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德斌：特朗普给中日韩合作创造机遇？有一个问题三方必须重视

编者按：3月22日，中日韩三国外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第十一次外长会。这是在中美关系紧张、俄乌和谈前景不明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传统联盟结构提出挑战的背景下，举办的一次重要多边对话。同时，第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也在当日相继展开。

这一系列会晤无疑是朝着恢复和加强三方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仍需注意，日韩当前的执政政权存在不稳定性：石破茂政府被外界认为是“短命内阁”，尹锡悦更是连总统位置都难以保全。

对韩国而言，本周是关乎总统、国务总理以及最大在野党党首政治命运的“司法超级周”。3月24日韩国宪法法院驳回此前国会针对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弹劾案，26日首尔高等法院将对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选举法案件进行二审宣判，而28日还有可能对尹锡悦总统弹劾案进行宣判。

三月的最后一周，韩国政坛的命运将会走向何方？中日韩各自对三方合作的战略认知有何差异？中日、日韩、中韩这三组双边关系该如何为区域合作赋能？对于中国而言，又该如何正确认识当前中日韩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对此，观察者网连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分析中日韩三国外长会的后续影响以及韩国政坛近期的焦点事件。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中日韩的战略认知差异可能会限制三国合作的动力

观察者网：詹老师好，3月22日中日韩三国外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会议，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当前中美关系紧张、俄乌战争持续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传统联盟结构提出挑战的背景下，东亚三国间的一次重要多边接触。尤其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于日韩的车企、半导体等多个产业领域造成了较大的成本上升压力。您认为在此背景下，中日韩该如何深化经济合作，尤其是处理好供应链问题，从而应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从这次的中日韩外长会议来看，释放了哪些信号？

詹德斌：首先，我觉得中日韩合作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三个国家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内部问题。该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外部环境再怎么改变都无济于事。

不过，外部环境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有助于中日韩三国改变内部的认知差异。

比如，特朗普上台对于中日韩有什么影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对中、日、韩造成什么影响？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的？如果中日韩在这些问题上的判断和认知都不一致，那三国在各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很难保持一致。

如果有的国家认为特朗普目前的政策是一个短期行为，而别的国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中长期行为，即未来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就变成了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的差异，导致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中日韩三国在局势判断上能否达成一致，这非常重要。

从这次中日韩三国会谈期间释放的信号来看，至少三国对外部环境的严峻性认知还是比较一致的，应该说这也为三国合作提供了比较好的契机。

无论是中日韩共同推动多边主义也好，还是中日韩打算重启过去一度停滞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好，这都是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正确应对。

中日韩的GDP之和可以匹敌美国，若三国能够合作起来，共同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肯定会有较大作用。再加上中日韩本身又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里面，通过RCEP的自由贸易合作，去对冲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不是各自想办法去“哄”着美国，这对于消解特朗普关税政策的负面效应，我觉得也很重要。

实际上，中日韩三国过去谈了很多次，每次领导人会议都有很多成果，但最终能够顺利落实的成果比较有限，特别是过硬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日韩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也应该更多地去反思，过去中日韩达成的一些协议有没有落实？为什么很难落实？怎么把过去达成的协议落实好？这点同样关键。

3月2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左起）、日本外长岩屋毅与韩国外长赵兑烈在第11次中日韩外长会晤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法广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因为种种内外部因素，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相当曲折，不仅中日韩自贸谈判停滞多年，而且日韩近年来也在半导体等领域采取对华“脱钩”。虽然这次外长会明确提出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计划，不过许多国外媒体与专家对此并不看好，认为中日韩之间的矛盾分歧太大，并且当前日韩国内形势也很不稳定，再加上特朗普政府的特性导致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同样处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下。您认为，未来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将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詹德斌：从历史来看，中日韩自贸谈判曾经有过一段看上去前景比较光明的时期，那时候就发现有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传统上日韩两国国内对农业市场开放的担忧是比较强烈的，尤其是韩国农民对政府的抗议牵制力比较明显，虽然这部分人数不多，占比也不高，但他们的抗议对政治上的反作用力相当大。所以光是农业这个老问题，日韩政府就很难克服。

