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美国如何开启了现代“经济战时代”？又计划如何收尾？

编者按：全球瞩目的美国对华关税战再度升级：美国屡屡挑衅之下，中国对美产品加征税率提至125%，而美国对华产品额外关税已达145%。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种种霸权行径，让美国盟友和“对手”都大呼出格。

对此，美国内部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不过是延续了近20多来年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战”路线，其战略核心在于：掌控全球化的“咽喉”（chokepoints）。前美国财政部制裁官员、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在其新书中分析了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战”的起源、目的、手段及发展历程，认为：

从二战后建立的美元霸权（依托CHIPS、SWIFT等金融系统）到21世纪升级的技术封锁（半导体、EDA软件、光刻设备等），美国已将金融清算、技术标准、国际支付、航运保险等基础设施转化为战略武器。这一体系背后，是美国整整四代官僚的苦心经营。小布什时期创立“间接制裁”策略”；奥巴马时期将宏观经济建模纳入制裁；特朗普首个任期将中国技术崛起视为“经济侵略”，并以“301条款”开启贸易战，强化出口管制；拜登时期开展新一轮制裁，例如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等。他们跨越党派和部门整合资源，使经济战成为美国战略核心。而跨国企业和游说团体则是这场战争背后的“隐秘力量”。

如今，美国精英已基本承认，经济战尚未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为了所谓“国家安全”必须坚持打下去，唯一分歧仅在于：选择“多边协调”还是“强力脱钩”。随着全球信任基础被侵蚀，未来区域集团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甚至出现更危险的军事对抗——即便如此，美国恐怕也难以回头，而经济战这张牌，已成为其对抗和谋利的最大指望。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全球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在综合菲什曼新书及多篇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编写本文，供读者参考。

【编写/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慧诺】

全球化的反噬：经济相相互依存成为美国的战略武器？

当今时代的国际秩序正被一种新的战略逻辑重塑：国家间力量的竞争不再主要依赖军事干预，而是通过对经济枢纽的操控展开较量。以美国为核心的“经济战时代”已然成型。在这一格局中，全球金融与技术网络不仅是市场运行的渠道，更成为权力投射与胁迫工具的关键通道。

所谓“瓶颈/关键节点”（chokepoints），不再仅指博斯普鲁斯海峡或霍尔木兹海峡这类地理上的战略要地，而是那些在全球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与标准节点。美国掌控着多个此类节点，无论是全球金融清算系统中的美元主导地位（如CHIPS系统）、国际支付通讯网络（如SWIFT）、还是关键技术（如半导体、操作系统、芯片制造设备）及全球服务（如海运保险）。这些渠道无一不是全球贸易与金融数据流动的必经之路。控制它们，就意味着可以授予准入、设置条件，甚至直接切断对某国或某企业的连接，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影响力。

这些关键枢纽并非一朝一夕构建，而是在长达数十年的商业拓展与地缘政治演化中逐步形成。美元地位的确立始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后通过“石油美元”安排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进一步巩固。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结构逐渐稳固。银行家如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等人以赢得市场优势为目标，大力推动金融系统电子化，打造了如SWIFT和CHIPS这类高效却极度中心化的系统。这种集中化，虽出于效率考量，却也为未来的权力集中提供了技术基础。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财政部在反恐背景下，迅速建设起以“反恐与金融情报办公室”（TFI）为核心的新型制度能力。以斯图尔特·莱维为代表的财政官员推动将金融制裁工具系统化，最初针对的是恐怖组织与被孤立的小国如伊朗、朝鲜。但这一制度很快具备了更广泛的适用性。

随着中美技术竞争的加剧，美国逐步将出口管制武器化，不再局限于金融制裁。以商务部为主导，美国通过“实体清单”制度和“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将对半导体、EDA软件、先进光刻设备等的管控纳入国家战略。这标志着从金融瓶颈向技术瓶颈的扩展，是对原有经济战体系的升级。

这些经济瓶颈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构成一个高度协同的权力网络。美元体系的全球覆盖使得金融制裁具备即时性与惩罚性，而SWIFT的信息控制则赋予制裁行为更大的精确性和透明度。即便是技术出口管制，也需要通过金融惩罚措施（如限制美元交易、开具巨额罚款）来确保其执行。俄乌战争期间推出的俄油价格上限机制就显示了这种联动：通过G7国家对海运保险与金融结算体系的把控，美国等国家成功将价格天花板延伸到本应“域外”的市场交易中。这些相互依存的枢纽，使得美国能够用非军事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复杂而强效的国家战略。

