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老农民：野生稻种为什么不能带出国？-合川老农民norlanseed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合川老农民】

近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号披露的一起“研究员符某某未经审批，将61份水稻种质资源携带出境”案件，犹如一束强光，照见了全球种业竞争暗涌下的惊涛骇浪。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一粒稻种的价值可能超过等重黄金。当发达国家通过“生物勘探”在全球收集遗传资源构建“基因霸权”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水稻起源中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种质资源保卫压力。

符某某向境外非法转移国内野生稻种，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

为何野生稻种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价值？

在自然界中，野生稻群体经历了长时间的自然演化过程，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这些野生稻的基因组中，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等位基因，但在人类对栽培稻进行人工选择和改良的过程中，这些基因不幸地被遗失了。

进化的本质在于演化，即在性状的舍弃与强化之间进行选择。这一过程在自然界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在人工选择中，这一过程更是被人为地加速和引导。例如，在农业领域，通过人工选择，稻谷群体的性状经历了得与失的权衡，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和人类的需求。

至于稻种的遗传学研究，则类似于在被人工选择所淘汰的遗传信息库中开盲盒，挖掘那些被忽视的宝贵数据。通过深入研究这些数据，科学家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稻谷的遗传多样性，以及如何利用这些遗传资源来培育出更适应环境、更高产、更优质的稻谷品种。

野生稻的驯化&杂交改良过程

野生稻，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界赋予水稻的珍贵“抗病抗灾基因宝库”。它们经历了无数个世纪的自然选择和进化过程，从而具备了抵抗各种灾害的能力，比如害虫、病菌的侵袭，以及干旱和水淹等自然灾害。这些能力是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难以轻易复制的，因为野生稻的基因是经过无数代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过程所留下的精华。

它们不仅包含了能够精准识别病菌的“智能防御系统”，还拥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套生存方案”。一旦这些珍贵的野生稻种群消失，水稻作物将更容易受到病害的侵袭，导致产量下降，同时在面对极端天气条件时也会显得更加脆弱。这将意味着人类可能会永久失去改良水稻品种的关键“原料”，从而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这就是为何野生种质资源十分重要——它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惊喜宝库，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大盲盒。只有当这个宝库的容量足够庞大，种类足够丰富时，科学家们才能在这个宝库中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从而揭开自然界中一个个令人惊叹的秘密。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还可能为未来农业、医药等领域带来革命性的进步。

野生稻自然种群遵循哈迪-温伯格定律，在自然选择、基因流、遗传漂变等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基因频率分布，这使得野生稻种里往往蕴含着更优异的基因片段，使其在特定的生理特性上显著优于栽培稻种。例如，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群体中检测到的抗逆相关SNP位点，其多态性信息含量（PIC值）显著高于栽培稻。

野生稻基因组中尚未被利用的QTL位点（控制数量性状的基因在基因组中的位置），可能控制着抗病虫害、耐高温、耐盐碱等复杂性状。如广西药用野生稻携带的相关基因点位，可以培育出远高于栽培稻的的耐盐能力。

由于缺乏人类的定向“呵护”，野生稻的生长环境相较于栽培稻而言，显得更为粗放和极端。正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野生稻不得不锻炼出一系列强大的抗逆机制。这些机制不仅帮助它们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且为现代稻谷育种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现成的解决方案。

除开土壤极端的温度、酸碱环境，野生稻与病原菌的长期博弈，也是锤炼其基因的经典过程。通过此种博弈形成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其对于病害的免疫能力也大大提高。

例如，通过野生稻中的水稻抗白叶枯Xa39基因，可以编码新型抗病蛋白，可同时抵抗白叶枯病菌的多个生理小种，具有显著的性状优势。

水稻白叶枯病

让我们最记忆犹新的是那株来自海南的野败。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崖县发现它，而后它为杂交水稻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袁隆平与稻种野败

由于水稻是一种同花授粉、雌雄同体的植物，自然条件下自花授粉率高达95%-99%，异交率不足1%，这就阻碍了其与其他亲本的结合。

在袁隆平先生提出的三系杂交水稻理论中，实现水稻杂交的前提是拥有不育系稻种。而野败稻种正是这一关键的发现。

可以断言，若非对野败这一野生不育系稻种的发现，我们便不会见证后来享誉全球的杂交水稻技术的诞生。

三系水稻杂交理论

绿水青山的另一层深意：保护种质资源，维护生命科学的大数据基础

生态保护并不仅仅是一个感性的口号，它既是对自然平衡的维护，更是对人类生命科学数据库的保护。

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没有丰富的种质资源储备，生命科学就无从谈起。

过去几十年里，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自然生态多样性的破坏。一个物种的消失，就是一组基因数据的丢失。

早在21世纪初，中国农业科学院就组织过7个省份的农业科研单位对野生稻进行调查，发现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药用稻（Oryza officinalis）和疣粒稻（Oryza meyeriana）这三大基本野生稻种分布点丧失的比例高达70%、55%与30%。这种消失意味着不可逆的基因流失。

三大基本野生稻种中的疣粒稻与药用稻

我国科学家测算，每个消失的野生稻群体平均带走上百个特有等位基因，而这些基因可能正是应对未来气候灾难的关键。因此守护一株野生稻就是守护一座基因库，是维护生命科学的大数据基础。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绿水青山与保护种质资源之间的关系。加上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以及跨国资本的渗透，我们优质的种质资源不断流失。

