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蒋介石对抗日的心理变化，毛泽东把握得清清楚楚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十八、放走蒋介石之后的战与和

这一节的主题是：放走蒋介石之后的战与和。

张学良放走蒋介石，尤其是他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后，关键人物掌控在南京手里，双方的砝码和主动权易位，蒋介石会善罢甘休吗？这让西安事变的前景扑朔迷离。

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手谕张学良，要他立即释放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4个人，还有几十架被扣的新式战机。张学良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杨虎城与王以哲、周恩来商量，既然蒋介石都放走了，再扣其他人已经没有意义，不如索性一起放了。当时也有人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后再释放，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采纳，到27日下午就都放走了。

张学良临走时说：如无其他变化，争取两三天之内回来，最迟也不超过5天，但他没想到一到南京就被软禁起来，而且还要处理他。蒋介石通过宋子文暗示张学良，应有来京请罪的书面表示，张学良马上写了请罪信，蒋介石拿到后，立即导演了“审张”“判张”“赦张”“管束张”等把戏。

审判过程张学良很配合，但在结束时张辩白说：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抗日表示不满。审判长制止他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是你不抗日，失掉东北，现在没问你这些问题，你不要讲了。”张学良很激愤地说：“我一定要讲这些问题，现在是我最后讲话的时候，我一定要讲！”说到这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包，把“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那份电报拿出来当庭宣读，并且说：“究竟是谁不抗日，现在我在法庭上要说清楚。”审判长怕他讲出更多的话，立即宣告审问终结。审问用了约20分钟，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准予特赦，但又加了个“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哪想到，这一管束就是一辈子。[1]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立即着手瓦解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他的策略是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同步，先是推翻他离陕时把西北军政交张、杨负责的口头承诺，任命嫡系将领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又把几十万嫡系部队调入陕西并占据陇海路沿线的要害地带，摆出夹击西安之势。但只是要他们一切准备好，不能随便开火打仗。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主席是如何认识和把握的呢？

蒋介石放走当天，毛主席要求彭德怀、任弼时把红军野战军速开到咸阳集中，安排在顾祝同集结于天水等地的西集团和刘峙集结于潼关等地的东集团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建议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军事准备，均以富县、甘泉等地为总后方，以庆阳、曲子等地为第二后方，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不置于城市而置于农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的决心。

敌强我弱，必须做好最坏准备，保不住底线什么目的也达不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蒋介石对抗日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了呢？毛主席把他从动摇到不动摇看成一个过程，认为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

面对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毛主席却认为：“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或迟缓的问题。”[2]

毛主席对蒋介石的心理活动本质、对历史规律的把握，非常准确，非常有预见性。这对澄清大家的思想雾霾，坚定方向和信心是很及时的。

当然，光明的前途不是等来的。毛主席讲：现在蒋介石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3]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不迷信蒋介石表面上的承诺，也不能幻想他会自觉履行诺言，而是寄希望于全国人民。形势比人强，保持强大的压迫力量，蒋介石才不敢改变。尤其要改变蒋介石这样的人物和这样一个统治集团，不会顺利达到目的，必须保持并持续造成压迫的形势。

蒋介石刚离开西安，马上就发表声明，说西安事变是因为受反动派包围等，态度上明显在往后退。我们很快就发表声明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引用孔子的话：人如果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尤其是一个政治家，如果言而无信，无异于政治流氓，还有谁敢相信他的话呢？

毛主席还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号召和平、停止内战的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

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让他速与陈立夫接洽，表示共产党与红军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这些抗日派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的祸国阴谋。

西安的杨虎城、于学忠等也发表通电，质疑南京调兵西进，表示如果不能对内和平对外抗日，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此外，毛主席还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和博古：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4]不久前的两广事变，蒋介石通过分化收买搞垮了广东势力，又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李、白不同意，动员军队进行武力准备，最后蒋介石被迫作罢。对付蒋介石必须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他才不敢肆无忌惮。

应杨虎城的要求，毛主席还命令红军主力开到三原一带，并有一部开到南山、蓝田一带，威胁中央军的侧翼，全力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5]

