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实行“一国一制”，以防台版李嘉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是否会出现台版李嘉诚？若答案为是，是否该实行“一国一制”？相信很多网民直觉上就会这么想，认为“一国一制”即可永绝后患，然而，世事若这么单纯，早天下太平了。

香港长和事件所暴露的问题是多层次的，其与台积电事件算是“异卵孪生”的关系，均为美国掠夺政策下的产物，但两者面貌大不同，命运可能也很不一样。而值得探讨的层面，应包含“一国两制”的问题，以前瞻台湾回归后的治理模式。

长江和记与台积电事件的相同之处，即两案皆为美国政府掀起的“政治事件”而非“商业事件”，最大的差异，即此岸选择“声讨李嘉诚”，彼岸选择“相信魏哲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长和恐怕就恨自己不是台商，乃至遭全国声讨，台积电则恨自己不是陆商，所以遭美国掠夺。

意思并不是说，台积电热爱祖国，而是“在商言商”，台积电当然最清楚，投资美国无异于自毁，若政治靠山是北京，就不会被华盛顿掠夺。也正由此，香港长和在政治靠山如此强大的背景下，仍丢盔弃甲光速投降，显示所谓“在商言商”不过是卖国求荣的粉饰。

但话说回来，考虑到“爱国”有时等于“助纣为虐”——例如，你觉得英伟达应该爱国吗？——此一概念对于澄清是非对错的效力并不稳固，对商人的道德绑定在市场经济里也不见得完全符合国家利益。因此，对长和的道德劝说或晓以大义，可以作为达标的辅助工具，不能赖以为解决问题的药方，舆论宜适可而止。

如果目的是阻止这项交易，最可靠的药方还是法律。

根据观察者网的时评揭露，中央政府可使用“反垄断法”规范此类有损国家利益的交易，但问题在于，香港特区也有自己的“竞争条例”规范港商，解决方案应该选哪一种才不至于抵触“基本法”，损害“一国两制”框架？

从台湾人的角度看，在经历了“台积电劫案”后，我们感到最纳闷的是，为何中央或港府没能事先预防长和“卖港”？民进党当局不敢忤逆美国“爸爸”，所以在特朗普政府的掠夺过程里，丝毫没有台北的政治力干预，但中央政府与港府显然没有这个问题，何以香港长和也像台积电一样自行其是？

于此，有一件事可能是确定的，即此项交易并不抵触香港的“竞争条例”，但抵触了内地的“反垄断法”。根据内地学者的解释，中央政府之所以没有提前介入，是基于对港府（或长和）的“政治信任”，若此言非虚，那么可以判断：不是中央政府没想到会出问题，而是不方便干预港府。

既如此，“长和卖港”一案，亦能看做调整“一国两制”的契机，而作此调整，势必要考虑到未来的台湾治理。若台湾版的“一国两制”不够周延，统一后“台商卖国”的案件势必远远超过香港。

言及此，一定有大陆网民直觉反应称，台湾还想“一国两制”？“一国一制”不就天下太平了吗？都收了你还怕管不了你？必须说，这个直觉与现实的差距很大，无论是理论面或现实操作面，比所谓“中华邦联”更不可能。

3月4日，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并表示要在美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美联社

“一国一制”是有意义的假议题

如果只是因为港商卖港，就索性实行“一国一制”，并在日后复制到台湾，这叫做“因噎废食”，完全不懂“一国两制”内藏的治理智慧。

也正恰好，最近，在王毅外长说了“中国台湾省”后，许多大陆网民就自动脑补成“一国一制”，台湾岛内也开始讨论大陆是否有意放弃“一国两制”。但在我看来，这根本是两回事。

什么是“一国两制”？其实就是仿效我国古代的“羁縻”制度，在远离国家核心地带的边缘领土，实施最大程度的地方自治，只要“边民政府”不闹、不乱、不独，尽可让你们自理地方事务，朝廷表示尊重。相对地，如果该地方发生天灾、疫病、外敌入侵这类的大事，中央政府会投入资源予以协助。

考虑到边疆地区的文化风俗与核心地区差异颇大，“羁縻”的智慧在于降低治理成本，同时保护核心与边疆的发展利益。而为了追求“一国一制”的长远目标，中央会在边疆视情况实施“教化”工作，促进民族融合，有了这个基础，才谈得上一制，这便是“融统”的核心意涵。

在大部分民众认知里，“一国一制”代表“一切都一样”是吧？如果台湾回归后，与大陆一切都一样，那台湾必乱，而且祸乱会快速蔓延到大陆，中央政府将面临各种意义上的遍地烽火。这么说会不会太夸张？不会喔。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政府宣布，将有房者的产权70年归零，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那些按月缴房贷的人还愿意继续缴吗？显然不会，那么就会立即触发金融危机，主要靠房贷运营的银行坏账暴增，大规模存户挤兑，社会一夜陷入动荡。

台湾地区的房屋产权是永久性的，调整成产权70年与大陆对齐，形同消灭了契约精神，自然也会天下大乱。日据时期，台湾岛内曾发生日商倒闭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并立即传导至日本本土，甚至另一个殖民地朝鲜。光是这一个例子，你就能理解为何“一国一制”不可行，以及，为何香港要“50年不变”，这还只是一例，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个祸端，十篇长文也说不尽。