在早期阶段，跨国企业在国内成立各式“种质创新中心”，通过合作研究获得了高品质的野生稻资源。随后，它们在海外申请了相关专利，从而形成了技术垄断。像孟山都这样的跨国巨头，它们手中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种质资源，这也是它们能够在全球转基因育种产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根本原因。

西方通过全球化建立获取全世界种质资源的途径与体系，然后通过转基因作物反向输入它国，破坏其生态平衡。当人们极限追求经济效益而丧失了对生态平衡的底线思维时，在生命科学这一端，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未来。

正如之前有人极度推崇美式大农场模式，认为农业强国的建设仅仅依赖于单一作物的大规模生产，这种误解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生命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因数据的多样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演化的多样性，就是我们研究生命规律的根基。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往往将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视为对立面。然而，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能够领悟到生态文明理念与技术进步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深层联系。

种质资源争夺战，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从野生稻种保护出发，引出的是对于我国全境种质资源保护的紧迫性。

在利益的促使下，跨境种质走私已逐渐形成完整产业链。中越边境查获的案件显示，某些稀有野生稻种子的黑市价格达每粒数百元。走私者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将种子藏在普洱茶饼、工艺品中运输。

科研合作中的资源流失同样触目惊心，本次符某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国际农业研究机构打着合作项目名义，在我国境内大量收集种质资源。

在实物剽窃之外，分子层面的数据资源窃取也日益猖獗：通过实验室样品交换获取DNA序列信息，再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重构遗传资源，这种“数字化生物剽窃”能够轻易规避海关监管，让人防不胜防。

要打赢这场种质资源争夺战，还需要从各个方面下足功夫。

首先，种质资源的数字主权建设刻不容缓。2022年，我国建立了农作物种质资源区块链平台，借助区块链技术可以把采集到种质资源和授权品种的DNA分子信息记录下来。

2022年，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江汉大学三方联合发布农作物种质资源区块链平台

由于区块链技术的保密性和不易篡改性的特点，存证平台相当于一个融合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数据平台，其数据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能够解决传统种质资源管理中的确权难、追踪难、共享难等问题。

对于种质资源产权的分布式记录，可为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不可篡改的电子证据，能够有效避免境外窃取我国种质资源抢占专利高地。

该平台将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序列、表型数据（如抗病性、耐逆性等）、采集地地理坐标等信息加密后写入区块链，生成唯一数字指纹，确保数据不可篡改。且通过智能合约记录育种者贡献，例如某抗稻瘟病基因的发现者、改良者及使用授权范围，为后续权益分配提供链上证据。

当种质资源出口或国际合作研究时，区块链自动记录运输路径、接收方信息及使用协议，海关可实时核验资源合法性。例如，符某某案件中若相关资源已上链，其私自携带行为将被系统即时预警。

由数字主权带来的资源主权，是做好宏观层面种质资源保护统筹工作的基础。

其次，建好生态保护区，保护好生态多样性，就是保障住了境内种质资源的存续。

截至2021年，我国已构建覆盖全国的生态保护区网络，包括47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9个国家公园（包含试点），形成“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生态安全、气候韧性，保护物种多样性。

“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

在生态保护区的大框架下，我国针对野生稻这一战略资源建立保护库，重点布局于广西、云南、海南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形成“三角防护网”。

其中，广西玉林野生稻核心保护区约20.18公顷，年均降雨量1610mm，水源PH适中，气候适宜，是全球数一数一二的药用野生稻原生境。广西农业科学院通过野生稻资源的利用，成功培育出华南稻区知名稻种恢复系桂99。以此为基础，配制并推广的杂交稻组合已达到14个，累计种植面积达到1.5亿亩，为社会创造了超过40亿元的经济效益。

袁隆平先生在广西的水稻育种基地

而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保护区，是干热河谷型野生稻栖息地，蕴藏耐高温基因和抗旱基因簇，我国农业科学家以此为依托，开发出具有耐旱、耐贫瘠、抗病特性的新品种“云资粳41号”和“云资籼42号”，平均亩产超过800公斤。

云南元江的水稻梯田

最后是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这是全球最大的野生稻种质资源圃，目前保存着全球22种野生稻、1.3万份野生稻种质资源，可以容纳4万份野生稻种质资源。

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

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相关犯罪行为的违法成本。

前有朱某某向境外大量出卖我国优质亲本稻种仅获刑1年6个月，后有符某某未经审批向境外提供61种水稻种植支援（甚至其中一份野生稻资源是我国特有的珍稀资源）仅获刑2年。

与种质资源流失对国家粮食安全、生物主权的长期损害来看，上述判决都缺乏威慑力。

种质资源流失的后果，在产业层面，可能导致我国丧失相关知识产权优势，造成数十亿的经济损失，破坏就业空间；在生物安全层面，则有可能被针对性地制作出破坏国内生态平衡的基因武器，成为生物战的帮凶。

在生命科学产业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当下，我们是否应当在法律层面对此类犯罪行为进行重新定性，并相应地增加量刑，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史前碳化稻谷，到太空诱变的“航天水稻”，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始终与稻种进化同频共振。在生物技术革命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的今天，种质资源保卫战已经超越农业范畴，成为关乎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抉择。

当我们凝视电子显微镜下的水稻基因图谱时，看到的不仅是碱基对的排列组合，更是文明延续的密码。构建从种质保护到基因主权的立体防御体系，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和制度完善，更需要每个公民觉醒生物安全意识。这场保卫战没有旁观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作物基因，更是人类文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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