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今天的国际局势，和一战前有多少相似之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若将一战前的世界与冷战后直至今日的局势（包括俄乌战争）做直接比较，猛一看似乎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挖下去，就会发现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明显和隐形的相似轨迹。

譬如，在国际秩序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历着旧帝国的式微和新兴列强的崛起。国际格局犹如一片冰层相撞的海域，充满着危险与不确定。而在冷战结束后和“9·11”事件以来的国际局势中，世界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透明和不稳定：新兴力量在崛起，传统工业大国正在走下坡路。

再譬如，当年的奥匈帝国不是一个海上大国，它的“名望”与“实力”其实并不匹配。用匈牙利历史学家奥斯卡·亚西（Oscar Jaszi）的话来说，这个帝国“从经济角度来看，在1913年就已战败了”。因此，1914年前奥匈帝国的最大恐惧是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奥斯曼帝国，会沦为欧洲的另一个“病夫”。这种“焦虑”，冷战末期以及结束之后的苏联感同身受。这恐怕也是普京说“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的心理根源。就好比一个昔日的强人开始变得衰弱时，他对外界的认知会变得“敏感”和“焦虑”，处于低潮的大国差不多亦如此。

还有，一战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直接政治沟通失败”的结果。1914年夏，直接对话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偏执假设所取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沟通似乎强于当年，然而，傲慢与偏见，加上政治正确，当然还有各自的利益，使得冲突各方的沟通很难进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三年中，西方几乎中断了与莫斯科所有官方渠道的交流。

“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不管这句话是出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Äschylus），还是一战时期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其意义在于对“战时难有真相可言”的陈述或控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当时，同样也能在当下找到许多对应的例子。

普林西普行刺奥匈皇储

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是被史界称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年行刺，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也是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俄乌战争的爆发——不管是借口还是事实——，多少也与少数族群在一个国家所受的待遇有关。

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验证着马克·吐温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历史不会重复，但会经常押韵”（“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探索历史与现实存在哪些平行线和交汇点，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哪些经验教训。

主观感受与战略误判

爆发战争的诱因很多，也很复杂。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对外界以及主要对手的感受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战略取向和具体措施。

1897年，海明威根据在维也纳的所见所闻，写下一篇题为《奥地利的动荡日子》的长篇报道，旨在向美国公众介绍欧洲大陆当时所处的乱局。

的确，当时的奥匈帝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仇恨”充满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内有各族群之间以及对共同敌人犹太人的仇恨；对外则是对法俄加盟的“协约国”以及塞尔维亚王国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自己的话说，“在我的帝国中，危机永远不会消失。”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关系后，维也纳和柏林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加战友”。只不过，虽然双方强调所谓的“尼伯龙根忠诚”（Nibelungentreue），即一种根植于日耳曼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已成为中欧的主导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内外交困而不得不严重依赖柏林，并最终导致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奥匈帝国的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被包围、被羞辱”的主观感受。苏联末期和冷战结束后，莫斯科应该也能切身体会到当年维也纳的境遇。

关于苏联解体，普京有过两次著名的概括：2004年，他称其为“一场巨大的全国性悲剧”；2005年，他在向全国发表演讲中，认为那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前者的重点是反思苏联内政的缺失，后者则是指向国际局势和他国势力的影响。

一个帝国在解体后，还有一段“后续体感”存在。就如同“幻肢痛感”（phantom limb）一样，人在失去四肢后会产生幻觉，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四肢还附在躯干上时的疼痛。

苏联解体后，很多苏联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学家雷昂哈德（Jörn Leonhard）认为，普京是在后帝国时期巧妙利用“幻肢痛感”来做文章的人。

冷战结束后，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其实不光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和西方的政治文化精英，也包括叶利钦、乌克兰独立后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科维奇、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等一干“独联体”政要。

《霹雳红星》：苏联即将解体时拍的阿富汗战争片中的一幕

但是，苏联解体后，从开始对欧美的信任、靠近和效仿，到被北约和欧盟东扩至家门口，再到最后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贬为“区域性大国”，俄罗斯在与西方打交道中，可谓经历了希望、失望、屈辱、绝望和愤怒等种种心路历程，也才有普京后来的对乌“背水一战”。

而普京当年经历的，今天的泽连斯基正在步其后尘，而且后果或许更惨。特朗普让加拿大等盟国体会到的，何尝又不是大同小异的“抛弃”和“背叛”呢？

当然，“主观”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感觉受到威胁不等同于真的受到了威胁，但多少能反映当事人和当事国所经历的心理落差。