如果蒋介石决心开战怎么办？毛主席也有方案准备：[6]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红军主力跳到外线作战，进行战略上的配合。主力分三步出击：第一步出商洛（商县、洛南），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通过这几步打到他的后方，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但目前还不出动，争取在西安附近的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因为基本方针还是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7]

对南京的方针是分化他们，不让亲日派占上风。我们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把主战责任放在何应钦一人身上，以留转圜余地。[8]

其实，内战打起来对蒋介石也十分不利。因为，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韩复榘、宋哲元，四川刘湘、山西阎锡山等都不稳，汪精卫回国后内部斗争更趋激烈，张学良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已经是仁至义尽，东北军、十七路军有红军做后盾也不好打。[9]全国各界、各地通电坚决反对内战。在这样的大势下，和平解决的趋势已渐明显。双方摆好打的阵势，也是以军事手段争取有利条件。

当然，即便谈也是明枪暗箭，蒋介石很快就出招了。

南京方面提出两个方案：甲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10]

这两个方案暗藏玄机。相同要求是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回陕北。不同要求是：接受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但只让十七路军当陕西省主席，东北军没有考虑主席人选；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可以当安徽省主席，十七路军到甘肃去，可以当甘肃省主席，但“三位一体”自然瓦解。

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用他当陕西省主席；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案，驻军好地方，还有一个主席职位。张、杨内部由此分化：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

但都认为，最主要的是张学良返回西安，否则其他问题无从谈起，尤其东北军少壮派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杨虎城派李志刚和东北军代表鲍文樾去南京，要求张学良返回西安。[11]蒋介石说：张汉卿来京以后，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然后故意冷淡东北军代表，向李志刚暗示与他单独再作一次谈话，把鲍文樾气得独自先走了。当晚，东北军一批青年军官向周恩来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12]

蒋介石与李志刚谈话后，让带回一封给杨虎城的亲笔信。李回西安一下飞机，就遭到东北军检查，把蒋介石的信搜出来了。杨虎城得知情况后，马上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公开宣读蒋介石的信，又让李志刚报告与蒋会谈情况。蒋信中要把东北军拨归杨虎城管，要把他们分开驻防，还要孙蔚如就陕西省主席职，不要做战争打算等。东北军到会人员听后骂蒋介石背信弃义，也明白蒋介石是想分化他们。

他们决定让李志刚再去谈，接受甲案。李志刚到奉化后又提出让张学良回西安，蒋介石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也住在这里，这一次你可以见见他，你问他是不是这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

张学良住在雪窦寺，李志刚与他3次吃饭，但有两次戴笠陪着，不好讲什么，唯有一次戴笠不在，李志刚把西安坚决要求他回去及蒋的回答告诉张。张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出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

1937年，张学良与原配夫人于凤至在雪窦山

晚年的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北投寓所

应当说，张学良的估计是对的。只要西安三方多容忍，团结一致，对西北局势的发展有利，他自己也有希望出来。

1月底，双方就甲案讨价还价后达成协议，东北军开始从前线撤军。

但历史发展往往出乎意料，想走进这扇门却推开了另一扇门。

因为张学良暂时回不来，西安内部主和、主战的分歧不断发展。1月20日，应德田、孙铭九等发起签名运动，要求不惜开战营救张学良，100多位团以上军官签了名，师长们包括有的军长也签名同意。周恩来等反复做说服工作，包括彭德怀、任弼时等也到西安开座谈会，讲打仗并不利于张先生回来，打仗会引起更混乱的局面等，但思想还是统一不起来。[13]1月27日，张闻天也秘密到西安，与周恩来、博古商讨解决内战危机问题。

毛主席给他们致电指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主要地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还特别对周恩来、博古强调：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

但在当日晚上，少壮派的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50余人向周恩来请愿，认为张学良不回来，东北军必然会瓦解，要求红军支持坚决要求张先生回来的主张，支持坚决不撤兵的主张，如果蒋军进逼，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进攻。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求张先生回来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用打仗的方法，打起仗来容易造成更混乱的局面。苗剑秋流泪大哭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一面哭，一面跪在周恩来面前不起来，一直到后半夜。[14]

