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尔·索尔蒂: 欧盟需要独立宣言，中国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后捍卫者-英格尔·索尔蒂、思想者茶座

**编者按：**欧洲正在遭遇大麻烦。特朗普上台以来，对欧政策和对俄乌冲突态度发生180度大转折。被美国“脱钩”之后的欧洲，一边渲染“战俄”英雄叙事，一边宣布“重新武装欧洲”。英国宣布，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欧盟的“欧洲再武装” 计划将在4年内调动资金8000亿欧元，意味着军事支出目标从当前2.18% 升至3.5%附近。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德国，该国通过法案取消了二战以来国防开支占比限制，宣布未来军费开支占比可能增长到3-3.5%。欧洲军备竞赛呈现愈演愈烈局势。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另一支迅速崛起中的右翼力量，与特朗普的MAGA运动遥相呼应：他们反对移民、主张脱欧，有时候表现得更为“亲俄”，“亲华”，似乎为中国的外交留出了想象空间。

如何看清欧洲当前的形势，如何研判中欧未来合作的可能性？近期，观察者网与德国罗萨卢森堡基金会外交、和平与安全政策高级研究员英格尔·索尔蒂（Ingar Solty )进行了一场对话。英格尔·索尔蒂是著述颇丰，其中包括《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站在卡尔·马克思的肩膀上》和《36卷版马克思主义》。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是一个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盈利基金会，倾向于德国左翼党，得名于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研究和教育组织之一】

英格尔·索尔蒂（Ingar Solty）与观察者网连线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观察者网：您刚刚从中国回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一个德国左翼学者眼里，中国给您的印象？

**英格尔·索尔蒂：**过去18个月里，我去过四次中国。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受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之邀参加了一个关于“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的研讨会，那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每次看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都感到无比惊叹——你知道的，这个国家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身处其中的你们可能也无法察觉。

比如，过去常见的汽油摩托车正逐渐被电动车取代，诸如此类的变化实在令人惊叹。中国社会展现出的活力令人瞩目。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在电动车革命方面取得的惊人进展。这一点与过去四五年西方国家电动车革命屡屡受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这点让我非常震撼。

此外，中国人的自信也令我印象深刻。比如我2013年访问中国时，我很开心地看到，中国人在养老金改革（丹麦案例）或劳动力市场改革（比利时案例）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丰富。要知道，这是一个拥有四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却对欧洲如此小的国家及其社会改革的细节了如指掌。我逐渐意识到，这与中国人的发展主义视角密切相关。

但如今中国在许多方面比欧洲和美国更为发达，这种自信让我由衷赞赏。我也注意到基尼系数在下降，财富差距正在缩小。中国正成为一个更具社会公平性的国家，并朝着这个方向稳步迈进，这一点我高度认可。

同样重要的是，我曾经到青海切身感受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当时有来自斐济、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非、拉美等国的众多领导人齐聚一堂。我们一起目睹了中国如何为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在气候政策和绿色技术领域——探索出了一条现代化发展的替代路径，我认为这具有不可估量的世界历史意义，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览作品《救助藏羚羊》 作者：仁增多杰

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历经了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从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又试图利用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但同时接纳了市场带来的破坏性。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实验，它不仅影响着世界历史，而且与西方社会所铺设的现代化道路不同。要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必须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所以，我认为，就世界历史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意义非凡。

特朗普刻意塑造了“国际西方极右翼”代表的形象

观察者网：我看到您曾经和一位作者探讨过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当下的西方世界，特朗普的“MAGA”意识形态不仅仅在美国有大量的追随者，而且在欧洲也有不少类似的意识形态形式，比如我们看到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阵线”，以及在奥地利被西方媒体称作“极右翼”的政府，都有不少民众基础。在您看来，他们一样吗？您如何看待这股保守思潮在西方的流行？

**英格尔·索尔蒂：**我认为每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的意思是，当然存在国家差异和具体国情，但公平地说，它们是同一运动、相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冲突的结果。他们对自己也是这样认识的。

可以说，从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不难发现，他刻意塑造了自己“国际西方极右翼”代表的形象，而非西方国际社会的网络意见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他未邀请现任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甚至未邀请即将接任德国总理的可能人选弗里德里希·默茨，相反，却邀请了德国极右翼选择党（AfD）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以及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这一选择极具象征意义——显然这是向全球极右翼势力传递明确信号。