除此之外，我觉得政治上的问题更重要，比如中日韩自贸谈判的主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以日本为例，日本肯定不愿看到中日韩谈判的主导权落到中国手上，所以日本推动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现在还要把英国拉进来，进一步扩大CPTPP的范围。从自贸区的标准来看，CPTPP的水平的确更高一些，所以日本现在掌握一定的谈判主导权。

另一方面，日韩背后还有美国。美国当前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全面遏制中国，所以美国肯定不愿看到日韩跟中国去谈自贸区合作，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在全球战略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日韩两国真正参与三国自贸区合作的空间非常有限。除非像前面说到的，日韩意识到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必须要寻求中日韩合作来实现战略对冲，不然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所以，中日韩三国首先要在政治上达成一定的共识，才有可能共同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的落实，才能给自贸区谈判的重启赋予更大的动力。否则，即使所谓的自贸区谈判重启了，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做个样子，因为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观察者网：从历史上来看，中日韩合作的谈判成果通常难以真正落实，或是即便落实了却由于双边关系的突然恶化，或是外部因素的干扰，而中断或停滞。您认为中日韩的这种内部脆弱性是否也是自贸谈判难以落实的原因之一？

詹德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中日韩三国对于区域合作的认同不一样。在认同之前，首先需要有共同身份。

那么，日本是否将自己视为东亚国家呢？日本显然把自己视为西方国家的成员。韩国的尹锡悦政府就更不用说了，上台后马上“一边倒”，急着要让韩国融入西方。

另一方面，中日韩在历史和领土纠纷问题上仍没有解决好，要知道历史对身份认同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如果欧洲没有解决历史认同问题，它能走到今天吗？所以历史、领土这些争议，都是决定主权国家合作的根本性问题，中日韩之间并没有完全解决。

因此，中日韩三国难以形成共同的区域认同，这是目前最大的根本问题。

即使我们有这样的认同，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前面说的——谁来主导东亚区域化合作呢？我们谈区域合作时，经常会讲这是霸权型的，还是欧盟这种法德“两架马车”共同驱动型的？过去，日本判断它可以主导东亚合作的时候，表现得相当积极，甚至传出当时要推动亚元区。

以今天日本、韩国的实力，它会觉得自己能主导吗？如果当它判断是中国主导的时候，日韩国内肯定就不同意，更不用讲美国不同意了。像美国这么大的外部因素，你都不能说它是一个干预变量，它可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因素。这个阻碍因素若无法消除，中日韩面对再好的机遇，也没有用。

但换句话说，中日韩今天的这种机遇是谁造成的呢？是美国，而不是中日韩三国本身。所以，美国随时都有可能收回这个所谓的机遇。在这个前提下，日韩对特朗普政府的认知是战略性判断还是战术性判断就很重要了。

观察者网：刚刚您提到中日韩，尤其是日韩，对于美国的战略判断很重要。就目前来看，虽然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仍然相当密切，但特朗普上台后，其本身政策的不确定性不断上升，而且比起同盟，特朗普显然更看重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他抨击韩国关税“不公平”，还要求日本提高防卫预算。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与日本、韩国这两大盟友的关系发展，未来美日韩盟友体系的松动是否会更加明显？这种松动为中日韩合作带来的“窗口期”能持续多久？

詹德斌：为什么说对美国的战略判断很重要？我举个例子：首先，现在大家都认为特朗普反正只能做一个任期；其次，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只有两年，所以这两年特朗普会怎么做是很关键的；最后，特朗普目前的做法对美国国内肯定会有冲击和影响，但冲击具体有多大，大家也都在观望。

把这几点结合起来，无论是从日本还是韩国去看，可能都会有一种期待——特朗普当前的做法会不会只是一时的现象？就像他第一任期结束之后，马上拜登政府又改回来。那么这次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下一届美国政府会不会又开始强调价值观等问题，来强化日本和韩国的盟友关系？如果现在对美国游离过度，之后会不会引起美国的不满？我觉得这可能是日韩都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如果日韩都认为是前面说的这种情况，那他们很可能会“等一等”，看看怎么从战术层面去应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比如先通过“绥靖”的方式去满足特朗普的一些需求，然后等待双边同盟关系重建的战略契机。我们之前经常说美国对朝鲜“战略忍耐”，现在日本和韩国也可能会部分选择这种“战略忍耐”。

