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镇压人民反抗”？苏学会驳斥

今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意公子新书《人生得遇苏东坡》，第一版印数4.5万册，引起广泛关注。但书中关于苏轼主张“镇压人民反抗”的表述形成波澜，苏轼后裔与苏学人士反响强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在新黄河客户端撰文《意公子指苏轼主张“镇压人民反抗”于史无据》。全文如下：

意公子指苏轼主张“镇压人民反抗”于史无据

作者 李公羽

2025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意公子新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人生得遇苏东坡》。书中附送“苏东坡一生的故事”年表，详细介绍苏轼生平。在“煕宁七年（1074年）”项下记有：“通判杭州；九月，朝云十二岁，入苏轼家；九月，移知密州，离杭赴任；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主张救灾、减赋、镇压人民反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意公子著《人生得遇苏东坡》

在“煕宁七年”中记有：“九月，移知密州，离杭赴任；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主张救灾、减赋、镇压人民反抗。”

一、苏轼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的背景与内容

宋神宗煕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离开杭州，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十二月三日到密州。这是苏轼从政四十年经历中第一次主政一方，精力充沛，作风踏实，勤于政务，关注民生。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精准分析的基础上，当月写出两千多字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②，向神宗皇帝上书，报告河北京东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盗贼猖獗，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详细剖析“盗贼日众”的原因，并且提出改革盐税政策等治理建议，以使“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

（一）社会背景

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全面实施榷盐制度，国家垄断食盐生产、运输与销售，以增加税收。煕宁七年（1074年）九月，在苏轼离开杭州时，宋神宗赏识章惇，令任三司使，总理财政收支、租赋与盐铁专卖事务，国家财政大权在握。20多年后苏轼贬谪琼州，坚决不去会见的那个琼州主官张景温，此时在盐铁司总管全国盐务。章张二人，共同主持、推行王安石关于盐务新法的具体实施，在实际执行中，又推波助澜，变本加厉。

在这样的强权指令下，陕西路的河中府、解州，京东路的济州、单州，及河北路的澶、怀州，简称河中府等五府州，全部扩大为解盐禁榷地带，特别是原来盐业以“通商”形式为主的京东路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陕西路的同、华、陕州，京西路的孟州河阳、郑州管城等十一县，一律“尽买入官”，“掊免牟利”，这一政策就是张景温提出的。两京、京东路等20余处官盐贩运场，均在张景温直接管辖下，这些地区的百姓，被逐日逐户地超量抑配食盐，高价专卖，当日不能食尽，隔夜按私藏查处，狱囚暴满，骚怨四起，民不聊生，举以为盗。

（二）河北京东“盗贼日众”的状况与根源

苏轼上书中指出：“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河北京东地区盗贼猖獗，百姓生活困苦，社会秩序混乱。盗贼不仅劫掠财物，还威胁到地方治安和农业生产。

盗贼蜂起，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灾荒频发：连年灾荒，百姓生计艰难，“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官府救济不力，加剧了社会矛盾。二是赋税繁重，官府严酷的榷盐政策所致：“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而盐课浩大的原因，是朝廷收取过多：“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今中民以下，举皆阙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中等生活状态以下的人们，都面临饥寒，为盗则死，不盗则饥，都是死亡，早晚是了。这样看来，大家约聚为盗，有什么不正常的道理么？地方官吏借机横征暴敛，百姓负担过重，导致部分人铤而走险，沦为盗贼，这是必然的。三是吏治腐败，地方官吏贪污腐败，对盗贼问题治理不力，甚至与盗贼勾结，导致问题恶化。四是法律严苛。许多所谓“盗贼”，本是良民，生活所迫，揭竿而起，举为盗矣，官府打击惩罚过重，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社会矛盾。

苏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尖锐指出：“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