欧洲极右翼崛起：从左至右 德国选择党领袖爱丽丝·魏德尔、荷兰版特朗普自由党领袖威尔德斯、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右翼势力已形成显著政治气候：在法国接近掌权，在荷兰成了议会第一大党，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实现了执政，在美国更是实现了总统职位的二次蝉联。这股强劲趋势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诱因，这些结构性矛盾为极右翼的崛起提供了肥沃土壤，最终导致这些政治力量的登台。总体而言，这种运动在许多方面具有法西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前身组织的特征，尽管仍然存在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治力量内部确实存在右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元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政治纲领的确有意识地试图突破传统自由议会制框架，既非简单的威权统治模式，也未否定普选制度。虽然如此，其核心诉求是显著强化行政权力。

从历史经验看，尽管二者存在差异，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统治的两种形式。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形态曾有两个武断的错误结论——即列宁所言“民主是资本主义最优秀的孩子”，还有法兰克福学派断言“法西斯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政治形态”。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既能与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形态共存，也能与自由主义体制相容。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危机：19世纪末长期经济萧条、1929-193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危机，直至当前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每一次危机都在重塑国内生产关系、重构国家治理形式，并改写全球秩序格局。自由主义体系关心诸如以下问题：是否存在自由贸易？是否存在保护主义？等等。

而在面对右翼威权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时，我认为关键是要通过功能（而非形式）来审视它们——判断它们是否服务于资本主导派系的需求，还是与之利益相悖。此外还需追问：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是否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是阶级力量平衡的产物？又或如尼科斯·普兰查斯所言，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力量过于弱小，无法指明一条平等国际主义的路径以突破危机，因而这是资本主义面对危机难以为继的产物？

我认为，普兰查斯的视角更贴近当下现实。当代资本主义西方的矛盾已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极右翼借机崛起，并抛出‘资源已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口号。我们被迫抛弃人权——无论是希腊债务危机中对希腊人民的剥夺，2015年难民危机中对叙利亚难民的排斥，还是对底层民众的漠视。我认为，这正是极右翼运动兴起的根源：它们始终在为剥夺其他社会群体的权利正名，将特定群体排除在民主参与权和经济参与权之外。

透过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清晰观察到所谓“不守规矩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在执政后的行为逻辑。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从2017年奥地利极右翼政党首次参与组阁，这些案例印证了我们的判断：这些政治力量长期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主导阶级（即跨国公司集团）的“功能失调”的产物，似乎只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时的症状性反应。

他们高调反对移民，却对催生移民潮的战争保持沉默；他们谴责移民问题，却纵容摧毁非洲小规模自给农民生存的自由贸易政策；他们声讨犯罪现象，却回避加剧社会不公的贫富鸿沟——以拉丁美洲为例，这种鸿沟会进而催生犯罪；他们痛斥城乡差距，却维护着造成这种分裂的市场机制——就像伦敦、巴黎、德国南部这些运转良好的城市区域，与陷入衰败的农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交通瘫痪、医疗匮乏、房产贬值，民生凋敝。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极右翼势力最初看似与跨国资本体系格格不入。以宝马、拜耳或戴姆勒等跨国公司为例，欧盟及欧元体系是其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跳板；而全球北约军事联盟则是维护全球资本利益的工具——尤其是通过海上控制。因此，极右翼若想参与政权，就必须默认跨国资本的核心利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已显露衰颓迹象，其鼓吹的“经济民族主义”——包括惩罚性关税、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反而成为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实用策略。这种转变揭示出：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遭遇困境时，极右翼势力通过煽动排外情绪和政策转向，客观上为跨国资本调整全球布局提供了政治掩护。

法国极右翼政党领袖勒庞（左）被控滥用资金获刑四年，禁选公职5年，特朗普及欧洲极右翼政党领导人声援

正如我在著作《特朗普的胜利？》（Trump’s Triumph?）中所分析的，特朗普政府曾试图对美国国家体系进行极权主义转型。然而，这一进程中更深刻的历史动力与结构性趋势，实则与特朗普本人无直接关联，而更多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我2020年的著作《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China），该书聚焦中美高科技竞争，我提出：中国在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后展现了超强竞争力——其通过大规模国家干预实施的危机应对策略，已被证明优于西方的紧缩政策。