四代技术官僚接力，构建美国经济战体系

美国当代经济战的工具和模式，自“9·11”事件之后逐步成形，其主要推动者活跃于财政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近年新加入的商务部。他们设计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武器，建设起新的制度架构，在错综复杂的外交与国内政治环境中推动国家利益，使美国的权力投射方式发生深远转变。

这一历史可以追溯至小布什政府时期。2004年，美国财政部设立了“反恐与金融情报办公室”，由原司法部律师斯图尔特·莱维（Stuart Levey）出任首任副部长，尽管他此前鲜有外交经验，却成为当代经济国策的奠基人物。最初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但莱维很快将注意力转向伊朗等国家行为体。在美国对伊朗的传统制裁已失效的背景下，他开创了“间接制裁”策略，利用全球金融体系对风险的天然规避倾向，而非仅靠美国本土的直接禁令。

他与助手亚当·苏宾（Adam Szubin）发起一场“耳语战役”（whisper campaign），直接与国际大银行的高管和合规官交流，展示伊朗银行如何通过“去标识化”等手段掩盖其资助核扩散与恐怖主义的行为。相关情报经去机密处理后展示给银行，从而向其施压：若继续与伊朗业务往来，将面临重大法律和声誉风险。

与此同时，财政部对伊朗的重要金融机构——如萨德拉特银行和梅利银行——实施“阻断制裁”，切断其在美元体系中的一切操作，连此前允许的“U型交易”也不再例外。此类策略有效武器化了全球金融互联性，使大部分国际银行即便未受本国政府或联合国强制命令，也主动选择与伊朗“去风险”操作。

莱维在任期间，确立了TFI、其下属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以及独立情报分析单位在国家安全中的关键角色。2011年，他离职加入汇丰银行，协助这家因伊朗制裁问题面临巨额罚款的机构导航其合规体系，颇具讽刺意味。之后他亦参与主导Diem加密货币项目。

苏宾从莱维的助手成长为制裁执行体系的核心人物。2006年年纪轻轻便担任OFAC主任，主持伊朗制裁方案的具体落地。他代表了新一代“制裁技术官僚”——具备深厚法律和合规知识的官员，能够设计并执行复杂的经济惩罚机制。

当奥巴马政府在国会压力下决定将制裁扩展至伊朗原油出口与中央银行，苏宾设计出一系列新机制，如将伊朗的石油收入强制留存在海外托管账户中，无法随意动用。他后来也成为“伊核协议”（JCPOA）谈判阶段的关键人物之一，直接向国务卿克里简报，管理可能制裁解除的技术细节。最终他接替莱维成为TFI代理副部长，继续推动财政部国家安全角色的制度化发展。他的职业路径体现了专业制裁技术官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崛起。

戴维·科恩（David Cohen）在2011年接替莱维，成为TFI副部长。这位莱维的前律所同事，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前的“极限施压”阶段掌舵财政部制裁架构。他推动了制裁伊朗中央银行的决定，以及包含减油配额豁免与托管账户机制的复杂原油制裁政策，平衡了国会特别是参议员梅嫩德斯与柯克的强硬立场与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需求。其任期反映出制裁政策的日益复杂性，既要应对国内政治博弈，也要维护国际经济秩序。此后他转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财政部金融情报系统与传统情报机构间的人才流动由此可见一斑。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新的人物与制度逻辑登上舞台。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杰克·卢（Jack Lew）比前任更积极介入政策制定。他意识到，面对如俄罗斯这类高度互联的大型经济体，不能单靠法律和情报分析，必须引入宏观经济建模能力。他推动将TFI与财政部国际事务司（IA）更紧密融合，使制裁策略具备更强的系统性与前瞻性。与此同时，他也提醒过度依赖制裁可能削弱美元的全球地位与这一工具的长远效能。

戴利普·辛格（Daleep Singh）在危机期间亦崭露头角。这位曾在高盛工作、后进入财政部国际事务司的市场专家，提出对俄罗斯实施“精准切割”的部门性制裁方案，限制特定国有银行与能源企业在西方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旨在打击其中长期资金获取路径，而非粗暴封锁其整体经济，以避免市场恐慌。

他的设计展现了如何利用金融市场专业知识将经济武器精细化。拜登政府时期，他升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副顾问，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主导了对俄全面制裁的架构，推动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这一史无前例的决策。