有了各自的主观感受，各方于是就有可能作出各种战略误判：

当年奥匈帝国之所以放弃外交斡旋，对塞尔维亚迅速宣战，除了背后有德皇“空白支票”在撑腰和对俄罗斯快速坚定反应估计不足之外，也因为它坚信拿塞尔维亚这个“弱者”开刀更有胜算，更能以较小的代价重振国威。结果却是整个帝国的覆灭。

普京“特别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否也有为苏联解体雪耻或民族主义的动机？这不是说普京的计划是出于单纯的感性冲动，但起码不能排除种种屈辱的“主观感受”在其决策中所起的心理作用。当然，俄乌冲突一打三年，也有莫斯科开始时严重低估和误判欧美抱团援乌之决心的缘故。

关键是，不好的体验容易导致失去信任，而失去信任则导致猜忌和误判，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决策。

战争宣传与战争借口

在作今昔对比时，如果觉得“不同”大于“相同”，那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生活方式、政治理念、科技手段、军事装备等都日新月异，与过去难以同日而语。

以媒体效应为例：与当下相比，上世纪初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足够的宣传手段。譬如，英国政府在一战爆发时不得不与诺斯克利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的报业帝国密切合作，以制定战时舆论政策。其他地方的情况也类似，德国实际上直到1916年才具备有效的宣传基础。

尽管如此，当年的决策者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仍努力影响公众舆论，欧洲的“政治公众舆论”因此逐渐成型。

在如何进行战争宣传方面，欧洲大国的做法各显神通：柏林早在1900年就通过民族主义媒体发表报刊文章，以及成立各类协会来推广其造舰计划，当时的“舰队协会”（Flottenverein）拥有110万会员。巴黎则试图通过煽动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attaque brusquée）的恐惧来赢得广大民众对1913年大规模提升军备的支持。在英国，政府批准成立的海军联盟和国民服役联盟聚集了30万之众。

在这类方式的运作之下，1913年的欧洲社会实际上已被“军事化”。武装力量在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等地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视为国家的化身；军队领导层的评估也因此变得举足轻重，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增长。

欧洲各大城市的战争纪念碑，如柏林的胜利柱、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柱、巴黎的凯旋门或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柱，似乎不断在做“广告”，提醒着每一位路人记住他们国家的战争历史和“战神”人物。在欧洲国家的神话与象征中，战争和军事本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为国家提供了采取战争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当然，战争在欧洲的种种存在形式不仅源于上述历史记忆，还源自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个理论将“斗争”和“权力”提升为政治行动的指导原则，并认为国家必须以扩张为目标。尽管只有少数政治家信奉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在德英法语言中，“生存之战”（“Kampf ums Überleben”、“lutte pour la vie”、“struggle for life”）这等口号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政治思维与行动中。

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似乎也证实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设。1900年前后的英国和德国（法国较少），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会形成几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国家的势力范围规模及其资源配置将决定20世纪谁主沉浮。

所有这些，都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土壤，找到了“借口”（casus belli）。

一战时德国陆军实际领导人、“总体战”理论的奠基者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ndorff）就曾明白无误地表示：如果欧洲大陆爆发战争，就必须“制定战争借口，使得全民一致且热情地拿起武器。”

1898年，好战的山姆大叔向西班牙发出警告的漫画。维基百科

当焦距被拉回到今天的世界，人们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本质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换了形式和视角。

有记者问《梦游者：欧洲如何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的作者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为何称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现代事件”，他的回答非常具有画面感：“当我在学校了解那段历史时，眼前浮现的是过去的世界：华丽的哈布斯堡制服和复杂的宫廷仪式。但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才意识到它其实始于一个车队穿过一座城市，还有一位自杀式行刺者……而这些是我们从现代世界中了解到的东西。”

叙事方式变了，宣传手段变了，但当年各国参战的那些论点和做法今天依然能听到和看到，譬如，争着扮演“受害者”；眼中只有别人的挑衅，而没有自己的不当；自己的措施是防御性的，对方的则是进攻性的。

二战后出生的比利时历史学家莫雷利（Anne Morelli）在其著作《战争宣传的基本原则》（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propagande de guerre）中，将以下宣传技巧称为“新十诫”：

1.我们不想要战争，2.敌对阵营要负全责，3.敌人的领导是魔鬼，4.我们为正义的事业而战，5.敌人使用非法武器，6.敌人故意犯下暴行，我们只是意外犯错，7.我们的损失很小，敌人的损失巨大，8.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支持我们的事业，9.我们的使命是神圣的，10.质疑我们报道的人是叛徒。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及的德国政治家基塞韦特就认为，社交媒体是“真相之战”（War of Truth）的阵地。问题是，现代传媒工具并非是某一方的“专利”，各方都在用其为自己的叙事服务，因此，所谓“真相”只可能是相对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政府或政客若想发动战争，可用以战争宣传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手段极为丰富，因而危险性也更高。