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中日韩对美国的判断就可能是不一致的，中日韩合作的动力就不会这么强。

说实话，特朗普对盟友和非盟友显然没有这么区分，而是完全从利益的角度去实施美国的对外政策。从这点上看，对日本和韩国当然是有影响的，对日韩国内的涉美舆情也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对于美日关系、美韩关系、美日韩合作而言，多多少少会有所松动，因为很多合作都涉及钱的问题，这在短期内肯定会对同盟关系造成影响。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当年毛泽东讲的话，即美韩同盟也好，美日同盟也好，美日韩同盟也好，它们的矛盾是它们自己的内部矛盾，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日韩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同性质的，所以我们不能放大这种矛盾。

我举个例子，当年文在寅政府时期，特朗普同样要求韩国提高驻韩美军费用，结果文在寅政府不断拖、不断哄，一直拖到特朗普下台后，才重新签订了驻韩美军费用的分担协定。所以，目前中日韩合作的契机可能更多是表现在战术层面。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要尽量利用这种契机，把战术上的合作转变成战略上的合作。

驻韩美军驻军费用中央日报

“短命内阁”加“总统缺位”——日韩政权的稳定性有多重要？

观察者网：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因此中国反复强调“正确认识历史”的重要性，包括前段时间中国外交部一直在“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炒作行为。不过我们也看到，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时隔6年重启，日方承诺扩大对华投资。同时，石破茂首相在上台后更是强调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您怎么看待中日双边关系在中日韩合作中的作用与影响？尤其是考虑到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表态。

詹德斌：日韩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不算是个新问题，而且最近可以说更加过火了，前段时间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发表的美日韩外长联合声明就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国际组织”。

所以，这就要看中国在推动中日、中日韩合作的过程中，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了，是一定程度上剥离，还是捆绑起来？这主要取决于中国。

总体上，中日韩三国合作中，中日双边关系的比重应该说相对要大很多，中日关系为中日韩三国合作的赋能肯定也更大。所以，如果中日双边关系能改善，是能够直接带动中韩双边关系以及中日韩三边关系的合作与发展的。反之，如果两国关系恶化，肯定也会极大阻碍三国的合作。

过去我们看到，中日韩合作经常好多年推行不动，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中日韩三国内部双边关系的恶化造成的，毕竟日韩、中韩、中日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安全问题等方面都存在分歧和矛盾。

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石破茂政府还是有一个总体判断的，从目前来看，石破茂的上台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

图片来源：日本首相官邸网站

观察者网：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石破茂政府是一个明显的“短命内阁”，对此您怎么看？这是否会影响之后的中日韩合作趋势？

詹德斌：石破茂政府是不是“短命内阁”？我觉得这很难讲，毕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其实，石破茂上台之前，很多人也不认为他能上台，我记得最后一轮投票之前，真正看好石破茂的人并不多。

可能很多人分析说，石破茂又是“撒钱”，又是党内的少数派等等，所以认为可能石破茂是一个“短命内阁”。是不是如此，我们先按下不表。假设石破茂政府真的是“短命内阁”，那毫无疑问，这会影响中国、韩国对日本政策稳定性的判断。

再加上最近韩国的政权同样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未来无论是进步派政权还是保守派政权，它的政策方向性都会出现变化。即便在日本，此前的岸田文雄也好，如今的石破茂也好，他们对于美日同盟、东亚区域合作的判断都不太一样。那么日韩国内政权的稳定性肯定会各自影响中日韩合作的预期与动力。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如果花了很多外交精力去推动，但结果对方换了一个政权，可能谈成的很多成果会泡汤。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外交谈判的意义就比较有限。当前的中韩关系也是如此，在目前韩国政府所处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有许多实质性合作是很难去谈的，肯定更多是观望。即便从中国的角度，我们有很多促进中韩合作的事情要谈，但也宁愿放在同未来可能的新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去谈，这样也有利于推动同新政府的关系。

所以前面如果假设石破茂是一个“短命内阁”，那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合作。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它“短命”的原因跟日本的安全政策、东亚政策有关，甚至说跟对华政策有关，那就更加影响中日韩之间的政治合作动力了。

