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鹏鲲：当部分美国科学家萌生去意，中国该不该抛出橄榄枝？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与中国大打关税战的同时，特朗普的“中国行动计划”仍在继续。华人科学家在美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华人科学家归国的消息，仅3月份就有核物理学家刘畅、著名数学家林华新、知名人工智能专家齐国君、微电子科学家孔龙等回国的消息。

不仅华人学者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就连美国自己的科学家，也对特朗普的政策忍无可忍。

3月31日，约1900名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院士通过《科学美国人》杂志，以个人身份联合发布了一封名为求救、实为抗议的公开信，指责特朗普近期的政策正在摧毁美国科学事业。

美国院士数量相比中国国内要多得多，以上三院共有8000余人，因此参与联名抗议的院士人数已接近总数的1/4，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公开信正文部分

根据世界著名科学期刊《自然》杂志此前针对美国科研人员的一项调查显示，约75%的受访者考虑离开美国。对于美国科学家的迁居倾向，世界各国已有很多机构主动示好，希望引进优秀人才。

众所周知，意大利曾是文艺复兴时期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诞生了伽利略、达芬奇等巨匠。而英国在17世纪中期后来居上，成为新的中心，这种地位上的转变被认为和天主教会的打压息息相关。

二战前后，德国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科研投入不足，也让大批科学家奔赴美国，从而促进美国在战后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现在特朗普的政策让不少美国科学家考虑离开，因此在中国高校圈和自媒体都有人大声疾呼：要抓住机会吸引科学家来中国工作，推动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中国。

美国科学家的困扰

按照美国抗议院士的说法，特朗普存在四项罪名：削减研究经费、解雇数千名科学家、阻碍公众了解科学数据、基于意识形态妨碍研究独立性。

在大部分国家，直接拿走高校的经费都会招致舆论的批评。因此，特朗普削减美国高校开支没有一个公开的计划，而且往往借由其他名义进行。

其中最正当的理由是履行竞选承诺，按照《科学美国人》的说法，通过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特朗普政府已取消数十亿支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及其他领域研究的拨款。这里的其他领域主要是新能源、芯片和国际交流。

此外，特朗普上任后，颠覆性的政策层出不穷，而且朝令夕改、政出多门，有中国网民戏称这就是美国版的“百日维新”。这些计划既杂又难，导致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经常陷入混乱和停顿，很多拨款自然就推迟了，目前已有数千项与科学研究相关的拨款陷入停滞。

从2023年10月开始，美国大学的学生多次召集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由于加沙问题背后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些举动自然遭致犹太裔和支持以色列的学生的敌视和抵制。随着冲突升级，部分亲巴勒斯坦学生进一步将抗议、甚至辱骂对象延伸到以色列和犹太人，甚至有一些规模不大的武力冲突。

2023年哈佛大学一次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

特朗普当选后计划在中东问题上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于是借题发挥，将这些抗议活动定性为反犹太主义。1月29日，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立刻行动”，打击“席卷我国街头的反犹太主义”，并承诺驱逐参加过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非美国公民。

特朗普指责高校通过灌输不符合传统的种族和性别意识，鼓动学生反对美国。削减高校开支时，打击反犹太主义又成为特朗普的工具。

美国政府已经对近100所大学发起了反犹太主义调查，并可能进一步扩大。哥伦比亚大学不幸首当其冲，包含教育部长在内的审查团队取消了对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的拨款，并威胁称，如不整改，将最高取消50亿美元的拨款。

3月，哥伦比亚大学服软，接受了政府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修改学生纪律条例等等。其中冲击最大的是答应对该校的中东研究系进行审查，并采取惩戒措施。有消息称，该系目前处于被“学术接管”的状态，未来不排除该系遭整体或部分撤销。

“学术接管”是通过行政力量剥夺教授治理的权利，以使失范失常的教学机构恢复正常或关闭的非常规手段。美国自麦卡锡运动后未曾采用过该措施，因此路透社评论称“闻所未闻”。

此外，由于政府效率部发现了一些“不精简的现象”，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防部决定的拨款，并取消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数百笔拨款。

总之，拨款的减少是美国科学家和特朗普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尽管百般遮掩，但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了反对削减资金，从3月初开始，美国科学家就多次在重要纪念建筑附近发起“坚持科学”的抗议集会。

林肯纪念堂附近的一次“坚持科学”抗议

其他抗议内容中，所谓“解雇科学家”，正是减少拨款的直接后果。招生所需的项目被裁，造成导师无法招收新的学生。另外，大学不知道最后能获得多少拨款，往往只能减少招聘新的教师。