（三）苏轼主张从根本上治理盗贼使“民有以为生”的建议

苏轼文中，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多项建议：一是减轻赋税。建议朝廷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从根本上减少盗贼产生的经济诱因。二是加强赈济。灾荒年份，官府应及时发放赈济粮款，帮助百姓渡过难关。三是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选拔清廉能干的官员，提升地方治理能力。四是宽严相济。对盗贼问题应区别对待，对首恶严惩，对胁从者宽大处理，以分化瓦解盗贼团伙。四是发展经济。这是根本的长远的利益。鼓励农业生产，恢复地方经济，为百姓提供稳定的生计来源。但对于当前“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的严峻现实，“特出一二十万贯见钱，散与人户”，这种临时赈济的方式，成本高，效果差：“人得一贯，只及二十万人。而一贯见钱，亦未能济其性命。”苏轼提出，要改革榷盐苛刻的政策，给百姓以生存之路：“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则两路之民，人人受赐。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其利岂可胜言哉。”

他向朝廷明确提出：河北、京东两路民不聊生，是盗贼四起的根源，吁请凡运销三百斤以下者，半年内免收盐税。

苏轼认真地替朝廷算了政治账和经济账：“若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则朝廷之忧，恐非十万贯钱所能了办。又况所支捉贼赏钱，未必少于所失盐课。臣所谓‘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者，为此也。”

苏轼完全站在民众和民生的角度，上书分析：“昔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老百姓如果能够生存下去，何苦冒险做盗贼？

苏轼奏曰：“臣闻天圣中，蔡齐知密州。是时东方饥馑，齐乞放行盐禁，先帝从之，一方之人，不觉饥旱。臣愚且贱，虽不敢望于蔡齐，而陛下圣明，度越尧禹，岂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作为现任密州知州，苏轼期盼如同前朝密州知州蔡齐一样，放行盐禁，救“一方之人，不觉饥旱”。

（四）《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的意义

苏轼到密州任上，不满一月，发现地方治理最为急迫的关键的问题，找到原因，提出改革方略，“越职献言”，直接上奏，以引起朝廷对地方问题的关注，推动政策调整，从根本上解决盗贼问题。

苏轼此文深刻揭示了北宋中期地方治理的困境，如赋税繁重、吏治腐败、灾荒频发、政策多变等，以儒家“仁政爱民”的理念为指导，主张通过减轻赋税、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方式，实现社会稳定与百姓安居乐业。苏轼的治理理念与治理能力，体现了他作为地方主官的政治智慧，不仅发现问题，分析利害，还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其作为政治家、改革家的远见卓识和社会责任感。苏轼减轻赋税、整顿吏治、宽严相济的地方治理实践，对当代社会治理仍具有借鉴意义。

纵览全文，没有任何一处涉及“镇压人民”，而处处表现出同情“民不堪命”，“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的悲惨生活状况，反复诉说“人民反抗”的迫不得已和情有可原。

文中唯一有关“刑”和“罚”的论述，是在文章结尾时说：“臣所谓‘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然后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者，为此也。”苏轼认为：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朝廷的恩泽就能深入人心，惠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要做到赏罚分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威严（法律）来辅助恩泽（仁政），二者相辅相成。在百姓生活安定之后，朝廷应通过严格的赏罚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法律与仁政并用，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同时，不因侥幸心理而放松刑罚，也不因灾荒或困难而动摇法律的执行。苏轼在这里强调，法律的执行应一以贯之，不能因特殊情况（如灾荒）而放松对真正的罪犯的惩治，否则会助长侥幸心理，破坏社会秩序。这是基于全文强调治理灾荒、改革政策、整顿吏治以达到“仁政爱民”前提，对常规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要求。

二、苏轼后裔与苏学人士反响强烈

意公子《人生得遇苏东坡》一书，版权页标注有“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第一版印数4.5万册，据说销售好，影响大，引起广泛关注。书中关于苏轼主张“镇压人民反抗”的表述很快形成波澜。