读者们要换位思考，不是站在台湾民众的角度想，而是要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想，你若是决策者，也不会搞“一国一制”，因为那是自找大麻烦的愚行。当然也有人会呛“留岛不留人”，省得麻烦，那我看你智商不到50。

正确的思路是：“一国一制”是名词，“一国两制”却可以是形容词，前者没有解释层面的弹性，后者弹性空间就非常大，任何智商正常的决策者，都会选择空间大的框架，而不会画地自限，因为弹性调整可以因地制宜，也可以因时制宜，相较之下，硬邦邦的框架等于自缚手脚。

说极端点，尽管制度差异颇大，但要将美国联邦制解释成“一国两制”，也不是做不到。“羁縻”是一张犹如白纸的制度性安排，涂鸦空间大得很，这是纯中国式的战略模糊。

多年前，我也曾认为“一国一制”比较好，因为台湾“普选”制度是个大祸根，不除不快，但此一想法只维持了一周，我很快察觉到自己的幼稚。如果只是想取消“普选”，根本不需要因噎废食地主张“一国一制”。

现在我甚至认为，中央政府对统一后的想法是，除了特首（或省长）的产生方式还有悬念，其余选举照常。因为只要比照香港，提高选举门槛或改变选举规则就能解决问题，不需要消灭制度，以致横生枝节。

事实上，无论是日据初期，或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初期，都未曾搞过“一国一制”，而是先以怀柔方式拢络有影响力的地方士绅，尽量维持彼此均可接受的现状，硬的一手则只集中对付武装反抗者，或敌对势力的支持者。说穿了，都是治理面上的成本考量。

据此可说，即便是通过战争完成统一，并随即展开戒严阶段，一样是“一国两制”，数十年内都不会实行“一国一制”。

上个月我投书欧洲媒体，详细解释为何中国不可能接受“中华邦联”，用副标题一言以蔽之，“北京最讨厌什么？混乱。最致命的混乱是什么？将美国队友纳入中国体系”。“一国一制”也是同样道理，此举犹如往自己血管里注射空气，让气泡堵住心脏是会致命的。

因此，“一国一制”是假议题，然而，这却是有意义的假议题，我们可以就此回头检讨“一国两制”的漏洞，以及补正之方。香港的各种案例，方便我们检讨未来台湾回归后的治理模式，哪些地方应该与大陆一制，哪些最好不要。

单就长和的案例来看，很显然，过于宽松的“政治信任”是不行的。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曾说，香港回归时，港府曾承诺要自订国安法，但支票始终没兑现，内地致力于发展，也没催促。由此可知，香港的颜色革命，不就是在中央政府“政治信任”的保护伞下藏污纳垢的后果？

虽然如此，就算发生颜色革命，也不需要改为“一国一制”，将国安法补上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并且不妨碍内地专注于发展。重点是，中国若因为边疆问题而发生动乱，此乃境外敌对势力最乐见的局面。

李嘉诚卖港口，也给中央治台提了个醒。路透社

台湾精英中的美日“家奴”太多了

“一国两制”的极简解释是，主权共享，治权分离。从法律角度看，后者不能凌驾前者，在此基础上，前者可以尊重后者。“凌驾”是一番两瞪眼的词汇，“尊重”却是可以分等级的，100%尊重是尊重，50%尊重还是尊重。

由此评估台湾版的“一国两制”，中央政府日后尊重台湾的“等级”，端视统一的形式，以及当前的香港经验。

以长和的案例来看，在不抵触基本法的条件下，内地的“反垄断法”与香港的“竞争条例”是否应该建立位阶关系，或从属关系？如果此路不通，是否该新设或完善相关的现行法律，例如有论者提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法案”，让港、澳与未来的台湾适用于此法？

以台积电的案例来看，由于是对外投资，情况较单纯，台湾现行法律就明定了投资审查法规，但凡重大投资，不是企业说了算，无论该企业的外资比例是否超过50%，高管是否都有外国籍。换言之，只要台湾当局敢于阻挡，台积电就去不了美国。

然而，假设台湾已回归，中央政府又给予宽大的政治信任，岛内就算有完整的涉外商业法规，也不能排除某些不肖台商会钻法律漏洞卖台卖国，因此，建立一个分层治理的法律框架是有必要的，以免未来的台湾地区领导层出现失误，中央政府也无法可管。

总言之，这是牵涉到国际政治角力的“一国两制”问题，对特别行政区抱持政治信任并没有错，只是“尊重等级”要有所斟酌，要因时制宜，以应对当前尖锐又复杂的国际情势。

李嘉诚的投降，虽与魏哲家性质不同，但同样都是光速举白旗，为自保而卖港、卖台。不过，李嘉诚背负了理所当然的历史骂名，魏哲家却被精致吹捧，明明卖台还被说成“为台争光”，这背后所暴露的丑陋奴性，以及民进党当局的卸责意图，令人深恶痛绝，也难怪会有这么多人期盼“一国一制”，全部打掉重练。

“一国两制”是正确的选择，只是，尊重等级可以往下调，因为台湾精英中的美日“家奴”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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