在少壮派的提议下，1月29日，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和主要幕僚40多人又在渭南举行会议，王以哲因病未出席，董英斌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坚持主和，应德田等坚持反对和平解决，坚持要张学良回来再定。最后通过的决议是：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到会的全体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名。少壮派甚至拟定了一份暗杀主和派的名单。

杨虎城思想很矛盾，对前途比较悲观。他对南汉宸说：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到南京，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我是蒋介石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15]

西安事变后，被迫出洋的杨虎城一家

得知这种情况后，毛主席给周恩来、博古发电说：杨说愿意做我们政策牺牲品，应向他说明此政策非我们的，乃张、杨与我们共同的。要提醒他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对东北军宜以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电为根据说话，说明张之意见是正确的。

由于东北军形成主战决议，还要求红军协同作战。1月30日，周恩来和博古、叶剑英从西安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后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说：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城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战与否均主抗战。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因此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或者我们同他们一同打。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成敌军。

因此，我们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16]

当日24时毛主席和朱德、张国焘答复：一、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二、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三、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第二天毛主席又发电强调：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17]

周恩来收到回电后，立即将我们的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周恩来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决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决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18]叶剑英还同两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19]

但问题在于，东北军内部的尖锐对立已经无法弥和。

王以哲、何柱国等认为，主战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不愿执行。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把于学忠接到西安，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于学忠到西安后，王以哲、何柱国对他说，应当主和，不能主战；少壮派对他说，应当主战，不能主和。当晚在王以哲家中开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三个方面的代表参加，少壮派在屋外旁听，最后决定和战大计。

王以哲（1896-1937）

杨虎城要周恩来先说，周说我们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大家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点多钟，最后杨虎城逼着于学忠先说。于学忠说还是应该和平解决。就目前的形势讲，打仗不但不能把张先生打回来，恐怕还更害了张先生。军事形势已成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不能打，因此不应该打仗。于学忠讲后王以哲、何柱国都同意。

杨虎城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杨虎城最后问周恩来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周恩来强调：“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20]这个提醒极其重要，但没想到不幸言中！

决定主和让少壮派想不通，他们认为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两天后的2月2日突然下手，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将王打死，何柱国躲在杨虎城公馆才逃过。当天下午，他们起草了全线即日出击的作战命令，送杨虎城和于学忠签发。

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同中央军打仗救回张学良，没想到事与愿违，驻防渭南的东北军得到消息后，反而调转枪口向西安开进，声称要为王以哲报仇，要求孙铭九等必须离开西安。

这种局面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不知所措，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形势了，提出3个解决办法：一是引咎自戕；二是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是把他们送到红军去。发动西安事变他们是骨干，错误杀害王以哲动机是救张学良，能随便牺牲他们吗？尽管原因复杂，但我们也有缺点，就是对他们领导不够。[21]周恩来决定不避袒护他们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杨虎城用武力迫使孙铭九卫队团撤出西安。因此不但保住了这几个人的性命，也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22]

“二二事件”造成东北军分裂和内讧，瓦解了“三位一体”，决定性地削弱了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南京方面乘机提出比乙案更不利的办法，各路中央军进入西安；东北军东开到豫南、皖北、苏北等地，缩编为4个军互不统属，安徽省省长不给了；十七路军改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兼陕西省主席，但很快就被拿掉了；张学良再也回不来了，杨虎城被迫出洋。

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党和红军如何走向光明前途呢？好在主要矛盾方向我们牢牢把握住了，抗日救亡大势不可逆转，蒋介石没敢再打内战。如冯玉祥所说：他还有脸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23]

[1]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23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页。

[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40页。

[5]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40-641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79页。

[8]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104页。

[9]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235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0页。

[11]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246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版，第353页。

[1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251页。

[14]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3-254页。

[15]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422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86页。

[20]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257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22]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259页。

[2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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