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关税战给了我们一个决心，必须把扩大内需的堵点真正解决掉

编者按：近期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搅动世界，在一度宣布对全球其他国家实施“对等关税”，并将对华输入美国关税税率提高的145%之后。特朗普政府12日深夜宣布豁免包括中国电子产品在内的“对等关税”。中国商务部回应称，这是美方迈出的一小步。

但是随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3日发文称，美政府并未宣布任何关税“豁免”，相关产品只是被转移到另一个关税类别。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表示，对部分电子产品的关税豁免只是“暂时性的”。特朗普和卢特尼克的最新言论，让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乱上加乱。

针对特朗普混乱不堪的关税战对中国的影响，4月11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机器可能的影响”的沙龙，观察者网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授权，全文转载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老师发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军，整理/唐晓甫】

我觉得今天的沙龙达到了预设的效果，很精彩。前几天，我建议要举办这个沙龙，是因为复旦经济学院，有很多人做贸易研究，也有很多做产业政策、产业经济方面的研究，以及宏观经济研究。我觉得贸易战和对等关税的讨论非常多，我们应该有所参与和贡献。

今天正式的发言一共有九位，在座各位其实都有话要说，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讨论到半夜也不会停下来。

但总体上，我觉得今晚的讨论还是非常精彩。让大家了解了对等关税提出的背景，也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生态，谈到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等等，也让大家对中国过去这些年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当中的地位有了更多认识。虽然每个人发言的时间很短，但应该说很有深度，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个很老的话题。我记得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时在MIT做演讲，在演讲中他就重点回应了美国人关心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在现场。朱总理在演讲中看到刘遵义坐在下面，就提到了刘遵义教授团队关于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研究。

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并在MIT举行演讲 视频截图

那时候美国贸易逆差的数字没现在这么大，但由于有香港的转口贸易，美国公布的逆差统计数据比我们公布的大得多，所以主要争论集中在逆差的统计口径上面。后来这个问题不断迭代升级，好几届美国政府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小布什当政时就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在奥巴马时期，这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美两国也在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框架下针对贸易逆差问题开展了联合研究。

萨缪尔森（1970年获得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活着的时候，在2003年的《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写了一篇文章，主题就是美国的生产外包对美国会不会有伤害？他的答案是，生产外包至少对美国的就业有伤害。

他举了一个例子，北卡罗莱纳州的一家银行，把它的客服中心外包到印度去了，这样银行里面原来负责接电话的人就失业了。失业以后也许在当地还可以找到工作，但工资肯定更低了。这是萨缪尔森基本的看法。

但萨缪尔森有一个做贸易的学生，也是MIT毕业的，叫巴格瓦蒂。他就撰文反驳了老师的看法。他同样讨论了一个简单模型。他认为客服中心外包出去以后，这家银行的成本降低了。成本降低可以让银行服务更多的客户，让客户的成本降低。他最后的结论是美国的生产外包会带来更多经济增量，这可以理解为美国的福利会增加，所以很合算。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捍卫全球化》。

而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巴格瓦蒂的学生，相当于是萨缪尔森的第三代学生。起初，克鲁格曼是支持他的老师巴格瓦蒂，不太支持他老师的老师萨缪尔森。

但去年五月份，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为中国的第二次冲击做准备》。他在这篇文章中反思了自己过去的看法，他觉得现在的情况表明还是他的师爷萨缪尔森是对的。

如果你今天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谈到中国的时候，相信大家多多少少对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扩张势头表示关切。拜登政府其实也对这个问题非常担忧。耶伦来中国，在北京记者会上也公开讨论过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

我去年去布鲁塞尔，欧洲商会也关心这个问题。我后来到芬兰，芬兰产业联合会邀请我做一个演讲，当时芬兰的前总理等高官都在现场，都十分关心中国的产能扩张问题。

回到对等关税的问题。特朗普为什么要对全球加征关税？他到底要干一件什么事情？

二战以后有个《关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是由美国人发起的动议，但后来没有通过。回顾历史，特朗普现在干的事情就有点像美国人之前推进GATT一样，打算重新考虑全球的贸易规则。但这个规则显然是要以美国利益为核心来展开，而且最终是要跟中国干，因为美国在全球贸易逆差中，中国占约三分之一。

张军老师发言

考虑到无论是在越南、东南亚，还是在墨西哥、巴西和印度，中国资本都在迅速向海外布局和投资。可以想象二十年、三十年后，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会是中国资本在主导贸易。

