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阳：北约，该解散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阳】

“美国应退出北约和联合国。”

2025年3月1日，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领导人埃隆·马斯克转发了一条呼吁美国退出北约的帖子，并附上“我同意”。

马斯克在一条呼吁美国退出北约的帖子下写道“我同意”。

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李也呼应此观点，称北约是“欧洲的好买卖，但对美国不公平”，他认为美国的资源被过度用于保护欧洲而非自身利益。

尽管特朗普本人目前并未明确支持退出北约，但他也曾多次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它们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远超当前2%的目标），并威胁盟友若“不付账单”，美国将考虑退出北约。特朗普认为美国承担了北约近2/3的预算（实际美国贡献约15.9%的直接预算），因此他强调“美国优先”，主张欧洲应自主承担防务成本。

近期美乌会晤的跌宕起伏，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舆论和欧洲国家对北约内部协调的担忧。因此，德国候任总理默茨质疑北约能否维持现有形式，声称德国拟修改宪法豁免国防支出的财政限制，并呼吁欧洲构建独立防务能力。欧盟也已计划放宽预算规则，增加国防开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敦促乌克兰修复与特朗普的关系，以维持联盟团结。

2月28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时场面失控，导致空手而归。

有专家分析，美国是否退出北约需国会批准，而共和党内部存在分歧，部分议员仍支持北约。2023年一项法案规定退出需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所以目前阻力较大。而马斯克的表态可能是试探性的，具体的政策动向尚不明朗。

特朗普政府通过施压盟友和释放退出信号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试图重构北约责任分担机制。尽管短期内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较低，但此举显然已加剧北约内部裂痕，欧洲也正加速防务自主以应对潜在变局，北约的长期存续问题确实正在面临挑战。

回顾历史，北约成立于1949年冷战初期，诞生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特殊国际格局之下，其建立初衷是“应对苏联威胁、保护西欧自由主义国家”。北约以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通过军事联合与合作，试图增强防御能力，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维护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

几乎在整个冷战时期，北约的防务战略都以围堵苏联及其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为核心，通过集体防御机制、军事训练和技术合作等手段，在两大阵营对抗中谋求军事优势，确保西方阵营的安全与稳定。作为西方世界的军事与政治联盟，北约不仅是对抗苏联的重要工具，也是西欧在美国支持下协调利益、维护价值观的机制。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两极格局瓦解，北约赖以成立的安全威胁已不复存在。许多人认为，北约的历史使命已然结束。然而，北约非但没有转型或收缩规模，反而通过持续的东扩行为，打破了冷战后的欧洲安全平衡。这种扩张不仅直接威胁了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安全缓冲地带，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信任危机与安全对抗，还恶化了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势，使地缘政治局势更加复杂。

尽管北约在冷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持续扩张已与当前国际格局的现实需求脱节。不仅未能促进地区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反而因其扩张政策和内部矛盾，成为潜在的不稳定源头，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复杂安全挑战。

一、冷战时期北约的历史功能与其使命的完成

1. 北约的历史使命：应对华约，维持欧美安全体系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标志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正式形成，与1955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构成冷战时期两极对抗的核心架构。北约通过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将成员国安全利益捆绑，突破了传统军事同盟的临时性特征，构建起制度化的“安全共同体”。这一机制将西欧国家的安全需求与美国全球战略结合，为遏制苏联的扩张提供了制度保障。

北约通过建立一体化指挥体系、标准化武器装备和联合演习机制，实现了军事能力的整合。1954年采纳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更将核威慑纳入集体防御框架，形成对华约集团的战略制衡。在柏林危机（1948-1949）中，美英法三国通过“空中走廊”打破苏联封锁，加速了北约的成型。古巴导弹危机（1962）则展示了北约在核威慑中的作用，肯尼迪政府通过集体安全承诺协调盟国立场，最终迫使苏联撤出导弹。  