当年鸠山由纪夫一上台就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结果马上就引起美国不满。如果这可以看成是鸠山由纪夫内阁“短命”的一个影响因素，那么我们去推动三国政治合作其实就会比较难。

观察者网：尹锡悦案自从2月25日最后一场辩论结束，已经过了近一个月仍未宣判最终结果。这也导致在本次外长会中，韩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因为韩国政坛目前不仅处于总统缺位的状态，而且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是执政党继续执政还是会进入新的总统大选。您认为尹锡悦案拖延了那么久迟迟不定宣判时间，有哪些影响因素？另外，韩国法庭计划在26日对李在明做出二审裁决，因此外界也称3月是李尹二人的“生死局”。这两起案件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下一届总统选举的结果，对这两起案件可能引发的韩国朝野竞争，您怎么看？

詹德斌：三月会是韩国政坛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时刻，因为三月的这两个案子，一个是在野党党首，一个是执政党培养出来的总统，他们的命运将直接决定韩国政坛的未来走向，这种影响甚至不是短期的，可以说是中长期的。

当然，目前尹锡悦弹劾案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没有人能知道，但是我们能去分析。为什么尹锡悦弹劾案的最终宣判日不断推迟？在案情刚刚审理的时候，主审法官就明确讲道，总统弹劾案肯定是最紧急的，是要最优先判的。现在看来，不仅没有提前宣判，反而推迟了那么久，这意味着背后大概率是有“隐情”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跟过去几次弹劾案相比，可以从几点去解释这个“隐情”。

第一，这次是戒严造成的弹劾，也就是说这次弹劾案的严重性要远远高于之前的两次弹劾案（2004年的卢武铉弹劾案、2017年的朴槿惠弹劾案）。

第二，这次涉案的人员相当多，而且很多都来自军队、警察这些权力部门，所以宪法法院的每一条判决可能都会成为未来审判的先例，因此宪法法院需要非常谨慎。

第三，尹锡悦的支持者比例相当高，有四成的民众是反对弹劾尹锡悦的，而朴槿惠当时只有不到三成反对弹劾。从宪法法院的角度来讲，要面对相当大的舆情压力，也就是说最终的审判必须经得起舆论的考验。

第四，通过找法律的漏洞，前段时间尹锡悦得以释放。这也增加了尹锡悦的信心，后来他又不断向宪法法院提出各种程序上的质疑，这也增加了宪法法院审判的时间。因为宪法法院需要去回应尹锡悦的质疑，但每一个回应都要去审理，最后反映到审判书上，这就增加了审理的时间。

我觉得综合考虑，这些可能是宪法法院最终审理久拖至今的重要原因。

如果三月份，尹锡悦被宣判罢免，也就意味着韩国总统大选即将启动，那么接下来的两个月可能又是引发韩国朝野矛盾激化的一段时间，而大选之后哪个政党执政又将决定未来五年韩国政局的走势。

从目前情况来看，假设尹锡悦被罢免，毫无疑问对执政党是不利的，毕竟尹锡悦是执政党培养出来的总统，而且执政党又是一直反弹劾的，如果尹锡悦被罢免，这种反弹劾的立场显然就站不住脚了。反过来看，在野党就是得利方了，因为推动弹劾案的主导势力，主要就是共同民主党，但问题就在于李在明的判决。

当然，我们同样不知道李在明的最终判决结果会是什么。但从目前来看，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维持原判，即一年有期徒刑，缓期两年，也就是说判李在明有罪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李在明和共同民众党而言，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关键我们现在不知道尹锡悦最后什么时候判，也无法预知总统大选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时间点对于李在明而言，就很敏感了，因为他的最终判决日日期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现在感觉这两个时间点是一种“赛跑”关系，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将决定韩国政局未来的走势。

舆论调查专门机构"舆论调查工程（株）“于2025年1月出台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有46.6%的民众仍然支持尹锡悦。每日经济

