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彼得·罗森：遏制战略底层逻辑已失效，美国应聚焦打造“西半球之盾”

【文/斯蒂芬·彼得·罗森，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美国正围绕与欧洲和亚洲盟友关系的未来展开激烈讨论。这场辩论充满情绪化色彩，部分源于其被演绎成道德寓言式的叙事。支持特朗普“美国优先”议程的人士认为，盟友既未感恩美国的庇护，也不值得继续受到保护，他们指责这些国家在自我防卫和价值观共享方面做得不够。而维护现存同盟体系者主张，美国必须恪守承诺，支持勇敢的乌克兰人与欧洲人对抗一个复仇主义的俄罗斯。

但美国二战后构建全球军事部署态势的初衷并非出于道德叙事。作为美国现行战略基石的遏制战略，本质上建立在如何捍卫美国核心利益的现实考量之上。当下辩论更应聚焦的问题是：支撑该战略的底层逻辑是否仍如75年前那般有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美国的应对措施可以讨论，但任何行动都需要立足现实。

1983年，美军坦克在西德参加北约组织的“优秀射手83”大规模军事演习 资料图

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同盟体系自有其背景：当时全球经济力量的分布决定了，协防欧洲和日本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威慑可能的攻击并有效防卫盟友，美国不得不在欧亚大陆前沿部署军力。这种防御布局并非基于战略或外交政策考量，而是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也确实形成了有约束性的承诺。冷战时期的部署与相关承诺具备合理性——既源于欧日对美国的经济价值，也得益于美军有能力安全地部署在靠近敌方的前沿。

冷战后的世界已发生根本改变。虽然按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占全球GDP比重与1990年时基本持平（约26%），但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数（PPP）计算已降至17%，欧洲和日本占全球GDP的合计份额更是缩减了50%。

军事技术层面，随着短程无人机与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等技术的扩散，美军靠近对手的前沿军事基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常规武器威胁。更关键的是，美国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已超越传统的核/常规洲际导弹范畴，延伸至网络战、无人机、生化武器等非传统领域，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和人员的隐蔽破坏行动。

上述全球经济实力与军事技术格局的演变并未否定美国盟友的价值，也不意味着美国需放弃全球军事存在，但这确实要求其调整军事力量的构成及部署模式，在强化本土防御的同时，维持必要的海外行动能力。具体而言，美军需要更多地从西半球和太空开展军事行动、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部队。

从西半球的基地与太空平台出发，美军可以维持全球部署，反制在亚洲和欧洲的对手。过去的经验表明，几乎无法预测美国未来会在何处作战，因此合理的做法是构建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远程作战体系。美国也需要打造能够快速部署至敌军前沿且具备生存能力的部队。

美媒近日透露，特朗普正要求军方开发能100%拦截核洲际弹道导弹的“金穹”反导系统

这种“西半球之盾”的新战略态势既能有效应对新兴安全威胁，又可维持对对手的胁迫式威慑，同时允许美军打击全球范围内的目标。朝这一部署的转型需循序渐进：既要深化与芬兰、瑞典等新安全伙伴的合作，也要修复与日本、菲律宾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但美国的国防最终将建立在以本土基地和近地轨道为依托的军事体系之上。

新兴经济力量

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国防战略研究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欧亚大陆上存在多个工业强国。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1947年明确提出，全球存在五大工业中心——美国、英国、西欧、苏联与日本。在凯南开启职业生涯的1920至1930年代，粗略估计，西欧国家占全球GDP份额应该在30%左右。照此逻辑，若欧亚大陆上的任意敌对势力控制其中任何一个工业中心，都将危及美国安全。这解释了二战后美国聚焦欧日防务的战略选择。

但欧洲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1988年，安德鲁·马歇尔与查尔斯·沃尔夫在一份研究“未来安全环境”的报告中分析了新兴地缘政治发展趋势对国防建设的影响，并预测：到2010年，欧共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从当时的25%微降至22%，日本则依然会维持13%（1988年）的占比。那份报告预测，2010年，欧日加起来会占全球GDP的约三分之一份额。

现实却相差甚远。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截至2024年，欧盟的GDP全球占比已跌至14%，远低于当年22%的预测值；日本的情况更糟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占比14%的峰值滑落至3%。

1980年以来，中国（蓝）、美国（橙）与欧盟（红）GDP占全球份额变化，基于购买力评价指数 图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换句话说，自冷战结束以来，传统五大工业中心中的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实力全球占比从34%降至17%，降幅近半。若按实时汇率计算则降幅更大，但国家安全领域看重的是用国内资源采购国内产出，因此购买力平价指数（PPP）更具参考性。

相比之下，冷战结束后的34年来，美国经济的全球占比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中国的占比则从1.8%升至18%到19%，增长高达十倍。