经济上，北约与西欧经济复兴形成了协同效应。马歇尔计划与《共同防御援助法案》将军事援助与经济重建捆绑，推动西欧工业体系恢复，为北约的防御能力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安全—经济”双轨模式，不仅构筑了物理层面的“铁幕”，更塑造了西方阵营的价值认同与利益共同体。柏林危机中的战略空运与古巴危机中的核威慑博弈，彰显了北约机制在应对系统性危机时的韧性与整合能力，使其成为冷战时期西方阵营的核心架构。  

2. 后冷战国际环境转型与北约的战略悖论

1991年苏联解体与华约解散后，冷战两极格局终结，但传统意识形态对抗的消解并未带来预期的和平。权力真空、地区冲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使北约在失去传统对手后陷入战略定位困境。北约选择通过东扩重构地缘政治版图，但这一过程反而暴露了其“扩张性生存”的悖论。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因安全焦虑与身份认同需求主动寻求融入西方体系，北约则以“民主扩展论”为外衣，将东扩塑造为“欧洲完整与自由”的工程。1999年吸纳波兰、匈牙利、捷克，2004年纳入波罗的海三国，北约成员国从16国增至30国。这一进程被视为巩固美国单极霸权、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工具，但其本质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尽管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法案》承诺避免在新成员国永久驻军，但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前沿部署直接触犯俄罗斯“红线”，为后续冲突埋下隐患。  

后冷战时代的安全威胁呈现非对称性与多元化特征，但北约的应对却陷入功能泛化与战略失焦。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实施空袭，虽迫使南联盟屈服，却开创了“人道主义干预”先例，加剧国际法的碎片化。2001年“9·11”事件后，北约首次启动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但阿富汗战争暴露了其能力短板。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北约“工具箱化”，欧洲盟国因战略目标分歧导致行动陷入“使命蔓延”与“合法性危机”。  

北约东扩与功能泛化未能有效应对新兴挑战，反而激化与传统大国的矛盾。2008年俄格战争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揭示了北约“过度延伸”的地缘风险。俄罗斯将北约东扩视为生存威胁，通过强化核威慑与“混合战争”手段反制。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则是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安全诉求长期对抗的总爆发。北约通过军援乌克兰实施“代理人战争”，却无力阻止冲突外溢与全球能源链震荡。  

因此，北约在后冷战时代的存续，体现了国际制度的路径依赖特性，但其战略定位始终困于“敌人缺失”与“威胁创造”的悖论。东扩虽短暂巩固了西方地缘影响力，却以牺牲战略稳定性为代价，制造出新旧交织的安全困境。

资料图：NATO官网

3. 北约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符号化与战略必要性消解  

冷战后北约的持续东扩，本质是对制度惯性的路径依赖，而非基于现实安全需求的理性选择。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加入北约的进程，体现了北约从军事同盟向政治共同体的异化。这些国家的“入约”诉求更多是借北约身份完成“脱俄入欧”的政治认证，而非应对实质性军事威胁。事实上，1990年代中东欧国家的军费削减已表明其安全压力有限，而北约东扩的真正驱动力是美国试图通过这个“民主俱乐部”巩固冷战胜利成果。  

北约在后冷战时代的军事行动进一步验证了其功能失调与战略失焦。1999年科索沃战争开创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军事干预先例，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的质疑。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北约因成员国立场分裂陷入“功能性瘫痪”。2011年利比亚军事干预中，欧洲盟国对美军后勤的依赖暴露了其自主防务能力的缺陷。  

此外，北约东扩制造了“自我实现的预言”。1999年吸收中东欧国家后，北约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2016年启动“增强前沿存在”计划，在波罗的海驻军，直接刺激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与2022年俄乌冲突，正是北约地缘挤压引发的大国对抗。这种通过制造“俄罗斯威胁”维系内部团结的逻辑，导致欧洲安全环境恶化，印证了联盟扩张引发对抗的理论预言。  

当今北约的存在价值更多体现在成员国身份的政治象征意义，而非军事效用。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入约”到乌克兰危机的安全困境，北约的制度扩张与战略透支，正在侵蚀其合法性根基。当军事同盟异化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其存续必要性终将消解，最终沦为冷战遗产的“僵尸机构”。 

二、冷战后北约的扩张——全球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1. 后冷战时代的北约：从地区防御到全球干预  