小说《黄鸟》（The Yellow Birds）的作者鲍尔斯（Kevin Powers）在记录他在伊拉克作为士兵的经历时说过一句话：“将敌人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 des Feindes）是战争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战争宣传还是借口，屡试不爽的套路过去和现在其实大同小异，特别是以下两种：

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

在一战期间，列宁从阶级性的角度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一论点是否能解释所有战争形态值得商榷。《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确立的“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是否真正起到了禁战和止战的作用也值得探讨。

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正义与非正义”往往成为战争参与方之间的“文字游戏”和“各执己见”，其中不乏明显的战争借口：

奥匈皇帝认为向塞尔维亚宣战理所当然且势在必行，理由是自己的皇储被当地的塞族激进分子刺杀。

希特勒对波兰不宣而战，拉开二战序幕，是因为德国边境遭到波兰的袭击（其实是自导自演），是忍无可忍的自卫。

美英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制止萨达姆·侯赛因制造核武器，事后证明这一理由“子虚乌有”。

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对科索沃战争进行武装干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禁武条款，因此是一场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对阿根廷而言是收复失地反殖民的“正义”战争；对英国来说，出兵保护拥有“英国文化身份的岛民”符合联合国民族自决原则。

普京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四个主要理由是：1）遭到北约的围堵，2）俄乌传统上就是一体，3）乌东地区的俄族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4）对美欧支持下的乌克兰可能的侵犯进行“先发制人”。

1900年7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以德驻华公使克林德（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Ketteler）被杀为借口，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加入侵华的八国联军。他在不来梅港送别部队时发表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

德皇威廉二世在不来梅港的劳埃德大厅前，穿着海军陆战队营制服发表讲话。维基百科

该演说有“官方”和“非官方”两个版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演说内容和措辞极富争议，所以不得不进行“润色和删减”。笔者在此引用“非官方”文本中的一段：

“当你们遇到敌人时，就要击败他们！不要给予宽恕！不要俘虏！任何落入你们手中的人都归你们处置！就像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国王阿提拉领导下赢得并流传至今的威名一样，愿你们的行动也能使德国人这个名字在中国威震一千年之久，让中国人从此再不敢斜视一个德国人！”

文字一目了然，寓意一清二楚：“我们正义而威武，你们野蛮又垃圾”。

“天使”与“魔鬼”

为了让自己的战争准备和武力行为显得顺理成章，在自我“神圣化”的同时还必须要“妖魔化”对手。这种手段也被称之为“情绪动员”（th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自我“神圣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标榜自己“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把自己参与的战争描述为一场背后有神圣使命的“十字军东征”。

一战期间，常用的参战理由概括起来说就是以下三点：“消灭军国主义”，“捍卫小国弱国”，“为民主做好准备”。这些听起来非常光荣的目标，后来几乎在每次冲突前夕都会被逐字重复。

一战前法国政府动员军队时提出的理由是“这是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为进攻波兰辩护时说：“元首不想要战争，他下决心时心情沉重，但战与和不取决于他，而是波兰”。

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神父出身的德国前总统约高克（Joachim Gauck）在“慕安会”这样的国际场合上发言时，要求德国为确保“人权”和“法治”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必要时也包括军事行动。

小布什将伊拉克战争描述为对抗“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的十字军东征，是“善与恶的斗争”。将民主带到伊拉克是“我们”的责任，这是直接源自上帝意志的善举。因此，发动战争成了实现神圣意志的行为。

日前，泽连斯基在特朗普的施压下提出30天无条件停火时，也声称是为了和平解决冲突。既然停火是为了和平，那之前为何没有提出停火？

“妖魔化”对手则是另一剂“灵丹妙药”。

科索沃战争期间，法国《快报》（L’Express）在描绘塞尔维亚总统米洛什维奇时不谈其观点，而是强调他是个反复无常、情绪波动、“病态”、“暴力”和“易怒”的人，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道：“他发怒时面部扭曲，转眼间又恢复了镇定……”

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小布什总统或布莱尔首相义正词严地说：“敌对阵营肯定是由一个疯子、一个怪物领导的……他挑战我们，我们必须将人类从他手中解放出来。”

罗米奇（Miliana Romic）在其题为《情绪动员——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的论文中写道：“在战争宣传中，有意识地使用关键词是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独裁者、仇恨、武器、恐怖主义、压迫、政权、暴政、邪恶、狂热等词语被用来构建清晰的敌对形象，并以此来制造恐惧和不安。”

