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如何赢得张学良和杨虎城？来看毛泽东的统战智慧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十五、西安事变前的“三位一体”

这一节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前，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

山城堡战役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进攻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在大力调兵遣将，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掉。面对这样的形势，毛主席是如何认识的呢？

此时，毛主席正在研究哲学，读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几个月里连续读了三四遍，写了大量批注。这也反映在他对形势的思考认识中。山城堡战役胜利第二天，他在给朱德、张国焘和方面军领导的电报中指出：

“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1]

哲学方法论要求认识和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矛盾转化到有利于己的状态。毛主席在分析矛盾后提出下述要求：

第一，要准备彻底击破胡宗南。红军要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2]这里讲的是一个前提，首先是要打赢，胡宗南的进攻不击破，其他一切都谈不上。

第二，用两手对两手。虽然蒋介石比过去强硬了许多，但还是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经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与我谈判。在山城堡战役之前，潘汉年与陈立夫谈过3次，对方态度十分强硬，只能搁浅。山城堡受挫后，陈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到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那就继续谈。我们的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3]不能因为正在谈判，就这也不敢那也不能，总怕得罪了对方，负责打的只管打，打得越狠越有利于谈。

第三，对胡宗南部队释放善意。胡宗南军山城堡失败后，内部充满着联俄联共、一致抗日的空气。张学良建议我们，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我们对此建议完全同意。毛主席致电彭德怀立即采取如下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孔、周都是胡宗南的师长）。（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4]即便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也要尽力争取，促其转化。

第四，对潘汉年明确谈判方针。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个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5]讲得很明白，愿意谈判，不是投降，不是私家之计，而是为了抗日救亡，只要抗日，可以不坚持形式上平等，离开抗日不可能谈。

第五，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给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写公开信说，[6]在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侵略战争即将爆发，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关头之时，我们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即开赴晋绥前线，并愿意接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的指挥，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第六，直接给蒋介石写信做思想工作。毛主席以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和中国人民红军的名义写信，对蒋介石说：全国人民对绥远抗日将士的援助是何等热烈啊，而先生你却集全力于自相残杀的内战，西北各部队的官佐士兵心理如何，我们身在战阵都知道，他们与我们的心并无二致，都想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就连先生你的嫡系劲旅胡宗南军，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并不是该军真的不能打仗，而是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给红军啊！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你为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啊？

信中最后说：

“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及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也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挂功臣像的凌烟阁，就是载入中华民族英雄史册），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惮，害怕的意思，孔子的话，意思是有错误不要怕改正），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要悔过自新的意思，只要不再作恶，也可以成佛啊）。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7]

道理讲清楚了，话说得很重也很实，因为亡国灭种危机已经迫近，不能太客气了。现在回头来看，蒋介石如果接受这些真理和建议，几天后的西安事变就不会爆发，但他执迷不悟，根本听不进去。当然，他能不能听进去都不要紧，抓住一切机会锲而不舍地阐发我们的主张，一点一滴地渗透，功夫下到了总会有结果。

山城堡之后，蒋介石没汲取应有的教训，他错误地认为红军已难以为继，执意要消灭红军。但历史证明，不是红军难以为继，而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难以为继。他没有看到，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的“三位一体”已经初步形成，全国的抗日风暴已经掀起，任何倒行逆施都会付出巨大代价。

张学良和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是经过一个量变到质变过程逐步形成的。[8]

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派东北军进驻西安，实际上也是借机占地盘。东北军进入甘肃后，于学忠当了甘肃省主席；王以哲向陕北进军，如果不是劳山战役吃了大败仗，有当上陕西省主席的希望。

长期统治陕西的杨虎城，自然是有戒心的。蒋介石也有意挑拨他们，他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能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同时，又让人向杨虎城暗示，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思想，要杨注意。从而使他们互相牵制。两支部队之间也互相轻视，东北军看不起十七路军的土造枪；十七路军看不起装备虽然精良，但却不抵抗日本侵略，而丢掉东三省的东北军。两军官兵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发生冲突。