西方国家在2008年采取的“成本与劳动力的内部贬值”战略，本质上是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劳动大众。因此，我在2020年的核心结论是：西方必须作出抉择——效仿中国的国家干预模式，建立自身的产业政策并扶持国家龙头企业可能是上策。

从拜登经济学视角观察，《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欧盟《芯片法案》等政策举措，实质上都是在尝试复制中国产业政策模式——通过税收优惠吸引英特尔、苹果、台积电（TSM）等半导体企业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态引资政策与欧洲绿色转型计划同样遭遇失败。当前西方对中国加征惩罚性关税、转向威权主义国家形态的举措，正是这种政策失利的必然结果。我的核心论点是：西方正在中国超强竞争力的压力下，通过被动革命走向威权主义国家形态。因为它们逐渐意识到，在与中国竞争中，自由议会制框架已显现功能性障碍——既无法有效动员产业政策资源，更难以维持科技创新优势。

西方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已严重削弱其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在资本积累与国家管理的狭义逻辑框架内亦然。新自由主义令西方社会陷入功能失调：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层面皆是如此。

如今，维持西方霸权的诉求正促使西方摒弃自由议会制体系，转向强化行政主导体制。这并不意味着普选权将被废除，选举仍将举行，但议会将被虚化。美国通过行政令治国的路径，以及德国与欧盟军事化进程（例如我称之为德国“内部时代转折”的转型）——这一切都昭示着一种历史性趋势。

“美国不会疏离欧洲，美国仍需要欧洲加入抗中联盟”

观察者网：我刚刚读到你撰写的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文章，这场危机如今既是欧洲的核心议题，也在中国引发广泛讨论。你曾指出“自由主义妄想”（Liberal delusion）拯救不了乌克兰，但如今美国政府已经不再坚定地提供军援给乌克兰，而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却仍在援助乌克兰。那么，你认为驱动德国政策偏离美国路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是标志着欧盟战略自主的显现，还是跨大西洋协调机制出现了根本性裂痕？既然你断言“自由主义妄想”无法拯救乌克兰，那么，哪些力量能够支撑俄乌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英格尔·索尔蒂：**很好的问题。首先，我不确定——或者说，我认为我们不必过分强调拜登在乌克兰政策上与特朗普的决裂。表面上看，拜登的政策似乎与特朗普的新政策完全相反，毕竟拜登政府此前还批评过特朗普对乌政策。但无论如何，我认为特朗普实际上是来摘桃的，他正在收割拜登培育的果实——换句话说，美国在乌克兰已经实现了大部分（甚至全部）无需直接部署美军即可达成的目标，而直接派兵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时代的爆发，这是他们不愿冒险的。

当前局势可概括如下：战争实质上已进入僵局。冲突本身尚未终结，但已陷入停滞——并非因乌克兰无法获取更多武器，而在于其政府缺乏自愿参军的士兵，即那些愿意且有能力使用武器的志愿兵。从根本上说，乌克兰工人阶级正通过抵制强制征兵来终结战争：他们藏身躲避、营救同伴、枪杀强征士兵的军官、炸毁征兵站等。如今，乌克兰政府正试图通过“经济征兵”——即以经济手段迫使民众参军——寻找更多志愿者。

这本质上是在用‘玩俄罗斯轮盘赌’的承诺，吸引可怜的18至24岁年轻人参军——他们可能丧命、残废、精神崩溃，也可能在一年内赚到原本需要十年才能挣到的钱。他们能得到免息抵押贷款、免费大学教育等等。这就是这一切发生的唯一逻辑。显然，这些钱来自欧洲，乌克兰政府根本没有这些资源。因此，欧洲各国政府实际上是在故意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一场注定无法取胜的消耗战、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他们试图推迟‘真相时刻’，即承认必须通过谈判实现停火，随后签订和平条约，并建立欧洲新的共同安全架构。而美国则基本上宣布停战了，我猜这样更现实，美国也从战争中获利更多。

我的意思是，乌克兰政府被西方逼迫私有化其国家资产，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结构性调整计划一贯的做法一样。这一切由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基金美国贝莱德（Blackrock）公司主导。这种情况早在拜登执政时就已经开始实施，而现在特朗普只是更公开地谈论此事——比如他想攫取哪些稀土、锂矿、其他矿物和土地。而欧洲人正被排挤在外，这也是他们试图反抗却缺乏实际能力的原因。