她还用具体数据证明主流媒体是传播这些言论的“急先锋”，指出这些“意见领袖”在政治正确的影响下，与政治决策者一起不加审核即传播许多不实信息，用巧妙的手法影响公众的视角和认知。

她举例说：如果德国联邦政府将南斯拉夫境内冲突描述为“内战”，那么德国民众对军事参与的赞同率就会降低，武装干预的合法化也就不成立。因此，官方和媒体就将南斯拉夫局势描写成“推翻一个残酷压迫人民的独裁者”。之后，德国参战的支持率一下就高涨至45.1%。

扩军备战与结盟政策

去年5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绍伊古（Sergei Shoigu）这位军人出身的防长职务。此消息本身轰动性不大，因为绍伊古2012年就职后就有过起落升降。出人预料的倒是继任人选别卢索夫（Andréï Beloussov），因为此公并非军人，而是位经济学家。

很明显，普京的这个人事安排标志着俄罗斯开始进入“战时经济”，也意味着俄乌战争短期内不会真正结束。

作为这场军事冲突的一方，俄罗斯的这一战略举措很正常。一战时期，德意志帝国就实行过“战时经济”，其他参战国家，如英、法、美、俄、奥匈，虽然避用这个称谓，但实际做法也八九不离十。

按理说，这也是今昔相比之下的一个共同点，应该被纳入本文的叙述范畴。但是，“战时经济”的目的和手段毕竟很清晰，因此不妨把省下的篇幅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这次在“官宣”上一直避免成为冲突方的欧盟，最近为何大张旗鼓地急速扩军？换而言之，非参战方为何也开始“穷兵黩武”了？

不久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盟各国领导人提出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欧洲军备计划，名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ReArm Europe）。

根据Statista提供的这张图表，欧洲总共可以集资8000亿欧元。如果成员国额外将其经济产出的1.5%投资于国防，四年内共可筹到6500亿欧元。而且，这部分将不受“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举债限制，更不会受到相应制裁。欧盟此举无异于在鼓励成员国借钱强军。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了一个1500亿欧元的“新基金”，以增加欧盟的国防投资，其中包括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该计划还将从欧盟预算中抽调出更多资金用于与国防相关的投资。计划的最后两项是推进所谓的“储蓄和投资联盟”，以及借助欧洲投资银行来调动私人资本。

德国新政府尚未上位，联邦议会日前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修宪，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揽子财政计划”开了绿灯。根据这项计划，涉及国家安全的那部分开支（国防、民防、情报部门以及网络安全）如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相当于约440亿欧元），可以举债实现，而且上不封顶。

冷战结束后，欧洲23个国家先后暂停了义务兵役制，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军队，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典、葡萄牙、西班牙等。所谓“暂停”是指法律条款依然存在，但暂时不执行。

如今，作为欧盟内最主要的两个国家，德法对恢复义务兵役制的讨论方兴未艾，甚至有人开始重提建立“欧洲军”（European Army）的议题。

根据法国《巴黎人报》（Le Parisien）3月15日发布的一项民调，86%的受访者主张恢复兵役制，其中53%表示支持恢复“义务兵役制”。此前，德国北德电台在本地区也进行了一次民调，7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恢复2011年暂停的义务兵役制。另据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YouGov三月初发布的民调结果，赞成恢复的甚至高达58%。

欧盟和德法等国“赶集”似的推出这些计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战前夜各国纷纷开始“总动员”的情景：

俄罗斯在1914年7月25日开始秘密进行部分动员，这被德国解读为准备开战的信号；7月30日，俄罗斯尽管仍愿意进行谈判，但还是启动了全面动员，这反过来又被德国视为挑衅；压力之下的德国政府于是也开始进行动员，并于第二天宣布进入“战争威胁状态”；俄法对此的反应是向德发出最后通牒，这又被德方视为进一步挑衅……

就这样，这场“七月危机”（Julikrise）在短短数日后便演变成一场持续四年之久、造成1000万军人和700万平民死亡、2000万人受伤的“旷世”战争。

如果一战时期各国官民知道等待他们是这样的结果，还会带着那份“狂热”将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吗？决策者们还会如此意气用事和自以为是吗？那么，今日“俄乌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参与者，是否也对自己提出过类似的拷问呢？

当下欧盟诸国的“重新武装”热潮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原因：

过去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和美国的安全保障让欧洲各国沉湎于“先经政治”，因而荒废了武功；