外交在2014年的制裁行动中也发挥关键作用。国务院首次设立“制裁政策协调员”职务，由资深外交官丹·弗里德（Dan Fried）担任。这位长期研究俄罗斯事务的专家意识到：若无欧洲配合，对俄制裁将无效甚至适得其反。他创设“联络小组”机制，聚集G7及其他主要国家官员，绕开正式却缓慢的程序，进行灵活高效的非正式协商。这一机制为后来的G7经济安全协调奠定基础。

他在2017年退休，特朗普政府随后解散该职位，后在国会推动下重新设立。同样在2014年积极推动强硬制裁的资深外交官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后来亦在拜登政府回归高级职务，持续影响美国外交方向。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心出现明显转向，聚焦于中国，并将“技术瓶颈”（chokepoints）系统性地武器化。时任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格（Matt Pottinger）在这一转变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精通中文的海军陆战队员，波廷格在意见分裂的政府内部担任了“翻译者”的角色，不仅是语言上的转换，更是对我国经济行为的战略性解读。

他推动政府将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全球扩张视为一种“经济侵略”，并主张将出口管制作为遏制我国技术崛起的核心工具。他是最早明确主张打击华为、剥夺其对先进技术获取路径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介入帮助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了与中国围绕科技优势展开的大国竞争格局。

在贸易领域，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主导了对中国政策的根本转向。他长期批判自由贸易理念，尤其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结构性影响。在他看来，关税不仅是谈判工具，更是实现中美经济“脱钩”的必然手段。他主导发起了对中国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的“301条款”调查，为大范围关税制裁提供法律依据。这一举措标志着美国数十年来贸易政策路线的断裂，是对全球化共识的实质性挑战。

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则将其所领导的部门转型为美国经济战的核心执行力量之一。在面临来自企业界的游说与鹰派本能的拉扯中，他批准了对中兴通讯的禁售令，以及对福建晋华、华为的“实体清单”制裁。这些举措使得出口管制成为一项能够直接瘫痪目标企业、切断其与美国关键技术联系的强力武器。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安全局（BIS）因此地位跃升，成为与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并驾齐驱的关键行动机构。

这些横跨不同机构与任期的官员共同构筑了今日美国经济战的制度框架。从财政部的莱维与苏宾确立技术中枢，科恩在危机中推动执行，卢与辛格将宏观经济战略引入制裁思维，到外交官弗里德搭建起多边协调机制，再到波廷格、莱特希泽和罗斯将技术竞争纳入大战略体系，他们的联合作为使经济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之中有的已离开政府进入私营部门，与自己曾打造的制度体系发生新的交集，但他们所奠定的制度与路径已深深镶嵌进美国对外战略的结构之中，形成一套既强大又复杂、充满风险的国家权力工具。

经济战的“隐秘军团”：跨国企业与游说团体

在当今的经济战中，真正推动全球力量博弈的不只是国家。大型西方企业、金融机构、科技巨头乃至跨国能源公司，正日益成为关键节点，它们曾经在不情愿中被卷入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一方面，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是制裁工具的传导者；另一方面，它们自身也成为制裁对象，或主动配合执行国家政策，甚至在某些情境下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它们的存在展示了全球商业网络与地缘政治策略在经济战时代的深度融合。

汇丰银行的经历清晰展现了这一融合的转折点。作为全球最大金融机构之一，汇丰曾因处理涉及伊朗、利比亚、苏丹和缅甸的非法交易，于2012年被美国罚款19亿美元。这类巨额处罚远远超出“经营成本”范畴，宣告了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对全球银行合规的新强硬态度。BNP巴黎银行亦在2014年被罚近90亿美元，凸显了美国通过金融体系投射制裁力的决心。

然而，罚款并未终结故事。汇丰被迫启动全面合规改革，接受由美国司法部指派的独立监察员，并聘请前财政部制裁战略核心人物莱维为首席法律官，投入十多亿美元、动员数千员工，打造超越最低要求的全球合规体系。这一转型将其从曾经的违规者，转变为制裁政策执行的重要一环。它的系统筛查机制成了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影响力的延伸，有时甚至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以规避未来可能的惩罚。在中美科技对抗加剧之际，汇丰也因提供华为孟晚舟与Skycom有关的交易证据而登上风口浪尖，间接加剧了冲突升级。尽管汇丰重新站稳脚跟，其运作空间却已大大收缩，从“违规者”蜕变为“受控但不可或缺”的执行者。