有人认为美国正在疏远欧洲，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他们说，特朗普如同一名“衰落管控者”，正试图推行新版“门罗主义”——这项“主义”认为，美国应像其过去主导西半球时那样，重新确立对该地区的霸权。比如他迫使巴拿马政府驱逐中国投资，他还强迫巴拿马退出2017年加入的“一带一路”倡议。再比如那些认为美国正在推行一种“基辛格式现实主义”的声音，等等。

但我目前并不认同。我认为美国仍需要欧洲来实现我所说的‘跨大西洋分工对抗中国’的战略。尽管欧洲现在试图军事化，努力成为一支军事化力量，但欧洲资本仍然需要美国来维护其国际利益。因此，我并不认为跨大西洋关系会陷入长期裂痕。

我认为我们绝不能低估的是，正如我上周在德国国家广播电台中也提到的，欧洲社会因这场冲突变得非理性化，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趋势。

我的意思是，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被引导相信他们可以首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相信他们此次对抗普京就如同当年抗击希特勒。他们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凭借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合力，他们能够轻易击败俄罗斯，并自诩在经济、政治、文化及道德层面凌驾于俄罗斯之上——这种傲慢姿态恰如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将俄罗斯蔑称为“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 with nuclear missiles，Upper Volta是布基拉法索的旧称）的隐喻。

这种叙事方式就像好莱坞电影般，让‘正义必然战胜邪恶’，仿佛《指环王》中夏尔对抗魔多、《星球大战》中的莱娅公主对抗死星Death Star与达斯·维达（Darth Vader），或是《哈利·波特》中哈利对抗伏地魔一样。简而言之，整个战争被包装成了善与恶的终极对决。

恐俄叙事仍占欧洲主流，俄乌冲突被包装成一场“善恶的对决”

如今， 欧洲社会不得不接受挫败的现实，而这种挫败正深刻影响着大众心理——他们开始自问：“我们曾击败希特勒，为何这次会失败？”

他们的认知是：“普京等同于希特勒；特朗普等同于普京，因而也是希特勒。如今特朗普-希特勒与马斯克-希特勒正试图将德国极右翼势力推向权力巅峰。”这种无力感与自恋性屈辱（源于欧洲对乌政策的失败），使得欧洲自由派如同遭受创伤的受害者，将自身攻击行为合理化为正当防卫。

这种现象为自由派激进主义提供了借口，助长报复性情绪，最终导致军费开支的无节制扩张——全然背离理性逻辑。与此同时，这种非理性主义正被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始终主张提高军费、推动帝国式冒险的外交政策精英共识所利用。

欧洲需要共同安全架构，但有些恐俄分子却在呼吁拥核

观察者网： 从中国人的局外视角来看，特朗普要求北约的欧洲国家军费开支到GDP的5%，德国计划将军费开支从当前的2%增加到3.5%，英国也有类似增加军费的计划。这种争相增加军费的态势会导致欧洲的军备竞赛吗？而且，我们知道曾经作为欧洲经济支柱的德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德国怎么去平衡国防开支以及经济发展？

**英格尔·索尔蒂：**问得好。2022年2月27日——俄乌战争爆发仅三天后——德国政府（或者说德国总理）既未与议会协商，也未与执政党内部讨论，更未经德国社会各界（工会、大学、民间团体等）的辩论，便仓促宣布了千亿欧元的特别军事基金。而我当时正担任德国联邦议院的顾问，我反对增加军费开支。

我当时明确指出，这种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并将引发军备竞赛，加剧欧洲大陆的不安全感——即便没有美国支持也在所难免。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并撤销北约的第 5 条承诺（集体防御），我们是要坐视俄罗斯“吞噬”欧洲吗？在 2022 年和今天，这一直是德国的主流叙事。

德国外交部长在2025年的竞选期间曾声称：“波兰将是下一个目标，然后是德国的勃兰登堡”。他们甚至不再坚持“俄罗斯可能攻击欧洲或北约波罗的海成员国”的论调。然而，即便没有美国支持，欧洲北约成员国在常规武器系统上也具备两倍军事优势：欧洲现役军人总数达190万，而俄罗斯仅为90万。况且，这些俄罗斯的兵力分布覆盖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板块，即欧亚大陆。