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显示，欧日与美国经济的差距将持续扩大。1950年至2000年间，法、德、日、英逐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单位工时产出差距。但2000年至2019年，日本和英国的生产率增长陷入停滞，德国也未能缩小同美国的差距。2019年至2024年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生产率依然是零增长，美国相对欧盟的生产率优势逐步扩大。欧洲央行202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来，美国服务业的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增长超过12%，而欧元区的增长不足4%。

关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分布，普遍认为人工智能（AI）将成为变革世界各经济体的通用型新技术领域。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者杰弗里·金（Jeffrey Ding）在2024年的新书，《技术与超级大国的崛起：扩散如何塑造经济竞争》呈现的数据表明，从事AI研究的工程师数量与质量将决定未来（由AI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该书列举了世界范围内各大学的AI研究资源并做出排名。在排名前50的高校中，美国、加拿大占32所，中国7所，英国仅1所，欧盟3所，日本无一入围。因此，数据分析领域正在上演的革命不太可能扭转欧、日经济全球占比持续下滑的趋势。

精确打击武器困境

在经济实力下滑的同时，欧洲和日本面临更为严峻的防务挑战。上文那份1988年的研究揭示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精确打击武器体系的崛起。这类武器可以高度精准地打击大量固定或移动目标，而射程不再是困扰。这意味着冷战早年间形成的模式——在中国、俄罗斯周边固定军事基地部署的美军，现在更容易遭受远程与短程常规精确制导打击的威胁。

美国国防战略研究界基本上同意该如何减少美军面临的威胁：通过增设固定军事基地的数量，将部队分散部署其中。这些部队必须学会保持隐蔽与机动性，或者藏在地下设施并配备“爱国者”、陆基宙斯盾等防空系统，而美国正在向以色列、波兰与乌克兰移交这些武器系统。战略界人士也同意，高度机动、分散、得到保护与伪装的美军部队应该被部署到所谓的“复杂地形”——城市区域、丛林或者山区，以更好地隐蔽自己。

在驻日美军嘉手纳空军基地，参加快速部署演习的一台美海军陆战队“海马斯”火箭炮车正被装载至C-17运输机上。 社交媒体

问题在于，所有方案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更重要的是，获准进入（往往）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着现代化升级核三位一体体系、保护本土关键基础设施免遭常规/非常规攻击，以及保护太空资产的压力。这意味着建造能够侦测来袭攻击、具有规避能力的卫星，或者能够抵御攻击、通过隐匿而避免被发现的卫星，保护那些连接与支持卫星网络的地面站设施。

上述任务并非可有可无：若失去可靠的核威慑能力、安全的本土基地与太空能力，美军完全无法开展行动。而在财政压力之下，美国无法同时兼顾这些核心国防需求与保护在欧亚大陆前沿部署军力的措施。

面对这个安全困境，华盛顿确实有另一种选择：将主力部队调回至美国本土或西半球的基地，从那里开展行动。其逻辑十分简单，相比位于他们周边区域的目标，中国与俄罗斯更难打击位于美国本土的、更易于防守的目标。远程打击武器的射程越长，就需要更多的燃料与更大的体积，也就更容易被侦测并拦截。隐身设计可以减少大型武器平台被发现的概率，但成本极高。

坚盾与利剑

虽然一个全球大国保卫本土要比保卫海外基地来得更轻松，但依然面临种种挑战与代价。仅仅靠单一的本土防御战略也并不完备，一份全方位的“西半球之盾”战略需要与一柄利剑配合使用——从美国本土受保护的基地出发，能够迅速、及时地在全球范围内挥舞的利剑。事实上，类似的战略思路早在冷战初期已现雏形。

1953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推出“新面貌”安全战略，通过战略空军司令部设在西半球的基地保卫美国。按照这一概念，美国将依靠本土基地的战略进攻核力量、密集的北美大陆防空网以及反潜艇作战力量相结合，来抵抗对手的轰炸机与潜射导弹。

正如当时的国防部长办公室官方文献记录显示，“这一新型遏制战略将主要依靠进攻性反击力量，以战略核武器为主体，辅以北美大陆的防御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被称做“大规模报复”的战略方针中，其他的国防力量，比如常规地面部队，仅扮演次要角色。

但该计划在当时并不现实：1955年规划的未来五年北美防空体系建设预算高达400亿美元（占当时美国GDP的11%），时任财政部长直斥这一成本测算“荒诞”。究其根源，高昂的成本主要受限于当时的科技发展瓶颈。防空系统最昂贵的组件并非雷达或导弹，而是必不可少的信息处理系统——在那个电子管计算机的年代可谓天价。

如今，在“摩尔定律”影响下，相关成本已经大幅降低，而信息处理系统自身的发展也给防空系统的效能带来指数级增长。为强化反导系统，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Fort Greely）导弹防御基地的扩建重获可行性。考虑到征地方面的政治限制，可以对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的导弹拦截系统（曾于1970年代部署）基地开展扩建评估。

