岗位

2）安全：保证美国的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安全即国家安全，带有战略性的核心产业（从能源、钢铁、造船、半导体、军工到医疗医药）的产能和供应链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完全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所谓的“外国对手”）

3）技术：具体有两层，一是技术作为产业链的一部分，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技术必须依托产能，而不能脱离或架空于产能。大量外包导致制造业“空心化”，核心技术、工艺、设备、人才也就逐渐流失。要发展科技，维持创新能力，就必须以高质量的制造业产能为基础

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就一些具体问题存在分歧（例如关税可以发挥多大作用；是否采用产业政策扶持特定产业；哪些是要重点发展的产业、政府应该扮演多大角色；哪些供应链可以适度做“友岸外包”），但大的共识是，美国需要重建自己的产能。

2. 未来大国博弈的决胜战场是科技；决定科技战成败的将是AI

基本共识是，美国要在未来的世界秩序里维持主导地位，必须在科技上拥有优势主导地位。

美苏冷战时期，科技竞争主要围绕核能、航空航天等产业展开。今天，这些产业仍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赛道属于人工智能。

如今，人工智能是科技竞争（及“新冷战”）的决定性战场，而竞争和博弈主要在中美之间展开。

人工智能不仅包括软件应用，还包括整个上游体系——从半导体到能源。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都在朝这一方向努力。

——拜登政府时期，推出《芯片法案》，利用产业政策扶持半导体制造业在美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也将半导体产业回归作为最主要的议程

——发展AI也是共识，民主党和共和党只是在方法论上有分歧，民主党更注重政府的监管和引导（因为认定AI的内容也关乎国家安全），而共和党更倾向于放松监管。

——但在对“外国对手”能力的打压上，两党都不遗余力。这包括限制关键技术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中国AI技术进入美国，以及将金融战拓展到AI和相关产业

——AI是耗能的，因此能源独立也非常重要，成为供应链安全的一部分：美国不可能用第三方国家（如沙特）的能源支持自己的数据中心

在Zeekr工厂的车身修理厂内，机械臂正忙碌地运转。 《纽约时报》

3.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敌对方、威胁

具体包括几个方面。

1）认定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挑战和威胁。这个概念，美国习惯用语为“foreign adversary”，可称为“外国对手”，也可以称为“外国敌对势力”，这个定义已反复被写入美国的各种法律。美国认定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大、最难克服的挑战与威胁。

2）接受中国将是国际秩序里的一个长期存在，是国际格局里的一极。美国不能再走“接触”中国的老路，幻想中国会照搬美国的模式和道路。“政权更替”也是不切实际的。美国得接受中国崛起的政治现实，相应的调整自己的位置。

3）对中国要进行打压和遏制。以各种手段（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限制、延缓、阻止中国的发展，保持并扩大美国针对中国的相对优势，确保中国的能力和地位不超过美国。

4）与中国实现长期战略“脱钩”。概念上，说“去风险”也好，“脱钩”也好，本质都一样，就是减少美国对中国经济、技术领域的依赖和联系，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和“渗透”，以美国为中心，构建一个排除中国、绕开中国、独立于中国、联合牵制中国的地缘政治生态体系。

4. 在国际上，美国需要盟友和合作伙伴

具体有三条，

其一，美国需要一个由自己主导，其他国家地区跟随，可供自己生存、发展、繁荣的一个安全的生态体系（美国“势力范围”），

其二，美国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必须依靠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帮助

其三，基于此，美国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继续维护和盟友及伙伴的关系。这些能力资源包括美元体系、经贸往来、军事、科技及意识形态等。

其四，美国“久经考验”的核心盟友如下：1）五眼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其中英国地位最高；2）欧洲（“欧盟”、“北约”、“跨大西洋联盟”）；3）日本和韩国（东北亚的小跟班）；4）墨西哥（美国的后院）；5）以色列（中东的盟友）。其他的，印度（南亚大陆/亚洲的盟友）也是美国要拉拢的重要合作伙伴。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内打击传统盟友的行为是共和党及民主党主流都无法接受的。如果没有了特朗普，其他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迅速调整、修复、改善和巩固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包括对欧洲发表严苛言辞的JD·万斯。

5. 美国不能简单地延续原来的模式，盟友和合作伙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美国新的政治共识里，美国参与国际秩序的方式将永远包含“美国优先”的要素——尽管未必使用“美国优先”这个具有强烈党派色彩的具体字眼。

换言之，过去由精英推动的带有较强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全球主义”等理念及方法论已经不再适用。未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将始终融入对美国本土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

因此，美国不能无条件、无上限地对国际组织/体系、盟友及合作伙伴提供支持。

在美国主导的生态体系里，跟随美国的国家地区要参与分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包括与美国实现更大的贸易平衡，以及参与分担防务责任。

另需注意，由于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对手和挑战，这套体系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中国的。

将来，即便民主党上台，也必须遵照这套调整后的体系。这里可以提前预测：“美国优先”就是特朗普第二任的遗产，它将永久改变美国参与国际地缘政治、承担国际角色的方式。

欧洲之所以要扩大国防支出，并不只是应对特朗普个人（如果这样，欧洲可以一边斡旋，一边熬过特朗普不到四年的任期）。欧洲人已经看到历史拐点的到来，美国不可能再向原来一样无条件支持欧洲。欧洲也不能长期地、单向地依赖美国。

当地时间4月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企业搬来美国享受零关税和其他优惠。 社交媒体截图

以上五条，是我们可以梳理出来的真正的美国政治共识，也即“最大公约数”。如果剔除了特朗普因素，华盛顿可能还会加速朝这个方向聚焦和迈进。

如果说特朗普提供的是“不确定性”，那么以上五条提供的是“确定性”，可以帮助预判美国的中长期政治选择。

六、美国政治的“非共识”部分（即分歧及撕裂部分）

美国政治高度撕裂，所以非共识部分也很多，大多数和国内议题有关。这里只介绍一些与前述“共识”部分相关的一些议题：

——扶持哪些产业的问题（例如能源行业，化石能源 vs 新能源；还有对核能的态度）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例如是否搞产业政策；放松监管还是加强监管等等

——税收问题（边际上，是增税还是减税。例如，对大企业和富人应当增税还是减税）

——政府预算问题（假定预算总额不变，钱应当花在哪些方面）

——对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的看法（保守主义 vs 自由主义）

——对主体族群的看法（白人 vs 有色）及对外来人口（包括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的看法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分歧点主要在俄罗斯。以色列实际上也是争议点

——当然，最重要的分歧点在于对经济意识形态的看法，即左翼vs右翼，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减少经济分配不均，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最根本问题，但美国目前看不见达成共识的任何可能性。而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还会将国内矛盾外化，在国际上制造不安和动荡，并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人工智能/自动化时代到来后，将加剧劳资矛盾（资本和企业会选择AI，而非人类劳动力），进而加剧社会不平等。最终，人类社会可能需要“普遍收入（UBI）”等机制才能解决分配问题。社会主义是明显的解决方案。而由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而且是模式的敌人、制度的敌人、意识形态的敌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等于“堵了”美国的路——美国什么模式都可以采用，唯独中国模式不能用。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而美国人偏偏不要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只能把矛头针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