意公子的商业功利行为备受诟病。她的新书是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借助苏学专家审核的旗号和全国政协委员名字宣传，商业收益巨大。一场直播就能售出大量新书。但她却在享受这些优厚资源的同时，肆意歪曲苏轼形象。她曾在直播中说，计划扛着巨型海报去苏东坡墓前拜谒。常州苏轼第三十世孙、常州苏东坡纪念馆常务副馆长苏东表示：如果意公子团队组织到常州销售污蔑先祖苏东坡的书籍，他会带领三苏后裔抗议。如果意公子团队去郏县三苏园宣传该书，将倡议三苏后裔在三苏园抗议他们的不齿行为，并联合各地宗亲诉诸法律，坚决维护先祖清誉。

河南省平顶山市学者指出：意公子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大网红，既利用苏东坡到处直播、收取高额费用，又以政府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书，大量售卖，却如此贬损苏东坡，无异于吃东坡肉，挖东坡坟。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一位著名记者、独立作家也公开表示：意公子就是东坡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棵罂粟花，好看而有毒。

三、意公子编造史实迎合流俗并非初次

2023年8月，央视连续推出五集纪录片《定风波》，随后即有澎湃新闻、新浪、搜狐等多家媒体转发“苏学研究”公众号发表的文章《被网络流量带偏价值导向案例——因纪录片〈定风波〉兼驳流于低俗的王朝云苏东坡形象》。这一纪录片中，意公子对《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创作背景妄加评说，将年仅十一二岁、并不识字的小朝云与苏东坡强硬定性为低俗的情色关系：认为此诗的写作灵感来自于朝云；因为朝云极为艳丽，东坡一见“当时钱塘小有名气的歌伎”，“一时间竟恍如当年的王弗”等等，这都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同时，拉出秦观以赞美王朝云之美艳。秦观之词，是在与东坡宴饮之时，东坡命朝云向秦观索要，秦即席作词赞美朝云——其实此年朝云28岁。如此胡编乱造、生拉硬扯，意欲极力赞美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为苏东坡增加好色之徒的“纪录”。文章批评指出：这一美艳的解读，背离苏东坡的真实形象，背离历史文化的基本事实，背离纪录片的创作宗旨，也背离宣传文化工作的舆论导向和价值观。

由于央视的播出，也由于意公子具有网红的影响力，这一文章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学者、观众发表评论，认为苏东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其形象应被严肃对待，而非被娱乐化、低俗化，甚至反派化。王朝云作为苏东坡的侍妾，其形象也不应被过度消费。有学者文章呼吁，媒体和文化创作者应尊重历史，坚守文化底线，避免为追求流量而扭曲历史人物的形象。

值得肯定的是，《人生得遇苏东坡》书中年表，没有继续坚持编排苏轼和朝云的错误，而只在“煕宁七年”项下，注明“九月，朝云十二岁，入苏轼家”。

2024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六晚上，意公子在黄冈市作赤壁泛舟望月的现场直播，两个小时，创意非常好，但网民评论差：语言极度匮乏，没有价值信息，没有逻辑，没有体系，苏东坡黄州珍贵的历史故事、丰富的文化遗产、生动的人物形象，全部略过，“除了喋喋不休，插科打诨，王顾左右而言他外，全是尴尬。”直播不等于一个人讲废话，也不邀请专业嘉宾，浪费了黄冈丰富的文化资源。这类商业化、娱乐化倾向明显的项目，不仅是对黄冈文化的浅层消费，而且大大削弱了东坡文化的严肃性和历史价值。

意公子《人生得遇苏东坡》第四章《真砚不坏》，第九部分引用并解读“庐山烟雨浙江潮”。其实，这首诗与苏东坡本人无任何关系，这在全国苏学界已经成为主流认知，多位专家有评论文章作出详细考证。但此诗及其评论流播甚广，意公子这一新书仍在传播这种学界蔑视的流俗。

（作者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