俄乌战争让欧盟诸国看到战火已烧到家门口，莫斯科展示的“獠牙”让欧洲的恐俄症（Russophobia）再次泛滥；

最关键的因素是特朗普当局在全球战略上已展露出改弦易辙的意图，欧洲切身感受到盟友和老大的“冷漠”，担心随时有可能被其“抛弃”。

根据最近分别在德、法、英、意和西班牙所做的民调结果，除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的受访者给美俄领导人的“危险性”几乎打了平分：特朗普74%，普京79%。在这个大变局中，欧洲国家不得不问，美国如今依然是伙伴，还是已成对手？

1878年，俾斯麦倡议的《柏林条约》签署

回望历史，人类之所以能坠入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曾被热捧的“结盟政策”。

作为一种战略构思和实践，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结盟先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联盟”，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抗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一战时期的协约国和同盟国，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和轴心国，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等。

从结果来看，除俾斯麦在欧洲编制的错综复杂的“结盟”架构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联盟方略，绝大多数均以“群殴”告终，特别是一战期间。

二战后各国汲取过往的教训，调整了结盟目的。新的结盟政策主要是为了遏制对手，联合自卫，威慑效应和维持均势，其重点是“自卫”和“均势”这两大块。

冷战结束后，“华约”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北约”却保留了下来。原因很清楚，在此恕不赘述。

这一发展进程带来以下三个后果：

美国在国际上一家独大，欧洲盟国享受利益均沾，世界上原有的战略均势不复存在；

历史都被终结了，天下再无对手，北约的“集体防卫”自然也就没了必要；既然闲着没事干，于是开始“兼职”或“转行”，变成“世界警察”和“民主干涉主义”的工具。

不仅如此，“北约”还伙同“欧盟”一路向东，势如破竹，直接把东欧纳入自己的版图，让几乎没有自然屏障的俄罗斯西部边界“敞胸露怀”，暴露无遗。

这种没有均势的国际格局和极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迟早会令世界不安，这也是某种历史必然。

随着俄罗斯的渐渐复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量的崛起，“恢复均势”和“建立多极”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美欧似乎还不愿接受这一新的事实。

结语

我们在浩瀚的历史信息中刨根问底，寻找蛛丝马迹，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佐证或否定什么，而是为了解惑和明理。

笔者在写本文时，以下问题萦绕不断：

2014年基辅独立广场的流血冲突是1914年萨拉热窝行刺事件的现代版吗？

一战期间第一个退出战事的是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尼古拉二世后的苏维埃政权，那么，首个摆脱俄乌战争的会是去年击败力挺泽连斯基的拜登总统后重新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吗？

一段时间以来，德国开始公开谈论“战争能力”（Kriegstüchtigkeit）问题。重振军力一旦成为政治的首要目标（已有这种趋势），欧洲邻国难道不担心德国最终会重新走回历史上的“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吗？

巴尔干半岛常被称为国际冲突的“火药桶”，欧洲的强军举措眼下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长远看是否存在成为下一个“军火库”的危险？

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在短短20年内重新武装到可以再次发动一场全面战争，那么，为了对付俄罗斯而被武装到牙齿的乌克兰，在战争结束若干年后是否会为“收复失地”而重起战端？

英法眼下在乌克兰问题上明着“斡旋”暗中“支持”的做法，是否有点像两国在二战前夕以“绥靖”方式为“备战”争取时间？

德意志帝国发动一战，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争夺“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即新殖民地带来的“经济补偿”（wirtschaftliche Kompensationen）和“经济与金融平衡（wirtschaftlicher und finanzieller Ausgleich），这与今日的“锂矿说”和“矿产协议”又有什么区别？

特朗普与普京的单独媾和是在结束一场杀戮，还是更大规模冲突的开始？

在做完“今昔比较”后，我们似乎依然不清楚与今日之“俄乌战争”相对应的，是一战前夜的哪个环节和哪个阶段，也难以预测现在的各参与方将把我们的这个世界带往何方。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生前曾就北约的战争行为说过以下一段话：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想法来自美国。但白宫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人权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帝国主义动机。鉴于我们在20世纪的历史，我们德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参与军事干预持保留态度。我们时常能听到有人鼓噪，说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事干预。这个论点更适合尼伯龙根传说，而不是今天的现实。北大西洋联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防御联盟，而不是一个改造世界的联盟。”

智者之言，振聋发聩。

下面则是另一位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表述：

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时任德国总理的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预感到一场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及更广范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后果更难以预料，于是发出了“茫然一跃入黑暗”（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的千古叹息。

今年是一战爆发111周年，人类似乎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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