冷战结束后，北约从区域性防御同盟转变为全球干预工具，其成员国从16个增至31个，地缘范围从西欧延伸至东欧、巴尔干和北欧，并试图向亚太渗透。这一扩张以“集体安全”为名，实则裹挟地缘政治野心，通过军事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重塑国际秩序，却导致地区局势动荡和全球安全环境恶化。  

北约的东扩是其冷战后扩张的核心特征。1999年吸纳波兰、匈牙利、捷克，2004年纳入波罗的海三国，2023年芬兰成为第31个成员国，北约边界向东推进超过1000公里，直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这种扩张并非基于防御需求，而是意识形态驱动的结果。尽管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法案》承诺避免东扩，但北约通过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启动“增强前沿存在”计划，彻底打破地缘平衡。俄罗斯将此视为生存威胁，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2022年俄乌战争均是对北约地缘挤压的反制。  

此外，北约的全球化野心加剧了安全悖论。2022年马德里峰会首次邀请亚太国家参会，并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标志着其试图构建“全球版北约”。这一转向引发中俄联合反制，同时暴露北约内部矛盾：土耳其阻挠瑞典“入约”、克罗地亚反对巴尔干政策，凸显成员国利益分化。北约的全球化未能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反而激化大国对抗，使欧洲沦为美国地缘博弈的“人质”。 

北约的扩张已从“防御必需”异化为“扩张惯性”驱动的政治符号。中东欧国家“入约”更多出于政治身份认证需求，而非实际安全威胁。其军事行动加剧区域分裂，经济成本则转嫁成员国。俄乌冲突导致欧洲承受能源危机与通胀压力，2022年对俄制裁使欧洲经济损失超4000亿欧元。北约从防御机制演变为危机制造者，其存续的合法性根基已然崩塌。

有抗议者批评北约已成为“战乱制造者”

2. 北约军事干预的合法性危机与灾难性影响  

冷战后，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和“反恐战争”为名发动的军事行动，未能实现其宣称的安全目标，反而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系统性危机。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与利比亚战争，揭示了北约干预逻辑的致命缺陷：单边主义破坏国际法框架，武力输出意识形态导致地区失序与全球安全恶化。  

1999年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对南联盟实施空袭，造成2000余名平民死亡，20余万人流离失所，并使用贫铀弹导致巴尔干地区癌症发病率激增300%。这场未获联合国授权的战争架空了《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为后续干预行动提供了危险范本。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族群矛盾持续至今，北约驻军24年仍无法实现和解，证明武力干预无法替代政治协商。  

2001年北约以“集体防御”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标志着其从防御同盟向全球干预力量的转变。尽管初期推翻塔利班政权迅速完成，但北约将反恐战争扩大为国家重建工程，暴露出战略目标的根本性错位。20年战争耗费2.3万亿美元，却未能建立有效治理体系，塔利班控制区反而持续扩大。2021年仓促撤军后，阿富汗经济崩溃，妇女权利倒退，恐怖袭击数量较战前上升47%。这场“史上最长战争”证明，军事手段无法根除恐怖主义土壤，反而通过摧毁国家结构催生更极端的势力。  

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则彻底暴露其“保护责任”原则的工具化本质。北约以“保护平民”为由推翻卡扎菲政权，却使利比亚陷入军阀割据：全国涌现200余个武装团体，恐怖主义蔓延至萨赫勒地区，地中海难民潮严重冲击欧洲政治生态。这种“破而不立”的霸权逻辑，不仅摧毁了北非的稳定，还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安全真空。  

三大干预行动的共同后果，是北约从区域性防御机制异化为全球不稳定源。科索沃模式削弱联合国权威，阿富汗战争暴露能力赤字，利比亚困局揭示道德伪善。当北约将“集体安全”等同于“全球军事存在”，其合法性已随干预后果的灾难性显现而彻底消解。

3.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地缘对抗  

冷战后北约的东扩以“防御性联盟”为名，实则是一场地缘政治重构，深刻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权力平衡。北约边界向东推进超过1000公里，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被系统性压缩。这不仅违背1991年美俄关于“北约不东扩”的承诺，更通过军事部署和意识形态扩张，将俄罗斯推入结构性安全困境，最终引发以俄乌战争为标志的激烈反弹。  