类似的转变也出现在能源领域。埃克森美孚曾将俄罗斯视为未来增长的关键市场，与国有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在2011年达成庞大合作，准备共同开发北极油田，这一协议一度被普京誉为美俄关系的典范。时任CEO蒂勒森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甚至获得“友谊勋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面对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的初步能源制裁，埃克森美孚仍试图推进在北极的钻探计划，甚至在俄方高管受到个人制裁后继续签署合作文件，显示其对制裁的抗拒。

但随着乌克兰东部战事升级与马航MH17事件发生，西方国家进一步收紧制裁，禁止所有支持新北极、深水及页岩项目的服务。此举让埃克森的北极钻探计划彻底失去合法性，只得申请短期豁免以完成收尾工作后撤出项目，尽管当时刚发现大型油气储量。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埃克森与BP、壳牌等西方能源公司一道，宣布彻底退出俄罗斯市场，放弃数十亿美元资产。纵使曾奋力抗争，埃克森终究无法违抗制度性禁令，只能接受在经济战博弈中所遭遇的重大损失。

2013年，时任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的雷克斯·蒂勒森在圣彼得堡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手中接过国家友谊奖。塔斯社

科技领域也未能幸免。在对华为的制裁战中，谷歌成为极为关键的参与者。2019年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后，谷歌终止了其使用完整版安卓系统的许可，导致华为新一代海外手机无法预装Gmail、YouTube、Google Maps等核心服务，也无法获得安全更新。虽然在中国大陆本就无法使用这些服务，但对国际市场而言，这一变化无异于重创。

谷歌此举源于法律义务，并非出于自身判断，却在实际效果上极大增强了美国政策的打击力。作为安卓系统与应用生态的主导者，谷歌的市场垄断地位使其决定直接影响全球手机市场格局。尽管因此失去了华为这一重要客户，可能带来一定经济损失，但谷歌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保持一致，也规避了政治风险。在安卓阵营内部，华为的削弱可能还反向强化了谷歌与其他厂商如三星的合作关系。

在当代经济战中，除了直接涉及目标产业的企业之外，游说团体等中介力量同样在塑造政策与立法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政策的发起者，也为其落地提供政治动能。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为例，其在伊朗制裁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作为美国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之一，AIPAC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便积极推动更为严厉的对伊朗制裁措施。当时，政府内部部分官员倾向通过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但AIPAC联手国会跨党派议员，推动了更强硬的立法策略。

早期，AIPAC与参议员凯尔、利伯曼和贝赫等人密切合作，制定制裁框架并构建政治支持网络，后又与梅嫩德斯与柯克等议员展开合作。其影响力在2010年《全面制裁、问责与撤资伊朗法案》（CISADA）和201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梅嫩德斯-柯克修正案的通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法案不仅加大了对伊朗中央银行的打击，也直接瞄准其石油出口命脉。国会的主动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迫使行政部门不得不接受更严厉的制裁路径，即便白宫原本可能更倾向于外交斡旋。正如参议员梅嫩德斯所言，“若无国会，这些制裁根本不会实现。”

AIPAC还积极参与推动将伊朗银行从SWIFT系统中剔除的立法工作。这种运作模式使其既承担政策动议的发起人角色，又作为推动立法通过的关键后盾，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范围和力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通过激活国会立法权，AIPAC不仅将制裁工具制度化，还有效牵制了行政权的回旋空间。在推动以最大经济压力遏制伊朗核计划这一政策目标上，AIPAC成功调动了美国政治体系的各方资源，其影响力堪称赢家。

从跨国企业到游说团体，在经济战的战场上，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不依附于政府命令，却依然成为战争机制中不可或缺的发动机与操盘者。立法议程的设定、政策理念的输出、政治资源的整合，均展现了这些中介力量如何塑造制度性力量，使原本属于国家的经济制裁工具，在他们的参与下更具穿透力与执行力。他们虽无权决定政策，却承载政策成败的重任，成为21世纪制裁机器运转的“隐秘军团”。

“战争进入经济领域，依然只是大国的游戏”

在“全球经济战争”这一新格局中，美国外的大国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角色。中国既是美国打压的主要目标，也是日益成熟的经济行为者。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限制试图阻止其现代化和在关键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而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产业补贴、掌控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在全球经济中获取更大影响力。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摆脱对美依赖，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设CIPS跨境支付系统、推进技术自主（如“中国制造2025”和“双循环”战略）。