政治与媒体领域非理性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将俄罗斯建构为法西斯国家，并据此认定其企图吞噬欧洲。他们不去关注实际行动，而是紧盯言辞表象——由此将俄罗斯针对国内民众的叙事（如民族主义宣传）直接等同于现实威胁。

比如，他们声称俄罗斯要灭绝乌克兰并征服整个国家，将其吸收进俄罗斯版图——但没有人会疯狂到试图占领一个面积230万平方英里、人口4400万、拥有16-19万士兵军队的国家。如果对比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或者1941年德国发动对苏联的歼灭战就会发现，当时德军投入了350万士兵，仍陷入了血腥的游击战。俄罗斯当前的军事战略根本无法支撑‘即将袭击’欧洲的推测。即便真有袭击风险，欧洲也绝非毫无防备。

这一观点与我去年在北京参加“万寿国际安全研讨会”中听到的批评一致——来自全球南方多极化国家的代表指出，欧洲追求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的绝对安全，不仅未能使欧洲自身更安全，反而加剧了全球南方乃至欧洲国家的不安全感。真正的解决方案应是倡导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而非通过损害他国利益实现的特殊安全（particular security）或绝对安全逻辑。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涵盖所有相关国家安全关切的欧洲共同安全架构。这一架构既包括不愿遭受核导弹攻击的西欧国家的诉求，也必须纳入曾与俄罗斯有过三百年复杂纠葛的东欧国家的历史记忆，同时——尽管存在争议——也应包含俄罗斯本身，因为它曾在十月革命期间遭德国入侵，而当时德方的明确意图是消灭3000万至5000万人口，并奴役整个东欧地区。这些安全关切需通过一种以军控为核心原则的共同安全架构予以应对，其目标是通过军控及最终裁军，构建双方无法相互攻击的结构性条件。

在军控领域，我们看到一系列重要条约被逐一废除：《中导条约》（INF）于2019年失效，2020年10月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2021年俄罗斯跟进退出该条约，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将于明年2月5日到期。

对此，某些人的应对方案竟是呼吁德国拥有核武器——这种主张不仅来自政坛各派（从保守派到自由派），甚至包括部分左翼人士。

德国投票决定加大军费开支  BBC中文网

例如，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首席候选人卡塔琳娜·巴尔利（Catharina Barley）已公开支持这一立场；绿党前外交部长费舍尔（Fischer）亦然；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其为多届德国联邦政府提供过政策咨询的政治学者——同样支持该主张。然而，此类政策不仅不会增强欧洲安全，反而会显著提升核武器实际使用的风险，最终可能导致欧洲陷入相互毁灭的灾难性后果。

欧洲极右翼是否真的对华友好？值得警惕

观察者网：是的，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一战是在欧洲爆发的，二战欧洲是主战场。从欧洲各国扩大军费的角度看，现在欧洲又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沿，更多的国家可能会卷入，这令人忧虑。我们来看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为什么最后默茨会赢，而不是选择党？您知道吗？ 选择党党魁爱丽丝·魏德尔在中国颇受欢迎，为什么她输了，这反映了德国国内什么样的利益冲突？有人认为，德国的选举结果表明该国正从价值观导向的深度外交转向经济务实主义。您怎么看？

**英格尔·索尔蒂：**我理解为何一些中国人会认为爱丽丝·魏德尔及其代表的极右翼势力在对华态度上显得更务实、更愿意合作。例如，在选举后的全国电视辩论中，当各党派领导人同台时，“中国”仅被提及两次——绿党领袖罗伯特·哈贝克（ Robert Habeck）的强硬反华立场尤为突出。