等到那时候，美国和中国再打贸易战就没有意义了。在志阔的幻灯片中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中占比还很小。我曾经看过新加坡的数据，这么小一个国家，它的人均ODI（境外直接投资）几乎是中国的14倍。按人均水平来推测，中国将来向外投资的势头和空间相当大。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看中美现在的贸易不平衡？在我看来，这种不平衡并不代表贸易擂台上的输赢，而是对两个国家在其他很多方面拥有的巨大差异的写照。美国在制造业方面做不过中国以及日本、韩国，因为后者更能吃苦耐劳，也更勤俭节约，这根植于自然禀赋、文化基因和历史的不同。

但美国在另一些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拥有一流的大学和金融机构，也拥有全球最发达的科技。在很多方面，美国人比中国人消费上在更奢侈，这是事实。另外，正是贸易不平衡才维持了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货币和金融霸主地位。换句话说，贸易不平衡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答案。

中国人，甚至整个东亚圈的人们更愿意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所以在全球贸易格局中东亚才出现了更多的顺差，这并不简单是贸易政策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国内高储蓄和低消费的结构问题，这就是刚刚永钦讲的问题。

如果贸易赤字真的是个问题，那我们又该如何解释美国在货币和金融乃至科技上面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霸主地位呢？刚刚奚锡灿说，现在共和党并不这样想问题，而且美国获得的这些好处是国家的好处，不是共和党的好处，这个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特朗普真的现在不想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不想继续领先全世界，美国人真会答应吗？我看美国人不会愿意付出这些代价的。

同样的问题，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在全球的生产体系当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中短期也不可能改变。全球已经在经济意义上形成整体，许多事情不是某个国家单方面能够改变的。

事实上就像巴格瓦蒂讲的，美国的问题不是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它获得的整体福利增加是非常明显的。但美国没有处理好对底层民众的福利保障，它的保障做得不好，不如欧洲做得好。这是美国真正的问题。

贸易不平衡反而可能是中国和东亚面临的真正问题。从全球生产体系的演变过程来看，好像只是到了东亚崛起，尤其是中国这个“大块头”发展起来以后，才催生出一种极具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和体制。

很有意思，你看技术进步就能看出来。早期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靠基础研究，但东亚的技术进步基本上都靠制造业，在制造中推动技术的进步，这跟欧美完全不一样。

在东亚，工科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因为各国在国家利益上的根本差异。东亚受到国家传统的影响太深。这是东亚跟欧美、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完全不一样的。

在欧美有大量中国理工科留学生

国民的国家意识比较强，更容易走上靠制造立国的模式。今天我们都在很辛苦地制造、生产，但我们没有美国那样的高消费，因为收入并不高。刚刚王永钦讲，为什么收入低？因为你工资低，为什么工资低？因为你要多制造，而金融又不发达，企业要维持更低的工资来确保足够多的金融剩余。这是环环相扣的均衡，不容易打破。

在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尽管靠制造业扩张可以更快追赶欧美先行国家，但最终会慢下来，因为就像奚锡灿刚刚说的，最后你的内需会变成你发展的最大约束。

当年日本在人均收入上是最接近美国的，1970年代达到了美国的70%多，但后来停止增长，现在也只有美国人均GDP的一半；韩国也没有追赶到日本的水平。因为日韩都面临需求问题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中国是个14亿人口的大国，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不足四分之一，需求问题已经出现。但跟东亚的其他经济体不一样，中国的体量要大得多，所以应该有更多的机会来处理需求问题。刚刚大家讲到，这些年我们已经在分散我们的出口市场，而且在加快资本向海外的输出，通过向海外直接投资来促进出口。

此外我们必须尽可能释放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2020年我们提出了“双循环”。“双循环”其实强调的是内循环，但如何形成一个支撑内循环的总需求？首先我们要让企业和投资者在国内市场有可以预期的稳定回报率和利润率。

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就聊到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有很多企业，开发了很好的技术，但它不敢生产。因为一旦生产，马上就引来其他参与者过量进入这个市场，利润很快就消散了。

这么内卷的市场不可能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内循环。怎样确保在国内投资的这些企业有足够的回报和足够的盈利能力？包括怎么解决过剩产能的问题？知识产权怎样保护得更好？这些都需要政府很好地去考虑。

会议现场座无虚席

这就回到了我们基础的供需问题。例如我们现在去看新能源汽车，已经面临产能过剩的困扰，一旦过剩，它的投资就没有什么回报。但因为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产能扩张速度很快。