智能电动汽车车间里的机器臂

俄罗斯主要被描绘为西方制裁的对象，尤其是在2014年和2022年爆发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之后。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杠杆是其丰富的能源出口资源，并且其表现出将能源出口武器化的意愿，例如通过削减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施压。与中国类似，俄罗斯也在试图“制裁免疫”，方法包括去美元化、构建SPFS金融信息系统、推出Mir支付卡，以及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

欧盟及其关键成员国如德国、法国、英国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复杂角色。一方面，作为美国在G7框架下的重要盟友，欧盟在对俄全面制裁中起到关键协同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欧盟与被制裁国家间的深度经济联系（尤其是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其对制裁常持更谨慎乃至分裂的立场。欧盟自身也曾受到美国经济压力（例如在对伊朗问题上的次级制裁），因此近年来开始构建自身的经济安全战略，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追求“战略自主”。

这些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错综复杂。在G7内部的协调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合作，尤其是在对俄制裁上的统一行动。但总体而言，博弈与胁迫更为常见。美国频繁通过次级制裁和长臂管辖等手段，迫使全球企业在美国市场准入与目标国业务之间“二选一”，其出口管制也日益精细，如“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的运用。中国和俄罗斯则在努力减缓西方压力的同时加强相互合作，包括推动本币结算、扩大双边贸易、推进“去美元化”机制、并推动金砖国家联盟扩容等。同时，中国也在使用更隐性和灵活的反制手段对他国施压。如此多重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持续变动的全球经济斗争网络。

美式经济战的胜算与挑战

美国利用其在全球金融和科技领域的关键节点控制能力，在经济战中展现出强大的打击力和战略影响力。然而，从更宏观的战略层面看，“胜利”并非如此简单。2022年制裁并未起到阻止俄乌冲突的效果，战争依然爆发。即便在制裁实施后，能源收入的豁免与俄方的适应能力，依然支撑其战时经济的持续运转。2014年的制裁虽引发俄国内经济危机，但并未改变克里米亚事件的结果，反而导致局势长期冻结。这种成效有限的现实，揭示了美国经济武器的一种“反作用力”：制裁越多，越激发对手以及部分盟友分散风险、摆脱美元体系、建立平行机制的动力，从而逐渐削弱美国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力。

国内制约也不可忽视。制裁可能引发反向冲击，包括能源价格上涨、跨国企业利润受损，引发国内反对。例如在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出口管制中，美国半导体产业担忧失去两国市场的强烈反应，使制裁策略受限。国会（如伊朗问题上的情况）往往推动比行政部门更为激进的制裁，有时使政府陷入困境，但当涉及到美国重大经济利益时，国会也会犹豫不决（例如，在面对俄罗斯或中国时，不像对伊朗那样愿意对抗）。政府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财政部因担忧金融稳定，往往在行动上更加谨慎，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或国务院则态度更为强硬。法律也设下红线，例如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使得对TikTok等平台的禁令面临挑战。再加上国会和白宫之间对具体制裁路径的分歧，使得经济战的执行充满变数。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美国精英依然视经济武器为大国博弈中的核心工具。政策圈内部对其具体操作路径存在分歧。一派主张“多边协调+精准打击”，以维持美元和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派则特别关注中国的崛起，主张更加果断和持续地使用这些工具，尤其是在技术控制方面，以保持竞争优势，接受一定程度的经济脱钩作为必要手段（如“小院高墙”）。在这一趋势下，美国主导的未来经济战或更多聚焦于关键技术限制，并强化与七国集团等盟友的协同，形成更有针对性的打击体系。

要提升经济战的战略效能，需要制度上的升级。例如设立常设的“经济战委员会”，推动跨部门协同、战略规划和专业能力建设，将制裁与激励手段结合，如推动有选择性的投资与贸易合作。但即便如此，这一模式是否真的可持续，依旧存在深刻的不确定性：随着地缘竞争的持续升温，这将继续侵蚀全球经济互联基础，关键的经济和技术咽喉可能朝着封闭的方向集中。美国可能会精细化其经济武器和战略，或许更加专注于关键技术领域，但推动全球分裂的动力似乎还将持续。

“不可能三角”：和平与发展无法兼得？

当今地缘政治时代的一个核心张力在于“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论”——国家无法同时实现高度经济相互依存、坚固的经济安全与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冷战结束后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深度的经济相互依存能够带来安全。这一逻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当时主要大国之间缺乏公开的战略竞争。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动拥抱与前对手的经济融合，认为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能够带来和平、繁荣，并促进政治自由化。