您显然知晓外界对同属绿党的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批评——她此前发表的对华侮辱性言论（尤其是那句“我来中国不是为了讨论历史，而是为了未来”）引发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党大多主张对华“政权更迭”：例如欧洲议会议长格雷戈里·沃森（Gregory Watson）曾公开威胁要推动对华政权更迭；而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选举夜首位提及中国的政客——却强调“德国经济需要维持与中国的良好贸易关系”。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德国极右翼本质上是国际极右翼体系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自认为有利或方便时会从背后捅刀子。此外，他们正加速推进“跨大西洋化”进程——效仿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与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政治路径。这条道路之所以被选择，其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梅洛尼（Meloni）已成功在意大利成功掌权，勒庞几乎在法国复制了这一模式（本文发稿时勒庞被控滥用资金判刑4年监禁，禁选公职5年）。为了夺取并巩固权力，他们逐渐会抛弃反建制立场，转而采取高度务实的策略。这种演变本质上意味着他们正在成为亲美与帝国主义的附庸。

您可以通过德国选举观察他们的观点转变：德国选择党（AfD）的竞选纲领仍主张退出欧盟并废除欧元（甚至呼吁对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公投）。但是，爱丽丝·魏德尔如今公开宣称“退出欧元区已不可行”——她辩称“这一选项仅在欧债危机期间存在”，而如今已“为时过晚”。

马斯克为德国极右翼选择党站台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埃隆·马斯克在德国选择党（AfD）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而特朗普与副总统万斯（J.D. Vance）则一直在暗中支持该党，试图助其赢得德国选举。在此背景下，魏德尔主张将军费开支提升至远超当前水平——您提及北约将国防预算定为GDP的5%，而魏德尔正在参照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提议提高国防预算比例至5%。由此可见，极右翼势力或将融入“跨大西洋对华分工对抗”战略的棋局。魏德尔的立场源于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对欧洲极右翼产生的“磁吸效应”。

因此，我对魏德尔或极右翼势力是否真正“对华友好”持高度警惕——若其未来掌权，极可能与美国结盟，甚至成为美国推行“共同新冷战战略”的附庸力量。

德国引以为豪的出口模式彻底失效，选择党仍有可能进一步逼近权力核心

观察者网：有见地，但是为什么她选票大涨，却最终没有赢得选举，德国选民是怎么想的？

英格尔·索尔蒂：当前德国的政治生态可概括为民粹主义盛行，一个民粹主义的时刻——类似于美国及南欧国家在欧元区危机期间的状况，民众对政府信任度崩塌，认为其缺乏治理能力与问题解决效率。正如前文所述，民主正面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侵蚀。

2024年11月德国大选前的民调显示，当被问及哪个政党能有效应对去工业化困境、贫困与气候变化等问题时，56%的受访者选择“没有”，反映出对传统政党与自由议会制政府的彻底失望。这种背景下，反建制力量（尤其是极右翼）迎来崛起契机。尽管德国选择党（AfD）在新冠疫情与乌克兰危机中借势扩张，现已成为第二大党，但其实际支持基础仍局限于投票给它的选民群体，多数民众仍反对其掌权。未来关键在于新政府能否有效应对挑战——若传统政党继续失能，AfD可能进一步逼近权力核心。

我认为当前局势的根源在于德国经济模式的物质基础——即以出口为导向的‘世界冠军’模式。德国长期依赖向美国和中国市场出口汽车、技术及工业品：一方面，中国通过工业化和成功的扶贫运动，使得7.7亿人口成为中产阶级，中国也成为了德国产品的巨大消费市场；另一方面，美国也曾是德国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然而，这种模式现已走向终结。

首先，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已对中国和德国同时发起贸易战，并通过制裁施压欧洲企业与中国‘脱钩’（例如限制雇佣中国工人或限制使用含美国技术的产品）。这种供应链政治化策略反而适得其反——中国产品凭借创新优势（如新能源汽车、智能设备）逐步替代德国制造，甚至反向渗透至俄罗斯超市及全球南方市场。

其次，制裁措施成为“回旋镖”，不仅未能遏制中国技术崛起，反而刺激了中国本土产业链升级。如今，德国引以为傲的出口模型已因中美双重压力与全球南方“去德国化”趋势彻底失效。

当前德国社会正面临阶层向下流动的危机——通货膨胀（源于乌克兰战争及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红绿灯联盟”政策转向引发的转型阻塞，共同导致了大规模绝对贫困的蔓延。

而核心问题在于：当前军费开支的性质究竟是遵循政治逻辑，还是服务于“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逻辑？其本质是否是以军事装备（如坦克）替代德国失去全球市场的汽车产业，试图通过持续创造新需求（类似美国通过战争消耗军备）来挽救经济？