观察者网：中韩关系自去年有所好转，中国对韩国免签后，有大量韩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但相应地，两国间的摩擦并没有减少，似乎在今年3月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也与尹锡悦拥趸掀起的反华浪潮有很大联系，您怎么评价这一年中韩曲折的关系发展？尽管目前尹锡悦弹劾案仍未宣判，但未来韩国政府是否会修正目前近似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詹德斌：尹锡悦的对华政策过去几年一直都没有变。实际上，尹锡悦一上台，我们对其就有一个基本判断：它是一个反共反华的政府。我们可以看到，在尹锡悦弹劾案的过程中，通过尹锡悦之口或者尹锡悦支持者之口表达出来的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认知就可以看出，尹锡悦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改变其对华政策以及对华关系。

我认为，中韩间的负面认知达到高峰的说法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正。韩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可能并不是现在达到高峰的，实际上从我们向韩国提供免签，韩国赴华游客大幅增加等等情况也可以看出，如果韩国对华负面认知是高峰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也就是说韩国对华负面认知的高峰应该在这之前。只是最近韩国极右势力的不断炒作使得韩国对华负面认知看起来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另一方面，由于韩国极右势力的反华舆论传到国内，导致中国对韩国的负面认知可能的确在当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怎么评价过去一年的中韩关系呢？我认为从尹锡悦总统府的角度来说，它的政策应该一直是希望拉开和中国的距离，即单方面倒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但就我的观察而言，可能韩国的部分外交执行部门会觉得这种政策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以外交部为代表，他们可能会不断地想把中韩关系往正轨上稍微拉一拉，但是韩国总统府方面的对华态度实际上就比较消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韩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表态比之前越来越积极，但实际落实的成果似乎却很少。同时，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也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也好，仍在不断地向美国靠近，所以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局面。

换句话说，现在的尹锡悦政府，其实很难指望它大幅度修正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我前面也说了，从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能看出，无论是美日韩也好、美韩也好、韩日也好，对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更进一步向美国“一边倒”，希望通过这种讨好来让美国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至于未来韩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肯定要看是哪个政党上台，才能进行判断和分析。假设未来是共同民主党上台，那么在这方面肯定调整幅度会大一些，即回到韩国传统的平衡外交。即便假设国民力量党再次赢得政权，我觉得也不会完全继承尹锡悦的这种政策。

因为尹锡悦的政策可以用极端来形容，甚至韩国保守派的主流人士都认为尹锡悦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并不代表韩国主流的保守外交政策。

过去中韩关系改善都是在什么时候？几乎都是在韩国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当时直接参加了中国的九·三阅兵；李明博时期中韩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中韩建交也是在卢泰愚政府时期发生的。所以韩国过去的保守派执政并不像尹锡悦这样极端，反而是务实的，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制定外交政策的。

所以即便未来是正统的韩国保守势力上台，那中韩关系也可能多多少少会往更加务实的方向去调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条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归来，但朝核问题同八年前已截然不同

观察者网：韩国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朝核问题，而传统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路径是有比较明显的分歧，这也导致了两派人士对华态度的不同。虽然说尹锡悦不能算是传统的保守派，但尹锡悦的这种亲美是否也反映了韩国保守派的普遍态度？即希望完全助借美国的力量来解决朝核问题，并且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存在高度不信任？您对此怎么看？

詹德斌：韩国的保守派和进步派对于朝鲜问题的认知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保守派是从国家的角度看朝鲜问题，而进步派则是从民族的角度看朝鲜问题，所以它们的政策出发点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对朝鲜的定位本身也不一样，政策目标也不一样。

保守派更多地想通过强硬手段解决朝鲜政权，从而实现统一；而进步派更多地想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来慢慢实现统一。方式和目标不同，所考虑借助的外力自然也就不同了。

如果韩国想通过军事手段，那就要依靠美国；如果想采取和平共处的方式，那就要通过中国来促成合作与对话。从这个角度来说，判断韩国政权是亲华还是反华的，其实就没有那么密切，因为中国在这个过程是起到工具性的作用。

从保守派的角度来说，因为它的目标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国家统一，所以它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朝鲜的核武器。而韩国的保守派认为，中国在过去的朝核问题上提供的帮助很有限，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庇护”朝鲜，所以保守派就会形成“为什么要依赖中国？只能依赖美国”的战略认知。

进步派恰恰相反，进步派认为要推动和朝鲜的和解，让朝鲜主动放弃核武器，在这个方面中国的重要性就比较高了。而且即便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中国仍然扮演着促进对话的这么一个积极角色。