北约东扩的核心矛盾在于其宣称的“防御性”与实际地缘效应的冲突。尽管1997年《北约—俄罗斯基本法案》承诺不在新成员国永久驻军，但北约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并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多国战斗群，直接威胁俄罗斯战略纵深。俄罗斯将北约东扩视为生存威胁，其安全焦虑既源于历史上的“缓冲带”思维，也因乌克兰对俄文明认同的瓦解。2021年北约拒绝俄方提出的安全协议草案，成为俄乌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面对北约的挤压，俄罗斯采取“混合战争”与核威慑并行的反制策略。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通过“小绿人”战术打破北约在黑海的布局，2022年俄乌战争则以全面军事行动阻止乌克兰“入约”，并借能源武器分化欧洲内部立场。同时，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强化核威慑应对北约常规力量优势。  

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反弹的互动，塑造了“扩张—反制—再扩张”的恶性循环。俄乌战争爆发后，北约通过军援乌克兰实施“代理人战争”，而俄罗斯则通过能源断供与粮食武器化冲击全球稳定。2022年欧洲对俄制裁导致经济损失超4000亿欧元，而发展中国家因粮价上涨新增1.2亿贫困人口。  

图片来源：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北约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地缘扩张，未能实现其宣称的“欧洲完整与自由”，反而制造出更深层的分裂。从1999年科索沃战争到2022年俄乌冲突，北约的军事化解决方案始终陷入“制造危机—维持存在”的悖论。当安全机制异化为对抗工具，其合法性终将在自我否定的逻辑中瓦解。  

三、北约如今的内部问题及系统性失效

1.决策与指挥系统的制度性缺陷：官僚化与治理失灵  

冷战后，北约的决策与指挥体系因官僚化和权责模糊陷入低效运转，严重削弱了其军事效能。作为拥有30余个成员国和众多附属机构的庞大组织，北约的“全体一致”决策原则导致其战略反应速度远低于现代战争需求。例如，2011年利比亚行动中，北约耗时32天才完成从授权到首轮空袭的决策，期间卡扎菲政权已巩固防御工事，直接推高军事行动成本。在阿富汗战争中，因成员国间对于作战规则的分歧，75%的空袭申请需总部审批，平均耗时72小时，严重贻误战机。  

军事指挥体系的臃肿进一步加剧资源错配。北约虽设有多个司令部，却未能建立统一的情报共享和后勤保障机制。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北约因“三重指挥链”问题导致军援混乱：不同成员国提供的武器型号不兼容，补给线重叠，情报共享受阻。据欧洲审计院报告，北约2021年行政开支达25亿欧元，其中大部分用于维持冗余机构，而网络防御预算仅占军费总额的2.1%。  

北约防务开支，深蓝色为“美国”，浅蓝色为“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单位/十亿美元。图片来源：NATO

腐败问题进一步侵蚀联盟公信力。北约“共同资金”机制缺乏透明监督，导致多起丑闻：如2014年在波兰建设反导系统基地的预算翻倍，承包商被曝行贿波兰官员；2020年F-35战斗机采购中，单机成本因“隐形附加协议”飙升至1.2亿美元。更严重的是，北约“防务创新加速器”因管理混乱，导致14亿欧元研发资金被挪用，并牵涉多国军工企业的利益输送网络。  

这种制度性缺陷已引发成员国离心倾向。法国多次呼吁改革“全体一致”决策原则，土耳其则利用否决权阻挠瑞典“入约”以换取政治利益。当官僚机器成为目的本身，北约作为军事同盟的核心功能必然在自我消耗中走向异化。  

2. 成员国的利益分化与战略裂痕：联盟凝聚力的危机  

北约成员国间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冲突，反映了后冷战时代联盟在认同上的危机。作为一个由30余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北约既需协调成员国的安全诉求，又难以摆脱国家利益优先的现实政治逻辑。  