至于“阻碍公众了解科学数据”以及“基于意识形态妨碍研究独立性”除削减经费的部分外无从证明，更多的是一种个人体验。

特朗普政策的影响有多大

前面提到，在顶尖科学家公开联名抗议之前，美国高校圈已多次组织“坚持科学”的抗议活动。但正如很多照片所展示的那样，相关活动参与人数有限，社会影响力也一般。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在于这些活动缺乏社会基础。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思想和“关税战”理论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美国民众选出这样的总统，就是要改革现有的国际和国内秩序，因此特朗普行事不计后果，地位却依然总体稳固。

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前所未有的高关税，在全球引发剧烈的金融冲击和数十国的强烈反弹。在不少美国人看来，这就是性命攸关的斗争，是美国一国对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斗争。

非常时期自然采取非常措施，相比其他支出，高校的开支不仅短期内难以产生收益，而且数额巨大，自然要优先节约。因此，“坚持科学”的抗议活动不仅缺乏社会人士参加，甚至连高校圈都响应有限。

加之特朗普以打击反犹太主义为借口整肃了一批高校，很多学者都害怕成为“出头鸟”，暂时持观望态度。

大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先软后硬的过程。哥伦比亚大学的立场相对比较软，因为是最先取消拨款的，加上特朗普亲自过问和指挥，学校核心管理团队似乎被严厉的指控吓到了，于是就屈服了——毕竟种族歧视、支持恐怖组织、鼓动学生反对美国，这哪里像总统批评自己国内高校的话。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工会抗议学校向特朗普屈服

进入三月中旬之后，一方面特朗普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关税战”方面，另一方面或许大家看到单纯让步是没有好结果的，所以之后遭到打击的大学比较硬气。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格鲁伯表示：“我们打击反犹太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歧视，并且愿意在此问题上与政府合作”，随后又话锋一转，“普林斯顿还将同样积极捍卫学术自由和本校的正当权利”。

3月19日，艾斯格鲁伯还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反对特朗普，将其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打击称为“数十年来美国大学的最大威胁”，并呼吁大学领导人不要屈服，要坚持用诉讼保护自己。就在发文前，美国能源部宣布暂停为普林斯顿大学提供资金。

美国大学运转的逻辑与中国稍有不同，老师跟学校的关系更类似于合伙人。如果不进行授课等公共服务，永久职位例如教授也只能拿到保底工资，而讲师等临时职位则拿不到工资。无论是永久职位还是临时职位，想要利用学校的平台招生，必须先拿到资金赞助，并向学校支付实验室费用，试验和研究的费用也要从这里面出。

因此，只想做科研不想教书的老师受影响最大。宾夕法尼亚大学斯普林曼的经历最极端。作为青年学术“卷王”，他一共拿到五个较大的国家项目资助，2月份接到通知，其中4个被取消，而现在最后一个来自国防部的资助项目也被取消。在接受学术期刊附属通讯社《自然·新闻》采访时，他表示自己的学术理想很可能因此破灭。

斯普林曼很可能是研究美国视角下的海外文化，通过研究帮助美国增进对其他国家及文化的了解，因此收到了国防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诸多渠道的赞助，但近期由于各种因素被拖延或取消。这一研究领域的教师，目前较为普遍地碰到了类似遭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属于永久职位较少的私立大学，出于对财政状况短期内好转的绝望，决定裁员2200人，是目前少数确定通过裁员渡过难关的大学。而其他高校更为普遍的做法，是冻结招聘或招生。

目前美国已有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在内的十几所州立大学冻结了招聘，减少招生的范围则更大，哈佛大学格里芬艺术研究生院已拒绝了所有报考的研究生，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医学院有一个方向今年没有招收博士生。

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学校，诸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宣布可能减少学生的津贴或奖学金。

跨性别科学工作者以及美国高校中的少数族裔也受到影响，今后美国高校的档案性别一栏只能填男或女，教师的自我介绍中也不得涉及相关内容；同时，涉及这些方面的国际交流和研究的资助，基本都被裁减了。

由于当下美国社会狂热的“准战争”氛围，尽管这些政策没有直接针对少数族裔，但仍引发了恐惧和担忧。近期，计算机安全领域的著名华裔学者王晓峰及其妻子，一起遭印第安纳大学火速解雇并抹除相关档案资料。随后，FBI对其两处住宅进行搜查，在搜查前后两人一度失联。

王晓峰夫妇的律师表示，他们目前安全，没有被捕。但王晓峰夫妇拒绝接受采访，也不回应亲戚朋友的关切，还是让整件事显得比较反常。这也让美国高校的华裔教师、甚至美国计算机安全领域的学者感到困惑和恐慌。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大学的“整肃”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公开的，未来这样的猜测或现实，预计将变得更加普遍。

