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特朗普不是“革命性领袖”，特朗普主义也不是“法国大革命”

【文/斯蒂芬·沃尔特，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如果让您想象一位“革命性领袖”，出现在眼前的可能是穿着军装的大胡子人物（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切·格瓦拉），像列夫·托洛茨基或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那样一呼百应的政治演说家，或者是缠着头巾、怒目而视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那种形象。您可能不会联想到一位头发倒梳、一身深色西装且系着长长的红领带、体重超标的78岁美国房地产业继承人这种形象。

当然，俗话说，人不可貌相。

在大约30年前写就的一本书中，笔者将革命定义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体制被社会内部成员摧毁，随后建立起一个新政治秩序”的过程。虽然特朗普主义的最终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初看上去，他（和支持者）的愿景似乎符合这个定义。正如过去两个月所充分表明的那样，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仅仅试图修改或扭转前任的政策（所有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这样做）。

相反，特朗普和支持者正试图摧毁或激进地调整一批数十年来治理美国的关键机制，包括宪法本身的含义。他们还试图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实施影响深远甚至是革命性的变革。这些变革所带来的根本性冲击，其程度远远超过尼克松时期的中美破冰与小布什那命运多舛的中东改造计划。

当地时间2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 视觉中国

在早年的书中，笔者提出，由于恐惧与过度自信这两个元素的致命结合，大众革命（指在政治领导下，将广大民众动员起来反对精英阶层的革命）几乎总会导致战争。试图推翻一个既有政权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那些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人士面临着该如何集体行动的艰巨挑战。为了说服人们加入或支持革命运动，其领导者必须要能说服追随者，让他们相信尽管前路艰难，但革命一定会成功。为此，他们在意识形态教育中将旧秩序描绘成邪恶的、无力改革的（所以必须将其推翻），也注定是要灭亡的。

从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美国的开国元勋到沙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这些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往往自视为在本国或海外推行一种新社会模式的先驱。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成功夺取政权的经历会激励他人，所设立的榜样最终会传遍其他地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可以被视作这样的例子：其领导者坚信，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的一个新哈里发国将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同情，这样的社会动荡最终会席卷其他国家。

当基于此类新潮理念的运动掌握权力后，其它国家自然会担心被这种具有传染性的政权形式所波及，尤其是当那个新政府主动宣布要把其原则传播到各地时。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心存忧虑的既有政权会在这个新政权变得更强大之前，试图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而革命后往往伴随出现的混乱和暂时的虚弱局面，更会增加这样做的诱惑。

因此，革命性的政权完全有理由担心外国干涉，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主张经常把外国对手描绘成纸老虎，在革命浪潮面前不堪一击。所以，双方往往会同时感到恐惧和过度自信：彼此都认为对方很危险，但也很容易击败对方。更有可能的结果——是双方都错了。因为历史上常见的结果既不是革命浪潮的迅速扩散，也不是新生政权的快速倒台。相反，更常见的结果是法国、沙俄与伊朗爆发革命之后（以及相对不那么常见的，美国、墨西哥与土耳其的革命之后）陷入的旷日持久的冲突。

好消息是，特朗普主义并不是像推翻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或巴列维王朝那样的大众革命运动，特朗普也不是那种革命性领袖。特朗普主义代表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心怀不满的精英（通常是军人）获得了权力，并安排新的代理人取代旧秩序中的关键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主义更像是凯末尔（一位心怀不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官）领导的土耳其革命，纳赛尔与“自由军官”（更多心怀不满的军方将领）领导的埃及革命，或者日本的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可能引发冲突与战争，但其破坏性往往小于自下而上的革命。

特朗普主义也被证明不太可能具有传染性。特朗普和史蒂夫·班农等政治盟友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和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等领导人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特朗普政府也同德国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等“右翼极端主义”政党表现出强烈的亲近感。但这些政治运动早于特朗普主义出现，也并非受到特朗普本人的启发。

特朗普没有开创一种全新的、激进的革命模式；他只是在沿用欧尔班或埃尔多安等领导人已经操弄过的民主倒退、自我交易等手段。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威权主义领导人站在一边固然显得意义重大，但这样的剧本也不是第一次上演了。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上台初期采取的做法，反而巩固了好几个国家主流政党的支持率，最典型的包括加拿大、德国与英国的情况。这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一场“法国大革命”。

更准确的看法是，特朗普并非一位激进地为全世界开创了全新（以及具有潜在传染力的）政治模式的革命领导者，而是一位试图回到过去的“反进步主义”领导者。“让美国再度伟大”（MAGA）这句口号已经揭示了一切：当一个人声称要让一个国家再度伟大时，其目光就会紧盯着后视镜，而不是向前看。

特朗普不想要维护助推了过去七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有规则的自由贸易，而是像一百多年前的威廉·麦金莱总统那样试图征收进口税（又称关税）。他不想推行种族和性别平等、包容其他少数群体的理念，而是想恢复白人至上主义与传统的性别角色。他不想在国际法和多边合作机构（其中华盛顿发挥了主导作用）的指导下持续参与全球事务，而是想让美国摆脱全球事务。相比受到规范约束的大国竞争，他更期待看到大国像一个世纪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攫取一切。他不想维护美国的言论自由以及基于爱国主义的批评，而是想压制美国的新闻界，让大学学会服从，以及基于政治观点将拥有合法居留权的人驱逐出境。

在一个因为有志移民的到来才焕发新鲜活力的国家，特朗普不想让美国被多元化的理念主导，而是想让美国被高墙包围，只有在这里出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他不想制定基于科学和事实依据的公共政策，而是希望由他本人和小罗伯特·F·肯尼迪说出口的一切就代表“事实”。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称，特朗普政府将吊销哈马斯支持者在美国的签证和/或绿卡 社交媒体

除了埃隆·马斯克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特殊的破坏性角色外，特朗普的做法谈不上什么新意或是具有革命性。这是令人熟悉的威权主义者的剧本，在许多地方都曾推行并加以完善——通常来说效果不佳——只是还没有出现在美国。我们不要忘记：正是一场反对这种治理方式的革命造就了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越来越接近当初开国元勋提及的理想，直到现在。

在发表《独立宣言》的第250周年纪念日前夕，如果明年我们最终庆祝的不是那份文件所代表的革命原则，而是那些原则的消亡，这才会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原文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评论网站，原标题：特朗普不是一位“革命性领袖”。译文有删改，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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