所以韩国两派对朝政策目标的方方面面都不一样，这导致他们对中美的判断和认知也都不一样。

2024年10月，朝鲜官媒发布照片，显示以爆破方法完全封闭江原道高城郡甘湖里一带的公路和铁路60公尺区段和开城市板门区东内里一带的公路和铁路60公尺区段。朝中社

观察者网：朝核问题，也是中日韩三国共同面临的区域安全问题。但三国对于朝核问题的态度，可以说存在较大分歧。随着俄乌冲突逐步走向和谈，在不远的将来，外界普遍认为将有一场新的“特金会”。对此，您怎么看？同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朝鲜问题当前出现的最大变数是什么？未来若中日韩关系进一步深化，在推动促进朝核问题的解决上，有哪些关键的发力点？

詹德斌：应该说朝鲜问题较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变化还是相当大的。首先，金正恩明显比之前更加自信了，这来源于武器的开发。过去六、七年，朝鲜武器开发的进展很大，无论是短程还是中程导弹，如高超音速中远程弹道导弹、火星-19等等，所以朝鲜认为其自我防卫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加强。

第二，俄乌冲突引发俄朝的“结盟”，这对于朝鲜外部环境的塑造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联合国体系下对于朝鲜的制裁，随着俄罗斯拒绝履行制裁，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也已经基本崩溃了。当然，俄罗斯也未必能够完全满足朝鲜的需求。

第三，金正恩对自己的执政信心跟七、八年前也不一样。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的时候是2017年，那时候金正恩执政才几年？当时他的执政经验还是相当不足的，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对于通过与美国谈判来获取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这种紧迫性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整体处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大环境下，使得朝鲜在外交上回旋的空间大幅增加。

所以光从这几点来看，与2017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就是当美国在未来呼吁朝鲜对话和谈判的时候，朝鲜的谈判筹码是大幅提高的，这也会导致谈判难度增大。

当然，这取决于美国现在对朝鲜的诉求到底如何，如果还是要求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举行“特金会”的难度应该相当大。但如果从特朗普一直称朝鲜是“Nuclear Power”这个表述词来看，假设未来美国降低自己的谈判目标和预期，比如推行核军备谈判、分阶段去核化、实际暂停核试验、某种程度上默认朝鲜拥核等等，美朝“特金会”举行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回到中日韩话题，我认为中日韩合作实际上是无法解决朝核问题的，美朝双边关系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当然中日韩也不是无事可做，中日韩可以为美朝合作营造更好的环境，但只能起到一定的分担作用，而不是真正处理和解决。

因为中日韩三国对朝核问题的认知本身就不一致。比如日本认为朝鲜的短程导弹问题不是很大，日本更担心朝鲜的中程导弹、核武器等等；韩国则认为朝鲜的任何导弹都是威胁，反而短程导弹威胁更大；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可能就不觉得朝鲜的威胁有那么紧迫。

去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时，中日韩三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表述就是各自表态，而不是以共同意见来表态的。所以中日韩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很不一致，合作自然也会比较难。

2018年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晤路透社

观察者网：您如何展望今年极有可能举行的一场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您认为届时将有哪些变数和看点值得关注？

詹德斌：我认为，首先这取决于会议的举行时机，其次还要看我们到时候面对的是哪个政府。当然，俄乌冲突的解决情况、特朗普关税政策对美国国内的冲击等等，这些都会对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有很大影响

因此我个人判断，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对于推动中日韩合作的紧迫性认知可能会较之前强很多，至少要比去年强很多。因为实际上，大家都有要共同应对美国压力的诉求。而且，假设共同民主党上台，那么韩国对于推动中日韩合作的动力也会比之前要更大。

所以，我们可能会迎来难得的中日关系、中韩关系、日韩关系都还可以的局面。今年也是日韩邦交六十周年，在这种大格局下，即使共同民主党在历史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但日韩双边关系可能还是会有所推进。

所以总体而言，今年对于中日韩合作是一个机遇，就看三国如何把机遇落实并转化为实际行动，而不只是大家坐在一起，再重复一次“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觉得，未来中日韩三国如何落实协议内容比达成新的协议，可能要来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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