但随着大国竞争回潮，这一逻辑已被彻底颠覆。经济相互依存不再是稳定的保障，而被视为战略弱点——对手可以借此施压、获取关键技术、甚至将他国经济作为人质。

“经济战时代”是加速了三元悖论再现。正因为存在这种深度相互依存关系，才让国家在军事手段不可行的情况下，将经济武器作为主要博弈工具。美国等国家通过控制“咽喉”对对手施加压力——制裁、技术禁运、要求盟友选边站队。但经济武器的使用本身也在不断削弱这种相互依存结构。企业开始重构供应链，国家谋求替代性制度，全球信任基础遭到侵蚀。各国纷纷将经济安全和地缘定位置于全球市场效率之上，如“去风险”、“友岸外包”、对关键技术的国家投资（如“芯片法案”），正是这一全球经济战略转向的表现。三元悖论使各国在效率、安全和战略影响力之间作出艰难权衡，全球经济体系逐步走向碎片化。

这一新趋势没有明显的“出口”，也不存在回归过去无拘束全球化的路径。基于美国掌控的咽喉虽然依然有效，但其不稳定性也日益显现。美国的经济战实践正促使对手国家加速建立替代体系以规避制裁。例如，我国和俄罗斯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跨境支付与金融信息系统（如CIPS、SPFS、Mir），推动非美元贸易，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寻求自主，深化金砖机制内的经贸联系。即使进展艰难、成本高昂，也仍体现出其“去美元化”与去美化战略的坚定方向。

2022年8月，拜登签署2800亿美元芯片法案

美国的盟友同样在重新评估自身脆弱性。一些国家因美国的单边行动（如退出伊核协议）而感到不安，开始谋求“战略自主”，试图减少对美体系的依赖。尽管欧盟的INSTEX等尝试未能成功，其内部关于美元霸权的反思仍在持续。随着替代系统逐渐成型，美国控制的关键节点力量将面临削弱。技术脱钩也在发生，不仅是因为出口管制，更源于国家安全的系统性考量，最终可能导致技术创新体系的分化。

未来的国际格局或许会分裂为数个区域性集团，相互间联系减弱，经济胁迫空间也随之下降。但也存在另一种更为灰暗的可能性：一旦经济战工具失效，大国之间的博弈将重新回到军事领域。尽管经济战成本高昂、成效有限，却仍可能是管控冲突风险的“较优选项”。无论如何，随着国际秩序重构，大国博弈的规则与工具也在同步演进，而以相互依存换和平的时代已经终结。

* 本文基于以下内容重新创作编写而成，文中小标题为编写者自拟。

[1] Edward Fishman, Chokepoints: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 Penguin Random House, February 2025. https://www.penguinrandomhouse.com/authors/2283026/edward-fishman/  

[2] Edward Fishman, Chokepoints: How the Global Economy Became a Weapon of War,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interview), April 7,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OFfl1rrKNg  

[3] Pieter Balcaen, Beyond Sanctions: Economic Warfare and Modern Military Conflict, The Modern War Institute, November 20, 2024. https://mwi.westpoint.edu/beyond-sanctions-economic-warfare-and-modern-military-conflict/  

[4] Elizabeth Rosenberg, Daniel Drezner, Julia Solomon-Strauss, and Zachary K. Goldman, The New Tools of Economic Warfare: Effect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temporary U.S. Financial Sanctions,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pril 15, 2016.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new-tools-of-economic-warfare-effects-and-effectiveness-of-contemporary-u-s-financial-sanctions  

[5] Josh Lipsky, No One Is Coming to Save the Global Economy, Atlantic Council, April 8, 202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no-one-is-coming-to-save-the-global-economy/  

[6] Michael B. G. Froman, China Has Already Remad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ow the World Adopted Beijing’s Economic Playbook, Foreign Affairs, March 25, 202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economics-china-international-system-tariffs-michael-froman  

[7] Robert D. Blackwill and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Belknap Press, October 23, 2017. https://www.hup.harvard.edu/books/9780674979796  

[8] Nicholas Mulder, The Economic Weapon: The Rise of Sanctions as a Tool of Modern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18, 2022. 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9780300270488/the-economic-weapon/  

[9] Jami Miscik, Peter Orszag, and Theodore Bunzel, Geopolitics in the C-Suite: More Than Ever, U.S. Foreign Policy Depends on Corporations—and Vice Versa, Foreign Affairs, March 11,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geopolitics-c-su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