欧洲核心国家与美国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尤为显著。法国长期倡导“战略自主”，主张与俄罗斯构建安全合作框架，2019年马克龙甚至批评北约“脑死亡”。德国则因能源依赖对俄态度更为温和：俄气占德国能源进口的55%，直接弱化了其支持对俄强硬立场的意愿。即便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德法仍抵制美国推动的对俄全面禁运，保留能源支付豁免条款，导致北约制裁措施出现漏洞。相比之下，波兰等东翼国家则推动激进对俄政策，要求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加剧了联盟内部的战略裂痕。  

土耳其则将北约成员身份工具化，作为区域博弈的筹码。2019年土耳其采购俄制S-400防空系统，直接违反北约武器兼容性原则，却未受到实质性制裁。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打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迫使北约陷入反恐与盟友关系间的两难局面。2022年瑞典申请“入约”时，土耳其以瑞典支持库尔德工人党为由进行政治讹诈，最终迫使北约接受其个性化要价。  

军费分担的不平等则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矛盾。美国承担北约70%的防务开支，而欧洲成员国中仅21%达到GDP占比2%的军费标准。德国更将达标期限推迟至2031年，引发美国长期不满。特朗普政府曾威胁退出北约，并将其称为“过时组织”。这种“搭便车”现象体现了成员国间防务责任的不对称，削弱了联盟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  

北约的战略裂痕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多元化的产物。当“俄罗斯威胁”无法弥合能源依赖、地缘诉求与安全认知的差异，联盟的集体行动逻辑必然让位于现实政治计算。 

3. 履职功能的结构性困境：集体安全的失效  

北约作为冷战时期构建的集体防御机制，在后冷战时代因内部分歧与制度缺陷，逐渐陷入履职功能弱化的困境。乌克兰战争作为冷战后最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集中暴露了北约内部防务责任失衡、战略目标冲突与决策低效等深层矛盾，导致其难以有效履行集体安全承诺。  

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长期受制于成员国防务支出的严重失衡。2022年，美国军费总额是北约其他成员国的3.5倍，而欧洲成员国中仅少数达到军费占GDP比重2%的标准。军费悬殊导致资源分配矛盾：美国主导对乌军援决策，而欧洲国家因装备标准化不足，出现武器型号混乱（如波兰的苏制T-72坦克与德国的豹2坦克混编），加剧战场协同难题。  

北约的履职困境本质是冷战集体安全范式与多极化现实的冲突。防务责任失衡削弱了联盟内部的信任，战略目标分化瓦解了行动一致性，而决策低效则削弱了危机响应能力。乌克兰战争表明，当联盟无法调和成员国利益与集体安全时，其存在价值正从“防御支柱”异化为地缘摩擦的放大器。  

四、结语——从扩张干预到功能失效，北约已无存在必要  

在当前多极化发展的世界中，北约的存在已成为全球安全的阻碍。其以军事对抗为核心的安全范式，无法应对现代复合型威胁，如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跨国性问题。北约的单边干预行为破坏了国际法体系，削弱了多边合作机制的有效性。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绕过联合国发动空袭，开创了危险的先例；而2022年俄乌冲突中，联合国难民署在人道主义救援中的作用则证明，多边机制在危机响应中更具合法性和有效性。  

全球安全需要去中心化的多边合作机制，而非单一军事联盟的主导。北约的解散将为全球安全秩序的重构提供契机。通过加强联合国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推动区域安全协作平台建设（如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的扩容升级），国际社会可以减少对军事联盟的路径依赖，实现更公平和可持续的安全治理。同时，完善国际法执行机制，对单边军事行动施加约束，并通过经济合作削减冲突根源，将有助于全球安全的长期稳定。  

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遗产，其存在的合理性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而逐渐消失。其持续扩张与干预行为不仅破坏了地区稳定，还加剧了全球安全的不确定性；其内部功能失效和成员国分裂则进一步暴露了其行动力的不足。在一个多极化、合作共赢的世界中，北约的军事联盟模式已显得过时且不合时宜。解散北约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全球安全秩序重构的重要一步。唯有摒弃霸权逻辑，推动多边合作与规则优先，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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