地方政府即便目前财务状况那么差，还是不惜拿出真金白银去支持包括新能源车在内的新科技企业的进入和扩张。我听说很多三、四线城市都热衷于搞新能源汽车，这背后是政府有意激励的推动，所以这涉及整个政府体系的激励导向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变得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地方政府对企业是太好了，好过了头。

我倒是建议如果钱给到家庭，能够增加对家庭更多的转移支付、更好的收入支持，以及对教育、养老、医疗支出做更多的补贴也许效果会更好。同时政府要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做到位，让企业有足够盈利的空间要比单纯补贴投资更重要。

现在做这些改变，反而是个好时候。我们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的思维是直来直去的，线性的。中国人的思维是辩证的，相信坏事往往变好事。特朗普打关税战也许给了我们一个决心改变的机会，把扩大内需的堵点真正解决掉。

一方面要应对特朗普的冲击，我们要奉陪到底。但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不能只是口号，要解决好民营企业面临的痛点，更要约束好地方政府的行为，要把精力放在保护好知识产权和企业家的权益上。我们要真正地改变，让国内的总需求扩大。中国不可能变成美国，但可以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

最后，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能够引发一些深度思考，这点很重要。谢谢大家，我就总结到这。

观众提问

提问1：美元的霸权是维持在美国全球的逆差基础上，现在特朗普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难题，到底是要顺差还是要美元？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待未来美元的走势？如果他接下来继续推动贸易战的话，美元格局发生什么样的转变？真的能够缩减贸易逆差吗？

**张军：**这就是他既要、又要、还要的问题。如果要这样加关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贸易赤字，高达一万多亿美元。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元的地位肯定会受到削弱。美国是依靠成为巨大贸易赤字的国家，才使得美国的货币被全世界的卖家接受的。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蒙代尔教授曾经在这里讲，如果人民币要国际化，中国恐怕就要做好成为贸易赤字国家的心理准备。只有变成贸易赤字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才有可能。

你想想看，你长期依赖出口，收进来的都是外汇，人民币出不去。对美国来说，如果今天你要贸易平衡，你就要失去更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我不相信美国人真的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但特朗普口头宣称，美国的这些霸主地位对他不重要，他希望让更多的工作机会能够回到美国。这是天真的想法。

美国人不会愿意改变它的地位，因为从金融市场和从美元指数最近的变化当中也能看出来，这只会扰乱现有的秩序，导致混乱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其实已经干扰了美元汇率。

顺便说一下，现在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中国是不是要降息来对冲美国的关税战？看上去降息当然符合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逻辑，但央行在过去几年依然比较克制。我相信它可能考虑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今天当然也没时间再展开了，主要就是汇率还不是目前最优先考虑的选项，选择大幅度贬值人民币的做法目前来看应该是弊大于利。

提问2：张军院长，您怎么看待海湖庄园协议的这个事情？美国会不会在进行关税战之后，选择践行海湖庄园协议让全世界给美国化债？

**张军：**我觉得中国应该不会承诺为美国买单，这是肯定的。我们看到，中国这次的反应是很强硬的，更强硬的表述不是通过商务部，也不是通过外交部，而是借助于驻港公署在《南华早报》发出了一个声明，中英文的声明，这个措辞非常严厉，而且称对方是野蛮人。

外媒总结的海湖庄园协议要点

即便不久会有谈判的机会，我相信我们还是会坚持一些东西不会让步的。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我刚才讲了，你要知道，大国不会服软的。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子。

提问3：您好，我想请教一下王永钦老师，从最近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尤其是这两天的股价，可以说比较稳定。各大上市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比如中国太保、国泰海通这些企业，它们开展了股票回购，以稳定股价。想请教一下，对于未来，从金融面的角度来看，预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王永钦：**我简单说一点，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是坏消息，全世界都在下跌，美国比中国跌还多。最近，国家队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已经成立了政府平准基金，还是很起作用的。极端情况下，平准基金是是边际购买者，起到托底市场，国内金融面会稳定下来的。

**张军：**大家如果回到去年9月24日，我们的超长国债当中，其实有相当部分是留给银行做资本金的，某种意义上也算预料到今天的事情。长期来说，我们需要非银行金融机构去更多地持有股票，回购股票，但这对银行来说，是一个风险集聚。所以它需要准备很多国债，补充四大商业银行的资本金。

我们这些年在宏观经济上面出台的这些政策思路，整体上有助于今天迎接这个对等关税的冲击。好像觉得是一个巧合？其实不是，这是政策逻辑自然而然推演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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