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对话》：中华文明范式，恰好与AI所需的科学方法论高度契合

横空出世的Deepseek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AGI（通用人工智能）的热情。如何看待使AI走向物理世界的具身智能？如今的人工智能距离AGI有多远？中华文明能否为AI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3月26日，观察者网科创类谈话节目《心智对话》以“AI与国运：中华文明与人工智能的历史性相遇”为主题，邀请了北京邮电大学智能科学技术中心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钟义信，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首都科技领军人才谢耘，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波，对谈人工智能的潜在发展路径。

左起为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首都科技领军人才谢耘，北京邮电大学智能科学技术中心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钟义信，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波，观察者网总编辑何申权。 观察者网

AGI即将到来？谢耘：理论上和技术上****都还有局限

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前景，谢耘表示，首先，目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可证实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路径。另外，从实践上来看，目前的技术手段其实都是有局限的。大语言模型对语言内容的理解和人类的理解不一样，其所理解的是我们创造的意义的一种折射，但不等价。所以即使从文字符号的层面来讲，大语言模型这个技术也不可能完全地解决问题，这是它的机制决定的。

谢耘指出，通用AGI的说法本身存在问题。虽然人脑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任务，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其脑子都有局限。因此，模仿人脑的通用人工智能一旦变成了一个现实系统，它一定受时间、受资源、受空间的制约。不管底层机制有多么了不起，但最终形成的功能将不是通用的。

关于具身智能，谢耘认为，这是下一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计算机不止处理文字符号，还应自己去获取信息，感受环境。

“但具身智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判断。因为我们还是缺乏理论，”谢耘解释说，“具身智能是在用传感器模拟人对世界的感受。但人的真正核心在于意识活动。对人的智能过程，本身我们是缺乏理解的。当我们给计算机配上了传感器，再加上大语言模型和其他的人工智能技术之后，一定会往前走一步，会解决更多的问题。但是它是不是就会变成通用人工智能？这个现在没法判断，要等待时间检验。”

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首都科技领军人才谢耘 观察者网

项立刚则认为，多模态通用大模型只是人工智能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只把这个路线当做唯一的方向，代替所有的其他领域，虽然可以借此把少数几个公司的股价炒得非常高，整个社会不一定获益。

他还强调，发展人工智能首先要明确，其价值是通过增强能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改善人类生活，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改善人类生活，应该建立适宜自身的人工智能体系，在通用大模型之外，可以突破的领域还有很多。

**AI将引发失业？**钟义信：智慧无法被制造

虽然人们对AI改善生活有很大的期待，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自身岗位被取代的担忧。

针对这个问题，钟义信将人类的智力区分为“智慧”和“智能”两种类型，分别对应提出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不可以把人工智能理解为人工智慧。

他以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打比方，诸葛亮这类人物是“智慧型”的，可以运筹帷幄，制定作战方略。而关羽、张飞、赵云之类的武将则属于执行层面的“智能型”。

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智慧”为“智能”提炼了人类发展应解决的问题，预设了合理的目标，同时提供了一定的知识。

钟义信指出，机器可以模拟人的“智能”，它能否超越人的“智能”可以继续观察。但另一方面，“智慧”是不可用机器来制造来实现。因为智慧与人的目的紧密相联。

他进一步解释道：“为了更好地生存、更好地发展等目的，‘智慧’认识世界、提出问题、定义问题、设定目标并提供关联知识，而智能以接收到的问题、目标、知识为依据——有时知识不足的情况下还要补充学习——去解决问题，从而达到目标。”

北京邮电大学智能科学技术中心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钟义信 观察者网

AI三大流派偏重形式，东方整体论思维启发“机制主义”路径

钟义信还对比了东西方的认识论，认为西方科学传统对形式的偏重导致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的局限。

他提到，为了“严谨”，几百年来西方的科学研究传统把人类的精神、意识等思维过程排除在外，导致信息的内涵被抛弃。此外，对复杂的物质系统，西方还有“分而治之”的思维习惯，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较小的部分，认为理解完每一部分后再拼合起来就能理解原来的系统。人工智能也被分割成感知智能、认知智能、具身智能等不同的类型，并分化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这三大流派。

与之相对，东方的思维讲究整体论，也不允许唯形式化。而现在人工智能三大流派不含内容与价值，偏重形式，钟义信认为，只有形式、内容、价值三位一体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内涵。

他表示，人工智能的研究不应当遵循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的路径，虽然这三个路径可以取得局部的成果，但不可能得到全局性的成果。

钟义信提出“机制主义”路径，描述了智能如何在主客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长起来，掌握这个机制之后，面对不同问题，都能够按照这个机制生长出智能来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的机制与人类学习的机制类似，这种通用的机制仍然需要从信息科学、脑科学等研究入手，持续进行深入探究。

ChatGPT神话被打破，在国运相关的AI领域中国如何引领创新

在Open AI开发出ChatGPT之后，国内一度产生悲观情绪。而今年春节期间，国产大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其亮眼表现令世人对中国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刮目相看。

李波提及，早在2021年，谢耘就在《东方学刊》上发文道：“长期跟随的经历，让‘与国际接轨’具有了天然的不容质疑的正当性，而不顾那个‘国际’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了什么……甚至将创新与模仿视为一条因果逻辑链上的结果与前提，认为没有模仿到家就没有资格去谈创新。”

对谈中，谢耘补充说：“其实在落后时，跟随模仿并不是错，但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如果还把跟随、模仿当成理所当然、甚至很荣耀的事情，那我们就没有未来了。”

那么，“创新”如何培养？在教育方面，我们是否有所缺失？

谢耘表示，大家诟病的应试教育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基础知识，不能简单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有误，但应试教育缺乏让学生解决开放性、探索性问题的训练。此外，目前的教育缺乏对知识传承的了解，人类探索知识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如果这些先人留下的经验还需要后人自己再探索，将拉低效率。

项立刚则认为，创新不应只在课堂上强调。

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 观察者网

“学校里可以教学生怎么创新吗？老师们知道创新的方法论吗？”

他表示，在具体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成功解决问题，这就是创新。

钟义信强调，在人工智能方面达到领先和超前运用，是个与国运相关的战略。他认为，“智能”无处不需要，无时不存在，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都需要智能来解决。所以如果把人的智能在机器上尽可能实现出来，那么人类可以从生产过程的束缚中获得有史以来最彻底的解放，这是中美竞争中最有代表性的领域。

他表示，如前所述，中华文明的范式恰好与人工智能所需的科学方法论高度契合，而西方的研究方式与这个特性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并发挥中华民族这种范式的优越性。这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一些比较开明的西方学者也已经注意到科学中心东移的动向。

他还提及，尽管Deepseek表现优越，其底层逻辑还是建立在原有框架上，缺乏真正的创新，有产生“幻觉”的危险。在这种路径之外还有其他更合理的可能性。

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波 观察者网

对谈最后，李波总结说，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及极端个人主义道路，如今看来都已经走入了死胡同，连硅谷搞人工智能的精英们也在对此进行批判。但这些人提出的范式是加速主义，是以所谓的硅基生命来替代碳基生命，这条道路走不通，而且注定带来不公正。

“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华文明的道德与知识体系同中国强大的工业工程体系结合，开出新的人类文明样态，并开创新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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