美国阿拉斯加州格雷利军事基地正在吊装一枚GBI反导拦截弹

美国的对手可能从潜艇发射短程弹道或巡航导弹攻击阿拉斯加州、夏威夷与其他太平洋/大西洋沿岸国家，意味着美国需要考虑在本土近海构筑海上防线，部署以“宙斯盾”战舰为主体的战区级反导体系。此外，军事设施的分散隐蔽化、强化网络安全以应对非传统袭击等所谓的被动防御措施也需同步推进。一份聚焦西半球防务的战略意味着进一步加强国内基础设施的安保。

最后，美国必须在西半球维持海军与空军力量，推行新的“门罗主义”方针，其关键目标将包括：阻止对手在西半球可用战区级武器打击美国本土的地区部署军队，并摧毁任何以隐秘方式部署至此的军队。美国需要阻止对手在加拿大、格陵兰岛、冰岛、墨西哥、中美洲地区、南美洲北部、加勒比国家及沿海地带建立军事存在。

主动与被动防御手段虽然有效，却也存在局限。在强化全球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国可以减少潜在攻击者对自己造成（或威胁造成）的损害。精确制导打击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不同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今天从美国本土发射的常规打击武器足以命中距离十分遥远的对手，而这类打击方式的目标与毁伤程度是可调整的。

为了实现精确打击，美国需要掌握侦测、识别、定位与追踪（移动）目标的能力。近地轨道的卫星通常在240千米到480千米的高度运行，距离地表如此之近，相当于从波士顿到费城、基辅到哈尔科夫的距离。精确定位技术的进步意味着，现在可以将众多小型传感器收集的数据整合起来，像一个大型传感器那样精确地提供信息。

相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航天飞机，SpaceX公司部分实现可回收的“猎鹰-9号”两级火箭将发射近地轨道卫星的成本减少了20倍。目前正在接受测试的SpaceX星舰飞船项目一旦成功，有望把相关成本再降低20倍以上。

因此，过去仅能依靠飞机与雷达在接近敌军前沿的空间开展的情报、监视、侦察（ISR）等任务，现在可以由从美国本土发射的卫星网络承担。

有了高质量、高存活率的情报监视侦察能力，美国将有办法搜索并定位全世界任何一处角落里的目标。再加上洲际运行、具备隐身性、携带大量武器的可回收平台，美国可以在一场持久的常规战争中，从本土打击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目前，这些平台包括B-2、B-21轰炸机以及携带巡航导弹的核潜艇。

核心实力

为了在将来几十年里真正发挥效用，需要对美国国防部署态势做出谨慎而灵活的调整。虽然西半球以外的部分国家可能因相对经济实力下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有些国家反而因地理位置变得更有价值。

对美国来说，那些更靠近对手境内潜在打击目标、拥有大片复杂地形与低人口密度的国家，可能会提供特殊优势。在这些地方部署短程、高机动性的进攻武器可以更好地躲避侦测与摧毁。更小型的武器也会更轻量化、易于隐藏。美国可以在距离潜在目标相对较近的国家开展行动，利用小型无人机从事有价值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行动。

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发的B-21突袭者战略轰炸机进行试飞 图自：诺格官网

美国也可能希望与更靠近其对手或领土具备上述特点的盟友合作。就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相比放弃北约，美国应该加强与部分北约成员国的关系，比如芬兰和其他北欧、波罗的海国家。

在中国周边，菲律宾群岛因地理上接近中国南海舰队所部署的海南岛，而具有类似的特点。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与菲律宾政府合作，研究如何利用该国岛屿进行防御作战。日本列岛最南端的九州岛，则处在相对靠近中国东部沿岸及北海舰队基地的有利位置。日本的北海道在地理上相对接近俄罗斯东海岸的海参崴。

在战争或危机时期，当地政府可以允许美军携带精确打击武器的机动兵力进驻，以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长期来看，可通过低可探测度的飞机或潜艇在那里隐蔽部署自动化的进攻作战力量，只需配备少量人员，甚至完全实现无人化。

在西半球以外的大洋上，包括潜在对手用于进口粮食、化石燃料及其他关键物资的海上航道，美国可能也希望开展拦截活动，意味着在遥远的地方进行海上封锁。此类行动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信息：每天有成千上万艘船只通行这些航道，而没有任何一支海军拥有足够的舰船去拦截和检查每一艘商船。如今，天基监视系统技术的进步已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讨论美国的国防部署态势时，最先问的不应该是道德上能否说得过去，而是要直面当今世界的现实，并预测未来的现实。鉴于过去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大潮的转折变化，常规武器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天基传感器技术的崛起，显然，美国在75年前确立的国防态势已经不再合适，或者不足以应对挑战。

美国应该跳出现阶段与盟友的争吵，思考如何更好地部署其军事力量，并在一个风险更高的世界中捍卫自身的核心国家利益。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评论网站，原标题：“一种更好地保卫美国的方式——将更多美军部队调往西半球，而不是亚洲和欧洲。”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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