但到1936年上半年，这种情形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于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都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的关系，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开始，毛主席就在精心策划这方面的工作。1935年11月下旬，刚刚打完直罗镇战役，曾长期在十七路军做地下党工作、担任过陕北红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的汪锋，正在处理缴获的物资和俘虏，贾拓夫通知他星夜赶到前总驻地谈工作，赶到后前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告诉他，是毛主席调他来的，工作将由毛主席当面指示。

据汪锋回忆：见面后毛主席先问了陕北许多同志的情况，他向毛主席汇报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9]

毛主席对他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受蒋介石排斥打击的，蒋介石要他们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

最后，毛主席谈到派他去西安的任务，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主席还让带上他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

当时杨虎城不知汪锋底细，便派人到天津，找曾在他手下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询问情况。正巧时任中共北方局情报部副局长王世英要去陕北汇报工作，到西安向杨虎城证明汪锋是自己同志，并与杨虎城初步商定四项合作原则。主要是我们不打他，他也不打我们。杨虎城还送给王世英500块钱，王世英问汪锋苏区缺什么，汪锋说缺文具，就买了一大批派克和金星笔、墨水等带到陕北。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序幕开启。

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络，也是从直罗镇战役后开始的。红军歼灭东北军一零九师后，正要准备继续围歼一零六师，该师地下党员董彦文前来接通了关系。毛主席得知后立即下令释放部分俘虏，主动撤去对一零六师的包围，与一零六师建立联系。紧接着又派被俘团长高福源沟通与张学良的联系，先是李克农与张学良谈判，后来周恩来副主席与张学良谈判，达成了合作共识。

红军东征回师后，毛主席没到西征前线，而是倾注了更大精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他起草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进行系统全面的部署指导。[10]

文件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是什么呢？毛主席说，主要依靠我们耐心地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他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现在有些人总是从这样的小算计研究问题，真的不靠谱）。不排除对部分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但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这是堂堂正正的目的）。毛主席还明确，争取东北军的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和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和红军的命令。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毛主席还讲到，关于东北军问题要同党内两种错误倾向做斗争。这两种倾向是什么呢？

一种倾向认为，既然东北军同我们联合，是我们的友军，那东北军与红军是没有区别的，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使我们放弃提高现在的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的任务，在东北军表现不好时就表示悲观失望，对于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表示怀疑以致反对。

另一种倾向，以为一切东北军同我们的联合行动都是假的，都是为了达到他们消灭苏区的目的，这种倾向因为东北军内部某些坏人的这种宣传而更加言之有据，这种倾向根本否认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结果也会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毛主席分析这两种错误倾向的主要来源，是这些同志不看到事情的本质，而迷惑于一时一刻的现象。今天看到这部分东北军好，就说东北军和红军一样，明天看到那部分东北军不好，就说东北军根本要不得。这种朝三暮四的估计，使我们无法决定一个确定的方针，而始终摇摆不定。必须反对这两种倾向，才能执行党对东北军一贯的坚定方针。

看似相反的两种错误倾向，结果却是相反相成，两极相通。实践中既不能右，也不能“左”，防止两种相反的倾向才能保持正确。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对比一下我们许多人差距很大。

当时，张学良身边有一个宋庆龄引荐的地下党员刘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时他也参加了，随后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名义上是张学良的随从副官）。1936年7月初，毛主席电召刘鼎到陕北，与周恩来、张闻天一起听取他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刘鼎带回张学良的一个问题：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与红军合在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张学良还对刘鼎说：劝蒋介石抗日的事情，我原来想着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不如明着跟你们干，旗帜鲜明，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11]

毛主席要刘鼎把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转告张学良，还说，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与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劝他不要性急，准备更大的斗争。刘鼎转告后张学良非常高兴，表示愿以最大勇气和最有力的办法来劝蒋，以劝蒋联共抗日为己任。关于东北军万一与蒋决裂的问题，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12]