吸引科学家来华是否必要？

由于特朗普的倒行逆施，确实让不少美国科学家考虑离开，其中包括不少华裔。此次联名抗议的院士中就有张峰、庄小威等华人院士。

不过，仔细分析特朗普政策的实际影响，以及受到较大冲击的科研人群，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不同情况。尽管有部分人萌生去意，但其中有多少人真心愿意来华工作，是否值得我们动用宝贵的外汇去挖人，恐怕需要耐心观察。

首先，目前真正想走的群体，主要是严格的环保主义者、跨性别研究者以及自我定位为世界公民的自由派；如果就总体研究水平来看，这个群体并不十分突出。

而这部分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特点或者说“刻板印象”，需要管理者充分考虑照顾其个性。对于想要延揽他们的机构或高校来说，势必要有高超的手腕和完备的预案，避免优厚条件引进的科研人员没能推动学校发展，甚至反而影响声誉。

其次，大规模人才引进必须讲究时机。17世纪意大利科研转入低谷，二战前后德国科学家四处辗转，背景都是所在国政府采取了决绝的政策，导致受迫害的科学家不仅几乎没有退路，甚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这样的情况下，引进的学者往往都像本国人才一样服务于接收国，重金引进的政策也能取得不错的性价比。

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

特朗普的近期政策虽然影响很大，但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所谓离开的表述，某种程度上也是学者的一种试探和博弈策略。现在若盲目乐观地抛出橄榄枝，可能只会有利了“学术候鸟”——只想一年内短期待在新的工作地，同时又能从研究机构拿到补贴和收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大繁荣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教师岗位。各个高校为了跟上发展，都可谓求贤若渴，而激增的大量名额也让本土势力对引进人才的掣肘大为减少。而对于愿意在他国工作的科学家而言，无论是职位待遇还是资金支持，都很难找到比中国高校更好的选择了。

以国内某知名高校为例，按照顶尖学者、杰出学者、高级访问教授和优秀青年学者四个类别，常态化延揽国际人才，涵盖了兼职全职、年龄大小、水平高低等所有重要指标。

对于顶尖学者，清华可以直接给予学校的最高荣誉讲席教授，并在薪酬、福利上采取“一人一议”的方式，上不封顶。对于顶尖学者和杰出学者，学校还会根据实际需求提供一大笔经费，供其投身新的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在团队建设、住房和子女入学方面，也有诱人的安排。而且在顶尖期刊论文、职称、诺贝尔奖等指标上也没有设置刚性要求，只需具有“国际学术领导力”，可谓不拘一格。

中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引进政策，在全球学术界都备受关注。但我们的初衷应该是招揽到真正有意来华工作的人才，对于保持观望、朝三暮四，即便来了也难以长期投入的人士，恐怕并非我们的目标。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国际顶尖学者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手指，也没有神笔马良的画笔。如果高校自身的学科建设不够扎实，纵使高价“买来”几位顶尖科学家，恐怕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此外，针对学术规范和奖惩制度的严格化、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学术经费的分配使用，以及避免高校的急功近利、“摘桃子”心态等问题，需要从上至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自我规范。

此外，对于已经引进的人才，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间，鼓励其积极参与教学和科研工作，发挥其专业优势和创新能力。通过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可以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人才引进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高校和科研机构耐心、细致地进行规划和实施。只有真正吸引到有志于来华工作、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才能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注入新的动力。从目前国内高校引进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谨慎和务实的。

事实上，重大科研成果有可能来自权威学者和大团队，但更有可能来自青年学者和小团队。在2021中关村论坛上，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需要小的团队，大概5个人左右的小团队，那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工作在20个人的团队”，“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太多了……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独立性”。

对我们来说，始终秉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包容态度，海纳百川，为我所用；但同时，也要摆脱盲目追求海外人才或是执着于复制美国的历史，简单地认为通过收留“流亡”学者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且不说世界科学中心四次转移的理论本是一些假说，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至少有两次转移与引进他国人才关系不大。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理论

马克思说：“社会上一旦有技术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如今中国的迅猛发展，到处都蕴含着对科技突破的强烈渴望；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彻底激发本土人才的澎湃活力，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目前全球经济震荡加剧，特朗普一边通过前所未有的关税减少逆差，一边精简非必要开支增强美国“金融作战”的能力，这是一头准备吃人的“野兽”。我们也应该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尽管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面临许多难题，但国家财政倾力保障高等教育投入，每一块经费都来之不易，更应精打细算。教育投入是为了未来，若不能赢下现在，何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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