我担心，德国最终可能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如果围绕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等军工企业打造军事工业复合体（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其利润已飙升700%），这种模式本身就会形成危险的内在逻辑。这将导致政府愈发不得人心。

试想，在半年到一年内，如果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民调中领先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将会引发政府执政危机：社民党与传统保守派（CDU）或将陷入类似竞选季的对立状态，彼此攻讦。这种内耗可能导致政府提前解体、重新选举，甚至出现CDU与AfD组成联合政府的局面。

核心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反对派（Socialist Opposition）在选举中表现相当亮眼，若能将反军费开支的抗议与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的诉求相结合——这两者互为表里，互相支撑——或将真正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力的反对力量，尤其是在德国选择党（AfD）日益倒向美国、持续推动军费扩张的背景下。这种联动策略可望削弱传统执政联盟（如社民党与绿党）的合法性，并加剧政治极化。

欧盟应追求‘独立宣言’而非‘战略自主’

观察者网：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若德国（或欧洲）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中欧将有更大空间在应对全球变暖、经济合作等诸多领域深化协作。当前国际格局下，双方确实存在广泛共同利益。您认为，未来中国与欧洲是否会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英格尔·索尔蒂：**我认为中欧之间确实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您提到了气候变化，显然这属于人类面临的诸多全球性挑战。人类面临的挑战不胜枚举，或许可以暂且聚焦关键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世界和平还是气候变化问题，若缺乏合作将难以解决，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

我认为，如果欧洲能够正视世界格局的变化——即全球经济重心已从北半球和西方转向东方与南方，并承认金砖国家（BRICS）等新兴力量的崛起——这将成为中欧合作的先决条件。

正视世界格局的变化，承认金砖国家等新兴力量崛起，是中欧合作先决条件

核心在于，欧洲需要接纳多元化的现代化路径（例如中国式现代化），承认任何挑战——无论是社会问题、生态危机、气候变化，还是政府民主响应能力的缺失——都存在不同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必须摒弃欧盟2019年将中国定性为“制度性对手”后推行的侵略性“政权更迭”议程，以及德国政府在其2022年对华战略中自我设定的同类目标。欧洲更应正视自身人权困境，包括福利国家结构等现实问题，并承认中国在减贫领域对世界历史的突破性贡献——通过使数亿人摆脱极端贫困，中国实际上开创了人权保障的实践新范式。

但我认为欧洲尚未真正意识到我们身处多极世界的事实，也尚未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然而，欧洲有必要调整方向——欧盟应追求‘独立宣言’而非‘战略自主’，因为后者本质上意味着对美依附性，其根源在于屈从于美国要求欧洲对华实施军事化的霸权逻辑。

换言之，这一战略的本质是为美国利益服务。因此，欧洲应当推动构建新型欧亚共同安全与繁荣区，并深化对华合作。这才是保障欧洲工人阶级与普通民众福祉的关键所在，而非追随美国开启新一轮阵营对抗——这种对抗只会强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威权主义，并加剧欧洲各国的阶级贫困化，同时极有可能引发核战争。

“中国才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后捍卫者”

观察者网：很精彩！您提到了您的新书，是关于什么主题的，可以大致说说核心观点吗？

**英格尔·索尔蒂：**今年五月，我的著作《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Post Liberal Capitalism）即将出版。书中核心论点是：西方资本主义正蜕变为‘非自由主义’或‘逆自由主义’形态——无论是在国际秩序层面还是国内治理层面。我常戏称‘中国才是华盛顿共识最后的捍卫者’，这绝非戏言，而是现实：中国正倡导开放的全球自由主义全球化，而美欧却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排挤竞争之实，走向逆自由化。

例如，美国强迫外国企业将资产出售给本土竞争对手（如 TikTok 事件），并向巴拿马小国政府施压迫使其驱逐中国投资；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则阻止中国投资者收购汉堡港部分股权（如中远海运案例）。这种对外的“后自由主义”行径，与国内推行更威权的后自由主义政策形成双重镜像。

正如我多次强调的，西方将中国的高竞争力归咎于自由议会制的“失败”，认为其已不再是最佳政治形态。我的核心观点是：竞争与合作本可共存，但必须不惜代价避免以社会正义与气候正义为名推动新的阵营对抗——这正是我新书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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