8月初，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形势变化情况，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信张学良说：“我们认为兄部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13]几天后，红军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达成协议，三大主力红军夺取宁夏，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并进而推动全国各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共中央贯彻“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战略步骤。[14]

张学良希望再派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代表到西安，进一步商讨联合抗日的问题。毛主席致函张学良表示：先生之一切顾虑，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八九月间，派出多谋善断的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元帅，作为红军驻东北军正式代表。主要任务：一是筹划组织西北国防政府；二是组织建立抗日联军；三是培养训练东北军内部的进步力量，组织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学生充当东北军的下级干部；四是及时处理一些重要问题。

叶剑英到西安后，住在张学良卫士营营长孙铭九家里，一共住了两三个月，凡是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张都要与叶详谈。孙的妻子开始只知道这个风度翩翩、和蔼可亲、深居简出、生活朴素，俨然一幅学者气度的先生是“亲戚”，后来知道叶剑英的真实身份后，对孙铭九说：“这样的人，在东北军中是找不到的！”[15]

同一时间，毛主席还把自己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曾当过红五军党代表、红七军政委的张文彬派到西安，作为红军驻十七路军正式代表。可见，毛主席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两广事变期间，张、杨与红军联合抗日的意图更加具体化了。他们拟出一个组织西北抗日联军或援绥联军的计划，张学良任总司令，杨虎城任副总司令，与红军的抗日行动密切配合，还搞了一个纲领性的通电宣言稿。但因两广事变失败，这个计划才暂时搁起来了。

当时，有人把这种局面称作“三位一体”。其实质，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同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策略方针，已经从局部从西北地区实现突破。

据叶剑英发给毛主席的电报说，阎锡山也要请蒋领导联红抗日，为绥远拨款出兵。倘若蒋不干，他决心不顾一切牺牲，撤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阳河5县给红军，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16]这说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已逐渐成为谁也不能违背的大势。

张学良、杨虎城有了联共抗日的共同政治目标后，相互间的矛盾化为合作，甚至成为知心朋友。他们还一起商定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准备抗日。从1936年六七月份开始，进行一系列具体准备工作：[17]

一是在西安市南郊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团长和副团长分别由张学良、杨虎城担任，训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连以上和团以下的现任军官，请共产党员刘澜波等讲课，灌输联共抗日思想。课堂上可以公开谈抗日，小组会公开讨论联合共产党的问题，还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个歌张学良最爱听，还与大家一齐唱。每期训练时间只有两个月，但收效很大。

二是成立抗日同志会。以东北方面具有抗日联共思想的积极分子组成秘密核心组织，张学良自任主席。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东北军少壮派，掌管着各项机密工作，包括秘密抗日活动、与共产党联系和人事工作等。

三是成立学兵队。主要为张学良培养新的抗日干部，队长是张学良卫士营二营营长孙铭九，队员大部分是北平地下党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很多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还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

四是联络各地实力派。绥远抗战爆发后，张、杨秘密派出代表，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到新疆联系盛世才，到太原、北平、济南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到四川联系刘湘，试探各方面态度。

五是支持群众抗日运动。中共组织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简称“西救”“东救”，西安各学校均成立教职员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抗日游行和群众大会，虽受到警察干涉，但十七路军宪兵营暗中保护，还有东北军武装部队支持。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12月9日1万多名学生在西安举行爱国请愿游行，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导火索。

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西北地区相互敌对的三方力量，竟然能从剑拔弩张发展到“三位一体”，难以想象的事情成为现实。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要见结果了，历史的车轮要转向了。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页。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614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619-620页。

[6]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407页。

[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书信、报告、日记》第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1页。

[8]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183页。源自杨虎城绥靖公署主要做东北军中上层联络工作的交际处处长申伯纯回忆《西安事变纪实》。

[9]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27页。

[10]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文告、决议、讲话》第四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5页。

[11]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5页。

[12]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567页。

[14]徐占权、徐婧著：《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378-379页。

[15]《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8页。

[16]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第一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1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第五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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